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马尔库塞一生致力于融合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和弗洛伊德主义，开启社会道德批判之维，分析发达工业社会景观下人存在的意义，无论是对生命本真的找寻、工具理性的控诉，抑或单向度社会的批判，无不饱含着深刻的人本主义动机，因此应将其伦理思想归属于西方马克思主义人学阵营，是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发展中承前启后的重要阶段。人的欲望、行为与痛苦、自由与幸福等问题构成了马尔库塞新人本主义伦理思想的主要研究对象，否定性、个体性和新感性是其新人本主义伦理学着意标举的特征。马尔库塞坚持沿着为生命、爱欲、审美和人的解放这条道路进行理论研究和社会实践，在伦理研究方法创新、道德话语范式改造和人本主义意涵拓展等方面做出了贡献，构造了一个标新立异且笼罩着浓厚乌托邦色彩的新人本主义伦理思想大厦。

　　（关键词]马尔库塞法兰克福学派新人本主义

　　[中图分类號]B82-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1539（2016）06-0112-08

　　20世纪以来，人类社会步入了发达工业社会，科技突飞猛进、生产力极大提高、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但与此同时，世界文明和意识形态冲突却愈演愈烈，核威胁“幽灵”如影随形，帝国主义瓜分世界的利益争夺两次把人类拖入世界大战的漩涡，人们普遍萌生了一种危机感。人作为科技和文明的创造者，正承受着科技和文明带来的灾难。在此背景下，科学主题和“人的主题从世界历史进程的深层中重新凸显出来，成为时代的旋律”。围绕着这两大主题，西方现代哲学分化为人本主义哲学和实证主义哲学。这种哲学上的分化直接影显于西方马克思主义领域，形成了一种立足于“个人的生存体验”、生命存在和生命意义基础之上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

　　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人本主义的探索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是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自觉”步入人本主义伦理学阶段，这一阶段强调通过哲学思辨来凸显人的主体性，通过革命叙事唤醒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青年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等在反对第二国际庸俗决定论时就走向了社会历史过程中主体的一面，他们纷纷著书立说意欲把马克思主义解释为一种人道主义，“不约而同地从‘正确地理解马克思的方法的本质’人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起源中重新揭示了一种以主体能动性为核心的价值批判逻辑”。二是第二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科学”重构人本主义伦理学阶段。青年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的出版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的引入，为第二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重构人本主义伦理学提供了直接的“理论依据”和“科学依据”，实现了人本主义的价值判断和科学叙事的完美融合。无论是萨特的“自由承担责任”和规定自己的“谋划”，弗洛姆意欲真正解放人的“人格理论”，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解放”，赖希的“性革命”，还是马尔库塞的“爱欲解放”和“文化大拒绝”，均指向一个共同的目标：要求直接从个人的感性需要、社会存在现实出发，反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统治。值得指出的是，形成于此期间的法兰克福学派在对“崇拜事实”的实证主义、“意识形态”化的科学技术和制造“额外压抑”的工业文明批判中，始终没有游离新人本主义伦理价值和伦理原则。

　　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和法兰克福学派的中坚，马尔库塞无论是对压抑性文明的解析、对生命本真意义的寻索、对工具理性的控诉，还是对单向度社会的批判，无不饱含着深刻的人本主义动机，在人本主义伦理学研究方法、话语范式、基本内涵等方面做出了新的贡献。

　　一、在方法论上的发展

　　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马尔库塞对伦理问题的分析既有微观层面的心理学的道德剖析，也有宏观层面的审美政治审察，更有中观层面的研究方法创新。马尔库塞的新人本主义伦理学在研究方法上进行大胆创新，把个体乃至社会的道德分析置于心理学、政治学和人类学多重维度之下。

　　首先，道德的精神分析。弗洛伊德把普通心理学拓展到了人类心灵分析的深层，把潜意识作为科学研究的对象，用“快乐原则”和“现实原则”对“心理机制”作出解释。在弗洛伊德看来，无意识过程往往追求的是获得快乐，凡是不能获得快乐的事情，人的心灵都拒绝参与。快乐原则如果不加以限制，往往容易产生破坏力量，引发“人类环境”与“自然环境”的矛盾冲突。限制也就是规训，亦即以现实原则（意识过程）来克制、修正和捍卫快乐原则。他的伦理思想也因此而被学术界称之为“精神分析伦理学”。

　　精神分析伦理学的一个重大突破就是“把精神分析这一新的思维方法运用于社会文化道德领域”，着重“从人的心理现象或心理实在经验中，剖析人性和人的意识、情感与行为，从而从侧面乃至反面来检验已有的道德理论，发现对人类道德现象的新解释”。弗洛伊德这一方法论方面的创新对马尔库塞的新人本主义伦理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奠定了马尔库塞生物人性改造的基本路向。在马尔库塞看来，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的最大贡献在于揭示了人的心理结构之奥秘，洞悉了人的本质——性欲，从生物学上开掘出了人的本质规定。他认为“弗洛伊德提出了一种‘人，的理论，一种严格意义上的‘心理学’。这一理论使弗洛伊德成为一位伟大的哲学家。我们的目的不是去纠正或者完善弗洛伊德的理论概念，而是要发挥出这些概念的哲学和社会学的意义”。马尔库塞继承了弗洛伊德性欲本质论的合理成分，并对其进行了理论改造，提出了内涵更为深刻和广泛的“爱欲”本质论。“爱欲”这个广义的性欲概念可以直接等同于人天生的各种本能欲望和自然冲动，代表着人一心一意追求快乐的原始愿望，更能准确地表达马尔库塞心中的新人本主义祈望。如果依照“爱欲”的要求来考察发达工业社会人的生存状态——压抑、控制、极权、奴役……其病态便昭然若揭，人们不由得不反抗。马尔库塞赞同弗洛伊德关于本能具有持久的反抗性的观点，“积极推进从心理到伦理的‘本能革命’”，唤醒本能，彻底消除“内心禁欲”，摆脱“压抑理性的暴政，走向自由的、持久的生存关系”，建立一种“新的现实原则”。总之，人的深层的心理结构决定了人的道德认知和道德生成。

　　此外，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无疑开启了马尔库塞社会批判的道德维度。通过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的透视，马尔库塞最终把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和弗洛伊德的文明压抑学说勾连起来，把社会的批判具体化为总体异化的批判和道德的批判。他认为，“与这样一些异端邪说相反，精神分析理论的真正精神在于不懈揭示关于生产性的哲学背后的反人道力量”。精神分析理论的概念拥有社会的和道德的内容，“它们导致了一个由作为客观实体而与个体对立的机构、法律、机关、环境和风俗构成的制度。在这个对抗性的制度中，自我与超我、自我与本我之间的心理冲突，也是个体与其所处的社会的冲突”。在这个对抗性的制度中，自我与超我、自我与本我之间的心理冲突其实也是本能与文明道德之间的冲突。弗洛伊德和马尔库塞都认为，道德产生于文明对本能的抑制。社会文明实际上是一种压抑本能的结果。只不过弗洛伊德在这种压抑性文明中看到了“原罪”“恶”“对立”和“冲突”，而马尔库塞则在压抑中发觉爱欲与文明的一致性和可融合的一面。爱欲一旦恢复其本来性质，不仅不会与人类文明相冲突，反而会促进人类文明。马尔库塞在肯定“基本压抑”的必要性之时，又给予“额外压抑”所催生的“总体异化”和“操作主义”无情的批判。

　　显然，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方法被马尔库塞引入伦理学研究之中，拓宽了伦理学研究的视野和思路，但同时也把伦理学理论从传统强调理性发展到了另一个极端，那就是过于强调人的道德行为的非理性。但是，这种理论引入和嫁接的创新效果十分明显。

　　其次，道德的政治分析。道德与政治历来缘分不浅。在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中，政治科学是统领一切学科的主宰学科，蕴含其他科学的目的，其他学科均为其服务。譬如，“人自身的善”和“保持城邦的善”都是政治学的目的。“一个人获得善值得嘉奖，一个城邦获得善却更加荣耀，更加神圣。”同样，我们也可以在马尔库塞所有理论中读出其潜藏的政治逻辑。所以有学者认为，马尔库塞“用一种意识形态解构另一种意识形态的决心，显露出他追求理论的政治学效应的强烈渴望”，这不啻为一种“泛政治化倾向”。

　　马尔库塞的一大贡献就在于把道德的政治分析引向方法论。道德的政治分析，既可以看作是马尔库塞新人本主义的一种研究视阈的转換，即把伦理学放到了政治哲学的领域进行阐发，也可以视之为一种研究方法的拓展，贯通心理学、政治学和伦理学，在总体政治制度框架下分析人的本能内涵，在追求实现人的本能回归的基础上反思宏大的政治制度构建的合理性。一方面，马尔库塞从技术政治学的视角分析了发达工业社会对人的奴役。在他看来，当代西方发达工业社会的科学技术背后隐藏着一种技术理性逻辑和一种强制性的政治统治。科学技术摇身一变，业已成为当代宰制世界的“上帝”，异化成了一种新的政治统治工具。统治阶级借助科学技术全力清洗人的否定向度，努力造就一种没有反对派只有顺从意识且被全面控制的社会。技术进步的逻辑实际上就是统治强化的逻辑。在他看来，“资本主义进步的法则寓于这样一个公式：技术进步一社会财富的增长（社会生产总值的增长）=奴役的加强”。另一方面，马尔库塞从审美政治学的角度探讨了超越技术统治的行动策略。当今西方发达工业社会之所以在科学技术的统摄下变得愈发极权和封闭，主要是因为人的感性的麻木和迟钝导致批判性和否定性的丧失。改变这种局面的出路，只能从心理源头上唤醒人的“自主意识”，即培育人的“新感性”。马尔库塞赋予“新感性”以新的德性、新的功能、新的期望和新的政治使命。新感性具有这样一种德性，即“表现着生命本能对攻击性和罪恶的超升，它将在社会的范围内，孕育出充满生命的需求，以消除不公正和苦难；它将构织‘生活标准’向更高水平的进化”。新感性诞生于反对暴行和压迫的斗争之中，天生的政治使命就是要“否定整个现存体制，否定现存的道德和现存的文化”，建设一个新的社会。不过，这个社会是一个废除“贫困和劳苦”的社会，一个享受“感性、娱乐、安宁和美”的社会。所以说，“新感性既是社会主义政治分析的概念工具，又是向社会主义‘新人’提出的道德行为规范”。总之，在马尔库塞看来，心理、道德和政治是一个家族，有着内在隐秘的联系。精神分析进入道德分析，开辟伦理学研究的一片新天地，心理学本身就是一个政治问题。

　　最后，道德的文化分析。对道德进行文化的分析，实际上就是对道德和文明进行人类学分析。德谟克利特认为道德与知识有关联。他认为，既然所有的人可以学习知识，那么所有的人也可以成为有道德的人。显然，早期的哲学家基本认同道德与文化的统一性，对于它们之间的矛盾性、冲突性较少阐述，或者说还没有发现。但是，道德与文化之间的矛盾在工业文明时代开始凸显。发达工业社会的病灶不是在经济生产领域，也不是在阶级的对立和冲突之中，而是在以资本主义为代表的现代工业文明制度的压抑上。在弗洛伊德看来，“所谓人类文明，对此我的意思是说，人类生命从其动物状态提升而来，而且不同于野兽生命的所有那些方面——我不屑于对文化和文明加以区分——如我们所知，人类文明常常向观察者展示两个方面。一方面，它包括人类为了控制自然的力量和汲取它的宝藏以满足人类需要而获得的所有知识和能力；另一方面，它还包括人类为了调节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特别是调节那些可资利用的财富分配所必需的各种规章制度”。在此，弗洛伊德从人类学的视角提出了思想文化和制度文化两个范畴，并意欲消除文明与文化的边界，视二者为同一性质的存在。思想文化是人类征服自然的结果和能力，往往伴随着付出、痛苦和挫折。而规章制度，即制度文化则是人类文明成果和人类持续劳动的保障，往往意味着对人的本能、欲望的限制、禁止和自由的牺牲。从某种意义上说，文明和文化就是对人的本性压制的结果，是以牺牲人的本能和自由为代价的。文化不仅规范着人的行为和语言等社会行为，还压制了人的本能结构和原初欲望，要求个人牺牲他人格中部分的好胜之心、领袖欲望、侵略性格等倾向。

　　在马尔库塞看来，发达工业社会的文化是经过市场机制“清洗”、丧失批判功能的文化。文化经由市场机制的“同化”之后，最终成为一种依附于机器化大生产和大众消费商品的符号，变成维护既定社会秩序的宣传口号。对此，他失望地感叹道：“从前的文化福祉是为满足个人对幸福的希冀，而现在个人的幸福却完全消失在民族的伟大性中；从前的文化旨在满足在实在的幻象中对幸福的要求，而今天的文化却教诲个人根本就不应有这样的非分之想。”因此，遏制发达工业社会的攻击性，人们首先需要循着理性的脚步创造文明，更需要放飞想象的翅膀，寻求本能的解放和审美的救赎。“人们坚信想象的合理性，人们需求一种崭新的道德和文化。”所谓“崭新的道德和文化”，实际上就是一种“非压抑性文化”。1968年，马尔库塞在《超越单向度的人》中强调了艺术和文化作为一种解放力量的重要性，试图在“神话学与哲学的边缘趋向中”提出一种“非压抑性文化观”。“非压抑性文化”是相对于肯定文化所提出的，主张必须否定现实存在中那些根本的东西，否决控制人的既存关系的文化。如果从“人格”上来看，“顺从”是肯定文化语境中人的品格，抑或人最高的幸福，那么，“反抗”就是“非压抑性文化”语境中的人的品格和最高的幸福。

　　此外，马尔库塞还认为，人的高贵的道德品格的塑造和善的德性的锤炼都离不开文化的作用，因为，“文化就不属于那个把人性的真理理解为战斗呐喊的人，而是属于那个在他身上文化已成为恰如其分的行为举止的人：这个人即使在日常琐细的凡事中，也表现出和谐与深沉”。文化是一个人的内在素养、人格尊严、内在美德、精神价值的外在显现，是引领人自觉走向解放的内在动力和精神意志。未来新社会（社会主义）的人是具有新感性的人，是具有否定思维的人，是具有批评精神的人，是反对现存制度的人，而这种人格的塑造需要新的文化浸润和培育。

　　二、对话语范式的改造

　　话语（discourse）就是“某种恒定的言说方式”。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对话语的研究可追溯到卢卡奇那里，之后的法兰克福学派对语言的政治功能进行了深入分析，提出了语言“社会过滤器”理论（弗洛姆）、操作主义语言范式（霍克海默、阿多诺）和话语的“权利范式”（哈贝马斯）等。正是在这些话语理论的铺垫下，法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阿尔都塞的学生福柯才能在这条路上走得更远，构建了一个非常完整的权力话语范式。

　　伴随着人类的社会实践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经验，但为什么有的经验顺利内在化为意识、知识甚至是意识形态，而有的经验却遭到社会压制？这个问题引起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广泛关注。在弗洛姆看来，“任何一个社会都有它自身的‘社会过滤器’。只有特定的思想、观念和经验才能得以通过_1“。并且他认为语言就是社会意识过滤的工具，“整个语言包含了对生活的一种态度”，“语言通过它的词汇、语法和句法，通过固定在其上的整个精神来决定哪些经验能进入我们的意识中”。法兰克福学派的语言社会意识过滤理论启发了福柯的话语权力范式中的话语原则，即，话语内部规定遵循“从属原则”，而外部规定遵从“排异原则”。与福柯强化话语伦理的权力逻辑不同，哈贝马斯意欲消解话语的统治，高扬话语权力的平等和自由，亦即话语的“權利范式”。他认为社会的不公正、不平等首先表现为话语的不平等，亦即话语霸权兴风作浪。哈贝马斯最终通过“话语的伦理”勾勒出了一幅“公正世界”的乌托邦画卷。在他看来，要实现普遍的社会公正，消除人际关系和国际关系中严重存在的歧视和不平等，要在两个方面下功夫：一方面，要实现话语的民主、自由和平等，反对话语的霸权；另一方面，必须在人际关系和国际关系中施行和遵循“交往理性”，将话语的“有效性要求”以及话语规范的恪守提升到社会伦理原则的高度，在理性的交往、对话、协商中消解分歧、化解矛盾、达成共识、构建和谐。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较早觉察并提出了操作主义语言问题。他们认为“完全是以现实为基础的语言，只是使人们迫不及待地去达到现实中所提出的活动目的的手段”。马尔库塞对这种操作主义语言理论雏形进行了深度加工，使之成为人本主义道德分析的一种话语范式。

　　尽管马尔库塞很少直接谈论道德话语权，但在马尔库塞的著述中也发现其对以功能化为旨归的仪式化、封闭化和形象化话语的道德批判和新的道德话语建构。马尔库塞认为，作为社会交往媒介的语言是人类相互沟通、相互协调、思维运行、辩证思考、意义表达的工具。但是在极权社会，统治者为了维护其统治地位，往往把政治思想或意识形态“楔入”语言之中，运用整齐划一的宣传、偷梁换柱的符号、毋庸置疑的决断等手段，把语言改造成为控制社会的工具，导致“语言不仅传播智慧，而且传播难以消除的愚昧”。

　　马尔库塞首先集中批判功能化的语言。话语既可以正面直接表达权力和权利主体的意图，也可能迂回传达主体的意愿。统治者全面管控语言，绕开操作概念，使得“操作概念的方法论禁令同能表现事实真实面目并说出真实名称的及物概念相对立”，导致社会语言（口头话语、书面语言）表达的内容并不能真实反映客观存在，对事实的描述性分析进而阻碍人们对事实的理解。也就是说，语言变成了维护意识形态的工具，“加强了作为现实受害者的人们对现实的‘无信仰的信仰’”，严重侵犯了话语主体的平等、自由的话语权利。他认为，发达工业社会鼓励肯定性思考和为权力开脱的“话语的作为认知和认知评判发展阶段的那些中间环节被剥夺。曾经把握了事实并因而超越了这些事实的概念正在失去其可靠的语言表现力”。这种语言表现力的丧失和功能化导致在社会思想的表达中，“现象和实在、事实和动因、实体和属性之间的紧张逐渐隐没。意志自由、发现、证明和批判的要素在指谓、断定和模仿时不起作用”。操作主义是功能化语言的典型特征——使概念的意义等同于相应的一组操作，等同于事物的相应功能。发达工业社会的宣传语言身披“操作主义的特征”，缺乏否定、批判、怀疑的话语伦理为新型顺从主义和单向度社会奠定了基础。另外，语言与政治联姻是其功能化的具体运作方式，在政治领域降服一切拒绝和反抗因素，然后以功能化的语言称谓这些事物名称，呈现一种没有矛盾、没有反抗和拒绝的情景。在马尔库塞看来，“省略句法”“采用连字号的省略”和“缩略语”等语言手法的运用都是操作性语言为政治意识形态服务的具体手法，意欲“不在句子各成分之间留下张力和空间”。在此，重点阐述马尔库塞对“缩略语”这个语言手法的政治功能的理解。马尔库塞认为，“缩略语”就是“那种通过删除超越性含义的方式而制度化的东西。它的意义是被固定、被窜改和被掺杂进其他成分的东西”。他把“缩略语”称为“理性的狡计”。“缩略语”的重复使用和呈现有助于压抑不愉快的问题并导致其认知价值和否定力量的丧失。譬如，NATO（NorthAtlanticTreatyOrganization，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缩写就很难使人联想到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具体所指的东西和所蕴含的意义，即条约、第二次世界大战、冷战、核武器、反法西斯等具体而重要的信息。显然，“省略句法”“采用连字号的省略”和“缩略语”等语言传播模式抑或政治语言的修辞手法，就是通过“这些术语命令、组织、引导人们去做、去买、去接受”，“有助于从言语的结构和活动方面来击败非顺从要素”，一旦成为官方术语并得到知识分子的认可，就会成为一种瓦解个体否定性的“武器”，迫使各个阶层可以轻松、愉快地从宣传媒体中获取一些经过“政治改造”的最新术语，营造没有否定性和没有反对派的一体化的社会氛围。

　　此外，马尔库塞还尝试建构新的道德话语。语言不仅具有描述客观事物的功能，同时也会表现价值嵌入和“意义屏蔽”的作用。对此，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批判当今发达工业社会的极权主义倾向时，特意分析了话语的屏蔽作用。他认为，“由于不断强行嵌入接受者的大脑。它们产生了把意义封闭在规则所给出的条件范围内的效果”。特别是，“名词以一种专横的、极权主义的方式统治着句子，句子则变成为一个有待接受的陈述——它拒绝对其被编纂和断言的意义进行证明、限制和否定”。经过统治者政治修辞和道德洗刷的语言，达到了一种指鹿为马、混淆是非的效果，比如“和平就是战争”“保卫就是进攻”等。改变这种奥威尔所批判的语言滥用，与其说是要进行一套新的道德话语建构，毋宁说是要在语言和言说中恢复语言的否定性张力。

　　在马尔库塞看来，语言革命才是社会革命和人的解放的基础，彻底否定现存制度和展现新意，必须与控制人的语言决裂，必须颠覆传统语言的基本结构，构建一种属于自己的不妥协的语言，即一种更新了的新语言的感知方式，一种对封闭制度和一体化语境中日常语义颠倒过来的语言，一种颠覆现实的权力结构和对人控制的语言。鉴于此，马尔库塞认为，“构想和引导这种重建工作的新感性和新意识，需要一种崭新的语言来界定和传导新的价值（语言在这里是广义的，它包括语词、意象、姿态、音色）。人们曾说，一场革命在何种程度上出现性质上不同的社会条件和关系，可以用它是否创造出一种不同的语言来标示，就是说，与控制人的锁链决裂，必须同时与控制人的语汇决裂”。所以我们就不难理解，马尔库塞的诸多文本随处俯拾皆“革命”“造反”“解放”“破坏”“斗争”“拒绝”“抗议”“批判”“超越”“升华”“改造”等否定性词汇了。诚然，马尔库塞围绕“否定”（negation）这个理论“硬核”建构起了一套独特的新人本主义道德话语体系——批判遮蔽、阻碍人幸福获得的社会形态、社会制度、科学技术等领域的功能化的语言及意象，比如人性语境的人本主义道德话语的“额外压抑”，又比如社会语境的人本主义道德话语的“虚假需求”“单向度”“一体化”等，这些才是遮蔽幸福本真、妨碍人的爱欲解放和真正幸福获得的思维和制度根源。同时，马尔库塞还认为，打破既有语言对人的控制，摧毁单向度的语言结构，仅仅在话语言说中贯穿一种否定性意志和不妥协的精神还不够，还有必要砸碎完整的句子结构，把语言拉回到被命名之初的语词阶段。也就是说，要通过技术手段，即对语词进行颠倒重组，彻底地打破语言的传统构造及其被历史、习俗、政治逐渐加载的意义和引申的词义，抛弃语词蕴含的人们所熟悉的和约定成俗的日常意义，从而制造一种陌生化效果。从根本上来看，马尔库塞的话语道德理论始终与政治相勾连，以追求个体解放、个体幸福、个体平等为核心，以恢复个体的话语权力为皈依。

　　三、对人本意涵的拓展

　　马尔库塞伦理思想的新人本主义理论定位既承续了古典人本主义传统，又开拓了人本主义新内涵和新方向——个人激进主义，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继往开来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与其他“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主义倾向中的“个人激进主义”者不同的是他对人的本质的探索。马尔库塞指证人的“爱欲”本质，把“新感性”作为新人本主义原则，在感性生命之上建立其思想体系，揭露并批判人压抑性生存的文化、社会、制度因素，指出一条回归人本生存的理想路径，在内容上开拓了新人本主义的理论境界。

　　首先，指证人本主义新基础。人本主义的近代勃兴与马克思有着不解之缘。20世纪30年代，马克思的《手稿》公开发表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中出现了《手稿》研究热，马尔库塞1932年对《文稿》进行研究之后，即刻撰写了《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一文。文章的基本结论是：对于“人”的研究不仅仅是马克思《手稿》的中心问题，更是贯穿青年马克思著作的一条主线，并最早提出了“两个马克思”的观点。《手稿》中青年马克思在费尔巴哈的影响之下，试图站在“类存在”——“社会”基础上以完成了的“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来扬弃与消除人的自我异化，提出了使人的感性存在与人的本质（即理想存在状态）保持一致的哲学共产主义思想，描画了只有通过消除异化的方式才能实现人类解放的前景。从根本上来看，青年马克思关注人的“类存在”的自由状态，从社会形态上只有寄希望于“共产主义”以解救当下私有制中的人。所以，马尔库塞坚信《手稿》中存在的“真正的马克思”是“人道主义的马克思”。它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存在明显的理论断裂，并呼吁回到作为人道主义者的马克思。马克思社会主义思想的真正基础不是唯物史观，而是人道主义抑或人本主义，《手稿》已经亮出了马克思的人道主义“底牌”，马克思的许多重要概念，诸如“劳动”“异化”“自然”“人的本质”等，一旦置于新的基础之上，就会重获新生、焕然一新。这个所谓的“新的基础”实际上就是人本主义哲学。马尔库塞通过改造马克思主义理论范畴并使之与人本主义相融，为其新人本主义预设了一个具有时代感的“理论布景”。之后，随着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的引入和改造，仿佛人本主义又找到了科学基础。

　　其次，赋予人的解放以新内涵。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的终极目标——共产主义就是以人的解放为基础和目标。马尔库塞在《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一文中强调：“在作了这些引言性的说明以后，我们可以着手叙述《手稿》的整个内容。马克思本人把《手稿》的目的描述为关于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这是一种‘实证的’批判；而且这种批判通过揭露政治经济学的错误及其不适合于它的论题，也为政治经济学提供了一个基础，使之适合于它的任务。对政治经济学的实证的批判因而也是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的基础。在这种批判中，政治经济学的概念完全改变了：它成了一种关于共产主义革命的必要条件的科学。这种革命本身与经济上的激变无关，它意味着人的全部历史的革命，人这一存在物的定义的革命。”显然，马克思主义的主题就是“人的解放”。马尔库塞接过马克思这个从不置弃的历史使命，并赋予了“人的解放”新的内涵——爱欲解放。他认为，现代文明建立在对欲望压抑的基础之上，人始终处于创造性被压抑的状態。文明重建和人的生活要获得存在意义，就必须摆脱“额外的压抑”，解放“爱欲”。在他看来，“解放”意味着要改造现代科学技术所缔造的物化世界、消费世界、商业世界、集权世界，彻底改变当前的总体异化状态，满足人性的真实需求。

　　再次，阐释人与自然的新关系。马尔库塞认为人与自然具有统一性，是存在不可分离的主体。马尔库塞深刻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总体异化的客观事实，认为资本社会才是自然异化、消费异化、人的异化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的制度性根源，提出了颇具震撼力的“自然解放论”。在马尔库塞看来，自然界不仅仅是一种材料，一种有机物抑或无机物，其实自然界本身也具有生命力，是主体一客体。他说：“自然的急剧变化将成为社会急剧变化的主要组成部分。”人与自然的新关系是一种解放与被解放的关系，在反对剥削社会的斗争中自然扮演了一个“同盟者”的角色，自然的解放是人的解放的手段。“解放最终和什么问题有关，亦即和人与自然的新关系——人自己的本性与外界自然的新关系有关。”所以说，把自然纳入主体范畴，高扬个性、平等、友好、和平和感性，是贯穿马尔库塞理论体系的一条宏观主线及其新人本主义的突出特征。

　　最后，归魅人的主体价值。当代工业社会剥夺、废黜了人的主体地位和独立价值的“前台”表演者，是使人表面生活得更加“舒适”的科学技术。但是，这种“舒服”的背后是人的全面异化、自由丢失和个性抹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加剧了人与机器关系的物化，消解了人与机器之间存在的一种批判张力，导致人与机器之间的主客体关系的颠倒，亦即人的主体性被机器所取代。在马尔库塞看来，这种颠倒、压抑和扭曲的社会突出表现为当代发达工业社会的单向度化和极权化，他说：“人们不得不打破外在强加于其身上的理念和价值，并发展和实现与其理性的旨趣相协调的理念和价值”，以实现人性的复归。人最为天下贵，这种对人的主体地位和人的价值的重申，是人本主义的共同特征。与“阶级激进主义”人本主义不同的是，马尔库塞除了从个体生存视阈考察人之外，更强调个人主体的价值地位，努力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恢复”人的地位。他认为，任何有悖于个体独立性、自由性、自主性的显性的抑或隐性的制度、文化、话语、技术均违反人道原则。总之，马尔库塞所倡导的人本思想作为现代意义上的新人本主义实际上是一种价值论人本主义，它主张非同一性、个体性和感性，目的是要颠覆统治阶级炮制的社会意识形态，唤醒人们感受生活的方式，展现个体生命的自由图景。

　　结语

　　通过对马尔库塞新人本主义伦理思想的历史性考察，经过分析大致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第一，马尔库塞的新人本主义伦理学是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阶段。马尔库塞分析批判发达工业社会中人的生存状态，研究人的本质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无不饱含着深刻的人本主义动机，其伦理学以“主体性原则”为理论骨架，拒绝同一性、类本质和理性，注重对人的欲望、行为与痛苦、自由及幸福问题的探讨，高扬否定性、个体性和新感性，堅持沿着为生命、爱欲、审美和人的解放这条道路进行理论研究和社会实践，在伦理研究方法创新、道德话语体系改造和人本主义意涵拓展等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构造了一个既包含“现代西方各种人本主义流派的一般特征”，又标新立异且蕴含着浓厚乌托邦色彩的新人本主义伦理思想大厦，是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发展承前启后的重要阶段。第二，马尔库塞的新人本主义伦理学提供了一个分析当代社会的有力框架。凯尔纳指出，“马尔库塞仍然具有重要性，因为他提供了理解操纵和解放的哲学视角，提供了分析当代社会有力的方法和框架，提供了一种解放前景，这种前景比经典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的其他版本，以及流行的各种版本的后现代理论的前景更为丰富”。马尔库塞直面异化社会、科技控制、生态危机以及人存在的迷茫现状，围绕爱欲、额外压抑、新感性和解放等核心范畴，建构了一个新的伦理学研究范式，为分析发达工业社会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第三，马尔库塞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一个主要成员，他的新人本主义伦理思想的理论影响并非如穿过黑夜的流星那样只发出刹那间的光芒，而是灿若晨星，已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族中发挥着持久的、历久弥新的影响。它为生态马克思主义树立了一个理论纲领，开启了技术批判理论的先河，构建了法兰克福学派的伦理话语范式，甚至在社会运动中被青年学生奉为“精神导师”。但其缺陷也显而易见，正如布洛赫对他的评价那样，“马尔库塞从来都不是乐观主义者。我从未想过，在不现实的乌托邦事物上，像马尔库塞一样走得那么远”。的确如此，放逐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批判向度，强烈的乌托邦色彩笼罩下的理论取向一旦在现实中遭遇挫折，就会远离科学，退回到自娱自乐的意识哲学的“桃花源”，这恐怕是马尔库塞新人本主义伦理学的致命弱点。

　　作者：石小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