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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唯物主义关于生活世界的哲学视野

  摘要:哲学源于现实生活世界,因现实生活世界中的问题而产生,可是在哲学发展的道路上,往往会出现“远离”生活世界的现象。无论是古代独断论的哲学本体论还是近代主客二分的认识论哲学都陷入了一种历史和逻辑的困境。如何使哲学回归生活世界被公认是现代哲学的基本走向,其中以现代西方语言学转向为根本标志。胡塞尔首先提出了“生活世界”的概念,维特根斯坦的“生活形式”、海德格尔的“生存共在”、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都在寻找哲学生活化道路的可能性。马克思虽没有直接提出“生活世界”这一命题,但其哲学观作为现代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依据从现实社会本身出发这一主旨,并由此展开其研究的全部路径、方法和问题域。本文的目的就是通过反思西方哲学家对“生活世界”这一理论的探讨,在比较中发掘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向“生活世界”回归的理论旨趣,彰显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的实质及其理论以及实践意义。


  关键词:生活世界;诠释;实践唯物主义;现实世界


  “生活世界”是现代西方哲学的核心理念,它不仅是对近代以前哲学反思的必然结果,也是对19世纪40年代以来现代西方哲学发展趋势的基本揭示。自20世纪20年代现象学大师胡塞尔最早提出“生活世界”概念以后,被许多哲学流派既相同又区别地不同程度上所使用。马克思虽没有直接提出“生活世界”这一理论命题,但作为现代西方哲学发展的内在逻辑环节,正是从实践唯物主义这一视角出发,指出哲学研究的基础和出发点就是现实化世界,即人的实践活动所形成的自觉的文化世界。尽管现实世界与“生活世界”的比较只具有一般的诠释学意义,可是从这一比较中我们可以呈现出马克思回归现实生活世界的基本理路,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哲学变革的实质。


  一、现代西方哲学的“生活世界”主题


  胡塞尔“生活世界”概念的提出源于它的危机意识,他认为“哲学在我们的时代有屈从于怀疑论、非理性主义和神秘主义的危险”[1]3。他沿着康德的道路前行,但又超越了康德,认为近代哲学之所以陷入不可知主义、怀疑主义皆源于其客观主义,即把世界看成自我封闭、自我存在的客观世界,这种世界观必然导致二元论,即人与世界的彼此外在对立,克服的途径首先要进行“现象还原”,即“本质还原”和“先验还原”。胡塞尔借助于把客观性归于主观性的方法,消除了二元论以及由此引发的怀疑主义和相对主义,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生活世界的思想。我们生活于各自的周围世界中,全部忧虑和劳作都是用于这个世界,这里所表明的就是一种纯粹在精神领域中发生的事实。[1]73其次生活世界是一个前科学的非主题化的世界,这个“生活世界”总是预先给定和有效的,每一种目的都是以它为前提。也就是说不能把生活世界当作一个问题去思考,它的存在具有自明性。他指出:“这是一个在经验中,并通过经验对我们来说才有意义和才有存在的世界;这是一个对我们来说永久有效的、具有无疑确定性的、简单摆在我们面前的世界。”[1]75在他看来拯救欧洲科学危机的唯一出路就是回到被近代自然科学掩盖的由主体构造的“生活世界”,这样才能有一个统一的哲学理念和建立一个统一的哲学基地。


  另一位哲学大家维特根斯坦在30年代中后期,思想也发生了重大转变,其分析的语言哲学主题开始从理想的人工语言转向日常语言,从而提出了生活形式的概念。在《数学基础评论》中,维特根斯坦意味深长地写道:“时代的疾病要用改变人类的生活方式来治愈,哲学问题的疾病则要以改变人类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来治愈,而不是用某个人发现的药物来治愈”。[2]这不仅表达了一种危机意识,也表现出他力图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回归生活形式。在维特根斯坦看来,生活形式就是人们在特定时代的生活方式,以一套语言游戏规则为基础的交流活动,他将语言的意义和语言的运用理解为在一个共同体中开展的游戏过程,游戏中的一切都是由游戏者“随意”制定的,人只能描述游戏,却不能定义游戏。就这样,维特根斯坦把知识、理解、认识和语言与活动、实践、社会完全相联,他尝试把一切问题都归到语言的层面和变为语言问题,语言的意义又根植于生活形式之中,从人或人的日常生活中来寻找知识、真理乃至世界的意义。


  存在主义大师海德格尔并没有把生活世界当作自在的价值和意义的源泉,而是借助于现象学的方法通过对人的在世揭示人的生存状况。海德格尔自创了诸多新的哲学用语:“被抛入”、“烦”、“在世”、“沉沦”、“良知”、“可能性的总体性”等等,来规划生活世界。他认为哲学应该对存在的问题进行研究,而存在总是存在者的存在,但并非所有的存在者都可以达到存在,必须是特殊的存在者人,因为只有人才可以提出问题,才会领悟存在并展开自身的存在。也就是说存在的问题和存在论的问题具有同等的意义,存在论的确立是以人的存在为前提。海德格尔之所以把人的存在称之为“此在”,其目的就是要把传统哲学和其他学科对人的对象性误读澄清出来。此在的本质在于生存,换句话说就是此在的存在却不是“什么”,而是去存在,这就是“是其所是的本真”。海德格尔提出这样的疑问,“到底有没有一个世界?这个世界的存在能不能被证明?若由在世界之中的此在提这个问题——除此之外还会有谁提这个问题呢?……这个问题毫无意义”[3]。海德格尔由此所展开的对共在世界的分析,表达了其对主客二分的科学式世界观的超越和对真正生活世界的接近。


  法兰克服学派的继任者哈贝马斯,秉承了马尔库塞等人的社会批判传统,将交往理论引入到生活世界的研究中来。他认为社会批判理论需要有一个规范基础,而这个基础就是语言,语言就是一种交往活动,生活世界就是由语言交往所显示构成的。他把生活世界既作为人们借助符号或者语言彼此沟通传意的背景,又作为人们相互之间交往、沟通所达成的共识。哈贝马斯认为客观认识是不存在的,认识总是与兴趣相联。这里的兴趣不是我们普遍意义上的人的嗜好,而是指某种先在对问题处理的趋向和渴望。这种兴趣源于生活世界,并由人们的生活经验所构成。所以哈贝马斯给生活世界下了一个不太完整的定义:“生活世界以类似发言者和听者所遇到的先验的地方,在这种地方,他们可以相互提出要求,就是说他们的表达与世界(客观世界、社会世界或者主观世界)相适应,并且在这里,他们可以批判和证实这些运用和要求,排除意见不一致,取得意见一致”。[4]语言交往的结构就是生活世界的结构,生活世界的再生产就是语言或语言交往的再生产,经由语言的交往,生活世界的理解、协调行动和个人社会化的功能才能得以完成。显然这样一种生活世界的规定超越了胡塞尔,甚至超越了海德格尔,显示出理论的彻底性和向语言哲学的贴近。


  二、马克思回归“生活世界”之路


  在20世纪西方哲学对传统哲学遗忘人的生活世界进行批判之时,19世纪中叶的马克思早就确立了哲学回归现实生活的基本方向。要真正地把握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的生活世界理论,就必须还原马克思的生活背景,理清马克思文本思想的发展理路。


  中学时代的青年马克思受康德和费希特哲学的影响,并把其方法运用于文学和法学的研究中,即强调自我而把应有和现有、理想和现实对立起来。然而马克思从一开始就萌发了一种朦胧的反对抽象思维的求实精神,他认为对法的研究不能流于无内容的空洞形式,而应当到法的本身及法的现实矛盾和统一中去寻求解决。所以马克思在1839—1840年写作博士论文期间,除了要在大学谋求一个哲学教学席位、论证自我意识和人的自由性及批判宗教所产生的世俗基础外,马克思还评价了黑格尔关于精神实体就是主体的唯心主义哲学,称赞黑格尔关于思维与存在、应有与现有、思想与现实相统一的思想,称这一思想让人看到了解决问题的希望。但是,马克思从来就不是一个纯正的黑格尔主义者,后来在《莱茵报》时期参加的实际斗争,对黑格尔的国家观产生动摇,通过书报检查制度等批判黑格尔的法哲学,渐渐离开了黑格尔主义而转向了费尔巴哈。


  真正使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开始发生转向是在1843年9月之后,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用费尔巴哈“颠倒”的方法阐述了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关系,探讨了宗教解放和政治解放的关系以及在德国实现人类解放的条件,决定在无情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针对黑格尔的法哲学马克思认为家庭、市民社会是决定国家和法的东西,而不是相反。作为绝对精神显现的国家成为家庭和市民社会的目的,只有家庭和市民社会才是国家的前提和真正社会活动的原动力。黑格尔则颠倒了它们的关系,规定其他东西的东西变成了被规定的东西。在1856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谈到这一批判结果时指出:“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生活关系,这种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十八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称之谓‘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经济学中去寻找。”[5]这一思想的进一步展开就是私有财产是决定政治国家的基础,政治国家是一个虚幻的共同体,他代表的利益不过是市民社会自身矛盾的体现。要想变革旧的国家制度,就必须经过真正的社会革命。在《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继续探讨了宗教解放与政治解放、政治解放与人类解放的关系,提出宗教解放不是世俗狭隘性的原因而是它的表现,人们的政治异化决定人们的宗教异化,要把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政治、国家和法的批判。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认为当时德国总体的情况是落后的,包括私有财产、关税等国家制度以及国家哲学和法哲学,可是在德国实现人的高度革命是可以肯定的,因为它不仅有破除使人受奴役的一切关系的彻底革命理论,抓住了人本身,而且有进行人类革命的物质力量——无产阶级,随大工业形成的无产阶级不解放整个社会,就不能解放自己,实现人类解放的根本途径就是哲学理论与无产阶级的结合,无产阶级在哲学的统领下进行武器的批判。“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6]9。“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身。”[6]15-16这一思想脉络,充分地表达了马克思要把哲学的视野从“天国”拉回到“尘世”、从“彼岸”拉回到“此岸”的良苦用心,“此岸”的人间世界就是马克思所指涉的实践所造就的现实世界。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可以说是马克思要使哲学履行哲学改造世界的功能而向经济学领域的展开,但更重要的应该是马克思在系统表述自己实践唯物主义哲学观的过渡阶段。尽管他以异化理论的视角来审视资本主义的对抗性,可重心却放在了劳动异化的基础之上。马克思生活世界转向的意义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被更加清晰地加以表述。纵观《提纲》全文,都是从实践唯物主义世界观的角度来说明自然观、历史观、认识论和人的本质,确立了一种新的唯物主义哲学,使哲学的思维方式发生了根本性变革。他指出,哲学的任务不仅仅是解释世界,更重要的是在于改变世界,费尔巴哈以前的旧唯物主义的主要缺陷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或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或主观的方面去理解。结果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也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地方。实践不仅可以证明思维的真理性和此岸性,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自我改变也只能用革命的实践来加以合理的解决,人的本质就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和社会关系形成的基础,也构成了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所以整个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6]60。在马克思看来,实践基础上所生成的属人生活世界具有自身的明证性和前提性,并以这样的思维方式开创了一个全新的哲学研究范式。继而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又指出:社会历史的存在就是人的实践活动的历史,他经常用“能动的生活过程”、“日常生活”等概念来指称现实生活世界,并从物质实践活动出发研究社会历史结构和历史发展,在社会生活现实的范围内探讨人活动的意义和价值,生活世界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全新视域。


  在博士论文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以及《德意志意识形态》当中,马克思多次谈到“非哲学”、“消灭哲学”和“取消哲学”,我想他的基本用意和思路有二:一个就是要消灭旧的传统形而上哲学,并使其终结而开创一种新的哲学研究范式;另一个就是要把作为意识形态的哲学拉入到现实生活世界层面。所以在《形态》中马克思以实践哲学思维视角来阐述社会历史问题,以社会结构理论探讨我们知道的一门唯一科学,即历史科学。《资本论》可以看作是实践唯物主义哲学观在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经济生活中的扩展,而1848年之后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论述,包括晚年进行的人类学研究,虽然在革命的道路和方法上有所修正,但都可以看作是哲学批判在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领域的延续,最终实现社会主义的目标是不变的,正是履行了哲学世界化和世界哲学化的功能的伟大尝试。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哲学观之所以有较大的合理性和较强的解释力,不仅在于它能够指出现代西方哲学,包括语言学哲学观、文化批判理论、文化样式的后现代理论缺乏实践思维的重大缺陷,而且在于它产生于人类把握世界的特殊方式。动物与自然界是直接同一的,而人由于对象性和由此产生的对象化实践活动,使人一开始面临的世界就是属人化的自觉文化世界,因此也赋予了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观以自觉的文化哲学形态。


  三、实践唯物主义“生活世界”理论的本质内涵


  要了解马克思关于“生活世界”理论的本质内涵,可以通过文本和解释两种途径。文本途径就是阅读马克思的著作文献,可以清晰地发现马克思对现实生活世界的规定与现代西方哲学有根本不同。首先,现实世界是人生活、繁忙于其中的世界。马克思在批判费尔巴哈没有把事物、现象当作感性活动和主体来理解就是指:被抽象地孤立的、被固定为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来说是无。从同一种视角出发马克思又批判了唯心主义,说思辨终止的地方,即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世界发展过程的真正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自然界是一个离不开现实生活的世界。其次,现实世界是一个可以直接通过经验证实的世界,本身具有明证性和前提性。在马克思看来,哲学的前提就是要从实践所造成的现实世界出发,强调人和自然的实在性,即人对人说来作为自然界的存在以及自然界对人说来作为人的存在,已经变成实践的,可以通过经验直觉到的,“我们要开始谈的前提并不是任意想出的,它们不是教条,而是一些只有在想象中才能加以抛开的现实的前提……这些前提可以用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确定”[7]。实际上人与自然的统一是建立在人的感性实践活动的基础之上的,环境的改变和人自身的改变就是人本质力量的确证。最后,现实世界是过程的集合体。从马克思对现实世界的诸种规定中可以看出,他所描述的世界,不再是一个自我封闭、独立自存的抽象世界,既不是纯粹的自然界,也不是绝对的意识化、语言化的世界,而是人生活于其中的经验所证实的现实生活世界。在这个世界当中,不仅与感性活动的主体相关联的事物、现象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感性活动的主体本身也处于生存状态,二者统一的基础就是人的对象性和由此产生的对象化实践活动,并在实践活动不断超越的基础之上生成了丰富多彩的人类社会历史的文化综合体。


  解释的路径就是站在哲学发展的历史高度,对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视野下的“生活世界”理论作当代阐释。第一,“生活世界”是人存在的自我生成之域。“人的生活”与“动物的生存”是截然不同的,只有人的生存才是一种生活,就是因为动物是和它的生活活动直接同一的,它没有自己和自己生命活动之间的区别。第二,“生活世界”是对象化实践活动的展开。“生活世界”既不是一个超验的纯粹实体世界,也不是仅仅存在于人类思辨中的观念世界,而是以生产实践为基础的感性对象化活动的展开,这种活动不仅包括以人类自身为对象,还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物之间的关系为对象。第三,“生活世界”是主客体间交往关系的结果。现实的生活世界是在实践的对象化活动中展开的,也是以交往关系的形式表达了主客体相互作用的发展历程,物质资料的生产和生活过程本身离不开交往关系。人类的实践活动内在地包含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这些关系共同构成丰富多彩、纷繁复杂的现实世界的关系之网。第四,“生活世界”是历史性与现实性的统一。人类创造了自己的生活世界,同时也创造了人类历史,生活世界就是在这样一种时代和历史过程的不断转换中彰显自己的意义和价值。哲学必须考察现实生活、现实生活中的人、现实的社会历史条件,在超越感觉、超越表象、超越主观的基础上全面把握时代精神,理性反思时代问题。第五,“生活世界”是集多重矛盾关系功能统一的世界。人类认识世界的终极旨趣并不仅在于想获得一个绝对的知识体系,而是想获得一个与人类生活基本价值息息相关,能够不断调整和改善人类生活过程的生活信念,所以,实践活动所生成的生活世界是一个开放的、生动鲜活的意义化人文世界。“实践的观点也就成为列宁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基本的观点’。”[8]在这种世界之中,人不仅是实然性存在,也是一种应然性存在,人总是不满足于现状,要以自由创造的方式超越既有的现实,从而在人类改造世界的过程中,使生活世界就在实然性与应然性的矛盾中演化和发展。因此,生活世界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矛盾世界,根本上是理想与现实对立统一的世界。无论现实世界应然性的生活方式,还是理想价值的应然性,我们在构建生活世界的过程中都要谋求从实然性向应然性过渡。在生活和实践中实现认识向价值的转换。我们既不能将生活世界沦为一个失去了科学尺度、知性原则,充满本能、情欲的世界,也不能将生活世界沦为一个失去人文内涵、生活旨趣的格式化工具化的世界。生活世界中的人是需要在实践中理解和证实其生存意义的存在。


  我们研究马克思的生活世界理论的重大意义,就是要破除过去我们对马克思社会历史观的误读,即认为马克思得出了一个绝对的历史规律,而实际上马克思是在现实生活世界的基础上,创建了一种分析社会历史的总体辩证法,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就是沿用了这种分析方法展开对西方现代社会的文化批判,也成为未来指导我们分析社会问题的基本方法。


  作者简介:周启杰(1964—),男,辽宁建平人,教授,硕士生导师,博士,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文化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宋天阳(1987—),男,黑龙江哈尔滨人,硕士研究生,从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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