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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美国党派之争的残酷现实里，要保持这种不偏不倚，又谈何容易。更重要的是，美国政府有不断自我扩大权力的趋势，比如前不久法院判令苹果公司必须协助FBI解锁枪击案嫌疑人的手机，就引发了广泛的争议，能够给这种趋势踩下刹车的，或许只有联邦最高法院了。

　　2月13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安东尼·斯卡利亚安然辞世。身列9名大法官之一，受到关注再正常不过。但是，斯卡利亚大法官的一些特质，的确使得他有着非同一般的巨大影响力，其身后哀荣理所应当;而他留下的空缺，预计也将成为美国两党争夺的热点。

　　大法官是做啥的? 要介绍斯卡利亚大法官，首先就得来说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

　　美国实行三权分立制度，总统、国会、最高法院分别被称为行政分支、立法分支和司法分支。前两者很好理解，总统就是所有联邦政府的行政领导，国会负责制订和修改法律、任命重要官员，而最高法院听起来似乎只管打官司，对国家的影响力和重要性，似乎都没办法媲美前两者，在新闻中的曝光率更是比不上总统那么风光。

　　实际上，能够在联邦最高法院审理的案子，诉讼标的本身往往很小，但其背后所体现的问题却波及很大，牵扯到全国许许多多的同类问题，甚至可能影响到国家发展的走向。比如，关于同性之间性行为是否犯罪的“劳伦斯诉得州案”，纸面上的争议仅仅是125美元的罚金该不该交;而在最高法院作出判决之后，美国的领土上，成年同性之间发生性行为，就不用再担心被警察抓去坐牢了，更摆脱了“有罪”的污名，对促进性别平等意识功不可没。

　　还有一些案子，由头或许只是一个无伤大雅的小案，但判决则直接关系到国家的重大决策。比如，联邦政府有没有权力命令各州的居民必须参加医保?美军设在关塔那摩的监狱，到底有没有侵犯被羁押人的权益?死刑，算不算是太过残酷的刑罚，该不该废除?

　　这些问题听起来，似乎两边都有些道理。从本质上说，则是多种合法利益之间的博弈：比如，联邦政府当然对美国有管理权，但各州也有自己独立的管辖权，两者发生矛盾时如何界定;少数族裔美国人，应该获得倾斜性的政策照顾，但同时也要维护社会的公平竞争、机会均等;既要允许司法机关努力获得情报，以期打击危害美国的恐怖分子、保护国民，又要维护公众的通讯自由与隐私权不受侵犯……

　　这些权益就像是几个玻璃球，在空中抛来抛去，哪一个摔在地上都后果严重;而最高法院，或者说这9位大法官，就是负责抛球的人。

　　要裁定这些争议，大法官们的终极依据就是美国《宪法》，包括十多个宪法修正案。当然，既然是宪法，写得都相当简明扼要，比如“不得施加残酷、非常的刑罚”，那什么样的刑罚才是残酷的呢?就只能由大法官们，凭借自己的学识、阅历、法律知识，结合当时的社会形势作出判断。更重要的是，9位大法官一人一票，简单多数后作出的裁决，却是旁人不能再挑战的，想要将其废止的话，只有大法官们再作出一个相反的判决来。

　　可以想见，尽管并不常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中，但不夸张地说，大法官们们对美国的意义并不亚于总统。

　　宪法的斗犬

　　作为一名大法官，斯卡利亚的职责当然就是按照宪法判案。然而，与他的其他同事相比，或许可以说，他是美国宪法最忠诚的捍卫者。

　　比如，1995年的“普林茨诉合众国案”，就是一个必须用宪法才能解决的问题。1993年，《布莱蒂法案》在参众两院通过，并经克林顿总统签署生效。该法案要求司法部建立一个全国性的违法信息数据库(NICS)，将所有曾有犯罪记录的人的信息都储存其中。同时，购买枪支时必须填写含有个人信息的表格，将其交给当地的执法机关负责人审批，该负责人就跑到这个数据库去就查询申请人的背景，并在5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批准此人购买枪支的决定。

　　这个法案一出来，就惹得很多人不满，凭啥我买支枪还要等5天?各地的警察部门也不爽了，这不是摆明了给我增加工作量嘛?于是，蒙大拿州一个县的警长普林茨，就提起了诉讼，要求判令《布莱蒂法案》违反了宪法，因为这个法案实际上强迫各州的警察，执行了联邦的法律。

　　单纯从社会效果来说，这一规定虽然增加了购枪者和警方的麻烦，但考虑到美国不时有枪击案特别是校园枪击案发生，对购枪者进行背景审查是有积极作用的，也不会实质性的提高购枪者的门槛，比之前的一些控枪措施已经温柔多了(比如，禁止销售能连发的进攻性武器)，所以对其支持的声浪也非常高。

　　对此，斯卡利亚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并获得其他4位大法官的支持，成为法院的判决：

　　从纵向说，自合众国建立那天起，宪法就为美国设计了“双重主权”(Dual sovereignty)制度。也就是说，联邦(美利坚合众国)有权管辖美国与他国之间的国际事务(如外交、国防、军事干预等)，有权管辖跨州的事务(如发行美元、制定关税税则、限制石油出口等);而各州则有权管辖州内的事务。按照《宪法第十修正案》的规定(州未明确授权给联邦的权力和事务，得由各州自行保有)，因此，国会不能在宪法之外，强制给各州增添额外的义务。

　　从横向说，美国宪法确立了“三权分立”的原则，立法分支(国会)当然也不能侵夺行政分支(总统)的权力。而《布莱蒂法案》给总检察长(同时也是司法部长，是总统的属下)规定了建立数据库的义务，给各州、县警长规定了背景检查和审批的义务，等于是变相介入了行政分支的职责范围。

　　因此，这一法案违反了美国宪法的原则，国会无权强制各州县警察局执行该法案。

　　判决一出，推动禁枪法案的团体纷纷表示不满，似乎斯卡利亚大法官对于国会并不买账。不过，在2005年“冈萨雷斯诉赖奇案”中，同样是源于对宪法的忠诚，斯卡利亚大法官却支持了国会的决定。

　　这个案子的背景挺有意思：按照联邦的法律，大麻被列为违禁物品，禁止非法种植、生产和服用。然而，先后有多个州制定了本州的法律，规定为了医疗等正当用途，个人少量种植大麻供自己使用是合法的。联邦法律与州法律之间，就存在着明显冲突，发生争议是早晚的事。 2002年8月，美国禁毒署(DEA)的特工依法搜查了加州一处民宅，在安吉拉·赖奇小姐家中发现她种植了数十株大麻并将其收缴。对此，赖奇小姐声称，自己患有严重疾病，如果没有这些大麻，她可能会因疼痛而死，官司就一路打到了最高法院。

　　原告方认为，被告(司法部)依据《管制品目录》(CSA)，认定大麻是非法物品;而这个目录本身，就违反了美国宪法中规定的通商自由条款、第十五修正案(未经正当程序，不能剥夺个人财产)、第九和第十修正案(宪法中未列举出来的权力，并不等于就不应当尊重，而被视为国民或该州所保留)。同时，加州的法律允许这种医疗用途，所以自己的行为完全合法。司法部部长(禁毒署的上司)的行为，侵犯了自己的生命健康权，应予制止。

　　包括斯卡利亚在内的6名法官，对此作出了自己的解答：首先，国会制定的法律，已经明确限制了公民持有和使用大麻的的权利，以此作为查禁大麻的执法依据，并无不妥。其次，加州的法律允许的是个人出于医疗目的而使用大麻，并没有允许将其私自出售，所以不存在妨碍通商自由的问题。最重要的是，联邦的法律禁止因医疗用途而使用大麻，的确可以防范或减少其被用于非法用途的风险，因而是可以接受的。

　　上述判决说得很清楚，但斯卡利亚又单独提出了一个异议：

　　他认为，尽管上述法律的规定是合乎宪法的，但国会限制某个州内某种商品流通的权力，只能是在该商品的价格波动足以影响整个国内正常秩序的情况下，才可以实施。所以，这个判决不应当被误读为国会可以随意使用这种权力。斯卡利亚对于宪法的尊重和谨慎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如果说“是否允许抽大麻”，还不足以影响美国的重大决策的话，在下面这些个案子中，斯卡利亚大法官的表现更是可圈可点。

　　在“9·11”恐怖袭击之后，美国的反恐战争就全面升级，在伊拉克、阿富汗等地清剿恐怖分子这一过程中，美军抓获了大批的俘虏，但并没有将其运回本土审判，而是将这些人集中到关塔那摩监狱羁押，也并没有给出审讯他们的时间表，就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耗下去。

　　于是，这些被关押的人，就先后提起了多个有关诉讼，其中比较著名的，是“拉苏尔诉布什案”和“哈姆迪诉拉姆斯菲尔德案”。

　　前者，是被羁押在关塔那摩的几个俘虏(均不是美国公民)，认为他们有权向美国的法院申请人身保护令(即法庭命令执法机构，将特定的被羁押人以及相关证据，一并带至法庭，由法官裁定是否应该对其继续羁押)，而关塔那摩监狱的美军显然没有尊重这一权力，所以他们要起诉美军的最高指挥官，即乔治·布什总统。后者，情况要复杂一点：哈姆迪是一名美国公民，在阿富汗被美军抓获，美军认为他参加了塔利班，属于“敌方战斗人员”，将其羁押于关塔那摩。他的父亲随即控告国防部长阿姆斯菲尔德，说无论哈姆迪是不是恐怖分子，都应该有权会见律师、按程序接受法庭审判。

　　当时，正是美国推行反恐战争的高潮，国会舆论和国会，几乎是一边倒地支持布什总统，甚至有很多人认为，对于恐怖分子，难道还应该让他们享受法制的保护吗?

　　比如，2013年，美国流行音乐组合“南方小鸡”中的一名成员娜塔莉，在公开场合说了一句“你知道的，我们为总统也来自得州而感到羞愧”。按照美国的法律，这显然属于言论自由的范畴，但却为这个当时如日中天的组合惹来了巨大麻烦：很多歌迷公开表示，这种不爱国的言论他们无法接受;电台不再播放她们的歌，几个流行音乐排行榜直接将其撤出榜单;有人组织了反对她们的联盟，声称要在街头公开销毁她们的唱片，甚至有人直接给娜塔莉发去了死亡威胁。

　　可以想见，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在审理上述两个案件时，顶着多大的舆论压力，整个美国都在关注着他们的裁决。

　　对于“拉苏尔诉布什案”，政府方面并没有否定这种权利的正当性，而是转向了管辖权问题：众所周知，关塔那摩湾整个都是古巴的领土，美国是租借来当作军事基地的，美国对该地并无主权;因此，法庭也就不能对该监狱中羁押的犯人提出的诉讼进行审理。

　　对此，大法官们认为，虽然美国政府确实对关塔那摩湾没有主权，但美军实际占领、控制着关塔那摩基地(包括监狱部分)，并得以排除古巴政府对该监狱中任何事务的任何干涉。因此，美国对该地域有实质性的控制权，控制程度足以使得美国的法庭受理其中的事务。

　　未经审判而无限期的羁押对于谁都是不公平的，大法官们的裁定是很有勇气的。然而，斯卡利亚又公开表示了异议：这一判决，从根本上违反了宪法对于司法管辖权的界定，会是一个恶劣的先例。

　　对于“哈姆迪诉拉姆斯菲尔德案”，大法官们在具体主张上有所分歧，但统一的观点是：行政分支(总统及其军队)有权认定哈姆迪是敌方战斗人员，理应经过正当的法律程序，并允许他有申辩的机会，美军的做法违反了宪法第五修正案(未经正当程序)。

　　而斯卡利亚走得更远，他认为仅仅是允许哈姆迪申请人身保护令是显然不够的，因为人身保护令针对的是合法的拘留、羁押机构，对美国军队是不能宣读这种令状的。实际上，国会从未授权总统如此羁押本国公民，一定要这么做的话，只能有两种选择：要么国会宣布，暂停法院签发人身保护令的权力，要么政府将哈姆迪移交法院，按照普通法进行审判。

　　在上述两个判决中，斯卡利亚的观点都相当尖锐，他认为最高法院作出的判决，不过是用一个错误来纠正另一个错误，并没有真正维护宪法的权威。他这些观点，不仅得罪公众还可能得罪自己的同事，无疑需要更大的勇气和信念。

　　上面几个案子，不过是他一生中审判过的许多案子中的缩影，但已经不难看出他对宪法的深刻理解和高度责任感。赫胥黎曾经说，自己是“达尔文的斗犬”。那么，以斯卡利亚大法官对于宪法的珍视和忠诚，倘若我们称他为“美国宪法的斗犬”，想来他老人家的在天之灵，应该也不会反对吧。

　　斯卡利亚大法官去世了，而联邦最高法院还得继续运行下去，自然就需要补充一位大法官接替他的职位。

　　然而，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事可能还挺微妙，因为明年就是美国的大选年了。

　　按照程序，当大法官职位空缺时，由美国总统提出人选，经参议院批准后任命生效。在这两个环节中，除了对法官本身能力、资历与品德的考量外，还包含了复杂的政治博弈。

　　正如前文所述，联邦法院的裁决，完全足以对国家的政治走向产生影响，比如著名的“戈尔诉布什案”里，就是大法官们决定了总统宝座到底归谁的。而其他一些看似并不重要、老生常谈的争议，却也会极大地影响选战中双方的势力对比。

　　比如，“控枪”就是所有的总统竞选者都必须回答的一个议题。奥巴马总统在任期间，多次企图采取更严格的控枪措施，甚至不惜以“总统行政命令”的形式强推自己的主张，而联邦法院就有权宣布这种命令因违反宪法而无效，让其努力化为乌有。类似的，“堕胎”也是一个被炒过无数次的话题，在美国公众中，立场鲜明的支持者与反对者都不少，特别是基于宗教信仰上的理由。实际上，联邦法院早年判决的 “罗伊案”，就是这个争议的焦点。斯卡利亚大法官生前，就认为该判决是联邦法院自我扩权的产物，多次努力想将该判决推翻，但总是功败垂成。

　　此外，还有“全民医保计划是否干涉了个人自由”、“死刑是否应该全面废除”、“对少数族裔的保护政策是否过当”、“对外国移民、非法移民该不该给予更多工作机会”、“要不要对华尔街的巨富们额外增税”等等争议，都是民主党和共和党宣传上的着力点，也都是只有联邦法院的大法官们，才能作出一锤定音的回答。

　　可以想见，在美国今后的政治生活中，如果斯卡利亚的继任者更倾向于保守派的主张，则会对共和党有利;如果继任者是个自由派人士，则会对民主党有利。而在斯卡利亚空缺后，一般认为联邦大法院中，自由派和保守派正好是4：4，最后这一票就是定海神针，因此非常关键。

　　有议员提出，按照惯例，美国总统在任期的最后一年里，通常不会提名联邦法官候选人，毕竟是“快到站了”。奥巴马总统对此嗤之以鼻，认为宪法上从未作出这种限制。他在任期间，多次在最高法院吃瘪，借此机会发挥余热，为民主党在联邦法院抢个位子，也属人之常情。

　　当然，即便是总统提名了，参议院还可以否决，或者干脆就是拖着不审议、不表决，直到拖到总统卸任。对此，奥巴马总统已经放话，呼吁参议院放弃党派之见，尽快批准他即将提出的大法官人选，避免给美国人民的利益带来伤害。不过，联邦法院在编制不全的情况下也可以审案，所以这个说法似乎缺点底气。这个提名能否在奥巴马卸任前获得通过，有着相当大的变数。

　　回顾斯卡利亚大法官的一生，在这场热闹的府院之争之外，或许，我们能从中看出不一样的东西：

　　大法官的职位伴随着巨大的权力和殊荣，同时也要求他们以高度的责任感和极其审慎的态度来审理案件。大法官既不以总统、国会议员的态度为依归，也不以民众的倾向、舆论的好恶为标准，仅仅需要对美国宪法负责，严格按照宪法的精神处理各种争议，让判决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相反，总统是一人一票产生的，很多时候不得不努力讨好选民而对民粹主义低头。比如最近风头正劲的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J. Trump)，提出了许多哗众取宠、匪夷所思的观点，比如要让墨西哥在美-墨边境上修一道长墙以遏制偷渡，要限制所有穆斯林进入美国并登记美国国内的穆斯林，要从中国手中抢回属于美国的机会……但就是这样一个充满争议的人，却在共和党的初选中，连续赢下了新罕布什尔州、南卡州和内华达州;倘若他真的能够入主白宫，美国的政策可能会全面右转，甚至出现种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倒车。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忠诚于宪法，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到各种利益平衡的联邦最高法院，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然而，在美国党派之争的残酷现实里，要保持这种不偏不倚，又谈何容易。更重要的是，美国政府有不断自我扩大权力的趋势，比如前几天法院判令苹果公司必须协助FBI解锁枪击案嫌疑人的手机，就引发了广泛的争议，能够给这种趋势踩下刹车的，或许只有联邦最高法院了。

　　在这种时候，怀念安东尼·斯卡利亚大法官，就有了特殊的意义。用中国的话来说，就是要有“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觉悟，但能否选出这种继任者，能否给继任者以同样的空间，只能等待时间来回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