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经济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内容和有力支撑，民族地区经济现代化是我国经济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地区经济现代化的历程，既有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共性，也有民族地区的区域性特征。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历程从根本上说就是实现经济现代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必然遵循我国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也体现出民族地区特色和能动的实践诉求。有鉴于此，本文在借鉴库恩“范式”概念的基础上，考察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相关文献使用的研究范式，审视民族地区经济现代化研究范式的演变历程，总结研究范式变化的规律并探索背后的原因，为未来民族地区经济现代化的研究提供参考。研究发现，民族地区经济现代化研究范式的选择镶嵌在我国经济演变过程中，随着民族地区经济工作重点的转变以及研究群体的学术范式变化而发生变化。未来的研究需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发挥民族学范式、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范式在民族地区经济现代化研究中的独特优势，借鉴西方经济学范式的有益成分，为加快构建中国经济现代化研究的话语体系，努力提升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国际话语权贡献力量。

  关键词：经济现代化；研究范式；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民族学

  一、引 言
  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新时代新征程的中心任务。现代化是包含经济、政治、文化等多维度的系统性变革过程，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牢牢抓住经济现代化这一“牛鼻子”，不断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基础。
  没有坚实的物质基础，就不可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从已有的研究成果看，当前学术界对经济现代化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推进经济现代化的理论与原则，着重于经济现代化思想、渊源及原则等。董志勇等以思想史的视角，对百年中国共产党经济现代化思想的形成与发展过程进行了探究，并对其理论渊源进行了深入讨论，认为中国共产党经济现代化思想最直接和最重要的理论渊源是马克思主义［1］；饶静安等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蕴含丰富的经济现代化思想，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理论来源［2］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坚持发扬斗争精神”［3］。蒋永穆等基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论述了这一思想在推进经济现代化中的重要意义和遇到的现实难题［4］，从而为推进经济现代化提出对策建议。二是经济现代化的实践探索历程，阐述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发展规律、特征、经验等。例如，岳伟等在将中国经济现代化划分为三个时期的基础上，得出中国经济现代化实现了形态上从传统农业大国到工业经济大国、体制上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念上从公平优先到共享共富三个主要转变的结论［5］；廉昌等将中国经济现代化划分为三个阶段，并总结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推进经济现代化的基本经，［6］；郑玉豪等基于对国家五年规划的文本考察，得出中国经济现代化呈现出从外延式发展到内涵式发展、从主导型模式到协同型模式、从国内大循环到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演化特点的结论［7］。三是经济现代化的实践进路，聚焦于新发展阶段推进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实践路径与方案。陈健阐述了数字经济赋予中国经济现代化的新内涵新特征［8］；夏杰长等认为实体经济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根基，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坚实的物质基础［9］。以上研究有利于从整体上理解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逐步实现国强民富的发展逻辑，清晰、准确地展现出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发展历程。

  民族地区经济现代化的相关研究，必须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的一般规律为基础。总书记在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要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把推动各民族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共同奋斗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重要任务”［10］。经济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内容和有力支撑，民族地区经济现代化是我国经济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动民族地区实现经济现代化是不断增进人民福祉、让人民幸福、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应有之义。但一方面现有研究对民族地区经济现代化研究的广度与深度不够，民族地区经济现代化的历程，既有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共性，也有民族地区的特殊性，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历程从根本上说就是实现经济现代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必然遵循我国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也体现出鲜明的民族地区特
色和能动的实践诉求；另一方面，在某些程度上来说，经济现代化研究就是经济发展史和思想史的研究，经济发展史和思想史研究的基本脉络是既要运用历史的分析方法，也需要在此基础上注意其内部发展逻辑、价值观和方法论的分析，因为价值观和方法论在实践中对于指导人的行为起着重要作用，而研究范式是价值观和方法论的集合，现在的研究成果多集中在前者，对后者的研究尚十分薄弱。鉴于以上两点，本文在借鉴库恩（Thomas Kuhn）“范式”概念的基础上，考察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相关文献使用的研究范式，审视民族地区经济现代化研究范式的演变历程，总结研究范式变化的规律并探索背后原因，为未来民族地区经济现代化的研究提供参考。
  二、“范式”概念界定及应用
  （一） 库恩的“范式”概念
  “范式”的概念最早来自库恩所著 《科学革命的结构》 一书。他提出，看待一门科学应注重其所处时代的历史整体性，包含科学共同体、一研究者与其他研究者的关系、科学共同体所信奉的信念、随意因素以及个人与历史的偶然事件等［11］ 3。在这些联系中看待科学，就会发现，所谓“常规科学”①具有一套公认的范例、规则及信念，吸引后继者追随和继续研究。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库恩试图界定自然科学的范式，但总体来看这种界定是模糊的，伴随库恩的思维进程，全书范式的含义及用法有 21种［12］。总结来说，库恩在抓住学科共同体要义的基础上，在抽象层次对范式的界定有信念、价值、承诺、研究方法、问题领域和解题方法，在具体层次包括定义、对象、内容、范围、理论基础、技术、公式、模型、范例和科学成就。模糊的界定导致范式在借
用到社会科学领域进行分析时，被当作“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概念直接使用，使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区别被忽略，进而影响对社会科学的研究。
  自然科学将人类纳入自然，而社会科学将自然纳入人类社会。二者范式的内涵和外延有基本的区别：第一，自然科学以自然界的客体和现象为研究对象，其范式的演进以自然现象的客观验证为标准；而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以社会的人为中心的各种现象，人既是研究的主体，也是研究的对象。第二，自然科学的研究者在研究时可以暂时撇开国家、民族、地区等因素的影响而对自然现象采取一种纯客观的态度，针对研究对象本身的属性进行研究，研究者外在于研究对象；而社会科学的研究主体与研究对象具有相互缠绕的关系，研究者必须站在一定的政治、道德、宗教、阶级、国家等立场上观察和分析问题，无法脱离其研究场域。第三，自然科学的研究群体可以超越国界；社会科学的观点和学说在不同国家和地区具有明显的差异，研究群体受国家、制度、社会等的制约。简言之，对社会科学来说，主体、对象和目的都受国度性的制约［13］ 5。因此，不能完全以自然科学的标准来衡量社会科学，把社会科学变成完全外在的、没有国别差异的、没有立场差异的学科。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应观照中国的实际，正如总书记所说：“只有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14］
  （二） 民族地区经济现代化研究范式
  “经济现代化”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具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经济现代化“是指近代以来经济发展包括总量增长和结构演化的连续不断的过程”［15］；广义的经济现代化是指 18世纪以来经济领域发生的一种革命性变化，它包括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从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的两次转变，劳动生产率和国民收入的持续增长，经济福利的大幅改善以及国内经济公平和国际经济地位的明显变化［16］ 101。与东部发达地区相比，民族地区在产业结构、创新能力、收入差距、基本服务供给等方面存在薄弱点，因此民族地区经济现代化不仅面临着经济发展速度的赶超和有效实现经济结构调整的问题，还面临着不同经济形态并存和共时性发展的问题。在这一层面，“民族地区经济现代化”既是一个广义的经济现代化概念，也包含狭义的经济现代化的内涵。
  民族地区经济现代化研究范式是在研究活动中关于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一组基本观念及研究方法，是学术共同体围绕这一议题所共有的信念、价值观及方法论等的总和。本文在库恩“范式”定义的基础上，按照学术共同体、研究方法、理论根据等标准将民族地区经济现代化研究范式划分为三种：第一，民族学范式。该范式侧重描述、回溯，力图通过证据描述一个族群演变的轨迹和特征；与经济学相比更强调文化的特殊性，其基本研究方法是统计、记录和田野调查。第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范式。“发展为了人民，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17］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最明显的就是发展为了人民，其特点是重视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中研究生产关系，以此为支点，侧重总体分析、历史分析和矛盾分析。第三，数
理经济学范式。以“经济人”假设为出发点，通过一系列具体的假定，将经济理论与数学、统计相结合，利用定量的分析方法从数学中寻找经济变量之间的逻辑关系，以证实或证伪经济理论或假说的正确性和有效性。
  （三） 研究统计
  本文根据知网收录的学术论文来审视民族地区经济现代化研究范式的变化。“民族地区经济现代化”既是一个广义的不同经济形态并存和共时性发展的概念，也包含狭义的经济发展速度的赶超和有效实现经济结构调整的内涵。可以说，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历程从根本上说就是实现经济现代化的过程，是生产力不断提升、生产方式不断变革、生产关系持续完善的过程。因此，在检索相关文献时既要涉及经济现代化的主题，也要包含民族地区发展和民族地区经济的内容。以“民族地区经济现代化”“民族地区发展”“民族地区经济”为主题检索知网相关文献发现，1979年以前相关文献很少且年份跨度较大。为了使研究更具连续性和代表性，本文把相关文献的时间起点设定为 1979 年。将知网收录的 1979—2022年的论文导出和编码 （1992—2022年仅编码发表于南大核心期刊及北大核心期刊的论文），每一年的论文为一组。例如，把2000年与“民族地区经济现代化”“民族地区发展”“民族地区经济”相关的 68篇论文 （除去重复、与研究内容无关的文献以及书评、人物访谈、调查报告、研究综述等） 批量导出至 excel中，然后将这些论文从1编码至68。由于论文数量较多且年份跨度较大，每一组随机抽取10%（结果非整数的使用四舍五入法） 的论文作为新的样本，导出样本论文进行全文阅读，并按上述分类统计其研究范式，最后计算出各类型研究范式在当年被抽取论文中所占的百分比。以2000年为例，按照比例随机抽取此组的7篇论文，将这7篇论文导出并全文阅读，按照上述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范式、数理经济学范式及民族学范式的规定将
这7篇论文分别归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范式的有4篇，占比57.14%；数理经济学范式的有 1 篇，占比 14.29%；民族学范式的有 2 篇，占比 28.57%。其他年份以此类推。最终结果如图1所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范式的文献占比在1993年左右达到顶峰 90%，随后开始逐渐下降，并在 20%～50% 之间波动；数理经济学范式的文献在 20世纪末逐渐出现，占比 2017年左右达到顶峰，超过 50%；民族学范式的文献占比虽有起伏，但整体稳定。可以说，20世纪 80—90年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范式在民族地区经济现代化研究中占据主流地位；跨入 21世纪，该范式的应用逐渐减少，而由于研究者的学术经历等原因，数理经济学范式日益兴起与发展；进入新时代，民族学范式、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范式及数理经济学范式在民族地区经济现代化研究中三足鼎立，民族地区经济现代化研究进入多元范式相融合的时期。

  三、改革开放至20世纪90年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范式为主要范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党和政府希望通过重点发展重工业、建立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等方式推进经济现代化，一些资源型和能源指向的项目，例如煤炭项目、电力项目、钢铁项目等布局在西部民族地区的主要城市。一大批工业项目的布局使得民族地区丰富的资源得到一定的开发利用，这促进了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打破民族地区旧的经济格局，使民族地区的经济结构由单纯的“农牧业经济”转变为“农牧业经济为主，工业经济为辅”［18］。同时，这种以资源和能源开发、重工业优先发展、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民族地区工业化道路造成的重工结构、东西垂直分工格局和条块分割的体制也制约了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三五”计划确定的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推进经济现代化的发展道路，为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一批机械、军工及冶
金企业在民族地区布局或从东部迁入，使民族地区工业化水平大幅提升，民族地区经济现代化推进到“工业经济和农业经济并重”的阶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政府开始积极调整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战略，在“七五”计划中将主线转变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把中国经济现代化奋力推进到新的发展阶段。在经济重心转向经济建设的同时，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相关制度和政策重新得到确立。正确处理民族关系是民族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1980年中共中央批转的 《西藏工作座谈会纪要》明确了“各民族间的关系都是劳动人民间的关系”［19］ 34。新型民族关系的本质是劳动人民关系这一重要论断，为民族工作的推进确立了理论基础。
  民族间的经济关系是民族关系的重要方面。搞好民族工作，增强民族团结，核心问题就是要积极创造条件，加快发展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20］ 183。生产力的发展是民族团结的经济基础。“要使生产发展起来，人民富裕起来，真正去做，也并不难。只有这件事办好了，才能巩固民族团结。”［21］ 4101992年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指出，加快民族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要靠国家的继续扶持、经济
比较发达地区的对口支援和民族地区自身的奋斗，但归根到底要依靠民族地区各族人民进一步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1992年，我国实行沿边开发战略，确定了 13个对外开放城市和 14个边境经济技术合作区。1999年，国家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以不断增强民族地区各族人民的自我发展能力。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下，加强民族间的经济联系，支持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尤其是推动民族地区经济快速发展以实现均衡，成为这一时期民族地区经济现代化的主题。
  推动民族地区经济快速发展需要解放生产力，也要不断完善生产关系。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初步显现，但这种优越性还没有得到应有的发挥。其所以如此，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经济体制上形成一种同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不相适应的僵化的模式［22］。在现实的社会经济活动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并不会处于一种“永定和谐”的状态，需要不断调整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 （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 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23］ 2-3经济体制是生产关系的一种具体形式，“经济体制是社会经济的主要现象之一。它的变化会引起整个经济系统及社会系统的变化”［24］ 5。振兴民族地区经济，需要在“扬弃旧有生产关系的同时，建立起一种新型的、适合于各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生产关系……开拓出一条由传统、落后的生产方式逐步向现代化生产方式转化的道路，并建立起与这种转化和各民族各地区特点相适应的经济体制”［25］。学者对经济体制改革的探讨体现在对口支援、对口帮扶、投资、金融、财政、税收及区域协调发展等各个表现形式上。例如，资金不足是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一大瓶颈。民族地区原有的农牧业生产条件较差，工业基础薄弱，教育文化事业相对落后，发展需要大量资金的投入。尽管有国家财政拨款、银行贷款等多种资金的支持，但这些资金并不能完全满足民族地区发展的资金需求，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全部问题。归根结底，民族地区需要以满足激发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发挥民族地区经济优势、提高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等要求来确定民族地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建立一个多种经济成分、多种组织形式、多种管理层次的经济组织系统，建立合理的经济结构，建立一个责、权、利统一，对外开放的经济管理体制［26］，为民族地区经济起飞创造条件。
  这一时期对于民族地区经济快速发展以实现均衡的研究重点在制度层面，具体表现在对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中的各种体制机制的研究上。对于制度层面的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范式更有优势，它更关注宏观层面的问题，更注重以辩证且历史、联系与发展的眼光看待社会经济现象，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来进行实践。另外，此时民族地区经济现代化的研究者 （如施正一、黄万纶、于光远等） 大多来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领域，从事数理经济学研究的学者较少，前者更多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范式构建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作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指导理论，马克思主义对建立和推进民族地区经济现代化的实践和理论进步发挥了积极作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总结和提炼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经验，同时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分。”［27］
  四、21世纪：数理经济学范式的广泛应用
  生产关系的调整会带来生产力的巨大飞跃。在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中，生产力是最终决定因素。生产力落后，整个社会财富总量不足，就难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1999 年，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50 周年，第二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以“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为主题在北京召开。会议以“加强民族团结、促进各民族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作为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族工作的行动纲领，强调“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发展，不仅是一个重大的经济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没有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现代化，就没有全中国的现代化”［28］ 221。会议吹响了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号角。2005年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在“平等、团结、互助”的民族关系之外，加上“和谐”，表明中国共产党对民族关系与时俱进的深刻把握。这次会议是新世纪新阶段召开的第一次民族工作会议，胡锦涛同志在会议中指出，“新世纪新阶段的民族工作必须把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作为主题”，重点研究如何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这为搞好新时期民族工作指明方向。“发展”仍是这一阶段的主题。
  根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原则，各民族省区制定了经济增长优先的发展战略，纷纷把生产总值及生产总值增速作为经济发展的首要指标。例如，“十五”时期，青海省及宁夏回族自治区分别将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10% 和 9.5% 以上作为目标；“十一五”时期，广西壮族自治区及云南省分别将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 10%左右和 8.5%以上
作为目标；“十二五”时期，内蒙古自治区、西藏自治区及贵州省都将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12% 以上作为目标。追求经济量的增长成为这一时期的主要目标。扣除通货膨胀因素，人均GDP在1978—2008年的年增长率为6.7% ［29］ 18。这种持续、快速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在理论和方法论上对研究者提出新的要求。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后，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利用量化技术的研究逐渐增多。数理经济学范式以将经济理论和数学相结合，运用计算机进行分析的方法研究经济学。经济学研究方法从注重总体分析、矛盾分析向注重构建模型、现象描述等方法转变，进而反映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与现代化领域，越来越多遵循数理经济学范式的学者从事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研究，通过收集数据、构建指标等方法来测度、衡量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和趋势，为民族地区发展建言献策。如运用双重差分法检验针对民族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是否减少了民族地区与其他地区之间的公共支出差异和经济发展差距［30］，运用省级面板数据分析民族地区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对本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率［31］，运用数量方法探讨少数民族地区人口结构、流动、分布等与乡村振兴相关的问题，运用数学模型对民族地区城乡融合发展水平进行测度等，涉及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方方面面。对于民族地区经济现代化而言，数理经济学范式展现在具体问题研究领域的优势，对推动民族地区实现经济现代化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是充满主控制变量或证实预设的创造性行动和各种“未预期后果的再生产组合”［32］
，运用数理经济学范式还需要进一步努力以克服因果概括的相对局限性。
  民族地区经济现代化是中国经济现代化伟大事业的一部分，民族地区经济现代化实践与理论化进程，必然出现于中国经济现代化的伟大历史进程之中。中国经济现代化的抉择区别于西方现代化的已有经验，中国经济现代化的本体属性是以中国的价值观驱动的、以人为本的现代化。民族地区经济现代化的研究需要在理论和实践中进一步创新突破，既要“解决中国的问题，提出解决人类问题的中国方案，要坚持中国人的世界观、方法论”［14］
，也要“对一切有益的知识体系和研究方法……研究借鉴，不能采取不加分析、一概排斥的态度”［14］
，以回应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现实需求。
  五、十八大以来：新时代多元研究范式的融合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为促进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继续缩小发展差距，让各族人民共享发展成果，促进共同富裕目标的稳步实现，党和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政策，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指导意见》，2019年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印发《关于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的指导意见》。2021年，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民族地区经济保持快速增长，在全国的比重稳步上升，群众生活水平及产业发展活力持续提升，基础设施条件明显改善，群众内生发展动力显著增强，各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与全国一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华民族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迈进的新征程。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把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作为基础性事业抓紧抓好。”［33］“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10］ 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既要研究新时代民族政策和民族工作实务，又要研究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交往交流交融、建设共有家园的历史与现实议题，更要向世界讲好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中国故事。民族学范式在这些方面大有用武之地。民族学范式引入中国已逾百年。经过老一辈民族学家及各地民族学工作者将理论与国家发展状况相联系，民族学范式呈现稳定发展局面，（如图 1所示） 为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作出巨大的贡献。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我国各民族跨区域流动及交错杂居的趋势进一步扩大，各民族人民在经济社会中交往交流交融的广度和深度前所未有。需要加强对互嵌式社会结构，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等方面的研究［34］，不断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为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坚实的精神和文化基础。体互动的集体行动，不但包含涉及主观性和多样性的复杂社会和人文问题，更充满难以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3］。高质量发展是实现经济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共同富裕是经济现代化的方向之一，两者紧密联系，相辅相成。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一个民族也不能少；没有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35］。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必须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高质量发展基础上的共同富裕，它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结构，更是高质量发展的要求。高质量发展是能够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是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发展。因此，以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既需要在生产力上发力，也要重视生产关系的作用，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使得民族地区的人民真切感受到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活环境的改善，更深切地感受到生活在中华民族共同体中的幸福感以及归属感。在 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总书记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党的民族工作开创新局面的必然要求，只有顺应时代变化，按照增进共同性的方向改进民族工作，做到共同性和差异性的辩证统一、民族因素和区域因素的有机结合，才能把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做好做细做扎实。”［10］ 民族工作要顺应时代的变化，民族地区经济也要顺应时代的发展，民族地区经济现代化研究范式同样要顺应时代的需求更替和转换，这样才能满足当下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促进民族地区的繁荣发展。特别是基于总书记 2016年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提出的“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要求，学者立足民族地区的现实，以问题为导向，不断拓宽理论视野，形成解决问题的新观点、新思路、新方法，为实现民族地区经济现代化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和活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需要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主线，发挥民族学范式、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范式及数理经济学范式在民族地区经济现代化研究中的独特优势，为加快构建中国经济现代化研究的话语体系，努力提升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国际话语权贡献力量。
    六、民族地区经济现代化研究范式演变之思考
  通过梳理民族地区经济现代化研究范式演变的历程发现：民族地区经济现代化研究范式的选择镶嵌在我国经济演变过程中并随着民族地区经济工作重点的转变而发生变化，三种研究范式不是相互替代的关系，它们各有贡献，各有长短，彼此并行不悖，相互补益；通过不同的研究范式能够看到不同立场、不同研究背景的研究者的研究特点、优势和不足，更能从更宏观的层面整体把握民族地区经济现代化的总体情况。具体而言，改革开放初期，围绕当时社会经济转型的主要方向，立足于民族地区的发展目标，开展针对体制改革与发展的相关研究，研究者多具有政治经济学教育及学术背景，更多地使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范式。跨入 21世纪，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及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加快发展民族地区的生产力，促进各民族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成为民族工作的重要任务，民族地区经济量的增长以及结构优化等成为热点问题，接受过数理经济学教育的学者逐步成为研究的主要群体，数理经济学范式逐渐兴起。进入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既要重视生产力，也要关注生产关系，需要发挥民族学范式、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范式的独特优势，借鉴数理经济学范式的有益成分，民族地区经济现代化研究进入多元范式融合时期。
  民族地区经济现代化研究立足于中国国情和发展特点，作为社会观察者的研究者以社会整体为对象，但他们同时又在社会之内，他们是一种社会范畴，其出身、区域、性别、教育背景等，决定了他们拥有且不能脱离于自己的立场和角色，有自己的研究主体和研究目的。四十多年来，虽然在不同时期民族地区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和矛盾以及学者学术背景的变化导致研究范式有所变化，但这些范式都为民族地区经济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视角。同时，这种范式的变化可能导致研究较为分散，聚焦点不够。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把改善民生、凝聚人心作为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推动民族地区融入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公共服务保障能力和水平，促进发展成果公平惠及各族群众。”［36］ 未来，民族地区
经济现代化的研究应重点关注以下几方面：
  一是夯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经济基础。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我们面临日益复杂的风险考验，只有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凝聚各民族的共识及创造力，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同心协力，才能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及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磅礴力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进一步发挥经济因素的根本性促进作用，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共同富裕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相辅相成、互利共生，共同富裕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物质基础和价值引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共同富裕的精神力量之魂。正如马克思所说，“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37］ 591。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进步，各民族共同富裕，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就会更强。因此，只有不断发挥经济因素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的根本作用，不断赓续和实现“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这一集体利益，逐步缩小不同区域、群体间的发展差距，探索构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经济制度、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才有物质基础和不懈动力。
  二是民族地区绿色经济与可持续发展。民族地区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屏障，其丰富的森林、草原、水能、矿产等资源带来发展优势的同时也赋予其一定的责任。民族地区的生态环境系统决定全国经济社会的总供给，对它的保护不仅关系着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更关系着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效。评估民族地区生态价值、构建生态价值实现机制、深入推进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优化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探索绿色发展和可持续的经济政策体系、寻找“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经济方案等，是民族地区转变发展方式、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
  三是“一带一路”倡议下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一带一路”六大经济走廊中，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经过青海和西藏，中蒙俄经济走廊经过内蒙古，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经过广西南宁，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及中巴经济走廊起点在新疆，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东起云南昆明。由此可以看出，我国民族地区与“一带一路”六大经济走廊
高度相关，这将带动民族地区加工贸易、物流、金融服务、保险、制造、旅游等产业的兴起。探索差别化区域支持政策和完善沿边开发开放政策体系，寻找加快民族地区融入“一带一路”倡议的路径，探讨构建民族地区城乡协调发展的新格局等，是推动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增强各族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具体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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