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篇：柏拉图道德教育思想的当代借鉴

　　在柏拉图的政治哲学中，教育居于重要的地位。“可以说离开了教育，柏拉图之理想国家的构建只能是空中楼阁，水月镜花”。柏拉图政治哲学侧重于研究理想中的城邦以及最理想的政治状态。“柏拉图所构建的理想城邦不存在于现实当中，而是现实城邦所应趋附的目标，是现实各类城邦中合乎正义因素的集中提炼和升华，是城邦本质或内在精神的真正体现和阐发。”在柏拉图政治哲学体系中，教育是通向城邦正义的唯一途径。因此，教育在柏拉图政治哲学中居于重要地位。

　　一、柏拉图教育方案的理想设计

　　理想的城邦就是理想教育的城邦。政治活动是哲学家对于公民教化的活动，也是公民完成教育的活动。柏拉图认为通过合格的教育才能培养出合格的公民，才能培养出符合城邦要求的哲学王。那么，怎样的教育才算是“合格的教育”呢？柏拉图为“如何培养合格公民和哲学王”设定了一整套的教育规划方案。在这套教育规划方案中，对于教育的年龄阶段进行了划分，为不同的教育阶段设计了不同的课程安排，并且为不同的社會阶层设定了有针对性的课程。为了教育“哲学王”，柏拉图在智者重视的“三艺”（文法、修辞、辩证术）的基础上增加了算术、几何、天文、音乐等“四艺”，一起构成著名的“七艺”。柏拉图在“线段之喻”中构建了一个由影像、实物、数理对象和纯相组成的目的论系统，从影像到纯相，实在性不断的增强，影像是对于实物的模仿，实物是对于数理对象的模仿，数理对象是对于纯相的模仿。影像和实物处于可见世界，可见世界是虚幻的、不真实的，数理对象和纯相属于可知世界，可知世界就是柏拉图所构建的理念的世界。基于线段之喻，柏拉图设计了一系列的课程，包括数学、几何学、天文学、音律学和辩证法等。数学和几何学就是可知世界中的数理对象。“天文学和谐音学之所以被列入数理学科，是因为前者在数量关系以及图形之中研究纯粹的运动，后者则是在数的关系里研究音响的和谐。”辩证法（dialogoi）的原意是来来回回的说，柏拉图辩证法的含义是把握最真实之物的方法。并且，柏拉图还针对特定的阶层设计了特定的课程。对于护国者阶层，柏拉图强调音乐教育和体育。“这种教育就是用体操来训练身体，用音乐来陶冶心灵。”生产者阶层需要有“服从”的美德。为了让民众服从“哲学王”的统治，柏拉图设计了几个相互支持、相互解释的“教育故事”。此类教育故事主要是说给民众听的，哲学家和护国者几乎不需要接受此类故事的教诲。首先，柏拉图以“太阳喻”“线段喻”的教育故事教导民众为什么追求“善的理念”是必要的和可能的。其次，他以“洞穴隐喻”和“船喻”的教育故事教导民众只有“哲学王”统治才是好的、安全的。再次，以“金银铜铁隐喻”的教育故事教导民众人和人之间天生就有差异。哲学王是智慧的船长，其他人是无知之众。最后，柏拉图以“灵魂马车隐喻”的教育故事来教导民众过一种节制的生活，克制“人欲”。

　　柏拉图总共划分了三个教育阶段，即从出生到20岁，20岁到30岁，30岁到终世。所有的公民都要学习数学和几何学。在公民20岁的时候，选拔出一部分公民学习天文学和音律学。数学、几何学、天文学和辩证法都属于柏拉图“线段之喻”中的数理对象，与数理对象相对应的认识官能是理智。理智是把假设当作公理，直接推出结论并且不对公理本身求证的阶段，理智还要依靠感性事物，没有达到对于善的最终认识。在公民30岁之前的学习属于入门科学的学习。在公民30岁的时候，再选拔一部分人学习辩证法。辩证法在柏拉图的教育规划方案中，是通往真知识的最后一个环节，是惊险的一跃。柏拉图的洞穴之喻说明了囚徒把握实在的关键在于回头，回头蕴含着转向的含义。辩证法的关键在于灵魂转向自身，但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实现灵魂的转向。辩证法相当于线段之喻的纯相，与纯相相对应的认识官能是理性。理性是完成辩证法的阶段，理性不依赖于感性事物，并且要对于第一公理进行求证，从假设回溯到第一原理，再从最高原理下降到结论。

　　二、政治乃是德教

　　柏拉图认为，理智、激情和欲望是灵魂的三驾马车。灵魂理智部分的德性要求是智慧，激情部分的德性要求是勇敢，欲望部分的德性要求是节制。灵魂的各个部分的德性要求如果得到正常发挥，就可以达到正义的结果。用理智支配激情和欲望，就可以使每一个部分都发挥出自身的德性优势，使灵魂达到和谐一致，这时的灵魂就拥有了正义的德性。因此，智慧、勇敢、节制、正义是一个人最基本的德性要求。这四种德性不仅要在每个公民身上存在和体现出来。而且每种德性在各个阶层中所占的比重和表现的程度也不同。突出智慧的阶层是哲学王，突出勇敢德性的阶层是护国者阶层，节制则是三种阶层所共享的德性。正义负责统筹协调统治者、护卫者和生产者三者的关系，使三者能够在自己所属的领域中各司其职。因此，道德教育不仅要培养每一个公民的智慧、勇敢、节制、正义，而且还要针对各个阶层突出培养符合该阶层的美德。苏格拉底认为，美德即知识。柏拉图继承了苏格拉底的观点，认为一个正义的城邦必须要有道德的知识。

　　城邦是政治生活的公共空间，在城邦中只有政治生活。教育实际上就是城邦公共政治生活的一部分。教育的最终旨向是为城邦的政治生活所服务。因此教育的目的就是为城邦的公共政治生活培养有知识、有道德的公民。柏拉图所说的道德不是家庭内部的道德，而是一种公德。公德是对于公共规则的自然的遵守。公德就是公民意识的一部分。因此，道德教育就是对于公民意识的培养。通过公民意识的培养，使城邦的政治生活实现良序，使城邦的政治活动体现正义。因此，政治乃是道德教育。政治乃是德教，其中蕴含着“教育是通向政治正义的唯一道路”的思想。在《理想国》中，柏拉图对于城邦治理的法律作用是抛弃不管的。柏拉图认为，城邦中的统治者，没有必要立法，教育和培养是其最重要的事情。法律和教育的选择，体现了政治哲学中的一对核心关系——知识与权力的关系。也就是说，对于城邦的治理，到底是应该选择知识统治还是选择权力优先。城邦治理的法律作用体现了权力优先，教育则体现了知识统治。柏拉图选择了知识统治。知识要在权力之上，知识要对于权力有所引领和指导。知识统治中的知识就是真知识，是理念知识。关于道德的就是理念中的知识。因此，“政治乃是德教”这个命题体现了知识统治。

　　教育是柏拉图构建理想城邦的基石，而教育的关键在于灵魂的转向，教育的内容包括智慧、勇敢、节制、正义的道德知识。所以，柏拉图的理想城邦的基础是良好的德性和灵魂的转向。柏拉图的政治思想是依靠分析人性而建立的。人性有善也有恶。教育的本质就是把存在于人的灵魂中的善挖掘和引導出来的过程。

　　三、道德教育思想的当代借鉴

　　在柏拉图的政治哲学中，教育的本质是挖掘和引导善的过程。我国目前的教育应该对柏拉图教育的本质有所借鉴。“现代洞穴中的这一和解带给教育的最大冲击就是对教育本质的遗忘和消解。然而，消解了对本质问题的询问，我们就只能匍匐在教育的表层，我们无法站立并行走，因为我们缺少根基和方向；没有了关于教育本质的认识，我们就不知道教育中什么是对的、应该坚持的，什么是错的、应该摈弃的，失去了是非善恶的判断标准。”

　　（一）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

　　我国对于道德教育不重视，持有智育优先于德育的观念。“由于长期以来应试教育作怪，学校德育只能处于形式上的首要地位，尽管在制定学校工作计划时都首先强调德育，但为了升学率这一评价学校办学质量的第一尺度，人们又不得不使德育成为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的摆设。”并且在高校中也存在着类似的问题，“大学的教学质量评估主要是依据本科生生源、研究生报考人数和录取率、学生外语考试成绩、四六级过级率以及一些学术性学科性竞赛成绩等。在这样的情况下，智育具有重要地位，德育却因此在大学的全盘工作中严重失位，遭到冷淡和排挤”。其次，道德教育的目标制定片面化，忽视了人性的多样性和学生个性的多层次性。在柏拉图的视野中，知识是道德的知识，教育的核心是道德的教育。因此，在教育过程中，教师、学校、政府和社会要在思想的深处真正意识到道德教育的重要意义，真正把“育人为本，德育为先”的教育理念得以贯彻。

　　（二）重视教育的层次性

　　柏拉图对人不同年龄阶段的教育进行了明确划分，在不同的教育阶段有不同的教学要求和课程设计。在幼儿时期，要通过做游戏、讲故事、听音乐等方式培养儿童正直、善良的道德品质；所有的公民都要学习数学、几何学；一部分公民在20岁时学习天文学和音律学；一部分公民在30岁之后学习辩证法；在柏拉图设计的教育规划方案中规定了终身学习，“柏拉图对年满50岁的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工作学习等方面要取得优异成绩，而且要运用善的理念武装自己，改造自己的灵魂，要求在人生的最后阶段仍不放弃学习，要研究哲学，从而更好地度过晚年时光。将教育渗透进人生的每时每刻。”我国教育是应试教育，应试教育最大的问题在于教育不分学生的阶段特征，施以相同的教育。因此，在不同的教育阶段应该适应学生的发展规律。

　　柏拉图的教育思想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掩盖在历史长河之中，反而在两千多年后依然闪烁着光芒，对于我国的教育改革和教育发展具有借鉴意义。

　　作者：王今超

　　第2篇：从理念论出发探讨柏拉图的国家正义

　　柏拉图（公元前427—347年）是古希腊乃至整个西方最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之一。他師从苏格拉底，在经历伯罗奔尼撒战争和苏格拉底之死后，国家衰弱，社会秩序混乱，民主走向盲目，整个希腊由盛转衰的现实让柏拉图开始追寻心中的理想的国家。

　　一、哲学体系的基石——理念论

　　理念论是柏拉图政治哲学思想的本体。其中理念表示的是事物的本原，决定着事物为事物的本质，它“不动不变”，可以被用来“定义”，不仅是存在于头脑中的道德范畴，更是柏拉图认定的可以独立存在的实体。柏拉图认为，现实世界是我们感官能感知的世界，它时刻处于生灭变动之中，就是从无到有和从有到无的变化，这些变化让世界变得虚幻而不固定。但是在这相对不稳定现象的背后存在一个现象世界——以它为目标的永恒的、真实的、稳定的世界，即理念的世界。表面上，理念的世界（真实的世界）和现实的世界（虚幻的世界）是对立的，但是柏拉图解释道：“一方面，我们说有多个的东西存在，并且说这些东西是美的，是善的，等等。……另一方面，我们又说有一个美本身，善本身，等等，相对于每一组这些多个的东西，我们都假定一个单一的理念，假定它是一个统一体而称它为真正的实在。”这里的“善本身”、“美本身”是指善的东西和美的东西的理念，而“多个的东西”就是指众多个体。因此，每个事物都有理念并理念的世界。至于现实世界，柏拉图认为现实世界的所有事物都是对理念世界的模仿，以此出发，他进一步提出现实的可感事物运动变化都是把理念当作目标的，而每一个事物的理念都是相应事物追求的目的，而所有一切事物都追求的一个最高的目的，即最高的理念，就是“善”。在整个哲学思想体系中，柏拉图始终贯彻“善”的理念，整个《理想国》中柏拉图对城邦的最高追求就是至善城邦，是其终极的理想蓝图。

　　无论是亚里士多德的“第一哲学”、斯宾诺莎的哲学思想还是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思想，都与柏拉图的理念论在主旨上是一致的。但是柏拉图的理念论所倡导的关注人的价值，强调理性的认识。

　　二、国家正义——“各做各的事”

　　在《理想国》中，国家正义的探讨开始于国家（城邦）的起源，在第二卷中，柏拉图通过和格劳孔的争论指出，人活着就会有需求，但个体由于天赋能力有限而不可能通过自我满足需求，这就需要与他人的分工合作。越来越多的人为了满足自己的不同的需求，和不同的人进行产品交换，长此以往的后果就是人口的聚居，最终形成城邦。在城邦起源论中，柏拉图轻描淡写描述了农民、商人、手工艺者等分工合作而聚居的情况，而为了实现全体公民的普遍幸福，柏拉图将这种普通的分工和帮助的情况运用到对国家管理的不同等级之间的分工合作上，将自由民划分为生产者、守卫者和统治者三个等级，强调这三个等级分工合作对国家的重要作用——国家正义要求三个等级“各做各的事”。

　　“我们在建立我们这个国家的时候，曾经定下一条总的原则。这条原则就是：必须每个人在国家里执行一种最适合他天赋的职务”。《理想国》的这句话突出了“各做各的事”的中心：天赋。柏拉图将自由民分为三个等价是基于其天赋的不同。统治者天生就是智慧的，智慧的拥有使他们善于管理国家，因为其的智慧，统治者是三类人中最少的；守卫者是军人，军人是勇敢的，他们具有“无论在什么情形下都能保持住法律通过教育建立起来的关于可怕事物——什么样的事情才应当害怕——的信念”的精神上的能力，军人的存在在于保护正义城邦不受外族侵袭；生产者主要指农民、商人、手工业者等，他们是节制的，即“天赋优秀的部分和天赋低劣的部分在谁应当统治，谁应当被统治……这个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这种一致性和协调性”。三个等级因天赋不同必须各司其职，不干预他人的事，也不要试图替代他人的事，如果三个等级各司其职，国家就具备智慧、勇敢、节制三种美德，这样的国家就是正义的，这就是被证明了的国家正义的定义。

　　当理念论与柏拉图的政治期盼相结合时，就产生了“最理想城邦”的模型，他将城邦中的自由民划分为三个等级，进而展开强调他们的各司其职。柏拉图首先设定了至善的城邦的特点：智慧、勇敢、节制，用这三个因素分别适用三个等级，用智慧洞见真理，用勇敢守护智慧，用节制遏制欲望。各司其职就推动城邦成为至善，即理念的最高等级。

　　三、国家正义——“哲学王”的统治

　　在《理想国》中，柏拉图提出自己的政体理论，这一政治模式的探讨成为“哲学王”思想的理论选择。他介绍了当时状态下可能出现的四种政体：贵族政体、僭主政体、寡头政体和平民政体，经过最终讨论，柏拉图认为，僭主政体因缺乏“理性”的合理约束而无法成为“至善”城邦，寡头政体因“欲望”过度而抑制“智慧”，民主政体因“无度”的平等和自由造成城邦失序，而对现状没有改变的贵族政体则成为最后的希望，只要有精心培育的理想的“哲学王”作为统治者，贵族政体就有可能实现理想国的蓝图。

　　柏拉图的“哲学王”是建立在社会分工理论的基础上的，他主张把城邦的政治统治权完全交给少数哲学家，只有真正的哲学家掌握了国家最高权力，现实的城邦改造和理想的城邦实现才有了希望。“不那样，我们拟订的这套就永远不会实现，永远无法实现，永远见不到天日，只能停留在口头”。柏拉图认为哲学本身就是智慧的，哲学带来理性，哲学家们拥有的理性品格会弥补政体所带来的不足，使城邦走向“至善”。虽然这赋予了哲学家统治的合法性，但并不能保证其顺利执行。柏拉图指出，哲学家的产生就极其困难，成为统治者将更加困难，必须经历从体育到音乐，从算术到几何、天文学，再到辩证法这样一条漫长的道路，就像刚从洞穴中走出的囚犯一样，需要逐渐适应阳光的照射，并不断反思重构自己，但是一旦其成为统治者，哲学家就将建立一个真正正义的国家。

　　按照柏拉图的理念论，城邦只有在“哲学王”的统治之下才能接近真实理念的世界，现实世界的“哲学王”就相当于理念论世界中的理念的地位与作用，“哲学王”是在理念论的哲学基础上提出的。理念世界是存在于真实世界之外的永恒的、本源的存在，是公民应该认识和把握的，哲学家是所有公民中能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和把握理念世界的人，只有哲学家才能借鉴理念世界改造现实世界。而且“善”作为理念世界的最高理念，是“哲学王”本身就具备的，他会将至善、理性加注于现世的政治管理中，构建正义的“理想国”。

　　四、结语

　　《理想国》是柏拉图政治哲学思想的集中体现。在经历了现有城邦社会的失序和制度的腐朽后，柏拉图以理念论为根基，构建了自己的政治理想：建立一个安定有序、长治久安的城邦国家，这样的国家是正义的。至于如何实现这种国家正义，他提出“各做各的事”和“哲学王”统治两个建议，他对理念论中最高的理念“善”的追求决定城邦中阶层的各司其职和理性的哲学家能够统治现实以尽可能接近理念世界的正义性，所以柏拉图的国家正义思想是在理念论的指导下产生的。柏拉图一方面试图超越感性世界的限制，另一方面尽力返回现实世界，将其纳入理性规则，在不断的补充和争斗的过程中，形成了其政治哲学的特殊性，奠定了其在整个西方哲学思想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地位。

　　作者：尹颜

　　第3篇：董仲舒与柏拉图人性论思想的比较

　　一、董仲舒与柏拉图人性论理论基础的比较

　　（一）“天赋善恶论”

　　“性相近，习相远也”，孔子指出人的后天习性差别很大，但天性是相近的。他认为通过教育，使人认识自己，可以为善成仁，但亦有可能为恶不仁。可见孔子认为人性是亦善亦恶的。儒家弟子继承了这一思想并加以发展。孟子从“四心”出发，引出“四端”，他认为人具有仁义礼智的“四端”，“犹其有四体也”，由此提出性善论，主张由“本心”论“本性”，从“尽心”、“知性”从而达到“知天”。荀子则从人的自然禀性出发，认为“性之好恶、喜怒、哀乐，谓之情”，“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质也”。荀子提出了性恶论，主张“化性起伪”，“明分使群”和“隆礼重法”。

　　董仲舒的“性三品说”是在对先秦人性思想批判继承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春秋繁露》讲：“人之受气苟无恶者，心何栣哉？吾以心之名，得人之诚。人之诚，有贪有仁。仁贪二气，两在于身。”人在接受气之初就有恶性，要不然人心怎么软弱，受限。因此具有仁爱，贪婪两种性质，并且共存于一身。“人受命于天，有善善恶恶之性，可养而不可改，可豫而不可去，若形体之肥臞而不可得革也”。人副天数，那么人性也受于天，就像是人能改变胖瘦，却不能完全革除作为人的形体。但是人性可“养”，即通过向善的仁义养性。“天之为人性命，使行仁义而羞可恥，非若鸟兽然，苟为生，苟为利而已”。强调了人性是人之本质所在，是区别于禽兽，优越于禽兽的原因。但他同时又指出人趋恶的可能性：“栣众恶于内，弗使得发于外者，心也。故心之为名，栣也。”接着，他明确的指出人具有善恶两种因子：“身之名取诸天，天两有阴阳之施，身亦两有贪仁之性，天有阴阳禁，身有情欲栣，与天道一也。”可见董仲舒的人性论是异于“性善论”与“性恶论”的。他的仁之性可以说是对孟子性善的继承，而贪之性可以说是对荀子趋恶性恶论的继承。由此，可把他的人性论归结为为“天赋善恶伦”。董仲舒对先秦人性论思想进行批判继承，并加以发展，提出“性三品说”。他认为人性不是单一的，而是分为三个阶段，即圣人之性，中民之性，斗筲之性。

　　董仲舒主张“性三品说”，但他的人性论重点却是“中民之性”。他在《春秋繁露·实性》指出：“圣人之性不可以名性，名性者，中民之性。中民之性如茧如卵，卵待孵二十日而后能为雏，茧待缫以涫汤而后能为丝，性待渐于教训而后能为善。”圣人之性，在他看来就是：“循三纲五纪，通八端之理，忠信而博爱，敦厚而好礼。”在董仲舒看来，人性之中虽有善性，但不能说人性就善了。就像禾虽出米，而禾未谓米，茧能缫丝，而茧不可谓丝一样。人性之中具有善质，这为成善提供了可能，但需要建立在王道教化的基础之上。

　　（二）“善”的理念

　　柏拉图认为关于“理念”的知识是先天存在于人的灵魂之中的，“理念”是不变的、永恒的、是第一性的，而可感事物则是不完善的复制品。在他看来，现实世界即是可感世界。每一个事物都有一个理念，各种事物的各种理念又构成了可知世界。可感世界是虚幻的、不真实的，那么就有了让我们追求“理念”的要求。柏拉图认为，“善”的理念是最高等级的，它也是其他理念所追求的最高目的。各种理念在“善”的理念的引领之下，形成一个有序、完善、真实的世界。因此，在现实社会中，只要按照“善”的理念模式建立国家，就会实现国家的有序、安定、繁荣。“理想国”是一个由“哲学王”所管理的国度，柏拉图认为只有真正的哲学家才能真正的接近、认识“善”的理念。按照万物向“善”的这种结构，现实社会也会有一种自上而下的、不同阶层存在的国家制度，这是和谐社会的要求。根据这种自上而下的层级秩序，并对每个公民进行美德教育，是柏拉图提出的治国安邦之道。这种有序的社会秩序，存在着三种分工者——统治者、守护者、劳动者；又分别代表着三种不同品德——智慧、勇敢、节制，三种不同的人性——理智、意志、欲望。这也正是“善”的理念存在的目的。“善”的理念成为万物的目的，使万事万物向它靠拢。在人身上同样适用，柏拉图认为，正是因为有了“善”的理念的存在，才体现了人性有不完美，让人去追求“善”。

　　二、董仲舒与柏拉图人性论的政治目的比较

　　（一）“王道教化”

　　“性三品说”把人性分为三等，即圣人之性、中民之性和斗筲之性，他认为圣人之性和斗筲之性是不普遍的，真正普遍的人性乃是中民之性，而这也是广大民众所具有的人性。董仲舒的中民之性指介于圣人之性与斗筲之性之间的普遍人性。它不同于圣人之性的天生之善，无需教化，亦不同于斗筲之性的天生之恶，教之无用，它强调的是百姓人民的可教化，指出人人都有一个向善、懂礼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通过他的神化体系得以实现。

　　董仲舒把“天”看作是至高无上的神灵，是有意志、有人格的造物主，人只有敬事上天才能得到赐福。天能感应人之敬，人能得到天之赐，原因在于“为人者天”、“人副天数”的天人感应论。而王是天联系人的中间者，代表天意行事。总之，董仲舒的这些思想核心目的就是要实现政治的“大一统”，更重要的是思想的“大一统”。这是封建统治所需要的集权思想，目的就是使统治者高于人民，让人民接受王道教化。董仲舒人性论把人民人性置于中民之性，既肯定了人民的人民人性中的不足，又赋予人民得到教化的权利。

　　（二）“哲学王”

　　柏拉图认为人的灵魂不灭，具有追求美好世界的本能，但它却被禁锢于人的肉体之中，因此需要净化。柏拉图表面是对灵魂的认识进行阐述，本质上却是对人性理论的深层探析——人们对真实、永恒理念世界的一种向往和追求。他肯定了理性对激情、欲望的节制和引导作用，并指出德行正是在这种作用下产生的，并把理性灵魂作为人性论的思想核心。柏拉图把人的灵魂分为三个等级，即理性、激情和欲望。在这三个等级中，灵魂在人性中的作用不同。他认为政体可以划分为五种，每一种政体都是关于人的制度，而最理想的政体就是王政。在王政里，城邦正义根据柏拉图思想把人性划分三个等级：各尽其力、各司其职、实现社会稳定、有序的发展。个体正义是公民个人通过教育实现个人德、智、体、美、劳的均衡发展的结果。但是保卫者、劳动者之上却是必须有一个领导者，这样才能使人履行职责，使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三个等级的灵魂之间也才能和谐相处。这就是他对理想国家的要求，从不一致的灵魂中找到“哲学王”，带领人民走向和谐幸福。

　　三、董仲舒与柏拉图教育、人才观比较

　　（一）全面培养的教育观

　　在培养人才方面，董仲舒坚持的是比较全面的教育观。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教育内容的多，另一个是划分多个层次。在教学内容方面，为了适应大一统的需要，董仲舒主张独尊儒术，即：“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天人三策》）对其他各家是“绝其道”，但并不是消灭，而是不给其发展的条件，让主流思想始终是儒家思想。董仲舒还强调教育要全面，即教授六科之艺，主张进行儒家思想的全面教育。礼、乐、射、御、书、数在各学校中要开设，主张良才要全面发展。在关于教学层次上，董仲舒十分强调兴办太学，这是“贤士之所关”，“教化之本原”。他指出，在兴办太学的同时，还要注重地方教化，地方教化针对百姓，使他们不起祸患。因此，他建议“立大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义，节民以礼”，从而达到“教化行而习俗美”的目的。相比于董仲舒，柏拉图的教育思想更为细致、全面。从教育层次上看，他十分重视学前教育的思想，认为初始教育很重要，对儿童的教育越早越好。柏拉图认为一个人儿时受到教育指导，对这个人的一生会产生深远影响。他还提出终身教育说，他认为教育应该伴随人的一生。从教育内容看，柏拉图提出了体育和“四艺”（算术、几何、天文、音乐）教育。柏拉图认为可以从两个方面开展教育，一是用体操来锻炼形体，二是用音乐来陶冶情操。柏拉图教育观一个重要特征是着眼于国家，“教育的总目标就是为了实现城邦的正义”，他认可教育兴国，加强教育可以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综合两人关于教育的观点，我们不难看出，二者都重视教育，关注教育的内容和层次。

　　（二）任人唯才的选拔制度

　　董仲舒选才上首先主张废除“任子”、“赀选”制；其次，求才要合理。做好人才的选拔、培训、甄别以及优抚工作，建立健全相关制度法规。把人才的推举作为一项国家层面的工作，对地方推举的贤才进行检验。柏拉图的“理想国”强调有真正哲学思想的人的领导，他十分强调对社会贤才的任用，治国者必须是精英之才。他指出，在有些人身上加入黄金，就是统治者；在有些人身上加入白银，就是卫国者；而在农民身上加入的是铜，显然这是血统论的观点。但接来下，柏拉图指出，如果农民之中有天赋高的人，有才学之士就应该重视他，提高他的地位。最重要的是“哲学王”，即国家领导者。柏拉图至始至终未提及领导者的世袭，他始终认为领导者应该是真正的哲学家，或能够学习哲学、追求知识的人。董仲舒与柏拉图在对待人才上都主张选贤用能，根据不同的能力给予不同的职位，并建立严格、科学的人才选拔制度，避免弄虛作假。

　　（三）以德治国的政治观

　　董仲舒与柏拉图对德都十分的看重以德治国。从董仲舒来看，儒家向来就有以德治国传统。柏拉图师承于苏格拉底，苏格拉底有“知识即是美德”的名言，因此柏拉图也看重“德”的力量。董仲舒主张行礼仪、施仁政，以德治为主，重视教化，用仁德代替严政。董仲舒认为君王是为民而立，而民非为王而生，因此王必须以仁德之心保证人民安居乐业，否则天就会夺走王的江山。他把德比作阳，刑比作阴，认为阴是辅助阳的。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讲到，“哲学王”治国，城邦才能安定和谐。他强调，真正的哲学家具有一切良好的品质，且具有正义、勇敢、节制的美德，能够制定出关于“美、正义和善的原则，在需要的时候守护它们”。他认为只有哲学家领导下的城邦才会安宁、和谐。从柏拉图关于“哲学王”的表述我们不难看出，这个领导者是一个具有优秀德行之人，具有最高的正义品德的领导者就必然实行德政，从城邦利益出发，保护人民利益。

　　作者：王冰杰

　　第4篇：由柏拉图政治哲学产生的思考

　　在学习柏拉图的政治哲学时我想到到了几个问题：是否有一个永恒不变的正义？对人类的治理活动来说，更应该依循法治呢还是更应该依循理性呢？法治是理性的克制还是对理性的克制呢？

　　一、是否存在永恒不变的正义

　　这个问题，我们的先人以千年为单位，不知疲倦的探寻者，但到现在，也说不出来永恒不变的正义是什么。反而我们很容易的感知到，在一个时期被普遍接受的正义观在另一个时期很可能就不再是正义的，或者认为是没有必要上升到正义与否的阶段。例如中国人的辫子问题，在剪发与留发之间，我们的正义观发生了不停地变化。一谈到正义，人类就想找永恒的正义。好的情书必源于深切的痛苦，火一样的激情必来自于难以逾越的禁忌。所以，人类对永恒的苦苦追求，是不是正是因为从来没有过永恒的东西呢？尤其是我们的正义，难道不是相对静止的吗？在一个社会阶段，它保持着相对的稳定性。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人们的思想会逐渐的发生变化。这种变化最开始应该是散布在小群体中的，不被大众所接受，就像几年之前全社会对“80后”行为的普遍看法，觉得他们不可理喻，用类似看待“异端”的眼神看待他们；但随着“80”变成了社会的主体，整体价值观也就随之变化。或者这样说，社会价值观最开始会以异端的形式在社会下层潜行，但随着社会主体的变化，他会逐渐向上层生根发芽。正义观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价值观的，所以，正义观也在不停的经历一个由不明显到明显的变化。用运动的观点看这个问题，就是正义是绝对运动与相对静止的统一。

　　二、理性治国与依法治国

　　依法治国，法有漏洞，但不依法治国，又要遵循智慧，就不具有较强的可行性。我们可以这样说，制度，就是智慧以人作为载体创造出的能约束人类自身以使其免受更大伤害的行政体系。那么我们就要考虑这个问题，智慧能不能创造一种体制，使他具有恰到好处的审慎，即足够审慎但又有足够的空间让人们追寻热情呢？热情是创造的源泉，是很必要的，纯理智的社会发展不久，理智自身也会丧失，看看古希腊、古巴比伦甚至玛雅文明的丧落，我们不仅有这个感觉，他们的文明在很大程度上是被自身毁灭的。这点中国就很有借鉴意义，我们的文明不绝如缕。我们的祖先一直在法治的边缘徘徊，谁也不愿意进入很深（当然这在很多时候造成并延续了社会上的不平等），到了今天，我们提出走一条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道路，一些不符合“智慧”的事并不被法律追究，而是被道德谴责，但道德是不具备强制性的，这就为那些疯狂、热情留下了很大的生存空间，保证了我们在和谐稳定与创造力并存。这种制度是否就完美了，他还将走向哪里，这将是我们接下来要思考的问题，在这里就不做更深的阐述了。

　　三、文化差异的核心是什么

　　我们发现，具有相似性的柏拉图与孔孟的正义观有着截然不同的出路，柏拉图很快的在走向了“法”，而孔孟则不这样。这也就是为什么西方的法理思想这么严重。可是我们都明白，没有任何一部法律是完善的：从时间上看，随着时间的流逝社会的发展，法律需要不断更新才能适用；在一个时期内看，总会有人可以钻法律的漏洞。中国人从来就明白这个问题，我们常说“水至清则无鱼”，我们容忍阴暗面的存在。西方文明最终走向数理，他们用坐标系似的思维来看事物；中国文明一直拿着太极不放，我们走向了圆融。这是不是文化差异中相对根本的不同呢？

　　四、中华文明的思維优势

　　有一点大家都知道，中华民族昌盛不衰，就是因为我们很好的吸收了周围各少数民族的智慧财富，这似乎是文化差异带来的好处。西方思维一条线下来，一旦断裂，就无法再连上。而且，就像蜘蛛丝，单个的蜘蛛丝能拉多远呢，可一个蜘蛛网却绝对比单个的蛛丝牢固。

　　文明人之所以与野蛮人不同，主要的是在于审慎，或者用一个稍微更广的名词，即深谋远虑。他为了将来的快乐，哪怕扎中将来的快乐是相当遥远的，而愿意忍受目前的痛苦。一方面是把社会的目的强加于个人，而另一方面，个人已经获得了一种习惯把自己的一生视为是一个整体，于是越来越多的围着自己的未来而牺牲自己的整体。但是，很显然，这种过程可以推行的很过分，审慎也很容易造成丧失生命中最美好的部分。并且，人类成就中最伟大的东西大部分都包含有某种沉醉的成分（这里指的是精神的沉醉），某种程度上的以热情来扫除审慎。审慎对热情的冲突是一场贯穿着全部历史的冲突。在这场冲突中，我们不应该偏袒任何一方。

　　现在，我们的文明受西方影响很深，我们有必要看到华夏祖先是如何宽容的对待各种文明的，我们要抱着这种心态学习西方的有益之处，而不能抱彼失本。如果全人类都只接受了一种思维方式（不论是西式的还是中式的），那么对整个人类文明的延续来说，都是危险的。所以爱心斯坦说，如果人类不在21世纪转变自己的思维方式，那么人类就将灭亡。他说的转变思维方式，可以理解成不同文明站在不同的角度，各自发扬各自的传统，发挥自己的优势，同时相互交融，达到和谐的延续吧。

　　作者：杜道琛

　　第5篇：浅析柏拉图的公民教育思想

　　一、柏拉图公民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

　　柏拉图所生活的时代，是古希腊雅典城邦制在经历了极度繁华而走向衰落的时期，古希腊雅典的繁盛时期是在“伯里克利时代”。但是，随着在公元前429年伯里克利的病逝，雅典民主政治人亡政息，古希腊的黄金时代结束，政治的衰败已经初见苗头，在伯里克利去世两年后，多年的瘟疫横行加上激烈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对国力的严重内耗，使雅典的生产力遭受到前所未有的破坏，也使雅典的社会动荡更加严重，雅典的民主政治陷入空前危机，雅典所现存的道德准则，社会信仰等濒临解体，为了挽救日益衰落的雅典城邦，柏拉图终其一生都在致力于理想国的研究，期待能给雅典民主政治找到前行的出路。

　　二、柏拉图的公民教育思想

　　柏拉图在其《理想国》和《法律篇》等文献中，阐述了其公民教育思想。

　　首先，他指出了教育的目的，是要培养过的保卫者，即哲学家和军人。培养能够履行国家职责的军人，能够适合国家发展所需要的生存技巧和个人素质，培养愿意为国家做出贡献的生活态度的人，是教育的目的所在。在理想的国家里，由三个不同的等级组成，分别是统治者、卫士和生产者这三个等级，在教育中，三个等级的个人灵魂的正义和整个城邦的正义的基本原则是一致的。只有各个等级都致力于完成自己的事情，不做阶级能力以外的事情，整个社会就会安定有序，教育正是对这种个体的培养，以求能够达到各司其职，社会公正安定。

　　其次，柏拉图提出了“灵魂说”，他认为，灵魂都是不朽的存在的，人们在自然界中生存，会根据自己所遇到的不同的内容唤起灵魂的记忆，但是，并非所有人会释放出灵魂的记忆，大多数人都是仅仅满足于感官的满足，而不再探求更深刻的认知。而从实质来看，自然界的所有事物，实际上都不过是灵魂世界的影子，许多人仅仅满足于影子的表象，而不去思索影子的投射源的本质所在，甚至都不曾认识到自身知识生存在影子的世界里，只有摆脱影子的束缚，才能回归到灵魂的自由，教育的目的，就在于能够让人们认识到表象作为影子的不真实性，从而追求内心的本质的自由所在，只有这样，才能解救生活在困苦中的人们，达到灵魂的自由和不朽。

　　再次，柏拉图认为，公民的教育有助于养成公民正确的认知，培养公民的美德和公民精神。公民的教育活动应该和公民的政治要求相一致，教育系统本身就是国家体系的一部分，公民教育不仅仅是一种教育活动，更应该上升为一种政治活动，通过公民教育活动，能够让公民获得公民美德，而公民美德则是一切美德中的至善，教育活动应该首先把公民德行的教育，放在公民教育的首要位置，才能让公民认知到公民美德对城邦生存的重要意义所在。

　　最后，柏拉图认为，公民教育应该从公民的幼年时代就要抓起，在幼年时代的教育，有助于公民产生强烈的归属感和认同感，有助于加强公民的认知渴望。通过公民教育，有助于公民的灵魂的教化和德性的培养，让其行为、思想和意志都能体现国家意志的要求，使其意愿可以和国家意愿相一致，在国家需要的基础上，寻求个人的发展，使其按照正义的要求接受统治，或者去统治别人。只有进行过系统的公民教育的人，才能在城邦的事务处理上按照正确的方式去执行，才能给整个城邦带来安定和幸福。

　　三、柏拉图的公民教育思想对当代社会教育的启示

　　柏拉图的教育思想对今天我国的教育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第一，其重视学前教育的思想值得引起我国的重视。目前，我国在幼儿教育阶段，学前教育的工作者们对幼儿教育的重要性的认知不足，很多学前教育工作者将幼儿阶段的教育僅仅等同于照看孩子和负责其安全成长，有的学前教育工作者则把幼儿教育认为是小学教育的起跑阶段，而对其进行知识性教育活动。这些都没有认识到幼儿阶段的道德教育活动对幼儿一生的成长意义所在，也没有认识到幼儿教育对于国家安定的长久影响，由此可见，我国需要进一步改变幼儿阶段的认知，提高幼儿阶段的工作水平。

　　第二，在素质教育推行的今天，虽改革已经实施多年，但是实际的效果却差强人意，应试性教育依然占据着学校教育的主流，学生的全面发展只是一种理想的状况，实际效果却并不理想。在这种教育模式下，社会的整个评价体系都未能为学生的发展提供正确的衡量标准，中小学教育的弊端亟待得以解决。

　　第三，公民教育应该贯穿到公民生存的全过程，所针对的主体是全部公民而非仅仅在校人员，社会上所出现的一些不道德的现象和学校的教育是正相反的，如何能够让学校教育的效果延伸到公民走入社会的整个人生过程，以及如何减少社会的不道德现象对于学校教育的不良影响，是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只有将公民教育贯穿到公民生活的全过程，才能构建公平公正竞争有序的社会秩序，才能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而这正是国家开展公民教育的目标所在。

　　作者：顾颖

　　第6篇：浅析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思想的异同

　　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时期最为著名的两位哲学家、政治家之一。基于二者的师生关系，他们在思想上有一定的承继关系，但在国家的起源、国家的伦理基础、国家阶级构成、所有制、治国方略、政体分类等六个方面，二人的思想存在迥异之处。回顾两位先哲的政治思想比较不仅可以使我们以全新的视角审视二人思想实质，更有助于现今政治理论的研究与发展。

　　在古希腊的动荡年代，以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政治思想家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迸发出了无限瑰丽的思想火花，为后世留下了无尽的财富。接下来即将分析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政治思想的异同。

　　一、亚里士多德师承柏拉图，他们思想上存在许多相同点

　　1、他们关于城邦与个人关系的理念相同。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认为城邦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个人是其有机组成部分，个人价值只有在城邦中价值才能得到体现。将公民的家庭、婚姻、子女抚育、教育等都赋予政治意义，纳入城邦事务范围，主张由城邦进行统一规划与控制。

　　2、他们关于政体理论基本保持相同。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是将政体划分为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共和政体、僭主政体、寡头政体和平民政体，划分基本以统治人数为依据。都不主张推翻奴隶制。

　　3、他们理论的实行目的基本相同。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是以城邦为政治生活共同体，城邦的目的都是实现“至善”。都讲求正义对城邦的重要作用。都是为了维护城邦统治，建立一个和谐稳定秩序的城邦社会。

　　4、他们讨论的城邦政治、生活等范围相同。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所讨论的城邦政治、生活等范围都只以所谓的自由人为主体，是将奴隶、外邦人等非城邦公民排除在外的。

　　二、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在政治思想上的差异

　　1、国家起源：柏拉图——社会分工论；亚里士多德——自然生成论

　　柏拉图认为国家是社会分工的产物。个体的天赋、才能不同导致了在社会中个体需各司其职以及个体的等级区分。个人才能的片面性与个体生活需求的多样性的冲突产生了社会分工，而这种分工最终导致了人们的共同生活和分工合作，而国家就是在这种分工与合作的过程中产生的。

　　亚里士多德认为城邦是自然进化的产物，是社会组织低级向高级的演进。是由家庭到部落再到城邦而一步一步联合起来的。人类为生存和过优良生活结成社会，组成城邦，过有组织的生活，国家则是这种自然发展的最高阶段，是人类本性的完成。

　　同柏拉图相比，亚里士多德明确地把国家和社会区别开来，认为国家是“至善”的社会团体，从而突出了国家的作用和地位，认为国家不像柏拉图所言是人类社会从来就有的，而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这样的国家更加适应人的本质的发展，多元化文化并存就成为这种国家的特色。

　　2、所有制形式：柏拉图——公有制。亚里士多德——私有制。

　　柏拉图强调城邦的统一，城邦的公有，包括财产、妻子等，这些在柏拉图的理想国里都应当是公民共同享有的。柏拉图否定私有财产，认为这是毁灭社会与执政者的毒药，在理想社会中不应该提倡单独幸福，而应该追求全体公民的最大幸福。

　　亚里士多德则更强调个人的自爱，一种有限的私有制。他认为，公有制不但不可能导致社会的井然有序，反而会引起社会的损害。均产必然在财产所有权上产生重大纠纷，且不合人类天性，不能消除人类罪恶本性，不能确保国内安全。因为“人们关心的是自己的事物而忽视公共的事物”，这是人类自私的本性。在此基础上，亚里士多德主张，“私有公用”，即在承认财产私有的前提下，财产在应用时归公，在一般情况下划为私有。因此，他的基本原则是在承认个人利益，划清各个人所有利益的范围的基础上，实现城邦一定程度和一定范围的统一。

　　不同于柏拉图将财产整齐划一的空想性，亚里士多德的“公有利用”的所有制设想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进步意义，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

　　3、治国方略：柏拉图——“哲学王对国家的最高统治”；亚里士多德——法律是优良的统治者。

　　在国家治理方面，柏拉图强调人治，认为哲学王应该是国家的最高统治。因為哲学王是除上帝以外的“更善的模范”，国家和个人只有经过哲学王的治理才能达到至善，其本质内涵就是一种标准的人治。在柏拉图的这种贤人政体中，权力与知识得到了有机的结合，至高无上的哲学王必须是经过特殊训练，并获得至高知识的人。柏拉图的这种思想对后世西方的精英治国论有着重要的影响。

　　亚里士多德坚决反对柏拉图的贤人治国方略，更强调法治的作用。他认为法律是多数人制定的，更智慧也更不容易腐败，没有感情智慧，是合乎正义而毫无偏私的。他指出，如果让一个人来统治，这就在政治中混入了兽性的因素。个人的欲望、自私的情感被带入国家政治，必将贻误国家、祸害人民。

　　在古希腊时期以及历史长河发展来看，柏拉图的“哲学王”虽具空想性，不可能在现实中得到实施，但在一定程度上给予后人在政体选择上以足够的启发；亚里士多德的“法治”与“民主”相结合的法国方略则更为复杂、合理，符合历史以及人类发展的规律，具有极大的进步意义。

　　4、政体形式：在政体上，柏拉图——贤人政治；亚里士多德——民主政体

　　柏拉图的思想中最突出的就是哲人王的统治，在他看来唯有贤人政治，即哲学王的知识统治才能够实现真正的“正义”。即柏拉图倾向于寡头式的或者是贵族式的贤人政治，同时，宪法的制订可以使贤人政治更加合理。

　　亚里士多德则更为民主共和政体的价值观做辩护，主张“共和政体”。这种以中产阶级为基础组成的理想政体——共和政体符合中庸之道将寡头政体与平民政体结合起来，取两者之长，因而它就成了由多数人掌权并能兼顾全部利益的理想政体。而且公民的普遍参与政治是城邦统治的需要，多数人的集体智慧也优于个别或少数贤良的专家。同时也体现了德行与理智的对立。

　　然而，无论是“贤人政体”亦或是“共和政体”都具有极强的理想主义色彩，在现实社会中都很难得到真正实施。它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利益范畴，“贤人政体”当然是更为空想化的政体理念，但“共和政体”虽呈现出了多元化以及平衡特点的思维，但又很难真正得到应用。因此，两种对立政体只能达到与二人政治哲学观点上的呼应，并不是历史所选择的有效政体思想。

　　5、阶级构成：柏拉图——层次分明的等级制；亚里士多德——等级松散的理想国

　　柏拉图认为，人与人是不同的，进而提出把人划分开来。从天性上划分，对应智慧的是国家的统治阶级，其天赋职能是以才智管理国家；对应勇敢的是护卫者、军人，其天赋职能是保卫国家；对应节制的是劳动者，其天赋职能是安分守己地为自己为国家进行生产劳动。柏拉图从理性出发，从各个不同角度论证了人类天生的不平等性和等级差别的客观性，由此构成了一个等级森严的理想国。

　　亚里士多德则否定了柏拉图的阶级划分，认为人与人之间不存在不平等的天性。城邦完全是自然进化的产物，是自由人的自治团体。他指出，理想的国家应该是全体人民幸福生活的乐园，人们在国家中获得极大的自由与享受。城邦是人们获得优良生活的组织形式，国家是人类追求幸福的必然产物，在国家中，全体人民享有“平等”权。亚里士多德遵循自然发展规律与社会发展要求建立国家。在这样的国家中，个性获得了极大的发展，民主得到宣扬，整个国家是一个多元的、多层次、全方位的相对合理的社会结构。

　　6、正义的定义

　　柏拉图认为“统治”、“保卫”、和“生产”三个等级各司其职，各守其序、各尽其责，分工互助就能实现国家的正义。所谓合乎正义的城邦就是实现或体现了至高的“善”的城邦，就是城邦的理念。

　　而在亚里士多德认为，完全的正义存在于相当自由和平等的公民在法律制度下共同参与城邦事务治理。正义是人们在社会关系中所产生的一种美德。亚里士多德的国家观就是建立在这种正义论的基础上的，整体的标准都要符合正义和美德的要求。

　　7、政治学体系的探索程度

　　柏拉图只专注于对政治的抽象原则和价值体系的探讨，对理想城邦进行规划设计。用哲学、伦理学、甚至修辞学的方法研究社会政治问题。

　　而亚里士多德把研究重心转向对现实城邦的经验的和历史性的描述和分析，第一个将政治与其他科学区分开来。他将政治学当成一门学科，他用经验的、历史的研究方法来进行研究。

　　柏拉图是第一个有系统哲学著作传世的思想家，而亚里士多德在柏拉圖的理论基础上进一步深入，甚至对老师的许多观点进行了批判，正如他所遵循的“吾爱吾师，但吾更爱真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政治理论的集大成者，他们的思想为后世政治思想家提供了无尽的思想宝库和灵感源泉。回顾两位先哲的政治思想比较不仅可以使我们以全新的视角审视二人思想实质，更有助于现今政治理论的研究与发展。

　　作者：董玉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