环境行政管理是政府介入环境市场化运作的一种宏观调控手段，指国家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和其环境行政主管部门，为了达到既能发展经济满足人类的基本需求，又不超过环境的容许极限的目的，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对所辖区域的环境保护实施统一的行政监督管理，并运用经济、法律、技术、教育等手段限制人类污染于破坏环境的行为，保护环境，改善环境质量的行政活动i。
一、文献综述
在对环境的产生和管理理论方面最具影响的是“经济发展原因说”。“经济发展原因说”探究的事环境问题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其研究成果首推“零增长理论”和“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
1.“零增长理论”。“零增长理论”最早见于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表的著名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TheLimitstoGrowth)，认为环境问题是由经济增长引起的，只有实现“经济零增长”，才能达到“环境零污染”。
2.“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1991年美国经济学家Grossman和Krueger首次实证研究了环境质量与人均收入之间的关系，指出了污染与人均收入间的关系为：污染在低收入水平上随人均GDP增加而上升，高收入水平上随GDP增长而下降。即“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简称EKC曲线)假说”认为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的长期关系呈倒U型形状，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或较高的情况下，环境问题并不严重，而在经济发展水平由低到高增长的过程中，环境问题则十分凸显。1993年Panayotou借用1955年库兹涅茨界定的人均收入与收入不均等之间的倒U型曲线，首次将这种环境质量与人均收入间的关系称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EKC揭示出环境质量开始随着收入增加而退化，收入水平上升到一定程度后，随收入增加而改善，即环境质量与收入为倒U型关系。
二、我国环境问题产生的原因
1.我国经济基础薄弱，发展起步较晚。经济发展成为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曾一度形成地方保护主义和“GDP崇拜”。在经济增长方式还比较粗放的情况下，政府面临着经济利益与环境利益的艰难取舍。而行政机构又多实行“以GDP论政绩，以政绩论职位”的晋升标准，导致许多地方政府只注重眼前利益，忽视甚至牺牲长远利益来谋取较高的GDP。虽然这种情形已经得到有效遏制，政府也提出了“绿色政绩”的口号，但长久以来对环境的破坏以及环境质量的“向下刚性ii”大大削弱了环境的承载能力。
2.相较于西方的“有限政府”思想，我国传统的行政管理体制以“全能政府”作为主体，忽视了社会制衡型政策的市场引导作用，这与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有密切关系。但是政府并没有形成系统的环境行政管理体制，而且，环境管理主打“治理牌”，对于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预防工作做的不够到位，没有产生应有的效果，政府行政监督检查与企业实际行为的“两层皮”现象，使一些企业存在侥幸心理，为了眼前的利益铤而走险。
3.企业的社会责任感以及居民的环保意识不强。居民的环保意识不强很大程度上与政府在居民心目中的“全能”形象有关，在西方国家，“有限政府”一直是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民众对政府的权力扩张保持着高度的警觉。而在我国，大部分居民没有认识到环境质量与个人长远利益的相关性，对于环境保护，多采取漠不关心、互相推诿的心态。
三、环境行政管理的实证分析
实证研究主要有小样本的案例研究和大样本的计量分析两种方法。针对我国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源，政府提出系统而科学的环境行政管理体制，以下从环境行政管理的绩效角度，根据典型案例，利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对我国的环境行政管理进行可行性分析。
(一)线性回归检验分析
1.指标选取和说明
总体而言，行政管理绩效的高低很难量化，但由于我国是共产主义国家，所以经济上的绩效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体现行政上的效率的高低，于是，选取了GDP作为衡量行政绩效的指标，即：在一定程度上，行政管理与GDP呈现出正相关性。基于上述指数，笔者将环境污染指数与GDP联系在一起进行分析。由此可以在总体层面上分析我国综合环境污染指数与人均GDP的关系。而在综合环境污染指数中目前国内有关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大多侧重研究环境污染中某一环境要素，没有考虑污染物的排放总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而一个整体环境质量的决定因素是污染物的数量，而非其载体的总量所决定的。因此，为避免所得结论可能存在某些偏误，本文选取三大指标废水、废气、固废，及其相应的量纲为吨/年、吨/年*人、吨/年*万平方公里。于是，以废水、废气、固废的年排放量为指标体系计算各年的环境污染综合污染指数，得到的数据如下：
2.绘制趋势图和相关分析检验结果
由于上述两种趋势图涉及到单个污染因子的排放量，因此将绘制单项污染因子排放量随人均GDP变化的趋势图，以便于分析和比较。选取的GDP年份为1997年至2005年。中国库兹涅茨曲线：之一为人均排放量的综合环境污染指数与人均GDP的关系图；之二为单位面积排放量的综合环境污染指数与人均GDP的关系图。
由图1和图2可以看出，环境污染综合指数与人均GDP之间的线性拟合曲线，均是五次拟合优于三次拟合，这一点可以通过它们曲线的相关系数和线性回归显著性F检验可以得知。可以显然看出两图中的三次和五次拟合曲线的走势基本一致，均是先出现倒U型，而后呈现约四分之三个正U型，从曲线的发展趋势预测，将来的曲线形式会是倒U型。
(二)可行性分析结论
综上所述，以废水、废气、固废的排放总量为污染指标而形成的中国环境污染综合指数与人均GDP的关系曲线形状表明研究年份内的曲线和倒U型的左侧吻合。因此在该指标体系下建立的库兹涅茨曲线验证了库兹涅茨假说在中国的存在性。而且，由包含具体污染因子的指标体系形成的环境污染综合指数与人均GDP的关系曲线呈现出另外的特点，即先出现倒U型，而后呈现约四分之三个正U型，从曲线的发展趋势预测，将来的曲线形式会是倒U型，这样形成的大致的曲线形式可能会呈现倒W形。特别对于中国现在的现状，我国的发展还未到达EKC曲线的顶点，可以预见今后的一段时间内，如果我国环境行政管理得到加强，环境的污染状况会随着经济的发展先恶化，但是恶化的速度会因行政管理的改善减慢，直至EKC曲线达到顶点。所以在中国今后的发展中，保护环境并不意味着制约经济的发展，未来的中国有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可能。
四、环境行政管理的规范分析
从政府的角度而言，有效地制定和实施环境规划是解决环境问题的可靠途径，而这其中重要的一环就是环境项目优选审批，下文将运用成本-效益分析法对这方面进行分析。成本收益法是指通过对即期成本支出和预期收益的比较来计算投资收益率的方法。利用这一方法从n组投资项目中作出选择，主要有两种计算方式：
(1)计算投资收益成本比值：即以贴现后的投资收益现值除以贴现后的投资成本现值。
公式中：I/C为收益成本现值比。Bi为第i年投资收益，即实施该规划项目在第i年所能带来的收入额，Ci为项目实施期间第i年投入的成本，r为年利率。如果I/C>1，则表示投资收益大于成本，能够弥补投资成本的支出。因此，实施该项规划在经济上是合理可行的。但若多组投资项目都能带来正的投资收益，则需比较他们各自的收益成本现值比(I/C)，比值越大，投资收益率越高。
(2)计算净收益现值：以贴现后的净收益除以贴现后的成本来求收益率。
其中，NPV为项目投资净收益现值，如果NPV>0，则表示投资收益大于成本。
五、环境规划的最终目标——可持续发展
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表题为《我们共同的未来》的报告，定义可持续发展为“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危及后代人满足其自身需求的能力”，自此，可持续发展正式成为各国制定环境政策的理论依据。可持续发展的定义包含两层含义：同代人之间平等发展、代际间平等发展。罗尔斯在其著作《正义论》中提出一种关于代际间平等发展的假设：假定每一个人都置于“无知的面纱”后面，他们既不会过度保护资源，也不会过度地开采资源。然而，罗尔斯的假设只能存在于“假想的真空”之中，现实中要实现资源在不同代人之间的最优配置是一项长期而艰难的工作。因而，政府必须认识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是一个和谐共存、唇齿相依的统一整体，必须加强环境行政管理，有效地制定和实施环境规划，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来源：企业导报·上半月 2009年6期
作者：韩利娜 李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