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经济学有个可以说是定理性的概括：在现代化已成为现实的情况下，这个社会趋于稳定;但在这个现代化的过程中，社会矛盾错综复杂而且容易激化。

　　大概从1998年开始，我就提出了权贵资本主义问题。市场经济最本质的特点，是自由的、自主的交换，如果始终有强大的行政力量在控制，如果强势的政府强化到主导经济资源配量的程度，那就不叫市场经济，而叫权贵资本主义了。

　　80年代，我还用过一个词，叫“原始资本主义”，也就是重商主义。重商主义不能叫市场经济。你看了亚当·斯密的著作就会明白，《国富论》就是批重商主义的。你要强化重商主义，贫富悬殊就不能避免。

　　现在贫富分化特别严重，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增长方式，主要靠投资拉动的增长，一定会造成依靠劳动收入的比重下降，这是马克思已经讲清楚了的问题;再一个是体制上的原因，就是重商主义、普遍寻租这个体制基础。当然，贫富差别扩大也跟市场经济有关，但扩大到如此程度，则不能归于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

　　回顾90年代初期，那时我们太天真了，以为只要市场经济发展起来，政府就会自动退出，就可以很平稳地过渡到市场经济了，不知道这里存在一个路径依赖的问题。如果政府有很大的配置资源的权力、干预企业的权力，就会相应产生一个很大的寻租空间。所以，你要政府退出它应该退出的领域，就触及到许多官员的切身利益了，做起来就很难，这也是腐败之所以出现“前腐后继”的体制原因了。

　　后来的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从近期看，2003年第四季度经济开始出现过热，于是用行政手段加强“宏观调控”。哪几个行业过热，就用各种行政办法去“压缩产能”，这个单子越开越长，政府的手也越伸越长，政府宏观调控就变成了微观干预。2003年以后，加强所谓“宏观调控”实际上是加强了审批制度，比原来的审批还要厉害，这就又扩大了政府权力，扩大了寻租的基础，导致起腐败的蔓延和贫富差距的扩大。

　　但也不能说政府的调控就是一无是处，有的方面是有积极意义的。比如，我们最近到山西永济考察，茅于轼、汤敏在那里做的小额贷款实验就非常令人鼓舞。农民都说，3~6个月还了贷款以后，他们的净收入是贷款的100%。我们到他们家里去，他们住的比我们城里人好多了，文化生活也很丰富。从小额贷款覆盖的范围，能够看到一个新农村正在出现，证明只要把金融自由这个基本人权还给农民，民间的力量，市场经济的力量，就能够从根本上改变农民的贫困和农村的面貌。但那家富平小额贷款公司资本还很少，现在只有一千几百万元，跟中国这么大的国家比较起来，还是沧海一粟。如果我们扶贫的资金，还有农村的信贷机构都做这样的事，我们就能把这个势头加快，把新农村的面扩大。这对于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是一个积极的力量。

　　新世纪以来，社会上有两个愈演愈烈的趋势值得特别警惕。一个是腐败的趋势。新世纪以来的城市化过程，出现了一个新的寻租空间即政府垄断的土地资源。据专家说，因为土地被征用，农民损失的价值。换句话说，政府能够拿到的土地价值是20万-35万亿元，这么大规模的财富被政府控制，可见寻租空间有多大!所以跟土地有关的一些贪腐官员，腐败必然会是前仆后继。

　　另一个是贫富悬殊的趋势愈演愈烈。我们现在的基尼系数，大致在0.5左右，这样的贫富悬殊在世界上都是前列了。

　　但这两个趋势的愈演愈烈还不是最可怕的。如果能够认真地、理性地讨论，我们应该能够找到理性解决的办法，不会没有出路。但是又碰到了另一个不好的势头，即在两个愈演愈烈的趋势出现之后，一些人并不认为问题的症结是政府权力太大，反而认为是政府管得还不够，希望用扩大政府权力的办法去解决矛盾。问题越多越强化政府权力，政府权力越强化问题又越多。这样的恶性循环就愈演愈烈，直到最后出现国进民退这个现象，路径依赖就到了一个死胡同。但我们现在还来得及，要上下同心来解决问题。所以我在90年代提出，我们处在一个赛跑中，结果要看腐败和法治的市场经济哪一个跑得更快。

　　中国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型，经济上的转折就是蔡昉教授讲的“刘易斯拐点”，就是说农村剩余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情况已经改变，劳动力供给从最高点下来了。人的价值因此得到空前提升，经济的增长不能再主要靠资本和资源的投入，而主要靠人力资本(人的知识和技能)的投入来推动了。

　　中国还处在非常艰难的转型中，在建设富裕、民主、文明、和谐这个大方向下，各方的有识之士，不管是“左”一点的，“右”一点的，还是“中间派”，应当捐弃差异，团结合作，致力于共同的事业，警惕权贵资本主义的滋生，才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现代国家。 ■

　　吴敬琏

　　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兼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改革》、《比较》、《洪范评论》杂志主编;香港浸会大学、香港大学荣誉社会科学博士。

　　作者：吴敬琏 来源：IT时代周刊 2011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