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篇：揭开名牌大学自考新闻专业“面纱”

　　自从自考新闻专业招生狂热以来，名牌大学已不再是尖子生的聚集地了，高考落榜后的落魄书生已成为各大高校的“新宠”。这其中包括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等部属名牌高校在内，也会放下通过高分门槛录取人才时的高傲身架主动深入“民间”，广招博纳，杂取兼收。

　　和通常苛刻的选拔人才不同，这种网罗方式中交织较多的往往是浓烈的铜臭味和隐蔽得几乎无懈可击的蒙骗性。甚至一些本来很优秀但却没谙世事的孩子也被裹携其中，枉被改变了人生理想轨迹。

　　诚然，在“教育不再一定改变命运”的大形势下，通过高考入大学似乎也不再是必过的独木桥，在中国“教育产业化”背景下，市场大量供应被高考“过滤”后的学生人群，由此产生的巨大利益诱惑一时间成为对各大高校最有力的召唤。

　　2007年5月，教育部通过红头文件要求部属高校停止招收自考和成人脱产班学生，强制斩断了这种延续多年的利益链条，这无疑让一些既得利益者和欲得利益者徒生心火。

　　然而，通过剖析中国人民大学的自考办学模式和中国政法大学从“第一个吃螃蟹者”到主动退出自考市场的情况，我们或许会对这一影响巨大的政策的出台有一种较为客观理性的评判。

　　“人大”是名牌，“人大自考”也是名牌？

　　人民大学每年的普通本科招生录取分数线总是让大部分高考生心怀敬畏，如果通过高考“独木桥”，想要在这里圆“名牌大学”梦，对于大多数考生，似乎并不现实。

　　这种情况从1999年发生了变化，该校开办了自学考试助学班。或许，这种说法并不十分妥当，因为，投资者和管理者是社会人员，给学生授课的老师和人大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只是投资方究竟是谁，很少有人能说清楚。说是人民大学开办，是因为对外招生的招牌是“中国人民大学高教自考”，招生简章上显示的是人民大学的校园建筑和景色。能够享受到名牌高校的学习环境，对于许多学生极具诱惑力，于是，从一开始，它就在自考招生的市场竞争中显得有几分“牛气”，生源规模逐年壮大，开设专业也不断增加。

　　到2001年时，仅新闻专业专科段的学生就达480人左右，而人大自考此时同时开设的专业一共已达7种。由于人大自考在师资方面的相对优势，北京其他学校开办的自考培训班鱼龙混杂，中途投奔该校的学生也不在少数。

　　人大在对学生和学生家长做招生咨询时，会告诉他们，我们聘请的老师是以人大老师为主。而据了解，实际上真正能够保障“人大师资”的只有新闻专业。人大自考部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带班老师说：“这是因为原来在这里负责管理的领导中有3位老师本身就出自人大新闻学院，他们和新闻学院的老师有很好的关系，所以聘请那里的老师比较容易。”

　　但是，目前那3位老师已经离开了这里的管理岗位，所以即使新闻专业的教师，整体水平也已经与当年不可同日而语。

　　能得到名师的指点对于选择自考的学生应该是最大的幸运，但是，其他方面就完全不一样了。

　　除了2001年的一批学生有唯一的机会办过人民大学的图书借阅证外，之后，人大就永远对自考生关闭了办理图书借阅证的大门。

　　用于教学办公和学生上课的4层高的育贤楼虽然是在人民大学校园里，据说那也是从"二炮"租来的。其他用于学生上课的教室大多也是临时向人大租用。

　　数千名学生分散居住在人大西门外的万泉庄和紫金庄园周围，这给学校的管理带来了很大的难度。

　　学校的最终目的是挣钱，学生也都知道这个道理，一些对自己不负责任的学生经常无故旷课逃课。正是如此，学校在安全管理方面总是如履薄冰。在发生一些意外之后，学校在后来的新生入学时，都会和学生签一份“安全协议书”，以便再有意外情况发生时进行责任认定。此外，这些学生和人大统招生同处一个校园，却有着诸多不一样的待遇，比如自考生的学生证享受不到任何学生免费待遇，而他们又不能正确定位自己的本来身份，一些学生因此抱怨遭受“不平等待遇”，甚至产生了自卑心理。

　　“有的学生把学校发的学生证上的‘培训学院’4个字抠掉，或者用个小贴画盖上，只剩下‘中国人民大学’。”一位带班老师笑着说，“这些孩子一方面显得自卑，一方面又有很强的虚荣心。”

　　类似“不平等感”使得一些学生对人大自考部心生怨恨，更有甚者，还会迁怒于人民大学的某些领导。他们觉得是人民大学在欺骗自己，因为招生老师当初和他们讲会和人大实现资源共享，但是，他们并不了解，人大提供的仅仅是有限的资源，而且这些资源的享用都需要社会投资方付出高昂的代价。

　　而对于大多数学生，他们除了正常上课外，还需要不断加强课外自学，甚至不敢享用正常的休息日，因为他们总是在不经意间感受到来自社会上一些人的“蔑视”，强烈的自尊心使他们比同处一个校园的统招生有着更强烈的危机感和紧迫感。

　　不管这种教学形式培养过多少真正的人才，人大培训学院在北京市自考领域还是树立了良好的市场形象和品牌，它的市场化运作的巨大成功一度让很多人垂涎，这也可以从它生源规模的迅速扩大得到印证。短短几年，人大自考除人大校本部生源饱和外，还开办了西三旗和沙河两个分校区，每年赢利都过亿元。而在这期间，却有包括清华大学在内的不少学校自考办学中途破产。

　　王卫国揭示中国政法大学成为自考“先行者”缘由开办自学脱产班的部属高校中，中国政法大学既是首个吃螃蟹者，又是在许多后来者为争夺暴利而竞争得如火如荼时，最早的自动放弃利益者。仅从这点看，其中似乎也蕴藏着某些耐人寻味的东西。

　　“我们学校开设自考班是从1996年就开始的。当时，走这条路也是被迫之举，那个时候流行‘下海经商’，全国高校面临人才流失的危机，政法大学也是这样，老师的福利待遇和工资水平上不去，老师宁愿去经商也不愿意当老师。民商经济法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王卫国教授开门见山。

　　王卫国说，有一天，有个博士生导师找到他，说自己现在很穷，又没钱买房子，又得供孩子上学，决意要离开教师岗位去经商。

　　“我是苦口婆心地劝他啊！为了把他留下，我不得不斗胆向他做了很多承诺，可是以当时的实际情况讲，做这种承诺，我的压力很大。”

　　之后，王卫国以院系的代表身份，找了一个从政法大学毕业的学生谈合作办学的事，学校和院系没有出一分钱，只提供师资和学校的品牌，该学生出钱在外边租了一套房子，然后办起了自考助学班。这就是政法大学最早的自考办学模式院系和社会个人合作。以后几年发展为学校和社会实体合作的大规模办学模式。

　　“我是两手空空起家的啊，自己亲自跑，主动找人谈。学校一方面也没有那种资源和力量搞这种办学，另外，这种办学也有风险，万一赔了，学校也赔不起。所以，这块办学的投入，从投资到人员管理，还有市场招生全部都是依靠社会力量，发展到1998年的时候，我们的规模就非常大了，后来，社会一些实体也开始投资介入进来。”

　　中国政法大学的成功，让很多人意识到了其中的巨大商机，一个庞大的招生市场迅速生成。

　　“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也是通过打广告宣传的手段来吸引生源，但是，随着这个市场的形成，很多人看到了这里的巨大商机，于是就产生了很多招生专业户，这些人在地方上有着各种各样的关系，他们很快就能拿到一些高考落榜生的名单，他们也会依靠手中的资源来和学校谈条件，比如他为你招一个学生，你需要给他800元，或者1200元。"王教授觉得这和自己当初办班时的性质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到这时候，所有的学校已经是完全以赢利为目的，这和我们的出发点不同，我们当初是想通过这种办法来维护我们的核心资源留住人才。”

　　既然政法大学有先发优势，其中又有“暴利”可图，为何又会突然停办呢？

　　王卫国说：“到了2001年的时候，我们的规模很大了，招来的学生成分又很复杂，人多了就免不了产生很多麻烦，学生间的打架斗殴，还有一些退学纠纷等问题就很多，于是，有很多学生到教育部告我们的状。教育部给学校派来新的领导班子后，专门对这一块加强了规范，这种规范性的约束又只针对政法，其他学校没有，比如，不让我们做广告啊，不让对外挂牌啊等等。”

　　自考办学已经完全市场化，而教育部又不允许政法大学采用市场化的手段，于是，便造成了整个生源的逐年萎缩。

　　我们所面临的人才流失危机已经度过了，基本形成了一支稳定的高素质人才队伍，我觉得在这个方面，我们是最大的赢家。很多学校在盖楼啊、买车啊，这对一所名牌大学并不是关键所在，高校的竞争说到底是什么，是人才啊！这时，我们就在考虑应该回归自己教育的本色，政法大学应该担当培养高端人才的责任，而不是唯利是图。”

　　2006年，中国政法大学成为全国第一所部属高校公开宣布停止招收自考脱产生的学校，这比教育部强制部属高校停办自考脱产班整整早了一年。

　　谈到中国政法大学培养人才的层次，王教授引用了北宋大儒张载的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作者：杨红岩来源：我的大学2008年10期

　　第2篇：手工业的“自考”与“国考”

　　新闻是一门高尚的手艺，一门纯粹的手艺，但也是一门必须脱离技术决定论的手艺。

　　新年的第一个月末，新闻行业将迎来首次全国统一换证考试，也被媒体称为记者的“国考”。这在新闻史上应当被浓墨重彩地记录一笔。虽然刚接到这个通知时，我有点惊讶。

　　这种惊讶，大概和听说全国的烧饼师傅、木匠师傅都要统一考试差不多。其实，这并不难理解。在我的认知里，新闻业是从属于手工业的，写作、编辑就是一门手艺。无论什么年代，文章总要一个字、一个字地写出来，采访总要人对人、一句话一句话地完成。这是一份急不得也没办法编个程序或者造个机器就一劳永逸的工作。哪怕是处在当今信息时代，有了电脑、网络，文章还是要逐字敲出来，逐段建构框架。新闻从业者的思考力不会因为这些电子辅助工具而节省一分。

　　这大概就是新闻的魅力所在。表面看起来明明是追求最新最快的东西，但骨子里还是依赖最传统、最古老的人力使用方式。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成功记者都推崇最基础的新闻操作模式的原因。假使写作一篇新闻需要看十万字的资料，采访十个当事人，那么就老老实实地看完十万字、仔仔细细地采访十个人，这种看起来最笨的方法，恰好就是走起来最顺的路。做新闻并没有太多捷径可走，看得多、听得多，自然就能记得全、写得深。

　　大家都知道，手工业讲究“三分技艺七分态度”、“做得用不用心全凭良心”。一个烧饼师傅烤制一块烧饼，面粉和得是否筋道、饼形揉捏得是否美观、火候把握得是否恰当，全靠态度和技术；一个工匠将木头做成家具，边角磨得是否平滑、框架组装得是否结实，也全在一念之间、一刀之间。

　　手工艺精益求精全凭个人的追求。手工活儿更多面对的是与自己的“较量”，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是否有突破和进步。过了自己这道坎，就是一个成功。比起N年不遇的“国考”，这算是每天都经历的“自考”。

　　做新闻同理，精致的新闻需要执着甚至偏执的人去完成。每天的报纸网络广播电视轮番轰炸，新闻产量无法估计。一篇新闻瞬间就会被海量的信息湮没，所以并非每篇新闻报道都会被拿到放大镜下仔细研读和考察。这种情况下，当一名记者作一篇新闻时，他拥有一个权利：尽多大力完成它，是会为了一个数据花一个小时查阅资料，还是模糊一下凑合完事。尽全力，也许无人问津；不尽力，似乎也不影响什么。“自考”的标准有多高，新闻质量就有多好。

　　从这个意义上说，似乎只要每个记者讲究自我提升、自我发展，人人追求精湛手艺，顺利过“自考”，新闻事业就能百花齐放、蓬勃发展。假使如此简单，“国考”有必要吗？

　　这时候，做新闻和做烧饼的区别就显出来了。烧饼做得好与坏，不会影响太大。做自己的烧饼，不用考虑它会给其他烧饼、整个社会带来什么影响。而一则坏新闻，却能产生意想不到的恶劣影响。先不论那些虚假新闻、乌龙新闻给社会造成的巨大损失，单单是一则采访不全面的新闻，就可能给当事人或组织的声誉以极大打击，近年来有一些关注度高的民生新闻、案件报道，都曾带来这种后遗症。

　　这种新闻，从技术角度分析，或许非常成功，文字优美、行文流畅，拥有小说和电影一样的叙事风格，戏剧化的情节让人百读不厌。但假使站在全社会关注的立场，又似乎只能归类于“坏新闻”。也许有些细节不便公之于众；也许因为没有全面透视事件，真相无法得以看清；也许全文的价值观本身就是错位的。

　　“国考”的意义大概在此。对于偏激的新闻价值取向，它努力拉回平和理性内；对于保守的新闻价值取向，它又试着重点宣扬新闻追求，鼓励发掘更深更真的内容。除却一些老生常谈的东西，“国考”有很多对最基础、最传统的新闻知识的考核，而这正是记者走进新闻大门的钥匙。

　　归根结底，新闻是一门高尚的手艺，一门纯粹的手艺，但也是一门必须脱离技术决定论的手艺。这也提醒那些关起门来醉心于写作技巧的记者们：新闻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也不能一个人战斗。“自考”很重要，但“国考”同样不能少。

　　作者：张灿灿来源：青年记者2014年3期

　　第3篇：聚焦我们的新闻

　　原型：契诃夫写过一个“套中人”别里科夫。他穿套鞋，带雨伞，伞装在套子里，表装在套子里，削铅笔的刀也装在套子里。他戴墨镜，穿绒衣，耳朵里塞着棉花，脸也藏在竖起的衣领里。他一坐上出租马车，就吩咐车夫支起车篷；一进屋就关上房门，睡觉都用被子蒙着头。他整天念叨一句话：“哎呀，千万不要惹出什么事端。”结果，他的小命葬送在他自己惹出的事端里。

　　话外音：现在的学生大都是独生子女，学校惹不起事。于是，不自觉地搞起了“套子型教育”，恨不能把所有的学生，时时刻刻都装进“套子”里。

　　重庆：话说重庆某中学的安全教育，竟作了“不要和陌生人搭话”的规定。（2006年9月7日《重庆晚报》）那是一个大套，只要学生离开校园一步，就想把学生整个地套进去。仿佛学生装进套里，跟陌生人隔开，就可以安全地出入于社会了。再说北京某小学，除了上厕所、喝水，课间甚至不准学生在教室里走动。这是一个小套，让学生在这样的套子里呆着，自然连磕磕碰碰的小事也没了。弄得学生放学后性情暴躁，回到家，乱发脾气，乱甩东西，甚至用头往沙发上撞。（2006年9月25日《北京晨报》）

　　上海：好学生、坏学生的标准，也是一种套。上海有个叫王楠子的学生，读中学时，就因上课爱接老师的话茬，爱开玩笑，遇到老师要把体育活动课改成正课上，爱带头起哄，总想从套子里探出头来……结果，被视为“标准的差生”，在上海混不下去。同样的行为带到了美国，王楠子却屡屡受到老师表扬，现已成长为一个小有成就的动画天才。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促使他的父亲向国内教育现状发难。其父就此抨击中国的教育制度是“我们教育中的问题把许多本应成才的孩子弄成了水泥脑袋”。（2006年9月25日《东方早报》）

　　江苏：还有一个更可怕的套子，江苏扬州市维扬实验小学出台了一则新“规定”：家长交通违规闯红灯，孩子所在班级将被“扣分”，直接影响“评优”。学校的初衷是让孩子带动、感染家长，“小手”牵“大手”，推动大家做文明公民。对此，家长意见不一，一家长斥责说，这不就是古时候的“连坐”吗？（2006年9月26日《扬子晚报》）这招肯定管用。小学生最听老师的话，他们绝对是无条件接受学校和老师给他们设置的大套的。小学生有非常强烈的集体荣誉感，为了不影响班级评优，他们一定会回家对家长施压，不让他们闯红灯。同样，家长们对独生子女的要求更不会轻易违逆，一定是言听计从。该学校可谓是摸准了学校教育的“命门”，一招见功。不但套住了小孩，还套稳了大人。这么做看似对班级荣誉负责，对交通秩序负责，就是对小学生本人不负责。学生究竟能够承受多少压力？

　　话外音：还有诸如只准学生把“雪融化了变成什么”的答案，说成“泥水”，不准说成“春天”；甚至于害怕学生读《杂文报》，理由是受了影响说真话，会影响作文得分……“有的学校上午上五节课，下午上四节课，晚上上三节晚自习，甚至有的学校把国家规定的五天制改为六天制”。有了这样里三层、外三层的“套子”，我们该培养出多少别里科夫！我们今天仍然倡导“要解放孩子的头脑、双手、脚、空间、时间，使他们充分得到自由的生活，从自由的生活中得到真正的教育”。目的就是培养创新型的人才，这种“套子型教育”扼杀的，恰恰是学生的创新精神。

　　考场不分老少九旬老翁三次叩门终圆大学梦

　　9月，一位名叫王怀明的九旬老翁经过几番申请，终于如愿以偿地跨入北京吉利大学，就读于陈琳外国语学院。老人生于1917年，离休后始终没有停止过学习。（2006年9月27日腾讯教育）

　　无论在哪个国家，受教育都是每一个公民的权利，没有年龄、性别和高低贵贱之分。受教育永远没有年龄限制，机会永远是平等的，而竞争则永远存在，并且永远都是优胜劣汰。老年人上大学正是社会进步的一种表现。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所有人不论年龄、职业，都应该将“学习”当成一种习惯，活到老，学到老，用自己的行动推动社会的和谐进步。中学生更应铭记“莫等闲，白了少年头”。

　　重庆九龙坡区11岁一初中生自已要求参加自考

　　2006年9月5日，一名11岁的初一学生来到九龙坡区自考办报名参加2006年10月的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虽然九龙坡区自考报名工作已经结束，但自考办仍然安排同志为小曾办理了自考报名手续。

　　报名参加自考的学生姓曾，今年刚小学毕业，考入重庆市一所市属重点中学。小曾报考的是法律专业基础段，本次报考的学科是《宪法学》。

　　据小曾的父亲介绍，报名参加自考是孩子自己提出来的，孩子的学习成绩一向名列前茅，喜欢看书和电视节目的新闻和法律频道，已经利用暑假自学完整本的《宪法学》，有心通过自考来检验自己的学习效果。

　　小曾的父母对此非常支持，曾父自己就是法律专业的本科毕业生，还取得了经济学硕士学位，但他并没有对小孩进行专门的辅导。他说：“我们在大学学习主要就是靠自学，我认为小孩参加自考不仅不会影响他的学业，反而会锻炼他的自学能力，掌握学习方法，提高学习能力，这对孩子的一生都会产生积极的影响。”（2006年9月5日腾讯教育）

　　这真是，考场无老少，有志不在年高。

　　作者：李学慧来源：少年天地(初中版)2007年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