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 言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4年我国农民工总数量为2.74亿人，其中新生代农民工己占总量的70 %，逾1.90亿人。仅在广东省，农民工的数量己突破2 700万人，新生代农民工占比64 %，数量己逾1 700万人。新生代农民工弥补了制造业、建筑业、餐饮服务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岗位空缺，促进了城市的经济建设，已逐渐成为支撑城市工业化发展的中坚力量。 

　　对于大部分劳动时间较长、体力劳动强度较大的新生代农民工而言，良好的健康状况是其获得市场收入并在城市中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健康对其具有特殊的意义。然而，由于新生代农民工居住条件和工作环境普遍较差，居住条件和工作环境中的不利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健康产生了重要的负面影响，其中不利工作环境的作用更加突出（俞林伟，2016）。而且随着新生代农民工流动时间和工作时间的延长，健康风险逐步积累，导致健康状况变差甚至疾病发生的概率大大提高。调查显示，流动时间为“5～10 年”的新生代农民工健康状况变好的发生比要比流动时间不足 1 年的新生代农民工低37.7%，流动时间为“10年及以上”的新生代农民工健康状况变好的发生比要比流动时间不足1年的新生代农民工低 68.7%（和红、任迪，2014）。新 生 代 农 民 工 四 周 患 病 率 已达28.9%（蒋远胜、申志伟，2008）。同时，城乡二元分割的户籍管理制度使得新生代农民工受到各种社会排斥，无法合理享受城市的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制度，这在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健康状况维持的同时，也影响了他们的劳动力市场表现，对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均会产生不利影响。因此，关注新生代农民工的健康问题，加强对该群体的健康投资，提高其身体健康水平，对于增加其劳动力市场供给，提高其劳动力市场收入具有重要作用。 

　　二、健康影响劳动力市场表现的理论回顾 

　　国内外学者对于健康与劳动力市场表现之间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健康对劳动力市场参与、就业、收入以及工作时间影响等方面。 

　　健康与劳动力市场参与之间关系的研究可溯及健康人力资本理论研究。Mushkin（1962）指出，健康和教育同等重要，健康不仅能提高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还可以增加他们的劳动时间。Schultz （1964）认为，健康可以影响人们的期望寿命、力量、精力和持久力。在其他条件相等时，教育等其他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率取决于劳动者的健康状况。在此基础上，Palloni & Arias（2003）、Jasso et al.（2004）等学者提出流动人口的“移民健康效应”，对健康与劳动力市场参与作了较好的诠释，即因为移民筛选机制及移民自选择，健康状况不好的移民可能发生回流，而健康状况较好者则会发生移民行为。McDonald（2004）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强调良好的健康水平有利于提高人们参与工作的概率。Pilar & Tong（2010）等人在研究健康质量对劳动力市场退出的影响时，强调遭受健康冲击的工人劳动生产率将下降，有些劳动者由于无法适应高强度的体力工作而被迫退出劳动市场。国内研究也显示，健康对劳动力的市场参与行为有着重要影响，健康水平较高的劳动者具有较高的劳动力市场参与概率，同时健康水平较低的男性劳动力退出劳动力市场的概率也较高（解垩，2011；刘生龙、李军；2012）。而健康水平每提高一个等级，农村劳动力参与工作的可能性将会增加3.48个百分点（刘生龙，2008）。 

　　在研究健康收入效应方面，国外学者更多关注身高、体重、卡路里摄入量等健康变量对农业劳动者收入的影响。营养状况的改善不仅能够提高农民的劳动生产率，还可以增加他们的劳动时间，健康对农民收入的增长有着重要的意义（Thomas & Strauss，1997；Huffman & Orazem，2007；Vogl，2014）。同以上观点基本一致，Dave（2006）认为，健康状况的变化可能会影响劳动收入，而Sahn（2014）的研究也表明，健康对从事农业生产活动家庭的收入状况的影响十分重要，因为农业生产活动的劳动强度大，对健康状况的依赖性强。国内学者更多采用Heckman样本选择模型或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面板数据对健康收入效应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显示，健康对外出劳动力收入的影响十分明显，健康不良对收入有负面影响，健康不良的人收入比健康状况良好的人少（于大川，2015）。个人健康是决定家庭人均收入的重要因素，从健康的经济回报率来看，农村人口要高于城市人口、女性群体要高于男性群体（刘国恩，2004）。外出打工人员从事更多的是高強度的体力劳动，只有健康状况好的人才能获得高收入（候风云，2004；秦立建，2012）；营养健康水平与农民工的收入状况存在正相关关系（王志刚，2009）；健康状况与劳动供给和家庭收入正相关，健康状况越差，参加工作的概率越低，收入越低，健康水平下降造成劳动供给和家庭收入明显降低（张川川，2011）。 

　　健康会对劳动者劳动时间产生直接影响。Grossman（1972）指出，健康与教育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健康不仅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且能够减少生病时间，增加“劳动供给时间”。Thomas（2006）表明，健康水平的提高会使男性增加参与工作的时间；García Gómez（2010）认为健康会成为农民工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阻碍因素，从而对劳动时间产生较大影响。国内学者采用计量分析方法对健康与劳动时间之间的关系展开了影响。田艳芳（2011）研究结果显示，健康水平较差的劳动者会适当减少工作时间，而健康水平每降低一个级别，男性的劳动时间降低6.48小时，女性劳动时间则降低4.12小时。秦立建等（2015）研究发现，身体健康状况不佳显著降低了农民工的外出务工劳动供给时间，健康状况较差者比健康状况较好者显著减少了18.9%的劳动供给时间，一年将会减少21天的工作时间。于大川（2013）通过研究健康与农户劳动力供给的关系，发现不同健康状况家庭成员的劳动时间供给是不同的，健康良好的家庭成员会产出更多的劳动时间。

   尽管以上研究成果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借鉴作用，但现有研究在测量指标选择上，大多只采用较单一的指标进行分析，从而无法反映个体健康对其劳动力市场表现的综合影响。因此，针对当前研究的不足，本文力图同时将收入与工作时间作为两个主要测量指标，通过对广东省新生代农民工健康及劳动力市场表现进行问卷调查，分析健康状况与上述两个测量指标之间的关系，这无疑对新生代农民工健康促进政策的制定具有参考作用。 

　　三、数据与变量 

　　世界卫生组织将健康定义为：“健康乃是一种在身体上、精神上的完满状态，以及良好的适应力，而不仅仅是没有疾病和衰弱的状态。” 在此概念界定的基础上，不同学者提出了个体健康的系列测量指标，如身高、身体质量指数（BMI）、热量和营养素摄入量、疾病情况、自评健康状况（SRH）、日常生活自理能力（ADL）等（Strauss，1997；李树森，2010；田艳芳，2011）。据此，本文采用的健康测量指标主要包括BMI指数，四周患病率和自评健康状况，并由此展开健康对新生代农民工工资收入与劳动时间的分析。 

　　（一）数据来源 

　　研究数据来自于广东金融学院劳动经济与人力资源管理系在2016年7～9月期间进行的“广东省新生代农民工生存现状”的问卷调查，调查范围涉及广州、佛山、深圳、东莞、潮州等20多个地级市，调查内容包括新生代农民工的个人信息、工作情况、生活习惯、健康状况以及医疗保险情况等多个方面。此次调查共发放问卷369份，其中有效问卷335份，无效问卷34份，有效回收率为91%。 

　　（二）受访者基本情况 

　　统计表明，在被调查的新生代农民工中，第一，在性别方面，男性占46.9%，女性占53.1%，男女被调查者的比例较为均衡；第二，在婚姻状况方面，未婚者占多数为62.4%，已婚者仅占37.6%；第三，被调查者的受教育程度主要集中在初中、高中或中专，共占68%，其次是本科以上的教育程度，占15.8%，而小学的教育程度的只有2.4%，反映了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其受教育程度逐渐提高，知识水平也逐渐提高；第四，接受过职业培训和没接受过职业培训的人数基本持平，说明新生代农民工正不断认识到培训的重要意义，希望通过知识和技能来提高自身价值；第五，在工作岗位上，普通工人岗的人数最多，占38.8%，其次是其他类岗位的，占27.2%，但管理岗位和技术岗位的也各有17%，这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已不同于老一代农民工绝大多数从事体力工作，而是逐渐向技术和管理类岗位发展，当然，这也与他们逐渐提高的受教育程度有关（见表1）。 

　　（三）变量说明 

　　本研究的因变量为新生代农民工的劳动力市场表现，以工资收入和劳动时间作为代理变量；自变量为健康，选取身体质量指数（BMI）、四周患病率和自评健康作为测量指标；控制变量主要包括年龄、性别、婚姻状况、教育、培训和工作经历等。其中，工资收入为被调查者的月工资收入；身体质量指数（BMI）=体重（kg）/身高^2（m）；性别为虚拟变量，男性为1，女性为0；受教育程度分为小学，初中，高中或中专，大专，本科及以上5个等级分别赋值为1～5；职业培训也为虚拟变量，参加过职业培训的为1，反之为0；工作经验=年龄-入学年龄（7岁）-受教育年限（见表2）。 

　　从表2分析数据体现了总体样本中所有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数据。在月收入方面，新生代农民工的月平均收入为3 748.70元，而广州市2015年的月平均工资为4 986元，新生代农民工的月均收入水平比广州市平均收入水平低。在年龄方面，被调查的新生代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为24.74岁，总体年龄偏小。教育程度均值为3.06，所以他们的平均学历为高中或中专，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知识文化和职业教育水平都有很大的提高。另外，自评健康的均值较高，代表其健康状况较好，这与他们的年龄普遍较低有关。另一方面，虽然他们的年龄较低，但是他们的工作经验却比较长，达到平均5.95年。在每周工作小时数方面，新生代农民工的平均工作时间为53.14小时，比劳动法规定的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44小时相差将近10小时，这说明新生代农民工加班现象比较普遍，这与他们主要从事的建筑业、手工业等行业性质有关。BMI指数是目前国际上常用的测量健康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准，世界卫生组织提出，亚洲人BMI指数的合理范围为18.5～22.9，而本次调查的BMI指数约为20.67，说明他们基本处于正常的身体质量水平，但略为偏低。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健康对新生代农民工工资收入的影响 

　　健康对新生代农民工工资收入影响的OLS回归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 

　　从表3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到，自评健康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工资收入有显著性影响，在5%的置信水平上显著相关（p=0.019）。结果显示，自评健康的估计系数为377.891，符号为正，这一结果意味着新生代农民工的自评健康状况每提高1个等级，其月工資收入将会增加377.891元。自评健康虽然是个体对自身健康状况的主观评价，但它与个人的客观健康结果密切相关，如患病率、死亡率等。一般认为，个体的自评健康状况越高，其个人的健康状况趋向良好生活自理能力也越好，所以主观的自我评价与客观存在的指标之间也存在相关性，它能够反映健康的心理和主观方面，积极的心理状态和情绪将对健康产生促进作用，也将对收入起到积极作用。 

　　四周患病率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工资收入具有显著性负向影响，估计系数在5%的置信水平上显著（p=0.031），结果显示，四周患病率的估计系数为388.886，符号为负，这意味着四周患病率每提高1个等级，会使新生代农民工的月工资收入减少388.886元。这主要是由于当前我国医疗费用水平越来越高，“看病难、看病贵”现象依然十分严重，新生代农民工由于户籍原因，在医疗方面无法得到很好的保障，一些企业更是很少为农民工购买甚至没有为其购买医疗保险，另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也缺乏购买医疗保险的意识和健康投资的观念，而患病将会使人们的工作时间减少以及工作效率有所降低，并且他们一般从事计件或者计时工资制。所以，当新生代农民工患病时，一方面他们要面对较大数额的自费医疗费用，一方面又因为疾病导致工作时间减少从而减少工资收入，这些都会使他们的经济收入水平大大下降。

    从表3还可以看到，BMI指数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工资收入并没有表现出显著的影响。但从回归系数的符号（为正）上看，BMI指数的提高有利于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工资收入，在控制了其他变量影响的情况下，BMI指数每上升1个点，则新生代农民工的月工资收入将增加27.603元。从表2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可以看出，被调查者BMI指数的均值为20.678，属于正常区间，但略微偏低。由于新生代农民工大多在普通岗位上工作，其所在的行业又集中在建筑业等对体力有较高要求的行业，很显然，在这些行业和工作岗位上，身体素质的强弱与其收入水平直接相关，BMI指数的提高意味着身体素质的增强，这将有利于帮助他们获取更高的收入。 

　　（二）健康对新生代农民工工作时间的影响 

　　健康对新生代农民工工作时间影响的OLS回归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 

　　从表4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到，自评健康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时间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5%的置信水平上显著相关（p=0.026）。结果显示，自评健康的回归系数为0.447，且符号为正，这意味着自评健康状况每提高1个等级，新生代农民工的周工作时间将增加0.447小时。自评健康状况是个体根据自身的健康状况得出的，当新生代农民工认为自身的健康状况较好或者非常好时，新生代农民工大多会选择增加工作时间以期获得更多的收入，相反，当新生代农民工认为自己的健康状况不佳时，则会选择减少工作时间。 

　　四周患病率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时间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这种影响在5%的置信水平上显著（p=0.033），回归结果显示，四周患病率的估计系数为3.183，符号为负，这说明四周患病率每提高1个等级，新生代农民工的周工作时间将减少3.183个小时。与其他的慢性病和亚健康不同，四周患病率作为近一个月内患生理疾病的频率，假如患病不止一次或者比较严重时将直接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当月的工作时间，造成其工作时间减少，但是，如果这些疾病不是太严重，身体状态尚且允许的话，劳动者会更多的选择适当地减少工作时间，而不是完全退出劳动力市场，这与田艳芳（2011）的研究观点一致。 

　　此外，BMI指数对新生代农民工工作时间的影响不显著。由表2描述性统计可知，新生代农民工的BMI指数的均值为20.678，处于正常的区间范围内，这些条件都比较符合他们从事的偏体力工作对身体素质的要求，所以他们能承受的工作时间也比较相似，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为什么BMI指数对工作时间的影响并不显著。 

　　五、结论与启示 

　　（一）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实地调研数据，采用OLS回归分析方法实证分析健康对新生代农民工劳动力市场表现的影响，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四周患病率對新生代农民工工资收入以及工作时间影响显著，四周患病率的提高会显著减少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时间，从而降低其收入水平；第二，自评健康状况对新生代农民工工资收入和工作时间都有显著影响，自评健康状况越好，劳动时间越长，工资收入也越高；第三，BMI指数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工资收入和工作时间并没有显著性的影响作用；第四，年龄对新生代农民工收入有显著的正影响，对工作时间没有显著影响，性别对新生代农民工收入和工作时间都有显著的正效应，受教育程度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时间有显著影响，对收入没有显著影响，职业培训以及工作经验对新生代农民工收入和工作时间的影响时间都不显著。 

　　（二）政策启示 

　　本文的研究结果清晰地表明了健康对新生代农民工劳动力市场表现的显著影响作用，尤其表现为对工作时间和工资收入的影响方面。因此，要想改善新生代农民工的现状，提升其劳动力市场表现，可以从改善其健康水平入手。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对策与建议： 

　　1.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健康意识 

　　目前，许多新生代农民工存在着职业安全、生理疾病和心理疾病等健康问题，这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及社会的发展都非常不利，所以，提高他们的健康意识非常重要。政府有关部门和企业可以通过开讲座以及运用报纸、杂志、电视、互联网等媒体的方式加强对健康的重要性以及如何改善健康状况的宣传及教育，帮助他们真正意识到健康的影响，确立起正确的健康观念和健康投资意识。由于分析结果中显示体育锻炼、睡眠时间都对新生代农民工劳动力市场表现产生显著影响，所以，政府、社会和企业还应该引导他们形成正确的生活作息习惯。 

　　2.完善医疗资源合理配置 

　　近年来，虽然乡村地区医疗机构和医疗卫生人员都有所增加，促进城乡医疗资源合理配置也是医疗改革的重要方面，但是，当前我国医疗资源分配和投资依然非常偏重于城镇地区，绝大多数的医疗资源都集中在大城市。在每千人口的医疗卫生人员数量方面，城市地区为7.97人，而农村地区仅有3.18人，所以，各级政府应加强农村地区的医疗卫生投资，发展社区卫生服务，建立新型城乡卫生服务体系，市政府及相关部门应利用法律对现有医疗资源进行整合，根据卫生院医疗卫生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的客观情况，坚持重心下移、政策倾斜，不断加大公共财政投入力度，改造就医环境，添置现金的医疗设备；另外，政府还应该尽快加大农民工购买医疗保险的比例，加大新农保的报销比例。目前，农民工中参加医疗保险的仅占农民工总数的20%，农民工的健康保障明显严重缺乏，而本次调查研究结果也表明，四周患病率对于新生代农民工劳动力市场表现影响显著，所以加快推进医疗资源更加公平合理地分配十分必要。 

　　3.增加公共产品的供给 

　　居住条件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健康水平的一个重要因素，所以政府应该增加相关公共产品的供给。对于农民工集中居住的地方常出现缺乏安全的饮用水和有效的垃圾处理设备，虫害鼠害、通风不良等问题，政府有关部门应该对农民工较为集中的居住地的饮用水进行定期检测，确保他们能饮用安全合格的水源；应该注意垃圾处理问题，合理规划垃圾处理厂的地址，购置垃圾处理装置，及时派有关环卫工人来对虫、鼠等进行治理和捕杀，通过对他们集中居住的社区的物理环境和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来改善农民工的居住环境和健康水平。其次，社会和政府还应该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更多的心理咨询场所，及时解决他们的心理问题，帮助他们形成更健康的心态，从而促进他们更好的工作和生活；最后，企业还应该采取有效的措施来改善农民工的生产环境和条件，严格按照法律和安全生产有关规定进行生产作业，从而加强对农民工的劳动安全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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