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发展在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面临着诸多问题。我们必须以谦虚的心态来听取更多的呼声，从欧洲知名经济学家的观点中汲取有利的观点。
一、西方经济学家论中国
(一)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卢卡斯
素有经济学界“巫师”之称的罗伯特·卢卡斯作为经济学界货币主义学派的大师以其理性预期学术而闻名，并且于1995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货币主义学派与凯恩斯主义学派“针锋相对”，鼓励市场自由竞争，国家减少、甚至是取消对经济的干预，主张货币中性，所以，这位经济学大师起初对中国的半市场、半计划的经济制度是存在偏见的。但由于中国经济在上世纪的强劲表现衬托出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放缓，他改变了看法。
在卢卡斯看来，虽然中国经济成果非凡，但经济存在过热的风险，国家经济安全有待提高;中国经济的市场特征薄弱，其计划的成分依旧浓厚，部分商品的定价权实际依旧由政府持有;中国缺少自己的高技术产业与领头的企业，国家现在的政策依旧偏“制造”而不是“智造”。在比较敏感的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卢卡斯认为人民币汇率在当前情况下(主要指对美元的汇价)依旧坚挺不是政府的责任。美国称中国是操纵汇率的国家是不负责任的，汇率的生成涉及到经济的方方面面，并不是政府操控所能左右的。
(二)法国经济学家罗伯特·蒙代尔
由于欧元的创立，罗伯特·蒙代尔推动了欧洲一体化进程中举足轻重的环节，也被称为“欧元之父”。蒙代尔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对于全世界来说都是一种契机，对于发达国家来说更是如此，随着人民生活的提高，发达国家的知名品牌凭借其悠久的传统和较为完善的商品出售、商品售后可以在庞大的中国市场占据一席之地。随着中国市场的不断扩大以及中国经济的学习能力不断上升，势必会冲击原有的世界的经济体系，这意味着美国不再一家独大。与罗伯特·卢卡斯的意见相同，蒙代尔也反对人民币升值，人民币升值在现有情况下似乎会减少中国的出口，增加进口，使西方的一些国家在相应的行业创造更多的就业，缓解政治压力。但从长远看，可能会引起更大的混乱。其次，他提到，中国一部分国企本该退市，却依靠借贷银行维持下去，这是对资源的严重浪费。另外，蒙代尔认为，中国的政府机构人员过于庞大，成为经济发展的累赘。蒙代尔认为人民币贬值只是图一时之快，贬值同样会造成世界市场的混乱，会给风险投资者以可乘之机。同时，在中国需求的增加以及出口减少的双重刺激下，西方国家开足马力生产，但经济形势出现一点波动，可能会引起类似于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危机;同时，货币汇率是动态的，片面认为人民币贬值就会使世界市场的流行结算货币保值是错误的。
(三)美国经济学家埃里克·马斯金
美国经济学家马斯金相较于人民币贬值，更加关心美元的贬值，他认为美元贬值的目的就是为偿还甚至是负担更多的债务，他同时谈到了金融管制的环节：美国纽约证交所已经私有化，而中国政府既是金融行业的监管者、制定者，同时也是参与者，这就好比一场足球比赛的裁判同时也是场上其中一队的球员，显然，这是一场十足的假球。
同时，马斯金也表示，不少外国热钱、风险资本家都在找机会窜入中国的金融市场，而中国金融市场的免疫系统还不足以抵御这些热钱，当下的政府管制是合理的。马斯金同时谈到，教育是解决收入差距的最好工具，可以看出，教育是西方学者经济发展观点的一大支撑。
(四)法国经济学家大卫·马赫·蒂摩
法国经济学家大卫从事激励理论的研究，激励是指委托人不能亲自从事而委托代理人，激励其完成。所以，大卫所关注的是人们生活中更直接的方面：社会福利与收入。大卫提到中国，他最关心的是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他认为中国以限房令抑制房价是不可能成功的，法国、英国等国家就有先例，而限制房价暂无好方法。同时，大卫直言中国国企内部激励机制失衡，导致了较为大的收入差距，急需改进。
(五)比利时经济学家皮埃尔·帕斯蒂尔
比利时经济学家帕斯蒂尔主要研究社会保障与人口经济学。他认为，社会保障是世界上最昂贵的奢侈品，但又却是一个国家所必要的。同时，他认为社会保障力度以及资格审核也要加强，因为社会福利与失业成正比，而失业又分为故意失业与无奈失业，所以高福利社会容易滋生“社会寄生虫”。他认为，中国的社会保障最好由中央处理而非地方，地方可以依照当地情况参与政策制定，但大方向以及保障“产品”的发放还是要由中央处理。
(六)法国经济学家让·夏尔·罗歇
夏尔的在银行学造诣颇深，对储蓄、银行管理体制有独到的见解。对于中国的四大银行(即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控制着80%的信贷资金，吸收75%的居民储蓄，但仅创造了工业总产值的30%，可见中国的资本利用率低。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他认为这是四大银行的性质不明，银行归根到底是为盈利而生的，信贷管理较严格，而四大银行在这方面做得不够好。同时，他认为中国的银行业要鼓励私有银行发展，以增加银行业的竞争性。
(七)美国经济学家保罗·赫希
美国经济学家保罗·赫希在组织学上造诣颇深，他用理论支持了企业股份内部分股的原理：与员工共同承担风险，使之与你拥有共同的“敌人”。他同时认为关系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软资本，对企业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谈到中国时，保罗认为联想集团收购IBM公司是中国企业的一大创举，在西方国家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下，中国企业的“革命输出”将会迎来繁盛期，中国大企业要有“屠龙精神”，勇闯海外。
二、现实的解读
(一)人民币币值问题
关于人民币币值问题，卢卡斯、马斯金、蒙代尔均不支持人民币升值，不认为中国是人为操纵汇率的国家。每个国家的央行都有维持本国货币价格稳定的职责，维持汇价稳定不仅是对本国经济的负责，同时也是对世界经济的负责，对于中国来说更是如此。美元贬值意味着市场将会有更多的美元流通，但债务总值不会随着币值的变化而变化，所以美国通过这种方式就轻而易举的偿还债务;同时，美元贬值还意味着美国的偿还债务能力增加，美国政府就可以发行更多的国债、举借更多的外债，美国人借了中国人的钱来消费，可还中国人的钱不是美国人自己挣来的而是自己印刷的，市场中的美元由于印钞政策而贬值，而美国向中国举借的外债却还是停留在原地，这样，即使美国人还了钱，中国人的财富还是缩了水，到头来的效果却是没有借钱。货币的贬值同时会引发国内的通货膨胀，美国所谓的量化宽松政策实则是损人不利己。
(二)中国公务人员数量问题
蒙代尔质疑中国公务员过多的问题，一些西方国家借社会福利而质疑中国人权。中国的公务人员总数约为3500万，相当于加拿大的人口，蒙代尔认为庞大的公务人员限制了经济发展效率。蒙代尔并不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相对于西方国家，中国的国情更加复杂，地理情况、文化差异都是政府办公所面临的巨大挑战。西方国家实现了数字化办公，而中国的许多地区交通联络依旧需要原始的邮政投递，在中国现有条件下实现同西方一样的数字化办公是不可能的，在现有情况下只有拥有足够的工作人员才能确保政策的执行。关于公务人员、政府人员的冗杂，国内也有过广泛的争论。其实，大众关心的问题实质不是公务员的数量，而是他们的效率。如何保持公务员的适当数量，如何使他们高效运作，这是中国政府在转变政府职能过程中须认真思考的。
(三)社会福利问题
对于中国社会福利问题，现阶段经济发展情况下，国家政策、财政对现有的城镇医疗保险、城镇失业保险、以及养老保险等诸多社会福利性质的保险的支持已十分巨大，虽然我国社保支出占GDP的12%，远远低于西方国家的30%，但在13亿人口的巨大担负下，这也是难能可贵的。2012年，中央财政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安排5750.73亿元，同比增长21.9%，随着国力的加强，支持力度势必加大。高社会福利不一定是社会问题解决的灵丹妙药，只有循序渐进、遵循社会发展以及人的行为逻辑才能使社会正常发展。
(四)国有银行问题
近些年，对于四大银行的运营社会争议颇多，主要便是对银行的多项收费、服务情况包括对银行助推中国经济发展的质疑。不少观点认为，四大银行的现状是由竞争不足的行业情况所导致的，国内知名的私有银行并不多，而且分布不均，多分部在上海、北京、深圳以及浙江等地民间资本活跃的地区。中国储蓄庞大，这意味着每年有相当数量的闲置资金资源闲置，限制了经济发展。近年来，国家已认识到民间资本的重要性，温家宝总理甚至数次到温州等地视察民间资本运作的情况。假如中国的银行业能够引进更多的民间资本，势必将会提升银行业的竞争性并且促使四大银行改进服务，更好的为经济建设服务。同时，在发展过程中也要谨记：民营资本的引入不是银行业发展的目的，最终目的是通过竞争刺激促使国有银行以完善服务、发挥职能、落实经济政策、带动经济发展的“金融领导者”姿态巩固其地位，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更多支援。
(五)经济改革问题
近年来有声音要求中国实行多党执政，这种声音姑且认为是民主的声音，但这样想法是不负责任的，政治上层建筑是有经济结构、经济基础决定的，假如社会生产力不能达到一定高度，充分的民主只会引起混乱。例如在台湾，台湾的行政体制、政党选等制度极大地复制了美国模式，可台湾复制了这种三权分立的模式后，并没有使得经济又极大地提升，反而不少经济计划由于政党间的推诿扯皮而夭折，台湾的经济基础并没有达到美国民主所要求的高度，盲目的学习只会事倍功半。让“改革适宜在经济高涨时进行”的观点可能会有人不同意，中国的改革开放，美国的罗斯福新政，以及古往今来的各个著名的改革，似乎都是在国家被“逼上绝路”的时候才“悬崖勒马”，最终将国家带回正轨，并进一步发展。可在今天，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多种社会矛盾已经显现，医疗、住房、收入差距等矛盾关乎千家万户，舆论也十分关注这种问题。中共中央曾经指出，稳定是当下的一大任务，只有稳定的环境才能使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对于矛盾，解决不慎会引起更大的矛盾，甚至刺激更多的矛盾滋生。当下国际经济形势不明，仍旧有许多企业在依靠出口维持企业运转，假如人民币币值需要重新定价，现行的工作必须要做好：受影响的外向型企业如何转型(逼近地方财政会依靠这些企业，其转型成功与否直接影响地方发展)，企业员工如何安置等等问题。在经济高速发展之时，就算企业转型不成功而倒闭，由于社会需求的庞大，劳动力资源以及其他资源也可以流入其他行业，大量资源的流入还可以促进该行业的发展。所以，在当下中国经济发展稳定时，改革才能兼顾社会稳定以及经济进一步发展。
(六)中国企业海外发展问题
由于中国经济的大趋势向好，加之国家政策的支持，中国企业近些年来在海外颇有作为。吉利集团收购沃尔沃汽车，联想收购IBM，中矿收购巴西多家矿业等等案例体现了中国企业的勃勃雄心，同时也从侧面说明了中国已由单纯的利用外资转向资本输出，这是实质性的转变。但中国企业也要注意，收购外国企业也是风险重重。例如3年前国内掀起了收购“悍马”的热潮，作为汽车行业的“霸王龙”，悍马以其性能优越等优点为世界富人所青睐。然而，随着石油价格的上升以及绿色消费、低碳生活观念的兴起，高耗能的悍马车成为了众矢之的，而美国军方作为悍马的一大需求户由于财政困境也减少了对悍马的订购。所以，不少社会观察家以及经济学家都提出：悍马很可能不是中国汽车业崛起的新标志，很可能成为前进中的中国汽车业的慢性毒药，收购悍马最后未能成行。实际上，收购外企，许多企业还是存在虚荣心的：当年的长工摇身一变成为了现在的金主，可谓是鱼跃龙门。中国企业的成长不单单是企业业绩、公司规模的数字型增长，更多的是企业文化、企业素质的提升，在这方面，中国企业任重而道远。
作者：李栋楠 来源：现代经济信息 2013年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