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篇：新时期英国文学史研究中前辈学者的贡献

　　文章内容提要：1980年代初，陈嘉和范存忠的两部英文版《英国文学史》代表了当时该领域研究的最高水平。1996年出版了王佐良（原清华大学外语系）所著《英国文学史》，这是中国学者用中文撰写的第一部英国文学通史。2006年，王佐良与周珏良主编、33位学者参与编写的五卷本《英国文学史》全部出齐。这部史著具有中国式的观点与风格。杨周翰撰写的《17世纪英国文学》则是一部独具特色的断代史著作。本文将对上述前辈学者的学术贡献分别加以评述。

　　新中国成立以后，英国文学史研究与整体外国文学史研究都深受苏联模式的影响。1956年，教育部参照苏联高等院校同类教学大纲，制定了英国文学史教学大纲，教科书则采纳了苏联学者阿尼克斯特的《英国文学史纲》。该书1959年初版，1980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印，可见影响之大。尽管《美国文学简史》（上册）和《法国文学史》（上册）已于1978、1979年相继问世，中国学者用中文编写的英国文学史却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才出现。本文首先回顾陈嘉、范存忠先生出版于80年代初的两部影响深远的英文版英国文学史，随后介绍王佐良先生领衔编撰的中文版英国文学通史，最后评述杨周翰先生撰写的断代史，总结前辈学者既有的学术贡献与成就，展望英国文学史研究未来的发展方向。

　　一、陈嘉和范存忠先生的贡献

　　陈嘉、范存忠教授是国内英国文学研究的老前辈。20世纪30年代，两人在耶鲁和哈佛大学分获博士学位，是最早获得英国文学博士学位的中国学者。回国后他们长期在南京大学任教，研究、教授英国文学，并在80年代初分别推出两部英国文学史，产生了很大影响。陈嘉著《英国文学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全书分四册，是当时规模最大的英国文学史教材。由于编写量大，四册教材全部出版历经了五年时间：1981年10月出版第二册，1982年7月出版第一册，1986年1月和2月出版第三、第四册。从1986年开始，陈氏文学史一直作为我国高校英语专业英国文学史教材，已多次再版，声誉卓著、影响广泛。陈嘉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他在著作前言中提出：“根据作家及其作品在社会和文学史的进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是否健康来确定其地位。”陈著文学史采用了编年史的结构和体例，第一册分为四章：盎格鲁·撒克逊时期英国文学、中世纪英国文学、文艺复兴时期英国文学、资产阶级革命与王朝复辟时期英国文学；第二册不分章，标题为“18世纪英国文学”；第三册分为三章：19世纪初期英国文学、19世纪中期英国文学、19世纪后期英国文学；第四册也不分章，标题为“20世纪初英国文学”。

　　本书内容丰富，学术性强是陈嘉先生多年研究讲授英国文学史的结晶，对于英国文学专业的研究生有重要参考价值。由于本书是在文革结束后不久编写的，不可避免地受到“苏联模式”的影响，即“首先综述时代背景，然后介绍作家生平，再次分析主题思想，最后略及艺术特征”，也就是说作品的艺术特点被摆在末位。但值得强调的是，著者在叙述和分析重要作家时，不是简单陈述其社会背景和创作经历、罗列作品，而是对其主要作品的主题思想、艺术特色以及对后世所产生的影响进行全面介绍、分析。该书以其完整的知识体系和严谨的分析方法具备了教材和学术著作的双重特点，是国内用英语写作出版的篇幅最长、质量最高的英国文学史，是不少高校指定的英国文学教材。全书1986年2月出齐，而陈嘉先生数月后即辞世，令人扼腕叹息。199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的陈嘉、宋文林合著《大学英国文学史》（上、下册），这是弟子宋文林教授在陈先生指导下缩编的两卷本。

　　1983年范存忠教授编著的《英国文学史提纲》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范先生在“后记”中写道：“这份材料是1954年度和1955年度南京大学英国语言文学专业四年级‘英国文学史’课程的讲授提纲。同志们认为仍有参考作用，有些高等院校还翻印流传。这次承四川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希望它在较大的范围内能起到更多的参考作用。”《英国文学史提纲》是英文稿，但“为了读者便利起见”，由张月超等翻译成中文作为“附录”，这份中文附录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建国后在大陆出版的中国学者撰写的第一部中文版英国文学史。全书共12章，末章标题为“一些现代作家”，介绍了哈代、高尔斯华绥、威尔斯、萧伯纳等隶属现实主义传统的作家，却没有提及现代派作家，真实反映出那个时代对于现代派持彻底否定的态度。该书1983出版后，许多高校的英语专业将其当作教材，受到普遍欢迎。

　　关于这部书的编写目的，范存忠在“后记”中写道：“一方面对于并行的‘文学选读’提供必要的历史知识，另一方面扩大文学视野，为以后进一步的研究打下基础。”范先生学贯中西、博古通今，在英美文学、比较文学、语言学、翻译学等方面均造诣深厚、著述丰硕。他渊博的学识通过本书的三个特点得以体现：其一是将英国文学置于欧洲文学的整体框架中加以叙述。例如，第三章谈到英国人文主义者时，介绍了意大利文艺复兴代表作家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等人对英国作家的影响；介绍伊丽莎白时代时则指出，此时文学翻译相当繁荣，众多翻译作品极大地促进了英国文学的发展，其中影响较大的译作包括廷德尔和科弗代尔的《圣经》以及托马斯·诺斯的《希腊罗马名人传》等。其二是将英国文学发展史与英语发展史相联系，使读者既掌握英国文学的概貌，又了解英语的演变。例如，谈到古英语与现代英语的区别时著者指出，古英语重音多，辅音多，词尾屈折变化大，语言的变化自然会在文学作品中体现，从头韵体诗到双韵体诗的变化就是很好的例证。其三是在叙述作家和分析作品时，结合提出独到的、精辟的评论。例如，前人关于莎士比亚及其作品的评论见仁见智，有人认为《威尼斯商人》是一部反犹主义的作品，范存忠对此并不认同，相反，他指出莎士比亚对受到迫害的犹太民族表示同情，夏洛克对基督教商人的愤懑是有其原因的。又如，对笛福的《鲁宾逊飘流记》，范存忠没有从阶级或意识形态方面去评论，而是实事求是地指出，作品表达了普通人处于逆境时克服困难的拼搏精神。

　　二、以王佐良先生为代表的英国文学史写作

　　20世纪90年代，中国学者用中文撰写的英国文学通史方才出现。最先出版的乃是王佐良、周珏良主编的《英国20世纪文学史》（五卷本《英国文学史》第五卷）。王佐良先生是我国英国文学研究的前辈，著作等身的学界泰斗。60年代开始，他便与周珏良、李赋宁等老友共同编写《英国文学活页文选》，其实已在为英国文学史编写做准备。李赋宁先生在《学习英语与从事英语工作的人生历程》中的一段话有助于我们了解他们之间的友谊：“我和当时在英国牛津大学留学的王佐良和许国璋学长，以及在美国芝加哥大学留学的周珏良学长通信相约，将来学成回到清华外文系教书。我教中世纪，佐良教文艺复兴和莎士比亚，国璋教18世纪，珏良教19世纪（以诗歌为主）。这时杨周翰学长也在牛津留学，夫人王还学长在剑桥教中文。适逢吴达元老师休假，来美访学、游历。我向吴先生谈到我们将来企图办好清华外文系的设想，并建议清华聘请周翰来清华教书。”这是40年代末李先生在耶鲁大学读博士时的设想。1952年院系调整，清华被改造成理工科大学，这几位老友分别到北京大学和北京外国语学院任教，但是他们共同推动英国文学教学研究事业的志向没有变，因此才有60年代初的《英国文学活页文选》。1982年出版的《英国文学名篇选注》在活页文选基础上编写而成，影响很大。其中为名篇所作的详尽注释凝聚了编者的学术探索与心血。在某种意义上，通读《英国文学名篇选注》就相当于回顾了一遍英国文学史。

　　1984年底，王佐良和周珏良先生开始携手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的重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五卷本英国文学史”。在项目进程中，王佐良先生首先于1988年出版了《英国诗选》。他准备在此基础上编写多卷本英国诗歌史，并在1991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长达350多页的《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史》。连续出版了《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史》、《英国诗史》和《英国散文的流变》之后，王佐良先生独立撰写了单卷本《英国文学史》（下称王氏文学史），长达686页。遗憾的是他在1995年去世，未能亲眼看到《英国文学史》在次年的出版。在宁波大学段汉武教授看来，该书的出版在中国学者叙述和研究英国文学史的学术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标志着叙述与研究英国文学史的中国学派开始形成，其学术价值是每一个研究文学的人都不应低估的。王氏文学史是单卷本，在有限的篇幅之内，既要把英国文学史的演变过程交待清楚，又要对各个时期的主要作家、作品作出独到评介，实属不易。著述的过程无疑也是一个学术探索的过程。王佐良在“序言”里谈到：“没有纲则文学史不过是若干作家论的串联，有了纲才足以言史。经过一个时期的摸索，我感到比较切实可行的办法是以几个主要文学品种（诗歌、戏剧、小说、散文等）的演化为经，以大的文学潮流（文艺复兴、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等）为纬，重要作家则用‘特写镜头’突出起来，这样文学本身的发展可以说得比较具体，也有大的线索可寻。”正如著者所言，王氏文学史采用编年史的结构、体例，而且按照文学品种来编排。全书共分20章，除了第一章“引论”、第二章“中古文学”、第十五章“二十世纪文学：总图景；新戏剧”、第二十章“英国文学与世界文学”，其余16章的标题均为文学品种：第三章叙述文艺复兴时期的诗与诗剧，以马洛、莎士比亚等作家为特写镜头；第四章叙述文艺复兴时期的散文，以培根为特写镜头；第五章叙述17世纪诗歌，特写镜头推向弥尔顿；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分别叙述18世纪的小说、诗歌、散文，小说的崛起无疑是18世纪英国文学的亮点，因此著者用大量篇幅论述小说的兴起与发展；第九章、第十章叙述浪漫主义时期的诗歌，彭斯、华兹华斯、拜伦、雪莱、济兹等著名诗人成为这一时期的特写；第十一章叙述浪漫主义期的散文；第十二章、第十三章、第十四章分别叙述19世纪的小说、散文、诗歌，重点论述了司各特、狄更斯、奥斯丁、萨克雷、哈代、丁尼生等作家；第十六章叙述20世纪诗歌；第十七章叙述地区文学中的诗歌；第十八章、第十九章叙述20世纪小说和散文，现代主义曾一度占据20世纪英国小说的主流，著者用相当的篇幅评介了詹姆斯、康拉德、乔伊斯、吴尔夫等现代主义小说家，并以《尤利西斯》为例，对乔伊斯的贡献作了充分的肯定。作者指出，一方面，直接模仿《尤利西斯》的小说家极少，也许因为它是无法模仿的；另一方面，学乔伊斯的样子自由、大胆地运用英语的则大有人在……把小说从传统的模式里解放出来，乔伊斯的最终功绩也许是在这里。

　　王氏《英国文学史》用了八章讨论诗歌、五章讨论散文、三章讨论小说，而对于戏剧，除第三章论文艺复兴时期“诗与诗剧”外，只有第十五章讨论20世纪爱尔兰“新戏剧”。这一方面反映了英国戏剧在文艺复兴黄金时期最为辉煌，另一方面则是显示出作者对诗歌和散文的偏爱。在本书中复辟时期的喜剧只得到这样一句话：“颇有一些成功之作，其中如康格里夫的《世风》和韦丘里（威克利）的《乡下老婆》，是至今还常上演，叫座不衰的。”对18世纪喜剧则只在第六章最后有“戏剧一瞥”，简单提及盖伊、哥尔斯密斯和谢里立丹的创作。王先生引用了萧伯纳论菲尔丁离开戏剧舞台导致戏剧衰弱的话，然后说：“这话有一定道理，只是抹杀了18世纪80年代哥尔斯密斯和谢里立丹的贡献。”反过来，我们也可以说王先生对18世纪戏剧的简单处理也是一种抹杀，因为他的文学史竟然没有给这些剧作家展示的机会。但是，作为个人独著的《英国文学史》，本书不求面面俱到，只求保持特色，为中国读者提供一个了解欣赏英国文学的特殊视角。

　　“五卷本英国文学史”项目从《英国20世纪文学史》（1994年出版）开始着手，1996年又出版了王佐良与何其莘合著的《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文学史》。但是，其他三卷的编写进展缓慢。按照最初设想，第一卷《英国中古时期文学史》由李赋宁先生撰写，但是由于年事已高，他只撰写了古英语部分，接近全书一半篇幅，剩余部分则由何其莘教授负责组织几位学者合著。18世纪卷吴景荣先生只参与拟定了大纲，还未开始撰写就去世，因此整卷实际由刘意青教授负责完成。这个大项目从1984年启动，直到2006年五卷出齐，历时20多年，共有33位学者参与编写工作。这套英国文学史从总体上看是通史，但每卷作为断代史又自成体系，可为研究具体某一时期的英国文学史提供较完备的材料。在最先出版的《英国20世纪文学史》“序”中，王佐良先生谈到了编写模式的问题。他认为，英国文学史编写有两种模式，一是英美模式，一是苏联模式。英美模式注重学术考证和作品欣赏，有可读性，但缺乏系统性；苏联模式虽然系统性强，但史的根据不足，叙述空泛、刻板，政治色彩过于浓重。显然这两种模式都不尽人意，有严重缺陷，因此他提出要运用中国模式来编写英国文学史，并确定了总的指导思想。刘意青教授在《英国18世纪文学史》的序言里将王佐良先生的指导思想归纳为五条：“1.体现中国学者为中国读者撰写的特点，面向大学高年级程度的青年人和文学爱好者；2.以叙述文学事实为主，交代清楚文学现象、作家、作品和主要的评论意见；3.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编纂的指导思想，也同时介绍一些西方其它观点和说法，作为参照；4.着重作品文本讨论，从中摘选加以翻译与阐释，使读者能体味作品的风貌；5.写法要有点文学格调，注意文字清楚、简洁和趣味性。”这五条原则里，第一条最为重要：“即从中国学者的视角出发，来审视和解读英文学的发展。”

　　五卷本《英国文学史》是按照王佐良制定的总体框架来编写的，即以文学品种为经，文学潮流为纬，重要作家为特写镜头。这就是中国模式。因为英美学者和苏联学者在编写英国文学史的过程中也会论述文学品种和评介作家，但不会以此方法统领文学史。王佐良指出，中国有探讨文学演变、文学体裁的兴衰、品评古今作家作品的深远传统，文学史的中国模式就在此传统中。五卷本《英国文学史》是中国模式在英国文学史编写中的具体实践，也是中国学者的创新。例如，第一卷《英国中古时期文学史》就是以“文学品种的演化为经”来展开的，论述了诗歌、散文、头韵诗、韵文传奇的演化，以乔叟、高尔、朗格兰等主要作家为特写镜头；第二卷《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文学史》则如王佐良所言，“突出文学品种的演进，诗剧的兴衰一连用八章叙述，使其有首有尾，发展的轨迹明显。”除了诗剧，这一时期的玄学派诗歌、培根的散文、随意文体等其他文学品种也得到论述和评介，特写镜头给予了莎士比亚、莫尔、锡德尼、斯宾塞、马洛、琼森、多恩、弥尔顿等重要作家。值得一提的是，这一卷甚至用了整整一章（共30页）评价地位并不高的两位剧作家鲍蒙特和弗莱彻，与评述莎士比亚的篇幅（33页）差不多。西方评论家对鲍蒙特和弗莱彻的评论大多是负面的，例如，柯尔律治认为“鲍蒙特和弗莱彻的剧作仅仅是松散的聚合”，艾略特甚至把鲍蒙特和弗莱彻剧中的比喻手法称作是“插在沙地上的死花”。但王佐良并未囿于西方学者的观点，而是根据大量的史料并在深入研究作品的基础上，对鲍蒙特和弗莱彻作出了客观、公正的评价。他指出，“如果仅用20世纪的道德标准来衡量鲍蒙特和弗莱彻的戏剧，那么就很难看到他们的剧作对现代读者有什么积极意义……道德标准并不是评论戏剧的唯一准则，尤其值得警惕的是要避免生搬硬套现代的标准——包括艺术、美学、道德等标准——来评论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戏剧作品。因为不同于小说和诗歌，戏剧更多地依赖于当时观众的反响，因此也留下了更深的历史烙印。”在鲍蒙特和弗莱彻生活的时代，他们深受观众欢迎，甚至可与莎士比亚、琼森比肩。给这两位剧作家书写浓重的一笔是理所当然的。第三卷《英国18世纪文学史》共16章，涉及的文学品种有宗教寓言、戏剧、英雄双韵体诗歌、报刊小品、书信日记、小说，介绍的重要文学作家多达18位。第十五章“英国小说的兴起和早期繁荣”篇幅达70页，标题本身就显示了体裁演化的轨迹。第四卷《英国19世纪文学史》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浪漫主义文学，第二部分为维多利亚文学。虽然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等主要文学品种在全卷都涉及到，但浪漫主义文学侧重的是诗歌，维多利亚文学侧重的是小说。第一部分中近乎三分之二的篇幅用于论述诗歌，特写镜头给了六位重要诗人：彭斯、布莱克、华兹华斯、柯尔律治、拜伦、济慈。司各特既是诗人又是小说家，但著者将小说家司各特纳入特写镜头，用了长达十页的篇幅介绍其生平和作品，对其诗歌创作仅作了三页简短介绍，并强调司各特由于拜伦的崛起而放弃诗作，转向历史小说。这一改变使他成为近代历史小说的鼻祖，创立了一个新的文学品种。第二部分将三分之一的篇幅论述小说，特写镜头给了九名重要作家：狄更斯、盖斯凯尔夫人、勃朗特三姐妹、特罗洛普、乔治-艾略特、哈代。显而易见，从浪漫主义诗歌到维多利亚小说构成了19世纪文学品种的演化轨迹。第五卷《英国20世纪文学史》共有22章，内容丰富，视野广阔，不仅涵盖了小说、诗歌、戏剧、散文等主要文学品种，还与时俱进地涉及广播和电视文学；既关注爱尔兰、苏格兰、威尔士等地区文学，又将英国文学放在世界文学的大背景下来审视，充分显示了编著者渊博的知识和深厚的学养。尽管20世纪展现了纷繁复杂的文学场面，但依然可以看到文学品种的演化这条主线。例如，著者在论述哈代时指出，“在哈代的小说中可以看到由19世纪传统的现实主义向现代派小说发展的倾向……当今西方许多大学的文学课之所以把《德伯家的苔丝》列为现代小说，与苔丝这个现代女性的塑造不无关系。”

　　三、杨周翰先生的断代史研究与学术展望

　　除了上述英国文学通史之外，改革开放以来还出版了为数可观的英国文学文类史和断代史，早期代表作正是杨周翰先生所著《17世纪英国文学》，1985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杨先生在“小引”的最后一段写道：“本书不打算全面系统地介绍17世纪英国文学，这不太可能，也无必要。全面的论述可检阅本书所附参考书目。国内通行的英国文学通史对这一时期则又比较简略，只介绍一下主要作家，本书的目的只是想起一点拾遗补阙的作用，可能对专业研究者有所助益，对一般读者也可以增广见闻吧。”∞虽然有杨先生的自谦在前，但是这部书实际上是一部很有特色的断代文学史。当时尚未有中国学者撰写英国文学通史，流行的主要还是苏联学者编写的《英国文学史纲》。杨著《17世纪英国文学》没有介绍读者比较熟悉的弥尔顿史诗和班扬，而是着力介绍一些读者比较陌生的作品。本书不分章节，可以看作是14篇文章的合集，从培根开始，到皮普斯的日记结束，涉及的作家包括邓约翰（多恩）、伯顿、布朗、马伏尔、弥尔顿、泰勒、塞尔登、霍布斯、沃尔顿等十来人。看完这本书，读者的知识不再局限于《失乐园》和《天路历程》，将对17世纪英国文学增添更加丰富、鲜活的印象。本书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把英国文学与中国文学加以联系，譬如比较弥尔顿悼亡诗与中国悼亡诗歌传统的异同。

　　《17世纪英国文学》出版以后受到广泛欢迎，读者反响热烈。杨先生于是在1987年《读书》杂志第七期发表了《（17世纪英国文学）书后》，介绍本书的来历，并就文学史写作问题发表了一些新见解。1996年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北大名家名著文丛”，将《17世纪英国文学》再版，收入了杨先生发表在《读书》上的这篇文章。杨先生在文中写道：“1982年秋，我在复旦大学外文系为研究生开了一门17世纪英国文学的课，第二年春天又为北京大学英语系研究生重复了一遍。两次讲完之后，我想何妨把它写出来，可以作为学生学习这段文学史的参考。”他还写道：“我不敢把我这本小书叫做‘史’，因为它没有系统，讲作家也不是每个作家都全面讲，有的只讲他一部作品，有时还做些中外比较，我本来想把它叫做《拾遗集》，给英国文学的讲授填补些空阙。”虽然杨先生如此自谦，但他对时代精神的把握和阐释却是后来许多文学史著难以企及的。实际上这应该算作一部17世纪英国文学断代史，它是老先生多年研究思考的结晶，是结合中国文学或文化背景从比较角度研究英国文学的重要成果。可惜杨先生在1989年去世，未能在文学史研究方面做更多的工作。他离世后，主编的《欧洲文学史》也由故友李赋宁先生代为领衔修订。

　　有关上述文学史著的学术价值与影响，学界专家同仁一致给予了肯定。王治国在《深入浅出、抉幽阐微——读范存忠的（英国文学史提纲）》一文中认为，范著《英国文学史提纲》要言不烦，提纲挈领，以少胜多，使人读后有纲举目张之感。他同时为该书归纳出五种特点：一是详简适当，对一定历史时期的作家及其作品和有影响的流派，有的阐述其在文学史上的意义，有的分析其艺术特色，有的则剖明其思想意义或指出其局限性，视具体情况而定；二是史论结合，脉络清楚，有系统性，以不多的篇幅阐述了英国文学发展的线索和历代文学的相互继承和影响的关系，同时，著者注意书证和引述并重，为进一步阐述作家、作品以及文学史上的一些理论问题，著者不是仅凭单方面叙述，而是援引一些重要的书证和中肯的评论；三是观点鲜明，不囿成说，如对有争议的作家奥斯丁，《史纲》指出她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在于展示了一个真实而具体的社会中实际存在着的各种有关行为和感情的问题，她写她所熟悉的和理解的，谁也不能指望一个小说家做比这更多的事；四是思想和艺术交相辉映，范先生在分析作品时，既探讨作品的思想性又剖解其艺术特色，以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为例，他不仅挖掘莎翁的创作思想，也对莎翁驾驭语言的纯熟技巧和生动的人物刻画进行分析和评论；五是结构严谨，文字畅达。该书用英文写成，夹叙夹议，理论、史实和观点紧密结合，条理清楚，概念明确，文字简洁、流畅，毫无斧凿之痕。王治国最后指出，这部简明扼要、内容精深的力作，是著者多年心血的结晶，是建立在长期潜心研究、细加钩沉爬梳的基础上的。

　　王佐良和周珏良主编的五卷本《英国文学史》是我国英国文学研究领域里的最新成就，它突破了此前英国文学史的撰写范式，是一部具有中国观点和中国风格的英国文学史。自五卷本《英国文学史》出版以来，许多专家学者纷纷发表评论，对该书作了非常有见地的分析。区鉷在《关于英国文学史编撰的思考》的评论文章中用“本土意识”来概括五卷本《英国文学史》的特点。对于“本土意识”的含义，区鉷专门作出了解释：“历史有两种。第一种是遵循传统史学观编写的，尽量去贴近真相的历史。这种历史以研究对象，即历史资料本身为中心。另一种是有个性的、研究型的历史。这种历史以研究者为中心，包括他或她的各种文化身份、世界观、思想意识、伦理道德标准甚至个人喜恶，凡此种种，我用‘本土意识’这个概念来概括，都会反映有所编撰的历史之中。（本土意识的核心是民族文化意识，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个人身上又会表现为不同的时代意识和个体意识，包括体现在个体意识中的阶级意识。这是一个把时间、空间和人结合起来的概念。）”一般认为，由于第二种历史避免了雷同化，往往能够经得起时间考验并流传后世。通过分析，他得出结论：五卷本《英国文学史》体现了著者的本土意识。哈旭娴指出，五卷本《英国文学史》受新批评理论的影响，注重文本内部的阐释。新批评理论的代表人物韦勒克提出了新的文学史观点，即透视主义。他认为文学作品的结构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动态的，要研究作品就必须指出文学作品在它那个时代以及其后时代的价值，文学作品要经过一代又一代读者、批评家的阅读和解析，这是一个无限延续的变化的过程，文学史就是要描述这个过程。从透视主义方法出发，韦勒克提出了文学史编撰的重要工作是找出作品的渊源和相互影响的关系，以及作家之间的文学关系，确立每一部作品在文学传统中的确切地位。五卷本《英国文学史》全面体现了韦勒克的这一观点。学者们也指出五卷本的不足之处。刘文荣教授认为，五卷本《英国文学史》吸收了中国传统诗话、文论和史书的叙述方式，是一种“中国要素”的渗入，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化”方面做出最大努力和获得最好成果的英国文学史著作。在体裁研究方面，五卷本确实富有成效，但在文化研究方面，还有欠缺。例如，基督教文化在英国文学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许多经典作品都有基督教的影响，如17世纪弥尔顿的《失乐园》、20世纪艾略特的《荒原》等。在五卷本里，尽管在不少地方提到了文学与宗教的联系，但对基督教本身还是做了比较简单化的处理。另外，在文学接受史方面，该书没有多大突破，在对待20世纪西方出现的新理论如阐释学、女权主义、精神分析、接受论、解构论等等，仍然有点踌躇不前。刘文荣公正地评价道，原因不在于王佐良先生及其团队没有能力朝这方面去做，而是某些客观因素所致。然而，瑕不掩瑜，五卷本《英国文学史》在编写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的英国文学史方面开了一个好头。

　　与陈嘉、范存忠、王佐良的研究重点不同，杨周翰先生的《17世纪英国文学》属于断代史研究。至于作者为何选择17世纪英国文学作为研究对象，王宁认为，一是因为国内外研究这个课题的专著并不多，二是因为这段时期在英国历史和文学史上有特殊的重大意义。对于《17世纪英国文学》在外国文学史编写上的超越，王宁总结为三点：首先，著者突破了传统的文学史编写方法，也超越了他自己主编的《欧洲文学史》的立论写作方法；其次，把17世纪英国文学放在更为宏大的文化背景下来考察，达到了超越时空界限的多层次研究。从时间上看，这种超越不仅把17世纪英国文学与当时的社会历史和文化风尚结合起来考察，而且往前远及古希腊罗马文化，往后运用20世纪西方的新理论对文学史上的老问题进行研究，对一些似乎已有定论的问题作出新的解释。从空间上看，超越英国，超越欧洲文化传统，进而与中国文学和文化相比较。例如，在论述弥尔顿时，著者运用比较文学的方法，将弥尔顿的悼亡诗与中国文学中的悼亡诗进行比较，充分发挥自己在中国古代文化方面的精深造诣这一优势。再次，超越学科的界限。《17世纪英国文学》以文学为中心，立足于文学这个本体，去探讨文学和其他学科之间的相互关系、相互渗透和相互影响。例如，著者引入巴洛克风格这一建筑学术语，分析了勃朗、泰勒等作家的散文，这不仅在中国人编写的英国文学史中前所未有，即使在外国人编写的英国文学史中也并不多见。纵横历史、贯通中西是杨周翰先生从事英国文学研究的特色。这也是《17世纪英国文学》被认为是超越传统国别文学研究的典范的原因。

　　综上所述，我国的英国文学史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取得了出色的成绩，较好地满足了不同读者群的需要。那么今后英国文学史的研究道路该如何走下去？杨周翰先生在1987年就指出：“以外国文学史而言，通史已经出了不少，似乎可以出一些断代史，或者某一运动的历史，或者某一流派的专史。”这段话可以说提出了外国文学史研究的重要任务。20多年过去了，现在来读这段话仍然振聋发聩，因为我们在外国文学史研究方面离前辈期望还差得很远。如果就英国文学史来说，1987年我们还没有出版通史，今天却可以说通史已经出得相当多了，但是像杨先生的《17世纪英国文学》那样有见地、有影响的断代史似乎还很少见，今后的努力方向应该是像杨先生所期望的，只有这样做才能把我国的英国文学史研究进一步推向深入，出现更多的优秀成果。

　　作者：张世红来源：国外文学2012年3期

　　第2篇：英国文学史著述的“中国模式”研究

　　文学史研究不同于一般的史学研究。史学研究往往是要考究研究对象的历史确定性，而文学史研究的确定性则没那么强。此外，文学史学史在中国传统学术研究中是一个常常被忽视的课题。本文主要研究英国文学史著，提出英国文学史著的“中国模式”问题。聚焦于中国学者对英国文学史的分期、叙述特征、叙述模式等理论问题。这样，不仅对于促进英国文学研究及英国文学史书写具有重要意义，也可为其他国家文学史的书写与研究提供参照。

　　引言

　　文学史研究不同于一般的史学研究。史学研究往往是要考究研究对象的历史确定性，而文学史研究的确定性则没那么强。在文学艺术领域，越是经典的不朽之作就越具有文学性，也越具有模糊性，越是重要的文学现象、文学流派、文学思潮等也往往越具争议性。正因如此，关于英国文学史的著述才会如此之多，且见仁见智。

　　本文的研究对象具有其独特性，所研究的不是作家、作品、文论或其时空关系，而是文学史学的成果即文学史著，具体来说是民国以来中国学者关于英国文学史的著述，尤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由中国学者所完成的英国文学史编撰成果为重。因此，本文属于“研究”的研究。此研究欲在对中国学者书写英国文学史的成果进行回顾的基础上，提出英国文学史著述的“中国模式”问题。文中着重分析、归纳和探讨中国学者关于英国文学史的分期、叙述特征、叙述模式等理论问题及其产生的思想文化根源和学术思想背景。探讨“中国模式”下文史著述的特征，不仅对于促进英国文学研究及英国文学史书写具有重要意义，也可为其他国家文学史的书写与研究提供参照，具有世界意义。

　　一、国内研究现状述评

　　本文针对百年来中国出版的英国文学史著作，通过分析此类作品的叙述模式、结构与框架体系，研讨文学史分期、文学史事件之间相互关系及演变规律，为研究英国文学史的学者提供学理支撑，推进文学史学科建设。

　　文学史学史在中国传统学术研究中是一个常常被忽视的课题。随着西学东渐的扩大，晚清民初的中国学人开始运用西方的理论与方法来构建自己的学科系统与学术体制。从新式学堂到学校教育，作为文学与史学交叉的学科——文学史进入了高等学校。据《北京大学史料》第二卷记载，1912年即民国元年，英美文学及其历史的教学就已经被纳入了当时的教学计划与学术体系之中[1](P1)。迄今为止，中国学者编撰的英美文学史著述多达70多部。按照不同标准，可将这些著述分为通史、断代史、小说史、诗歌史、戏剧史等多种。从通史到断代史，从综合史到专题史，从最初的教材讲义到当下的文学史著作，不仅是年代跨度的延伸与撰述内容的扩展，而且体现着编著者的文学史观，从中也可以发现其不同叙述模式与编写体例，标示文学史学科不断进化演变的历史进程。

　　在过去英国文学史编写中国化的过程中，存在两种模式，即英美模式与苏联模式。所谓“英美模式”，是指20世纪50年代之前由中国人编写的英国文学史所遵循的模式。这种模式的英国文学史是和当初英国文学在中国的译介相配合的，而英国文学的译介（其他外国文学的译介也一样）则和当时的“求新声于异邦”的思想启蒙运动密切相关。虽然早在19世纪中期就有英国传教士宾威廉（1815-1868）和中国人合作把班扬的《天路历程》译成中文，但中国人自觉引入英国文学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类英国文学史基本上是英美同类著作的编译或者说“复制”，其中影响较大的是欧阳兰编译的《英国文学简史》和金东雷著的《英国文学史纲》等。

　　20世纪50年代之后由中国人编写的英国文学史所遵循的即是“苏联模式”。这种模式的英国文学史同样和英国文学在中国的译介相配合，而英国文学的译介则和全民政治思想教育密切相关，即“文学为政治服务”。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国内仅翻译出版了一部苏联的，即阿尼克斯特的《英国文学史纲》（戴镏龄译1959）。80年代之后，国内出版了影响较大的两部“苏联模式”的英国文学史，即刘炳善的《英国文学简史》（1981）和陈嘉的《英国文学史》（1981-1986）。

　　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史学界开始重新审视这两种模式。王佐良在其著的《英国文学史》（1996年）序中总结了外国文学史编写的几点原则，就是“要有中国观点，要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要以叙述为主，要有可读性”[2](P2)。五卷本《英国文学史》的问世代表着现阶段中国学者叙述与研究英国文学史的最高成就。在序言中，该书的著者指出：改卷的指导思想就是“历史唯物主义”，且一再声明要有“中国观点”。由此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英国文学史编写“模式”，即“中国模式”。

　　综上所述，可见关涉到英美文学史的编写经历了“英美模式”、“苏联模式”发展到现阶段的“中国模式”，但对其的研究成果只散见于《当代外国文学》、《外国文学研究》、《外国文学评论》等学术期刊。这些文章大都从个案研究入手对英国文学史编撰中某些问题诸如史料选择、体例安排与文学史的分期以及英国文学起始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同时，国内学者热衷于介绍和阐释西方的种种文学研究方法诸如精神分析、形式分化、文化介入等等，更多关注的是文学观念上的辩论、美学意义上的思考与哲学意义上的思辨，而对整体意义上的英国文学史本身研究却关注甚少。

　　二、国内编写的英国文学史分期法

　　大理论家韦勒克说过：“如果我们考察一下较早的英国文学史，我们就会发现，作者们要么是采用数字划分时期的方法，要么就是采用一个简单的政治标准即英国各国王统治时期作为分期的依据来编写的。”[3](P315)以此可以发现运用政治和阶级的标准来书写文学史并非国人所创。但文学史的发展不能等同于政治社会史，两者之间不能划等号。纵观国内学者所编撰的英国文学史，大致有三种分期法。

　　（一）借用历史学的文学史分期

　　借用历史学对英国文学史进行分期比较典型的是刘炳善先生编著的《英国文学简史》。这本文学史把英国文学史划分了8个时期，这8个时期分别为早期和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时期、18世纪、浪漫主义时期、19世纪中期和后期、世纪之交、英国工人阶级文学等。新修订版虽然同样把英国文学划分了8个时期，但一些时期的名称却发生了变化，把初版第六时期“19世纪中期和后期”在新修订版中改变为了“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取消了初版中的“工人阶级文学”，将之改为“19世纪中期和后期的散文作家和诗人”。新增订版对英国文学史的分期基本与新修订版一致，只不过增加了一个时期，“二战前和二战后的英国诗人和小说家”。由此可以看出刘炳善先生编著的《英国文学简史》是依照历史发展的各个时期对文学史进行分期。

　　（二）基于文学体裁发展的文学史分期

　　张定铨主编的《新编简明英国文学史》将英国文学史分为十八章。这十八章分别是英国文学的开始、灿烂的诗歌；从Sidney到Pope、辉煌的戏剧时代、美妙的散文；从Malory到Pypse、十八世纪小说、十八世纪戏剧、浪漫主义诗歌、十九世纪英国女作家、十九世纪小说、十九世纪诗歌、十九世纪戏剧、十九世纪散文、二十世纪初的小说、意识流小说、二十世纪新潮诗歌、当代小说(45年前)、二十世纪戏剧和当代小说（45年后）。由此可见这本文学史依照文学体裁中的诗歌、戏剧、散文和小说的发展阶段对英国文学史进行分期。

　　（三）借用历史学且辅以思想文化思潮的文学史分期

　　王佐良等主编的五卷本《英国文学史》从各卷的书目中来看，是借用历史学的分期，但如果们进入各卷的目录，即可发现其叙述的标准同样是多重的。如有按照某一时期主打的文学门类，诸如诗歌散文、传奇来进行重点突破的，也有按照某一时期代表性作家诸如乔叟和苏格兰诗人来进行描述的。

　　五卷本《英国文学史》把英国文学史划分为了5个阶段，即中古时期、文艺复兴时期、18世纪、19世纪和20世纪。我们来分析一下各卷是按照怎样的方式来进行叙述的。首先确定了英国文学史总的骨架和大的阶段，即把英国历史的演变尤其是把历史事件与“文学本身的历史叙述”[4]结合在了一起。著者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统揽全局，既注重文学史的总体性，又注重文学史的阶段性，提出英国文学史即中古时文艺复兴时期、18世纪、19世纪和20世纪。这“五段论”基本上是按照历史阶段的划分来划分文学史的，但其中的“中古时期”和“文艺复兴时期”既是一个历史阶段，也是某种宗教思想意识和社会文化思潮。

　　三、“中国模式”的叙述特征

　　文学史的叙述要把握文学发展的历史，按照一定的目标和方向来进行，它包括“叙述者、叙述行为（即叙述对象、叙述方式等）以及接受者等多个因素。段著第四章论述了“英国文学史叙述中的主线问题”，并将其主线归类为“以作家介绍、作品分析为主线”、“以理论观念预设为主线”、“以文学品种演进为主线”等，并对叙述主线的选择进行了学理分析。但是，这种归类并未完全考虑到该书在前文中所提的叙述要素，即叙述者、叙述行为和接受者。此处将根据这三要素对中国模式下英国文学史著述的叙述主线及特征进行重新归类和分析。

　　（一）叙述者方面的特征

　　从叙述者角度来看，主要有以思维模式和思想观念差异为主线。

　　思维模式是“文学变化发展的根本”[8]。人类由于面对的对象不同，思维或语言出现的方式和呈现的面貌也就不同，因而导致的文学和文化形态也存在着差异。要叙述英国文学史，势必要面对中西方不同的思维模式。但西方人和中国人因其信仰及社会背景不同，在思维模式和思想观念上也差距甚大。因此，对英国文学史的理解和著述自然也有其差异所在。在西方，多数人尊崇基督教。正是基督教传到欧洲大陆，成为罗马人的国教之后，上帝创世纪和天国与地狱二元对立的学说才逐渐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逻各斯中心主义”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合流，并彻底取代了希腊神话中的一元论思维模式。之后一直到20世纪下半叶，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始终是人们思考一切问题的主要思维方式。因此，基督教文化和精神在其文学史著作中显得尤为重要，而这一宗教也对西方人的思维模式起到了很大影响。而中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认为上帝只是由于自然力被人格化了的产物，他主张的是无神论，因此，在中国学者的著述中，相对来说对基督教文化及其精神的痕迹就没有西方的明显。而且，在思维模式上也不会呈现出像西方那么明显的二元对立模式。

　　（二）叙述行为方面的特征

　　从叙述行为，即叙述对象和叙述方式等来看，可分为以年代顺序为主线，以文体演进为主线，以作家、作品及文学现象为主线等。

　　以年代顺序为主线，即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来介绍英国文学史的发展历程，或构成断代史，或构成通史。这一叙述方式也是文学史著述中最为常用的。以王佐良等著名学者编撰的五卷本《英国文学史》为例，这套书包括《英国中古时期文学史》（李赋宁、何其莘）、《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文学史》（王佐良、何其莘）、《英国18世纪文学史》（刘意青）、《英国19世纪文学史》（钱青）和《英国20世纪文学史》（王佐良、周珏良）。该书各卷按年代顺序编排，每卷单独、分别构成断代史，而各卷合璧，便成了通史。另外，陈嘉的《英国文学史》和刘炳善的《英国文学简史》也主要采用这一叙述主线。

　　若以文体演进为主线，则须先对“文体”这一范畴进行限定。古典文论对“文体”问题的论述，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指文章类别，即体裁；二指写作风格或流派；三指语体，即在不同场合下所用语言的表达方式[9]。段著中提到的以文学品种演进为主线，即文体的第一个方面，体裁，主要包括诗歌、戏剧、小说、散文等。例如，王佐良于199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英国文学史》中，除第一章“引论”、第二章“中古文学”、第十五章“二十世纪文学：总图景；新戏剧”及第二十章“英国文学与世界文学”之外，其余十六章均是按照体裁来分的。若按第二个方面来分，则可分为文艺复兴、新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后现在主义等等。王佩兰等主编的《英国文学史及作品选读》一书中就涉及到了这一方面的分类。就文学的语体而言，主要指作者使用语言的特殊方式，诸如韵律、造词、句法、篇章结构等特点。按照这一方面进行编撰的，则相对较少。

　　前两种叙述主线主要是从叙述方式来考虑的，而第三种，即以作家、作品及文学现象为主线，则更多的是从叙述对象来考虑了。作家、作品、文学现象或潮流等是文学叙述与研究的重要对象。如五卷本当中的《英国18世纪文学史》就非常典型地采用了这种叙述主线。然而，在叙述对象的选择上，还存在着一个问题。

　　（三）接受者方面的特征

　　从接受者的角度来看，则可分为以本土意识为主线和以时代意识为主线。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的意识形态发生了转变，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开始运用于文学史学的研究，这一观念联系的观点、发展的观点及其对规律性的探究，进一步促进了文学史研究的发展。并且，这一观念还取代了进化史观。在这一文学史观的指导下，编撰者容易以社会主义道德价值观来评判作家，因此，就难免在编写过程中忽略或削弱了其作品的艺术价值。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在实践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之一。过分注重阶级斗争，“刻意探究文学与社会经济基础之间的反映关系”，使得不少文学史著作陷入了“庸俗社会学”[10](P18)与文学直接为国家政治服务的误区，反而忽略了对文学史来说极为重要的文学性。这种叙述主线往往以叙述社会背景、作家生平、创作经历、作品简介等为主，而忽略了其相互之间的关系。

　　以时代意识为主线，便意味着在不同的时代，就要用当下的眼光来看待过去的文学发展史，“‘引古人之精神，以接后人之心目’”[11]。十九世纪著名的丹麦文学史家勃兰兑斯在他的六卷本《十九世纪文学主流》引言中说：“文学史，就其最深刻的意义来说，是一种心理学，研究人的灵魂，是灵魂的历史”[12]。可见，研究和编撰英国文学史著作，不仅应该看到其表层的形式语言之美，还应挖掘其超越时空的、具有象征意义的深层意蕴，从而揭示其文学史的文化精神和艺术精神同现代文化艺术的契合点。

　　四、英国文学史著作的中心模式

　　中国学者在叙述英国文学史时主要遵循三条主线，分别为以作家介绍作品分析为主线、以文学品种演进为主线和以理论观念为主线。文学史著作的编写必须结合文学历史中所发生的种种事件及现象，而其中至关重要的是要抓住并掌握这些事件及现象发生的规律。通常情况下，这些事件发生并非按照单一线索，因此在叙述过程中，中国学者往往采取以一条主线为主，其他线索为辅的方式。文学史的叙述与研究并非文学创作，它所描述和评论的对象是文学历史上的客观存在，对文学史进程中的线索选择，应该建立在对各种现象和各个事件进行客观分析和深入研究的基础之上，并从中找出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才可能再现真实的文学史[13](P73)。但是，各个文学史学家的思维模式、知识结构、理论框架不尽相同，所以他们在叙述文学史时对三种主线的处理方式自然会因人而异，并在叙述结构中定位不同的叙述中心，就他们在叙述中多定位的中心而言，可以发现，英国文学史著作的中心模式主要有作家中心模式、作品中心模式以及社会背景中心模式。但就我国解放后的各种文学史来看，以时代、作家、作品为发展主线，以史的发展为主的写法为最多，这个框架，作为教材是采用得最普遍的。

　　（一）英国文学史著作中的作家中心模式分析

　　作家中心模式即文学史的叙述过程中更多关注在某一特定时期内起到重要作用的作家，而中国文学史学者在编写英国文学史时注重这些作家对当时所起到的重要作用。这一点要追溯到中国传统的英雄史观。中国的传统史学历来就注重历史人物在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14](P73)。翻阅英国文学史著作，中国学者都会选择像乔叟、莎士比亚、弥尔顿、华兹华斯、雪莱、狄更斯等对英国文学起到重要推动作用的人物。

　　金东雷著的《英国文学史纲》是较早的一部英国文学史丛书。翻阅这本书我们发现，作者是按照历史的方法记述英国文学的变迁。全书分为12章。第一章至第十二章为文本的分述，除第四章为民间文学篇、第五章为文艺复兴篇外，其它的每章记录着每个时代的文学，共计十个文学时代。书中于每章起始时，对当时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现状影响及文学的思想者，作一概括的叙述。虽然表面看来，本书是以作品为主线进行叙述，但是仔细翻阅，不难发现，每一节都是按照作家的名字来命名，并且在题材选择、思想表达以及语言风格上，都与作家的人生经历、政治观念与教育背景关系密切。在此，我们以莎士比亚为例进行说明。在这一章中，作者首先介绍了莎士比亚生活的时代背景，然后是莎士比亚的一生，主要作品成就。其中，作者集中了大量笔墨来叙述文学界对莎士比亚作品的反应及评价，从而说明其作品地位之重要。

　　而叶隽主编的《英国文学史纲》与金东雷主编的《英国文学史纲》有异曲同工之妙。在叙述莎士比亚一章中，两本文学史纲完全采取同一思路进行叙述。在金著本中莎士比亚一章标题为“英国文学的皇帝”而叶主编本中为同样标题。书中并未选取代表作品进行分析，而是按照时间历时顺序进行叙述，并且同样着重叙述作家所处的时代及社会背景。

　　张定铨主编的《新编简明英国文学史》中，作者用18章叙述了英国文学的演变过程，从每一章大标题来看，作者以体裁为线索，如第二章为辉煌的诗歌，第三章为英国戏剧的黄金时代，第四章为散文的美，第五章为小说的兴起……但是仔细分析其中的内容，与之前两本书的叙述思路大同小异，首先是时代背景介绍，然后是主要作家作品介绍。仍以莎士比亚为例，在第三章中，第二部分主要介绍伊莉莎白时代对莎士比亚有影响的作家，即时代背景介绍，第三部分主要介绍莎士比亚生平、主要戏剧及对其评论。

　　由此可见，作家中心模式即背景介绍、生平介绍、作家作品介绍及在文学史中的地位分析。当然作家并不是孤立的，他有历史性、民族性和社会性，只有把作家置于其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中，才能较为全面地理解他全部创作活动与作品的形式风格和主体思想[15](P77)。

　　（二）英国文学史著作中的作品中心模式分析

　　英国文学作品，是读者与学生接触文学的基本媒体[16](P69)，因此，文学作品对读者往往具有多种功能，如教育功能、审美功能等。读者通过阅读文学史著作中的不同作品可以了解并把握文学发展的历史，也正是通过这些文学作品，文学史学家们可以渗透该时期的文学趋势及方向，阐述当时的文学思潮及文学脉络。所以，以文学作品为中心来叙述文学史，也是中国文学史学家叙述英国文学史的中国模式的主要特征之一[17](P77)。

　　作品中心模式的主要特征在于打破以历史顺序逐一介绍作家的格局，采用主题线索、体裁线索、历史线索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叙述。其中王佐良主编的《英国文学史》最为显著。与之前三部作品不同，在王佐良版的文学史书籍的目录标题中并未出现过作家的名字，而是以体裁名称为标题，如：诗歌、散文、小说、戏剧。仍然以莎士比亚为例，在王佐良编著的文学史中并没有对莎士比亚家庭背景及生平的介绍，而是直接给出评论性定论，并且引用莎士比亚的典型作品进行分析说明。在分析过程中，作者更加注重作品的审美性及价值性，分析主要包括其抒情特点、立意特点、思想主题以及人物分析，充分做到了立足于作品本身，从而使作品处于中心地位。

　　综合分析王佐良的一些其他文学史作品我们不难发现，他所编著的文学史作品已经严重打上了“王佐良式的模式”。尤见王佐良编著的《英国文学选读》以及五卷本《英国文学史》

　　可见，作品中心模式自然要立足于作品本身，更多从体裁、主题、历史方面展现文学发展的过程。而著者更多关注的也是作品本身所具有的教育及审美功能。

　　五、结语

　　当我们书写一部文学史涉及到某个作家或某部作品时，往往会用“打上烙印”来作为对它们的分析与评价。同样，不同时代编写的文学史也无不打上时代的烙印，这不仅涉及作者用的方法和观点，同时也和一部文学史所采用的体例相关[18](P10)。受文学底蕴、固有观念、思维模式等影响，中国学者在编写英国文学史的过程中，也若隐若现地渗透着“中国模式”。从中国学者编写的英国文学史书籍中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学者试图采用进化论及唯物史观的方法来探究英国文学史的发展，并且也努力尝试找到其文学史的发展规律。在此过程中，中国学者或多或少会秉承中国传统史学的研究规律，当然同时也借鉴了西方史学的精华与成果。

　　整个文学发展的历史、变迁和更新，首先是观念的更新。文学艺术作为一种独特的意识形态，它必然受到社会历史的制约，但同时又有自己特殊的发展规律。纵观我国现有的英国文学史著作，作家主线、作品主线、时代主线的结构模式反复出现，这都体现了文学发展的特殊规律，因此中国学者在编写文学史过程中必须追本溯源、理清脉络。

　　当然，中国学者在编写英国文学史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其中固然存在一些弊端值得当代学者进一步考究。如今，很多学者已经提出文学史重构的主张，但是，在对文学史重构过程中，如何做到更加合理的编排，以及更加有效的运用“中国模式”，如何才能真正做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还需要文学史学者进一步探索与努力。

　　作者：温辉段汉武来源：现代语文(文学研究)2010年10期

　　第3篇：浅谈当代英国文学的发展与特征

　　当代英国文学是英国历史中具有耀眼光芒的文化明珠，随着英国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以及民主运动的兴起，在英国文坛也逐渐形成了多种文学创作风格，尤其是现实主义文学成为了当代英国文学领域的主流创作风格，并且深刻地影响着当代英国文学的发展。本文从当代英国文学的发展特点与表现形式出发，对当代的英国文学发展进行了深入研究。

　　引言

　　在人类的文化发展过程中，文学成为了人们记录文化的语言工具，并且随着人类的发展历史进程，逐渐由稚嫩转变为成熟。不同时期的文学作品记录了不同的时代，代表了当时的社会背景。当代英国文学也符合这一客观规律，通过文字来记录英国当时社会变迁与欧洲其他国家文化的交流与沟通。由于当代英国政治经济矛盾加深，因此影响了当代文学的走向，许多作品贴近现实，反映出当时的社会背景。随着英国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以及民主运动的兴起，在英国文坛也逐渐形成了多种文学创作风格，尤其是现实主义文学成为当代英国文学领域的主流创作风格，并且深刻地影响着当代英国文学的发展，对当时的社会变迁有着真实生动地描写，并且建立起自身独特的发展规律。本文从当代英国文学的发展特点与表现形式出发，对当代的英国文学发展进行了深入研究。

　　一、当代英国文学的发展概述

　　在欧洲文学体系中，英国文学受到其他国家的影响而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最开始的时候，英国文学只是口头上的叙述，而不是呈现到书面上的。在随着故事曲目传播的过程中，不断实现发展与完善，最后作家才开始进行创作。英国文学有自己固有的发展规律，并且用坚定不移的信念进入到新的时期。

　　第一，英国文学最为重要的发展就是来自戏剧的创作，随着当时爱尔兰民族的革命运动，打破了英国文学传统的僵持局面，让英国的戏剧文学得以发展。当时的创作者结合欧洲古典戏剧的因素来进行创作，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例如，萧伯纳的《华伦夫人的职业》，在英国早期的戏剧文学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在英国，戏剧发展的高潮是50年代后期，代表作品有贝克特的《等待戈多》等。这些文学作品能够用有限的人物对话与情境来体现出当代英国社会的真实生活状况，而搭配英国优秀的演员演出更加能够突出英国戏剧创作的内涵。

　　第二，英国小说主要展现为战争小说，这是由于英国参与到两次世界大战，并且给人民的创伤是巨大的，因此产生了层出不穷的创伤文学。随着新时期的发展，英国以现实主义文学模式为主，这种现实主义文学具有强有力的语言，可以说是英国文学发展中的重要里程碑。

　　第三，英国的诗歌出现也在英国文学中占有不可小觑的地位，尤其在当代的英国诗歌中，以多元化的韵律而著称，并且融合了其他国家的文化，这一时期的英国诗歌对社会文化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例如，著名史诗剧《列王》、《荒原》等，都是富有时代特色的文学作品。不只是融入了作者主观的情绪，并且对历史与人生也有深刻的思考。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英国诗人们创造的诗歌也开始变得质朴起来，用简洁的语言表现出人们内心的情感，并且形成了自己的派别。可以说，诗歌也是英国文学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并且继续在当代英国文学中闪光。

　　二、当代英国文学主要派别分析

　　1英国当代无产阶级文学的发展

　　在19世纪产生的英国文学中的无产阶级文学对整个文坛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而最具有代表性的文学派别就是宪章派文学，对于英国无产阶级文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种文学派别是为了与宪章运动配合，进而配合英国无产阶级的工人运动，所以许多文学作品都具有宣传性的精神，一般在工人阶级的集会中创办刊物与创作诗歌散文等。一般英国的宪章派的文学作品是为了服务于宪章运动的，所以这时候的无产阶级文学作品并没有较深的内涵，但是这一时期的无产阶级文学依然代表了英国文学中的无产阶级类别走向了当代英国文学创作的高峰。

　　英国当代的宪章派的代表人物是当时带领英国无产阶级进行宪章派运动的灵魂人物——爱内斯特，他经常去参加一些无产阶级的工人集会，并且大量地发表演讲，他不断表达出无产阶级的工人在资本家压迫下的艰苦生活，去要求政府给无产阶级的工人更多的福利。通过不断融合了在宪章运动中的感悟与经验，爱内斯特把深入群众挖掘出来的文学素材用来创作文学作品，并且有了不俗的成绩。例如，著名的诗歌集《未来之歌》，“在未来的日子里，降临了的希望，将不义在公理面前折腰。我们要鼓起来一点勇气，兄弟们！把那个明天变成了今朝！”这部诗歌集也成了当代无产阶级文学体系中重要的作品之一。

　　2英国当代文学中现实主义小说的发展

　　在19世纪的英国文学中，我们可以看到的最辉煌的成就是当代的现实主义小说的产生与发展，可以说，英国现实主义小说在当代英国文学史上占有最为重要的位置，甚至在当代欧洲文学中也具有显赫的地位。

　　（1）现实主义文学的产生背景

　　在当代，英国不管是经济发展方面，亦或是政治制度方面，以及人们的文化思维意识方面都有着巨大的变化。而这种整体上的变化是当代社会思想的核心，也是现代社会价值观念产生的源头，它让英国成为了称霸全世界的工业领袖。

　　由于当时的经济社会产生了重大变化，首先在艺术文化领域产生了启蒙思想，并且在英国全国范围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与传播效果，而这种启蒙思想是来自当时的资本主义的群众运动，是反对当时英国封建制度的主要思想联盟。在19世纪之后，随着当时英国自有资本主义派别的建立，也标志了当时英国启蒙革命运动进入到高潮阶段。而在英国启蒙运动中，英国学者也在启蒙运动中占有着重要的位置，他们宣传的思想对于当代英国文学的发展与进步有着巨大的作用。当代英国文学在社会发展中不断汲取丰厚的养料，并且在变革的背景中去探寻文学创作的灵感，实现了在启蒙主义的巨大影响下的文学跨越。我们可以认为，如果没有英国当代社会变革，也就没有当代的英国文学如此难以逾越的地位，并且也不会出现轰动世人的现实主义文学，可以说，英国的现实主义文学的创作是当时社会矛盾出现后产生的。这种文学创作派别呼吁要用文学来关注设计现实与群众，并且密切关注人们精神的变化与保护他们。

　　（2）现实主义创作的特征分析

　　从整体上来说，19世纪的英国文学，除了少部分的无产阶级的小说之外，主要的创作潮流就是现实主义小说，并且占有主要的地位，掌控着英国当代文学发展的方式。这一时期的英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创作风格主要是以描写社会生活为主，并且关注到社会底层的小人物的生活现状，从小人物的生活困境来直接揭露了当时社会的黑暗与腐朽，这成为了英国当代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主要方向。

　　从具体上来说，当代的英国现实主义文学中的主要创作潮流分成了三方面的特点：第一，作品细节的真实性，由于这一时期的作品内涵讲求的是真实性，因此需要对细节进行真实地描写与还原，要用具体的文字与思想内涵来反映出当时的社会生活，并且用真实的形象与细节的描绘来感染读者，让许多读者在观看之后感觉身临其境。例如，萨克雷创作的《名利场》，是当时著名的讽刺性批判现实主义小说，通过主人公的遭遇，将当时社会中群众追求名利、权势、利禄的真实景象还原，批判了这些浮夸的事物是相连相通的。第二，刻画小说形象的典型性，当代英国现实主义小说通常会用典型的描绘方式，对于现实中积累的资料进行整理与概括，揭露社会现实生活的本质特征。其中，这些本质上有对于英国现实社会的不满，也有对高尚的精神品质的宣扬。可以说，这种典型性的特征是英国现实主义小说创作的核心，并且会与自然主义区分开来，使得现实主义的英国文学中的人物形象具有鲜明的性格，不会显得单一做作，而是真实地记录了生活。第三，对于描写方法的客观性，现实主义文学的情节中会自然地表现出文学创作者的真实情感，而不是通过其他的方式来表现出来，这种客观性能够加深创作者的思维表现力，让故事情节更加深入与富有表现力，可以体会到文学作品之外的内涵。《德伯家的苔丝》，是哈代著称于世的“威塞克斯系列”中的一部力作，通过第三视角塑造了一个纯洁的女人的生活，表现出了作者对于当时女性处于底层社会现实的态度。

　　三、当代英国文学的整体特征与表达形式

　　1复杂多变的形式

　　纵观当代英国文学可以发现它具有其他文学不同的特征，有着复杂多变的特点。英国文学在创作形式上与传统的英国文学创作有着巨大的差异。19世纪之后的英国当代文学，在多数作品中呈现出明显的地区性差距。而同一时期，苏格兰等地区的诗歌文学开始争奇斗艳，让英国文学出现了靓丽的风景线，而这一时期的诗歌文学具有明显的民族特征，并且展现出诗歌的魅力。另外，这一时期的戏剧文学也开始有了很好的发展，语言更加简练精湛。之所以能够受到众多观众的青睐，是由于英国戏剧文学符合当代文学发展的潮流，是当代英国文学不断发展与改革的里程碑意义的标志。并且，当代英国的小说也开始迅速发展，给整个世界文坛带来的撼动远远超过了诗歌与戏剧，给人们留下了巨大的震撼。饱满真实的内容与生动的情节，在文坛中占有重要地位，当代英国小说不但能够符合这一时期的客观要求，还具有多变的内容让读者深爱不已。

　　2与当时社会现状相融合

　　当代的英国文学以现实主义文学为代表，创作风格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并且女性形象与文化在当代英国文学中很好地体现出来，也成为当代英国文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从女性文学创作者创作的文学作品中，以自身的视角来观察到现代社会女性要承担的责任，并且增强了女性的自我觉醒意识，以平等的态度来面对生活与情感。例如，多丽丝·莱辛创作的《金色笔记》《第三、四、五区域间的联姻》等作品都展现出当代英国女性特征，并且借助文学作品来争取到女性的现代社会的主体地位。

　　结语

　　可以说，当代英国文学领域有着丰富的作品，并且在当时复杂的背景下形成了众多类型，让当代文学形成了艺术形式多元化发展的繁荣景象。在另一方面，文学与哲学同时结合，让两者得到了相互的促进与进步，进而产生出哲学与文学相融合的创作方式，体现出这一时期的巨大价值。随着文学创作的日益繁荣，英国文学的发展我们是可以看到的，尤其是诗歌、小说等文学作品都展现出自身的优势与作用，体现出巨大的文化与社会价值。而在未来的文学发展中，创作者更要展现出文学作品的时代特征与责任，将正确的价值观与社会现实相结合，才能够体现出文学作品的真正涵义，让当代英国文学站立在世界文坛的巅峰。

　　作者：田尚来源：作家·下半月2013年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