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师德师风建设的关键路径

王文静，曾榕清

摘 要：在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大力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是打造高质量教师队伍的重中之重。精神
引领、文化涵养和制度保障是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师德师风建设的关键路径。精神引领是行动自觉，通过教师内在性的精神领悟与外在化的公共呈现，让教育家精神成为每一位教师的自觉追求；文化涵养是必由之路，立足中华文化传统，秉承“学以成人”的师德涵养理念，构建“时时觉察”的成长机制，追求“立己达人”的理想境界，激发教师的内在动力；制度保障是重要支撑，基于中华文化对人性的洞察，通过公正、合理和健全的制度保障，真正实现对每一位教师的真切关怀。三者相合共生、相辅相成，贯穿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师德师风建设的全过程。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师德师风；精神引领；文化涵养；制度保障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为中华民族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做出的重大部署，也是为化解当前人类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提供的中国方案。建设教
育强国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立德树人是教育的根本任务，教师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主体。师德师风是评价教师队伍素质的第一标准。据 2022 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中国现有 1880.36 万大中小幼专任教师，教师群体的师德提升直接关乎全中国 2.93 亿在校学生的身心成长，并进一步辐射全社会道德风尚的建设。但在当前师德师风建设的过程中，还存在着“为建设而建设”的认知困境，以至于面临“不会抓、无力抓、抓不实”的实践挑战，出现了“表面化、走过场”等“以形养形”的现象，究其根本原因，在于对新时代师德师风建设的关键路径认知不足。本文立足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的大背景，尝试提出“精神引领”“文化涵养”和“制度保障”三大关键路径，以期对新时代师德师风建设有所裨益。
  一、精神引领：新时代师德师风建设的行动自觉
  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党的二十大报告将“丰富人民精神世界”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
求之一［ 1］。2023 年 9 月 9 日，总书记致信全国优秀教师代表，希望广大教师“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并深刻阐释了“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之内涵：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理想信念，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的道德情操，启智润心、因材施教的育人智慧，勤学笃行、求是创新的躬耕态度，乐教爱生、甘于奉献的仁爱之心，胸怀天下、以文化人的弘道追求［ 2］。总书记关于教育家精神的重要指示，为新时代高质量教师队伍建设提供了基本遵循，为新时代师德师风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如何深刻理解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之渊源？如何切实把握践行教育家精神的时代意义，进而让教育家精神成为每一位教师日常行动中的自觉追求，成为新时代师德师风建设的行动自觉？是需要探讨的重要课题。
  （一）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之渊源
  梁启超有言“，凡一国之能立于世界，必有其国民独具之特质。上至道德法律，下至风俗习惯、文学美术，皆有一种独立之精神。祖父传之，子孙继之，然后群乃结，国乃成”［ 3 ］。教育家精神植根于中华传统师道文化，贯通于中国共产党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正在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强国建设的伟大实践。

  回溯源头，孔子面对“天下之无道也久矣”的时代境遇，以“道在我身，人能弘道”为自己的天命担当，以“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为师者的自我修养，以“闻道，行道”为育人的理想信念，光大了中国传统社会“天地君亲师”的精神信仰，树立了中华传统师道的精神典范。近现代以来，面对内忧外患的局势，一大批教育家用深邃致远的教育眼光、中西融通的教育思想和果敢勇毅的教育实践书写了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的辉煌篇章。如，杨昌济胸怀天下，以“欲栽大木柱长天”为使命，培育出了毛泽东、蔡和森等一大批经邦济世的“大木”；陶行知乐教爱生、甘于奉献，一生坚守与实践“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教育信念；张伯苓至诚报国，他 1935 年在南开大学开学典礼上提出的爱国三问——“你是中国人吗？你爱中国吗？你愿意中国好吗？”不仅是历史之问，更是时代之问、未来之问。进入新时代，“人民教育家”于漪、卫兴华、高铭暄，“七一勋章”获得者张桂梅，“时代楷模”李保国、黄大年、钟扬和陈立群等一大批新时代教育家典型涌现，他们在行动中做塑造学生品格、品行、品味的
“大先生”，他们身上承载的教育家精神融入了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深刻回答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培养什么人”“为谁培养人”“怎样培养人”这一教育的根本问题。基于不同的历史
方位与时代使命，一代又一代教育家身上所集中展现的精神品质在时代的洗礼中升华，成为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一脉相承又守正创新，高位引领又可学而至，成就了中国教师本有、共有和应有的精神气象。
  （二）践行教育家精神的时代意义
  教育家精神从源远流长的中华传统师道文化走来，正在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闪耀着时代光辉，尤其在树立教师队伍的精神坐标、形成师德师风建设的典型引路效应和助力中国特色师德师风体系的构建三方面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
  第一，树立教师队伍的精神坐标。中华文化属于伦理型文化，教师的道德不是个体化的职业要求，而是天然地处于向外延展又内在关联的家国天下之中，是教师内在性的精神领悟与外在化的公共呈现，正所谓小我是“一个人”之我，大我是“一群人”之我，选择教师，就是选择心有大我、胸怀天下的精神生长者。弘扬践行教育家精神，正是引领广大教师把个人的“小我”融入祖国与人民的“大我”之中，勇担国家责任、政治责任、社会责任和教育责任，成就中华传统师道在新时代的守正出新。诚如钱穆先生所言：“就中国传统师道言，教师之自觉与自尊，实该由教师方面自动警策。当知作育人才，光宣文化，此是何等伟大的使命？而愿意来担负此项使命的，同时其本身即成为伟大。一切的一切，都不应也无从把外面的物质条件来衡量。而且此种精神一经兴起，如响斯应，中国社会上尊师重道的旧传统，与旧观念，必然会迅速复活。这里面的转折点，则只在为师者之一念改变上。”［ 4 ］弘扬践行教育家精神，其时
代深意在此。
  第二，形成师德师风建设的典型引路效应。师德教育与学科领域的教育有着本质的不同。师德教育中有一个重要的方式是榜样示范，也被称为典型引路效应，即通过一位好老师的成长，能够带动一批好老师的成长；通过教育家精神的引领，能够形成教师勇担国家责任的“集体无意识”。正所谓“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善于抓典型，让典型引路和发挥示范作用，历来是我们党重要的工作方法。实践证明，抓什么样的典型，就能体现什么样的导向，就会收到什么样的效果”。“抓典型，更具意义的是要树立精神上的榜样，让人们学习典型所体现的精神，让典型身上的精神发扬光大。”［ 5］从某种意义而言，只要践行教育家精神的教师达到某个数目，就会在某个地方形成一种精神文化自觉，其他地方的教师就会受到感染，并汇聚成一个巨大的正向能量，成就一位又一位教师，影响一批又一批学生，惠及一个又一个家庭，进而影响到整个社会。
  第三，助力中国特色师德师风体系的构建。有学者认为，一种文化若能成为“软力量”，必须能够解释自
己，必须能够让“他者”了解和信服，最终使他者能自愿接受［ 6 ］。中国特色师德师风体系的构建不在外国理论中，也不在书本教材上，就在每一位中国教师的身上。教育家精神是立足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的大背景，深入挖掘中华民族一代又一代教育家的独特精神世界，高度展现中国教师看待世界、看待人生、看待教育的独特精神内涵。因此，教育家精神既是中国的，又是现代的，还是在一位又一位、一代又一代中国教师自觉、自知和自主地践行教育家精神中源源不断生成的，既超越了近代以来的西方中心主义，又是在中华传统师道文化基础上的守正出新，彰显了坚定的文化自信，既有深厚的实践基础，又展现了高度的理论自觉，创造性地推动了新时代师德师风建设的理论创新，逻辑自洽地诠释与构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师德师风体系。
  （三）教育家精神要落实在每一位教师日常的行动中
  教育家精神指向的不是极少数的优秀教师，而是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助力教育强国建设的庞大教师队伍。因此，教育家精神的真正弘扬，要落实在每一位教师的身上，离不开每一位教师的日常践行。
  具体说来，有如下三方面内涵。第一，教师只有在践行中，才能真正领会教育家精神的实质。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王阳明《答顾东桥书》）。教育家精神的六个方面，看似都容易懂，但只有践行了才是真的懂。每一位教师只有从自己的本心做起，从自己的当下做起，在践行中不断领会教育家精神的实质，才能真正感受到教育家精神带给自己的强大精神动力，才能真正提升成为教育家型教师的信心。第二，教师要在践行中磨砺内心“自觉、自知和自主”的真工夫。所谓自觉，是教师开始向内看，自我觉察，修己以敬，因为只有靠自己，才能成为教育家型的教师；所谓自知，是教师建立自知之明，时时事事以教育家精神来切己体察，反思改过；所谓自主，是教师成为自己的主人，让教育家精神成为自己的生活方式。教师要把自己的心彻底“投进”践行教育家精神的真实情境中，与眼前的学生、同
事、家长、亲人和朋友不断地“切磋琢磨”，才能真正有精神气质的改变。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教师前期的成长看似缓慢，但有了一定量的积累，自觉、自知和自主的“真工夫”就会连成一片，成为自己的自然本能。第三，每一位教师践行教育家精神，要以“个人”为中心，更要以“天下”为终极。中华传统师道追求“士希贤，贤希圣，圣希天”的理想人格境界，看似高远，实则平易。诚如钱穆先生所说：“一人之心可以影响转移到千万人之心，心转则时代亦随而转。中国人的文化信仰及其文化理论，最注重者在此。所以，各人之正心诚意，成为治国平天下之基本”［ 7 ］。因此，中国人讲精神，一般从个人讲起，精神就表现在每个人的身上和心上。从某个意义上说，每位教师日常的精神践行，就是在“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二、文化涵养：新时代师德师风建设的必由之路
  2021 年 7 月 1 日，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首次提出把马克思
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被誉为“第二个结合”。《改变中国的“第二个结合”——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理论创新与实践》中指出，“第二个结合”使马克思主义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内容，跳出了以往所谓“马魂、中体、西用”等传统“体用”窠臼，“结合”的结果就是互相成就，造就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 8 ］。“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新时代师德师风建设的理论和实践创新，这也是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师德师风建设的必由之路。
  （一）秉承“学以成人”的涵养理念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一整套价值性、思维性和文化性的体系。一切思想观念、风俗习惯、生活方式乃至文学艺术、科学技术和人文学术等内容背后的理念始终是以“学以成人”为核心的［ 9］。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师德可以理解为教师道德的简称，而“德”与“道”是两个彼此独立又内在关联的概念，充分彰显了教师“作为一个人”的主体性与“做成一个人”的本质性。所谓“道”，不仅蕴含着形而上层面万事万物存在的天道理念，而且展现在形而下层面生活实践的人道思想，意在揭示宇宙与人生中天、地、人的整体性、多样性及内在一致性。中国传统“师道”的意义正在于教师能够深刻理解天、地、人之间的关系与根本，教育人如何认识、如何实现人之所以为人的价值，即“教人如何做人”，这一实践历程即“传道”。要完成“道”的理想与目标，需要配合教师的行为与活动，这就是“德”。所谓“德者，得也，得其道于心而不失之谓也。得之于心而守之不失，则终始惟一，而有日新之功”［ 10］，由此，师德的形成是教师对“教师之为教师”的文化信念（即“师道”）与职业使命（即“传道”）的内在认知不断深化、内在情感不断积淀、内在意志不断增强的过程。这一过程需要遵循涵养逻辑，弱化说教劝导，这正揭示了“学以成人”理念中“学”的深刻内涵。“学”不是指一般意义上的“学知识”“学技能”。“学者，觉也”，强调的是一个人自我意识的开启。意识是人与动物心理区别的根本标志，是人最高级、最主要的反映形式［ 11］，是一种觉醒的心理状态［ 12］，具有自觉性、目的性和能动性［ 13］，而自我意识就是教师能够自觉意识到自我的独特性与价值性，从而在天、地、己、群的关系建构中实现成君子、成贤、成圣的中华民族理想人格追求。
  （二）构建“时时觉察”的成长机制
  总书记在北京师范大学师生代表座谈会上指出：“师德是深厚的知识修养和文化品位的体现。师
德需要教育培养，更需要老师自我修养。”［ 14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师德是在教师自我修养的最要处用功，通过构建以“时时觉察”为核心的师德涵养机制，提升教师成长的内在动力。其关键在如下三点：第一，时时觉察。绝大多数人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仅仅停留在认知表面、他人身上的“知道”，而事实上只有通过自己的经历与自己的时时觉察，才可能有真正的智慧涌现。
  因此，教师要真诚、勇敢地面对自己的内心，自信、主动地开发内在常常清明自觉的力量，把“我是否发生了转变”“我是否比昨天进步了”作为时时觉察过程中的根本命题反复地自我追问。如此，教师发生了转变，校长发生了转变，学生发生了转变，这一系列人的转变才是新时代师德师风建设的关键所在。第二，反思改过。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只要是人，难免会做错事。重要的是，要能勤于反思、敢于面对、勇于改过。因此，教师可以通过时时觉察，逐渐养成自觉反思的习惯，从主动看见并正视自己的问题，到乐于听到别人指出自己的不足，再到同样的过错争取不再犯，在这一系列的反思改过中，不断地“学”，不断地“成人”。第三，建立正向认知。教师在时时觉察中不断地“向内看，向前走”，进而升级认知、更新观念、解放思想，更加清楚地了解“我之所以为我”在这个世界上的特殊性与价值性，从而建立
对自我与世界的正向认知，全力以赴地走在发挥自己、创造自己的大道上，真正享有“作为一个人”的最大自由与喜悦。如此，通过“时时觉察—反思改过—建立正向认知”，帮助教师逐步实现“做成一个人”的理想。
  （三）追求“立己达人”的理想境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崇尚天人合一，强调从万物相互联系出发而非孤立片面地看待世界，追求在天、地、人、物、我的普遍和谐中去“学以成人”。儒家“立己达人”的命题由此产生。所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即以忠恕之心对待他人，达到推己及人、互相成就的境界，这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师德的境界追求。一方面，从儒家“人性本善”的价值观念而言，“立己达人”不是纯粹自我牺牲式的付出，而是教师自我意识开启后，在教师与学生、家长、同事的真诚感通中收获真正的幸福。如孟子所言：“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孟子·离娄下》）当教师以道德——这一人人所本自具足，又是人人所喜欢并可能达成的精神为纽带，既是完成每位教师在社会中的最大责任，同时也是在教师享受生命快乐的最高满足。
  另一方面，从中华传统师道精神的文化信念与价值使命而言，“立己达人”是教师从个体的师德走向群体的师道、从自我意识走向集体意识的重要突破。一个能够驾驭生活、驾驭外在力量并全面开展自我意识的教师，才能逐渐体悟到国家民族所赋予教师的使命，并对天道、天命和道德人格典范有所敬畏，从而更加积极主动地去寻回、激发和培养让自己更好地成长的力量，进而更好地成就学生，成就自我生命与社会价值的有机统一。因此，“立己达人”既不能一蹴而就，也不是高不可攀，而是真实地发生在每位教师因时、因地、因人的日常实践中。
  三、制度保障：新时代师德师风建设的重要支撑
  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广大教师坚定理想信念，陶冶道德情操，涵养扎实学识，勤修仁爱之心，赢得了学生、家长和社会的普遍尊重。但在中国庞大的教师队伍中，难免有个别教师放松要求，产生师德失范行为，严重败坏教师形象。中国教师队伍的合理构成和有序运转，离不开道德的力量作为精神纽带，而道德力量的生成和维系则离不开多层面、多环节、多主体参与的师德师风制度的保障。

  制度是一些具有规范意味的实体或者非实体的历史性存在物，它作为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中介，调整着相互之间的关系［ 15］。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调德法共治，所谓德润人心，法安天下，德法共治，协同发力。
  （一）遵循规律制定制度
  制度的制定要遵循师德师风建设的客观规律，尤其是要基于教师“作为一个人”的成长规律。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中对人性的认知有一系列丰富的研究，《尚书·大禹谟》有言“：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人具有趋利避害的“自然本性”（人心），同时也具有觉醒的能力（道心）。但是，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在人的觉醒还没达到一定程度时，往往容易在现实环境中保留趋利避害的想法与行为，所以“道心”之“微”常常被“人心”之“危”所战胜，从而失去其光辉。因此，在现实中，既要高扬人性的光辉，也要对人性的弱点有非常清醒的认识，通过公正、合理和健全的制度制定及其有效运行来防范人性的弱点。其重要价值如下：第一，就制度本身而言，不能仅仅把制度理解为对教师外在的强制性约束，实际上制度本身就内蕴着道德理想、道德原则以及道德追求，如果制度合乎人心、人性和人情，那么它就能发挥正向的引导和教育功能。第二，就大部分教师而言，制度的制定与执行实际上是基于人的“趋利避害”“喜赏畏罚”等普遍心理，来引导广大教师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励，坚守师德底线。第三，就高度自觉自律的教师而言，公平的制度实际上是在保障他们的正当权益。更进一步而言，当师德“失范”却得不到应有的惩治、师德“世范”也得不到该有的认可时，就很可能会造成部分原本遵守师德“规范”的教师内心中的波澜动荡，从而导致“道心”被“人心”所战胜的遗憾现象发生。因此，在师德师风建设的现实中，需要通过制定一整套公正、合理和健全的制度，保障每一位教师在不同自律水平、不同发展阶段以及不同工作和生活环境中的师德修养，守护、成就与托举所有的教师。
  （二）率先垂范执行制度
  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中的“第二个结合”，通
过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成熟定型与礼乐教化有机结合，赋予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秩序的规范、伦理的力量。中国传统礼制认为，社会是一个立体的、动态的、交织的网络关系系统，所谓天有天道、地有地道、国有国道、亲有亲道、师有师道，其本质是让人们明白自己所处的位置，按照规矩规范行事，各行其道，各安其位，各司其职，各显其能。师德师风制度在执行过程中要实现秩序井然、和谐统一，关键在于领导干部、优秀教师、党员教师、班主任和思政课教师等各类“关键群体”力量的发挥。对我国东中西部 3 省 9 县（区）的 670 所中小学校 670 名校长和 24285 名教师问卷调查结果表明，当前各类“关键群体”践行师德师风的能力有待加强，如校长的道德领导效能感不高，优秀教师的榜样示范作用发挥不够充分等［ 16 ］。檀传宝教授也指出，有的高校领导将自身置身于师德建设之外，只强调对教师（他人）的师德宣讲、训示。在这种情况下，普通教职员工则会将那些师德规范要求视为“为人之学”，实际上则高高挂起，极大地破坏了学校的道德生态［ 17］。“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这些中国传统礼制思想启示我们，制度的执行可以在上面要求人，也可以在后面推动人，但都不如在前面带动人更加有效。因此，从
某个层面而言，师德师风制度建设的成效如何，其责任正在于“关键少数”的率先垂范。
  （三）与时俱进完善制度
  师德师风制度建设的首要主体是教师，而教师“作为一个人”更是在不断地成长过程中。在这一过程中，
要密切关注所在区域师德师风建设的现况，及时在制度建设上做出适当性的调整。具体而言，可以通过健全师德年度评议制度、师德问题报告制度以及师德状况定期调查分析制度等，及时追踪师德师风建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掌握师德信息动态与纠正不良倾向和问题，与时俱进地研究加强和改进当前师德师风建设的制度措施，突出制度的精准性。进一步来讲，在师德师风制度建设的过程中，如果制度越来越精准，那么当地师德师风建设的成效就越来越高。如此，才能真正实现制度对教师的关怀，才能真正让教师发自内心地认同制度，并把自己的成长与制度融为一体，从而实现师德师风建设从“外铄”（外部的力量推动）到“内生”（内在的力量生成）再到“外铄”（个体道德向外的作用方式）的不断循环、螺旋上升的过程［ 18］，构建充满师道理想追求、风清气正的中国式师德生态圈。多年来，我们扎根一线教育实践，创造性地继承与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宝贵资源，努力探索中国教师成长的特点和规律，积极推动新时代师德师风建设跨学科、跨领域的交叉融合研究，总结形成了一整套系统化、科学化、多元化的理论主张与实践模式。“精神引领，文化涵养，制度保障”正是在这些有益探索上凝练而成的三条关键路径。三者相合共生、相辅相成，贯穿于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师德师风建设的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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