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历史分流是指不同国家或地区走上不同发展道路的过程。俄罗斯与西方的历史分流最早可追溯到伊凡三世时期，彼得一世及其后历代统治者试图弥合与西方之间的差异，走上西方式的现代化道路，但迄今仍未实现这一目标。之所以如此，根源在于俄罗斯与西方在文化、宗教、习俗和制度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以经济思想视角考察俄罗斯与西方之间的差异可以看出，俄罗斯一直试图学习或模仿西方，但始终不能解决外来思想的适用性问题。在经济理论方面，俄罗斯对西方所谓主流经济思想的态度是学习与对抗相交织，在经济政策方面，总是根据需要做出自主选择，在经济发展道路方面的争论更加激烈。俄罗斯与西方经济思想产生分流的根本原因在于对经济问题的认识论、方法论、基本假设和关注点不同于西方。俄罗斯要找到符合本国实际、目标追求和实际绩效的发展道路，需要摆脱“西方还是东方”这样的二元对立思维。

　　【关键词】俄罗斯经济思想俄罗斯经济科学历史分流经济发展道路

　　历史分流是指不同国家或地区走上不同发展道路的进程，探寻这一进程及其成因一直是社会科学研究中一个宏大且远未完成的课题。40多年前保罗·萨缪尔森就曾提出“穷国为何如此贫穷？富国为何如此富足？”这样一个问题，不同专业的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此进行过研究，但至今仍未得到令人信服的答案①。道格拉斯·诺斯从另外一个角度进一步提出：“人类历史中的一个关键疑难问题是，如何解释历史变迁路径差异甚大的原因，不同的社会是怎样分叉的？怎样解释它们的绩效特征差异甚大的原因？”②世界已演变成许多在宗教、伦理、文化、政治和经济方面根本不同的社会。穷国与富国之间、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甚至比过去曾经存在的差距更加拉大了。那么，怎样解释这一差距？导致差距更加拉大或趋同的条件是什么③？

　　如果将上述问题的焦点转向俄罗斯及其与西方之间的经济差距上，这些问题可转换为：许多俄罗斯精英自认为本国在文化地理上都属于欧洲国家，其经济发展为何长期落后于西欧？是哪些因素导致俄罗斯与西欧国家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俄罗斯与西方是如何分道扬镳的？也可以说俄罗斯与西方是如何分叉的④？当然，这些问题并不是新近产生的，已有学者从历史和文明演进、制度变迁、资源基础、地理条件等多种理论进路进行过研究，虽然言人人殊，但都不同程度地回答了这些问题。本文尝试从经济思想视角对上述问题进行探讨。需要指出的是，经济思想对一国历史及经济发展并不具有决定意义，但见微知著，通过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可能更清楚地看到俄罗斯与西方之间的差异。还需要说明，本文作为一篇概述性文章，对一些问题需要做出简略处理。正如余英时所说，通论性概述往往不免要把复杂问题加以简化，难以面面俱到，也可能达不到最后的定说。本文同样不求达成定说，或许仅是聊备一格。

　　一、有关历史分流及成因的理论概述

　　分流与西化是近代以来非西方国家始终要面对的问题。在西方中心论的主导下，许多非西方国家都希望通过引进西方形而上的文化和制度或形而下的资本、技术和管理方法等，实现追赶先进国家的目标。也有一些有较强个性认同的国家，固守本国传统，试图依靠本国传统思想、制度和手段实现现代化。还有一些国家在固守传统的同时，注重吸收西方经验，希望通过将两者结合起来来实现现代化目标。

　　近年对历史分流问题的研究大都是由美国加州学派引起的。20世纪80年代，欧美一些学者开始广泛运用新经济史学的理论和分析框架来研究中国经济史，其中加利福尼亚大学一批学者提出的“大分流”理论最为突出。比如加州学派的代表人物彭慕兰考察了18世纪欧洲和东亚的社会经济状况，以新的论证方法，对欧洲的英格兰和中国的江南地区做了具体的比较，提出了许多创新性见解，其基本观点是：1800年以前是一个多元的世界，没有一个经济中心，西方并没有任何明显的完全为西方自己独有的内生优势；只是19世纪欧洲工业化充分发展以后，一个占支配地位的西欧中心才具有了实际意义①。

　　在此不对加州学派的方法论、论证过程和结论做具体辨析，仅借用这一概念，用以描述俄罗斯与西方出现历史分流的事实。一般认为，俄罗斯经济一直落后于西方，两者相差50年，俄罗斯始终存在学习西方还是抗拒西方的问题。对造成这种差距的原因的研究，大致存在四种不同的理论进路或理论视角。

　　其一是文明视角，从文明和传统文化角度分析不同国家和地区发展路径的差异问题。可将丹尼列夫斯基作为这一理论的代表人物。丹尼列夫斯基是19世纪俄国著名思想家，以《俄罗斯与欧洲》一书留名后世。他所提出的文化历史类型理论是文明比较研究的开先河之作，被称为是斯宾格勒、汤因比和亨廷顿等人所从事的文明研究的先驱和“比较文明学的第一人”。丹尼列夫斯基认为，从文化历史类型的角度看，无论在起源还是传承上，俄罗斯都不属于欧洲的一部分。俄罗斯面临的选择是要么与其他斯拉夫民族组成特殊的自主的文化单元；要么就是一无所有，不再成为独立的文化历史单元②。法国学者布罗代尔后来又将宗教因素考虑在内，提出从10世纪起俄罗斯文明和俄罗斯世界就已被纳入拜占庭轨道，此后东欧与西欧分道扬镳③。

　　其二是制度视角，这种视角借鉴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对历史所形成的制度模式的影响进行研究，认为制度差异是导致不同国家走上不同发展道路的决定性因素。制度主义的兴起以及从制度视角对俄罗斯与西方历史分流进行研究，是近年俄罗斯学术研究的显豁之学，出现一大批关注和研究制度主义的学者。他们认为，俄罗斯与西方的分叉在于所有制问题，主要探讨俄罗斯政权-所有权模式和西方私有制模式的不同影响和意义。比如，努列耶夫和拉托夫①对历史上的莫斯科模式、诺夫戈罗德模式、立陶宛模式和哥萨克模式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俄罗斯选择了莫斯科模式，即政权-所有权发展模式，这是造成俄罗斯与西方产生分流的主要原因。

　　其三是政策视角，大体类似于传统史学的研究方法，对不同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决策进行研究，认为高层决策是造成不同国家走上不同发展道路的关键因素。盖达尔和丘拜斯合著的《俄罗斯最新历史的分叉》就是这样一部著作②。作者以政府文件、事实和经济统计为基础，对俄国新经济政策以来所经历的历史分叉进行了回顾，认为政府经济事务决策是造成历史分叉的主要因素，而政府决策则取决于资源因素、外部政治经济条件、民众情绪、国家领导人的意识形态观念及其对社会集团利益的理解。

　　其四是技术视角，认为技术发展差异是造成不同国家历史分流的主要因素，李约瑟的国别技术史研究令人印象深刻。俄国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的大周期理论也是基于技术视角考察经济发展问题的杰出理论。近年来，俄罗斯经济学家格拉济耶夫也从技术视角对俄罗斯经济发展进行过研究。从这种视角进行研究得出的结论是，社会文化和教育的落后导致技术落后，进而导致经济落后。

　　以上述视角对历史分流问题所进行的研究，不存在对错优劣问题。正如以赛亚·伯林所指出的，从不同角度对历史进行解释，历史就会呈现出不一样的特点，历史在黑格尔是精神的演化，在圣西门或马克思是社会关系的发展，在斯宾格勒或汤因比是不同文化③。俄罗斯与西方的历史分流自然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社会科学总是希望通过多种不同理路的分析，逐渐使人类理性无限接近事实的真相。格申克龙也指出，落后国家的发展可能在几个十分重要的方面显示出与先进国家根本不同的倾向①。

　　本文从经济思想角度考察俄罗斯与西方的历史分流。经济思想固然不是俄罗斯与西方历史分流的决定性因素，思想并不直接作用于社会和经济生活，它只有通过制度和政策才能对经济现实产生影响。但是思想的重要性同样不可低估。正如凯恩斯在其主要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所说，“经济学家以及政治哲学家之思想，其力量之大，往往出乎常人意料。事实上统治世界者，就只是这些思想而已。许多实行家自以为不受任何学理之影响，却往往当了某个已故经济学家之奴隶。狂人执政，自以为得天启示，实则其狂想之来，乃得自若干年以前的某个学人……既得利益之势力，未免被人过分夸大，实在远不如思想之逐渐侵蚀力之大”②。萨缪尔森也曾经这样说：如果我能为一个国家编写经济学教科书，我就不会在乎是谁在为它制定法律，又是谁在为它起草条约。古往今来的经济学大家对经济思想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

　　二、俄罗斯与西方经济思想的交融与分野

　　在经济思想发展演变的历史上，俄罗斯与西方之间既有融合趋同，也有对抗分野，不应为了论述主题的需要，过分强调其中的一个方面，而忽视或否定另一方面。俄罗斯与西方经济思想不是两条没有交叉的平行线，而是两条扭在一起的线，一条线显示其共同性，一条线显示出差异性，差异性决定着其个性和独特性。

　　俄罗斯与西方的历史分流最早可追溯到伊凡三世时期，彼得一世及其后历代统治者多试图弥合与西方之间的差异，走上西方式发展道路，但是沙皇俄国时期的统治者不规律地呈现出向靠近西方和疏远西方的交替，使得俄罗斯一直难以融入西方。对西方态度的这种钟摆式变化在经济思想上也有所体现。但总的来看，外来经济思想、沙皇专制制度和经济落后是砥砺俄罗斯经济思想的三块磨刀石。关于沙皇专制制度和经济落后问题，学术界已经多有论述，在此不需展开，外来经济思想对俄罗斯经济思想的影响及两者之间的碰撞，对俄罗斯经济思想的形成有决定性意义，同时也可为经济思想研究提供一种坐标。

　　俄罗斯经济思想形成的初期与西方走过了大致相似的道路，在经济思想方面，可稽考的系统性经济思想都是从重商主义开始的。但是俄国重商主义经济政策的实行晚于西欧。1630年被称为“重商主义圣经”的《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出版之时，俄罗斯正处在罗曼诺夫王朝初期，国务活动家奥尔金-纳晓金在主政普斯科夫和外交衙门期间，极力推动俄国重商主义成为国家政策。1724年，有俄国第一个经济学家之誉的波索什科夫在彼得保罗要塞完成了他的著作《贫富论》，这部著作同样反映出了当时俄国的重商主义思想。17世纪末18世纪初彼得一世改革则使俄国这种政策发展到高峰。这一时期，俄罗斯与西方的经济思想都是以重商主义为主导的，区别在于西方重商主义经历了“重金主义”和“重工主义”两个阶段，俄国的重商主义则以“重工主义”为核心思想，在注重发展对外贸易的同时，极力推动本国工业发展，在这种思想的推动下，彼得一世奠定了俄国工业的基础，使其国力有了明显提高。

　　俄国与西方在经济思想上的第一次分野可能产生在叶卡捷琳娜二世女皇期间。其时，正是欧洲启蒙运动发展时期，以魁奈为代表的法国重农学派根据自然法则观念，提出要破除重商主义，实行“自由放任”政策，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条件。叶卡捷琳娜二世在执政初期对法国的启蒙思想和重农主义运动较为向往，甚至邀请法国重农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里维埃尔访问俄国为其出谋划策。但是在俄国专制的农奴制条件下，重农主义的自由放任思想不可能得到推行，里维埃尔提出的废除农奴制的建议自然不见容于叶卡捷琳娜二世。因此，俄罗斯在此期间虽然创建了皇家自由经济协会，试图学习和吸收西方的部分经济思想，但终究未能发展出自己的重农主义思想。

　　18世纪中叶，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国富论》）出版，西方经济学史上开启了古典政治经济学所主导的时代。斯密的两个俄国学生杰斯尼茨基和特列季亚科夫率先将这一思想带回俄国，但并未全面介绍斯密的思想。直到《国富论》被翻译成俄文，古典政治经济学才完整地进入俄罗斯，并很快引起俄国达官显贵的关注，甚至成为当时社交场合的时髦话题。但在沙皇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不可撼动的条件下，斯密的经济思想不可能获得政策上的响应，也无从对俄国经济发展产生影响。

　　19世纪初，德裔经济学家施廖采尔和施托尔希先后主持莫斯科大学政治经济学教研室工作，他们都推出了自己的著作，标志着政治经济学学科在俄国的确立。但是由于两人都是德裔且当时德国人基本把持莫斯科大学的教学，具有德国特色的官房学派思想有很大影响力。此时，沙皇政府中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达官显贵开始试图通过吸收西方经济思想，对经济政策进行重新研究和改革。在亚历山大一世的支持下，斯佩兰斯基提出了税收制度改革措施，莫尔德维诺夫提议俄罗斯应借鉴李斯特的保护主义思想发展俄国工业。

　　19世纪中叶，俄罗斯经济学科进入稳定发展时期，布托夫斯基、戈尔洛夫和维尔纳茨基成为这个时期古典政治经济学在俄国的代表人物，他们著书立说，对俄国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但是19世纪30年代末斯拉夫主义思想开始在俄国兴起，这一思想流派强调俄罗斯的斯拉夫属性和俄罗斯应走独特的发展道路，虽然更多属于社会哲学思想，但对经济思想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影响。丘普罗夫带有民粹主义色彩的经济观点和巴布斯特的历史主义经济思想得到更多的社会认同。在尼古拉一世封闭保守治国思想影响下，沙皇政府的经济政策也趋于保守。斯拉夫主义的兴起和沙皇专制制度的巩固以及斯拉夫主义与西方主义的论战，使得俄罗斯不可能继续推行西化改革。

　　19世纪后半叶，虽然随着农奴制改革，俄罗斯进入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时期，但俄罗斯经济思想与西方却拉开了距离。此时，在西方经济学界正是“边际革命”时期，以门格尔、杰文斯和瓦尔拉斯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先后提出边际思想，改变了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范式，马歇尔《经济学原理》的出版，更是标志着西方经济学从古典时期进入了新古典时期，从此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式、方法和理论成为西方经济学的主流。这一时期，虽然俄罗斯经济学界对边际革命已有了解，并也出现一些研究成果，但总体上默默无闻。来自德国的马克思主义开始传入俄国，俄国思想界在继斯拉夫主义和西方主义的论战以后，进入了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与民粹主义者论战时期。争论的焦点从俄国应该走西方道路还是走本国独特道路，过渡到资本主义是否适应于俄罗斯。19世纪中叶车尔尼雪夫斯基提出的“农民社会主义”思想被民粹派所继承，他们认为俄罗斯可以在农村发展村社制度，在城市发展劳动组合，从而绕过资本主义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思想和经济发展道路的大辩论吸引了俄国众多知识分子，使得经济理论研究没有跟上新古典经济学发展的步伐。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维特和斯托雷平担任总理大臣期间，进行了大规模铁路建设和农业改革，俄罗斯经济快速发展，同时社会矛盾也日趋尖锐。在经济思想领域，以斯特鲁韦、图甘-巴拉诺夫斯基和布尔加科夫为代表的所谓“合法马克思主义者”与民粹主义者的争论激烈，以普列汉诺夫和列宁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与“合法马克思主义”和民粹主义也展开论战。同时，俄国经济学家的经济理论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一般认为此时俄国经济学界已摆脱跟在欧洲后面亦步亦趋的局面，开始出现原创性经济理论，进入俄罗斯经济科学发展的“黄金时代”。图甘-巴拉诺夫斯基、斯卢茨基等经济学家创立的经济周期理论和消费者预算理论，对经济学发展做出很大贡献。但是由于沙皇政府奉行的内外政策，俄罗斯社会矛盾激化，最终以一场革命终结了罗曼诺夫王朝。

　　十月革命后，一批在沙皇俄国时期已经获得世界性影响力的经济学家离开了俄罗斯，但在战时共产主义和新经济政策期间，还是有很多经济学家在继续进行经济理论研究，其中康德拉季耶夫提出的大周期理论得到国际经济学界的广泛认同，直到今天对世界经济的发展仍有一定程度的解释力。但1929年以后，苏俄政策再次转向，当年12月召开的全苏第一届马克思主义农业工作者代表大会对所有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完成了最后一击。此后苏维埃俄国进入了苏联式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代，与西方彻底分道扬镳。

　　通过对俄罗斯经济思想发展历程的梳理可以看出，在三四百年间，俄罗斯经济思想大致按三条脉络发展。

　　第一条脉络是经济政策思想，从17世纪的著名国务活动家奥尔金-纳晓金，到19世纪初期的斯佩兰斯基、莫尔德维诺夫，再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维特和斯托雷平，他们都希望通过发展工业、交通和对外贸易，通过货币改革和财税改革，改变俄国经济落后局面，为沙皇政府获得更多财富。在经济政策方面有三条主线，第一条是农奴制问题，从现有材料看，19世纪60年代以前，俄国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对农奴制持反对态度，希望取消农奴制度，解放农奴，使其成为独立的雇佣工人或农民，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条件。第二条主线是革命者提出的经济政策思想，从十二月党人到革命民主主义者都希望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建立新的国家制度，在经济上主张解放农奴，发展社会生产。第三条主线是保护主义，俄国贵族政治家大多不赞成亚当·斯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自由贸易思想，而是吸收了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的贸易保护主义思想，他们都希望通过保护，避免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竞争，从而发展本国的资本主义生产。

　　第二条脉络是发展道路的大辩论。在沙皇俄国时期，可稽考的发展道路的大辩论至少有三次，分别是斯拉夫主义与西方主义的大辩论、马克思主义与民粹主义的大辩论、正统马克思主义与民粹派和“合法马克思主义”的大辩论。经济发展道路的争论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早期争论焦点为俄国是走西方式发展道路还是走自己的路，中期争论焦点是资本主义制度是否适用于俄罗斯，后期争论的焦点是俄罗斯能否发展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社会主义。这三场大辩论都显示出，俄罗斯始终存在反对西方化和资本主义化思想，即在试图融入西方的道路上，总是存在推动力和反推动力，且反推动力往往能够占据上风。

　　第三条脉络是外来经济思想的适用性。俄罗斯吸收学习西方经济学思想始于重农学派时期，但无果而终。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传入俄国初期，并未引起知识界的较大兴趣。早期俄国经济学家更多通过法语吸收了法国经济学家萨伊的思想。在19世纪相当长的时间里，萨伊的著作是大学经济学教育的主要参考书。更重要的是，19世纪前半叶来自德国的教授控制着俄国大学的讲坛，德国经济学思想对俄罗斯经济学家的影响更强。官房学派和保护主义思想以及后来的历史学派都来自于德国。由于德国在相当长时期也是经济落后的国家，德国经济发展中所遇到的问题和困难与俄罗斯有相似之处，因此，德国经济思想在俄国经济学界有较高的认同度。

　　德国历史学派对俄罗斯经济思想的影响最为显著。这个学派与英国古典经济学看待经济问题的角度如果不是截然不同，也是相去甚远的：首先，德国历史学派认为不同国家和地区有不同的发展经济的条件和经济制度；其次，德国政府参与经济的程度远远超过英国，正如韦斯利·米切尔所说，在德国的这一段历史中，使经济生活稳定和透明的各种标准和手段大多是由政治机构来实施的①。历史学派还认为，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政治经济和国家经济是经济学应该研究的问题。德国经济学界对政府干预不仅没有任何不满，甚至鼓励政府干预②。

　　如此看来，在经济理论、经济政策和经济发展道路方面，俄罗斯与西方尤其是盎格鲁-撒克逊经济思想存在很多根本性的差异，这决定了在俄罗斯与西方历史分流问题上，经济思想同样起着重要作用。虽然这种作用不一定是根本性的，但至少是表现形式之一。

　　三、俄罗斯与西方经济思想分流的本质：认识论和方法论差异

　　实际生活永远是思想的来源，俄罗斯经济思想是在特定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下产生的，哲学、宗教、政治和社会思想都对经济思想的产生和发展有过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收束到经济思想角度，造成俄罗斯与西方历史分流的经济思想因素，在本质上是因为两者在经济研究的认识论、方法论、基本假设和理论关注点上存在差异。

　　第一，在认识论方面，俄罗斯多数经济学家排斥个人主义方法论，强调集体主义，强调经济生活的伦理意义，强调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

　　个人主义方法论（Methodological?Individualism），也被称为方法论个人主义，西方经济学家认为它是经济研究方法的基础。根据马克·布劳格的说法，最早采用“方法论个人主义”这一术语的是熊彼特。熊彼特认为，方法论个人主义是经济学家用于解决经济问题的一种合理方法。在西方经济研究历史上，这种方法被广泛用于微观经济分析，一般以偏好公理和效用概念表达个体的偏好性质和程度，使它具有逻辑一般的地位；然后在确定的约束条件下推出其最佳需求，并把这些个体需求的总和视为市场的需求；最后在供给与需求之间找到平衡点。这种分析从个体的单子性质出发，推出微观经济学的整个理论，因此可以说，方法论个人主义是西方经济学的基础和出发点。

　　俄罗斯经济学家对方法论个人主义大多存在一种抵触心理，他们认为，在经济研究中，具有普遍意义的国民经济应高于个体的经济活动和动机，他们批评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个人主义信条。比如阿巴尔金认为，俄罗斯经济思想的特点就是表现为对国民经济而不是对个人经济活动的解释，强调国家在国民经济中的特殊作用和实行保护主义以提高生产力的必要性①。阿巴尔金还指出，俄罗斯经济思想学派的代表人物出于对俄国传统思想的坚守（集体主义、聚议性、禁欲主义），总是将国家利益摆在经济发展的首位，将国家管理经济的角色和保障社会公平分配置于经济问题的首位，将其作为世界经济思想中的独特现象加以合理化。

　　对俄国经济思想具有重要影响的另外一个最突出的思想传统是，关注经济生活的伦理意义。自亚当·斯密以后，西方经济学从“道德哲学”中被分离出来，及至新古典经济学时代，道德和伦理问题在西方经济思想中已经不再是经济学问题。但是俄罗斯经济学界对经济中的道德、伦理及社会公正问题一直非常重视，以至于对这些问题的过度关注使俄国经济思想家无法将其注意力转向专业的经济分析。这也是经济分析没有在俄罗斯得到发展的原因之一。更重要的是，反对专制制度、农奴制度和书报检查制度的左翼知识分子的泛道德主义，对基于专业经济理论的客观经济思想的发展也产生不小的消极影响，这同样是造成俄罗斯与西方在经济思想上产生差异的重要因素。

　　第二，在基本假设方面，俄罗斯经济学家大多排斥西方经济学中的“经济人”假设，倾向于以整体性和系统性观点看待经济问题。

　　“经济人”假设来自亚当·斯密《国富论》中的一句话，大意是屠户、酿酒师和面包师每天制作和销售食品，不是出于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西尼尔以定量方式为斯密的这一思想确立了个人经济利益最大化公理，约翰·穆勒以此为基础总结出“经济人”假设，最后由帕累托将其引入经济学。“经济人”假设与方法论个人主义密切相关，是西方经济学的基础性假设。这种假设认为人具有完全的理性，可以做出让自己利益最大化的选择，只要每个个人都实现了利益最大化，全社会就都将获得经济上的福利。这就是著名的“个人私利，社会公利”思想。

　　经济学界对“经济人”假设的科学性历来存在不同观点。俄罗斯许多经济学家和政论作家对这个假设持批评态度，他们反对将人及人与经济的关系视为一种抽象观念。比如布尔加科夫认为，“经济人”假设过于简单化，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不应该是经济化的个人，而应是具有创造能力的个体，因此要考虑人在劳动中的精神和道德动机以及这些动机对经济生活和人的经济行为的影响。别尔嘉耶夫指出，在经济生活中存在两种相互对抗的原则：一是个人利益原则，即促进有利于整体发展的个人利益，个人利益的发展将带来社会福利的改善；二是服务于他人、服务于社会的原则，其结果亦可带来社会福利的改善，但第二个原则更符合基督教教义。他认为，“经济人”是一种抽象的人，对具体的人来说，完全可以有其他劳动动机，更符合人的尊严的劳动动机①。米哈伊洛夫斯基则否认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抽象理路，反对将追求财富作为经济生活的唯一动力，认为将人定义为自动致力于增加财富的主体，将物质福利当作经济活动的目标和主要动机，认为劳动只会带来痛苦，这些看法都与俄国经济生活相违背。阿巴尔金更是直接指出，反对“经济人”假设是俄罗斯经济思想的重要特点，俄罗斯经济思想家反对将人与社会和大自然隔绝开来的说法。

　　第三，在经济研究方法上，总体上排斥边际主义思想，也有一些经济学家试图将边际效用与劳动价值论结合起来。

　　边际主义学说发端于19世纪70年代，门格尔、杰文斯和瓦尔拉斯几乎同时发表了他们的边际主义著作，经济思想史上称之为“边际革命”。如前文所述，1890年马歇尔出版了著作《经济学原理》，标志着西方经济学从古典阶段进入到了新古典阶段，边际效用论和边际生产力论成为以马歇尔为代表的英国剑桥学派的理论支柱之一，也是西方现代微观经济学的组成部分和理论基础。边际学派兴起之时，正是俄国民粹主义运动蓬勃发展的时候，俄国知识分子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到民间去”运动。因此，这一新兴经济学流派并未很快在俄罗斯引起反响。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部分学院派经济学家才接触到边际主义学说，但边际主义学说的基本内涵仍遭到大多数经济学家的忽视甚至敌视，他们反对边际主义的主要论据是，边际主义学说不符合政治经济学所要解决的问题，认为政治经济学是一门揭示社会经济客观规律的科学，边际主义仅注重微观经济问题，因此，他们不认为边际主义是一个具有完整理论范式的经济学科的基础。

　　但是，也有一些经济学家部分接受了边际主义，认为这是一个可以使用的新工具。比如图甘-巴拉诺夫斯基就试图将边际效用理论与劳动价值论结合起来。1890年图甘-巴拉诺夫斯基发表了一篇题为《经济财富边际效用作为其价值原因的学说》的文章，试图将边际效用价格决定论和劳动量价格决定论进行折中处理，从而得出主观价值论与客观价值论相结合的价格形成理论，使两种定价原则协调起来。但是十月革命以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逐渐被确立为唯一正确的经济理论，对边际主义的任何实质性讨论都变成了不可能。

　　第四，在经济问题的关注点方面，俄罗斯经济学家重视农业和发展道路等现实经济问题的研究，经济分析较弱。

　　经济生活是经济思想的来源和基础，任何经济思想都是经济现实的反映。俄罗斯在相当长历史时期都是一个农业国家，一些知识分子本身就是农奴主，拥有自己的领地或庄园，因此他们非常关注庄园和农业经济的管理。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创建的自由经济学会为一些农学研究项目提供了很多资金支持。到19世纪70年代末，瓦西里奇科夫出版了《俄国及其他欧洲国家的土地占有和农业》一书，对俄国农奴制改革后农业发展前景进行了研究，同时抨击西欧资本主义一方面造就了财富生产的大幅增长，另一方面却造成底层民众的赤贫问题愈发严重。此后，民粹主义者沃隆佐夫和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列宁都对农业问题进行过不少研究，20世纪30年代恰亚诺夫发表了他的农业组织理论，获得了世界性的知名度，其经济思想直到今天仍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此外，对经济发展道路问题的研究和争论一直是俄罗斯经济研究的核心话题。俄罗斯总是面临着按西方模式发展还是走自己独特道路的选择，对此上文已有所涉及。

　　经济分析没有得到充分发展，也是俄罗斯与西方经济科学的主要差异。将经济分析和经济思想区分开来，是熊彼特的主要贡献。所谓经济分析就是使用经济学工具对经济现象进行研究。一般认为，俄罗斯没有形成用于经济分析的对象，因此专业的经济分析不可能获得广泛发展，但俄罗斯的经济思想是足够丰富的，从农奴制到资本主义的发展，再到具体的国家预算、货币改革与货币流通及对外贸易问题。俄罗斯经济科学中分析工具没有得到发展有多方面原因，一是经济学家兼攻而不专修，二是经济学家经常被社会活动所吸引，因此他们常常会有一些经济思想观点，有些思想观点甚至领先于其他国家，但对观点的理论论证较为薄弱，以至于其经济学学科无法在世界上获得广泛认同和传播。

　　四、结论与思考

　　俄罗斯与西方的历史分流根植于历史深处，从经济思想角度的考察仅能反映出这一复杂问题的一个侧面，但思想的差异是导致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之间产生差异的原因之一，也是不同民族和国家形成不同的自我认同的基础因素。俄罗斯与西方国家在经济理论、经济政策和经济发展道路方面存在不同的认识。有俄罗斯学者认为，俄国经济思想来自于俄国生活深处的独特因素（空间、自然条件和气候、地缘政治、社会文化思潮等），也来自于保卫国家和俄罗斯文明的必要性。本文聚焦两者在看待和研究经济问题的认识论、方法论、基本假设和关注点上的差异，揭示俄罗斯与西方走上不同发展道路的深层次原因。当然，我们以西方经济思想为参照系考察俄罗斯经济思想，并不等于承认西方中心主义，各个民族各个国家的经济思想都是以本国现实为基础、为解决本国特定问题而产生的，揭示俄罗斯与西方在经济思想上的差异，实际上也是揭示两者在经济发展中的基础条件方面的差异，俄罗斯终将选择符合其传统价值观的经济思想，结合本国实际条件，在借鉴西方经济理论的基础上，进行制度变革和政策调整。

　　同时应该认识到，分流与西化是近代以来非西方国家一直面对的问题。世界不同地区的不同民族和国家，最终将走向趋同与融合还是走向隔绝与对立，是至今仍未解决的问题。几个世纪以来的世界经济发展进程似乎已经证明，民族国家经济繁荣和振兴的动能虽然主要来自内部，但敞开大门学习和借鉴其他国家的发展经验同样是走向成功的根本保证。人类世界正如自然界一样，是一个多样性的世界，世界不可能是盎格鲁-撒克逊文明一统天下，也不可能是其他文明一统天下，没有理由将自己隔绝在某一体系之外，只有“大胆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才能实现兼收并蓄、包容发展的目标。

　　对俄罗斯来说，要实现这一目标，可能还要破除“东方还是西方”“欧洲还是亚洲”这样的二元对立观念。几个世纪以来，俄罗斯始终徘徊在东方和西方之间，在东西方两副面孔下游移，体现出强烈的矛盾性。正如布罗代尔所说，俄罗斯的双重面孔在强烈的矛盾当中一览无遗：面对欧洲，是现代性；面对自己，是倒退的中世纪①。东西方叙事长期成为俄罗斯思想的争论焦点，认为只有在东方与西方的问题世界里，俄罗斯才能意识到自身和自己的使命……对俄罗斯意识来说，基本的主题——就是关于东方和西方的主题，西方文化是否作为唯一的和普遍的文化出现，有没有可能出现另一种更高级的文化类型？……斯拉夫主义思想和西方主义思想都存在着局限性和不成熟性②。但是这种东西方叙事体现出俄罗斯思想深处的摇摆性，使其无法找到一条适合于本国基本条件的发展之路。

　　俄罗斯能否破除“东方还是西方”“欧洲还是亚洲”的二元对立魔咒？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对整个非西方世界都有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