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篇：宏观经济政策和国际贸易的关系研究

　　宏观经济政策是为达到一定的政策目标，国家或政府运用一定的政策工具，调节控制宏观经济的运行。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有四个：持续均衡的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水平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宏观经济政策是国家制定对外贸易政策的依据，国内和国外关于宏观经济政策和国际贸易关系的文献还很缺乏，但已经有学者关注相关内容，本文综述了相关文献。

　　一、宏观经济政策与国际贸易

　　宏观经济政策和国际贸易政策都是政府管理经济的工具，国际贸易与宏观经济变量紧密相连，一国的经济状况影响对外贸易，而对外贸易也会反过来影响国家经济发展。国际贸易量对宏观经济政策很敏感。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比如增加政府开支，对进口商品的支出也会增加，但支出比例的多少要依据具体的宏观经济政策。宏观经济政策影响金融市场，刺激资本的流入和流出，这个过程和国际贸易也是紧密相关的。宏观经济政策的目的是促进国内经济增长，经济稳定增长消费增加，对进口产品的需求也增加，国内生产出口产品的厂商为了满足国内消费者需求会将生产资源转向国内，一国贸易收支状况恶化。相反情况，如果一国消费需求减少，国内生产商会主动开拓国际市场，贸易收支情况改善。国家或地区根据国内外经济状况制定宏观经济政策，而经济发展水平和国际贸易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宏观经济政策和国际贸易的关系有待进一步研究。

　　二、关于宏观经济政策和国际贸易关系的研究综述：

　　2008年的金融危机伴随着贸易量的减少，这引发了贸易怎么依赖金融市场的问题。传统上说，金融危机是国际宏观经济学领域的主题，而不是贸易方面的；同时还引发了另外一个问题，贸易在全球商业周期中如何扮演传输渠道的角色。国际宏观经济学和国际贸易领域的研究者都被这些问题吸引，并且在使用联合方法找到新的答案。

　　BeatrizdeBlas&KatherynNilesRuss（2010）研究的是国际银行问题，自从2008年银行倒闭和金融危机，这个问题引起了宏观经济学领域的极大兴趣。论文研究的是如果一国向国际银行市场开放，本国能否从中获利，并且怎样依赖国内市场结构。假设贷方是异质的、不完全竞争的，模型显示，FDI能提高利润（常用的代理人存贷款利差的净息差），效率提高的同时，当地竞争使银行提高向借方收取的利率。如果允许国际银行通过收购国内高效率银行的方式进入国内市场会导致国内竞争下降，这可能是有害的。在不影响市场上次有效率银行的基础上，最有效率银行会提高自身利润来转移提高效率增加的利益，而不是通过降低借款利率。允许跨境贷款的替代选择可以使国内借款人受益于外资银行的效率，并且不会对国内市场结构产生负作用。全球金融市场开放提高的是效率还是不稳定性；在金融体系改革中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开放形式，论文得出的结论对当前这些争论有重要影响。

　　经济增长是宏观经济学领域的一个主题，一直以来国际贸易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是全球公认的。在相关文献中，最有力的结论之一是国际开放对发展中经济体的积极作用。国内投资是资产积累和经济增长必不可少的条件，Dong-HyeonKim，Shu-ChinLin&Yu-BoSuen（2010）实证研究贸易和FDI能否提高国内投资总水平。研究发现两者关系不明显。基于国际和国内投资的替代水平，FDI可能不能提高一国的投资总水平。文献显示，贸易和FDI在不同国家扮演的角色不同，对投资水平的作用依赖于国家已存机构的复杂程度。在人力资本和金融体系发展不成熟的国家，贸易不利于国内投资，而FDI有积极作用。在机构发展成熟的国家情况正好相反，贸易比FDI发挥更有利的作用。这些结果为国家决定货物和金融市场的开放顺序提供政策建议。

　　Chin-YoongWong&Yoke-KeeEng（2010）研究垂直专业化和贸易在中间投入的影响，用新凯恩斯模型重现和解释了东亚和东南亚经济体的商业周期。该论文的关键创新点是引入更丰富的垂直结构，顺序联系——三级垂直结构，比之前的研究更具特色。作者用最先进的贝叶斯统计估计模型参数，结果显示模型成功重现了体现国家利益的一系列商业周期时刻。最重要的是，模型重现了在商业周期中，提高跨国贸易结果的经验观测值，这个结果对许多假设不太丰富的模型来说是很难做到的。另外，该文献为全球经济中出现的传统的核心问题提出了新颖的、重要的见解。

　　在金融危机中贸易量下滑严重，在“大衰退”中产量下降明显，然而贸易量下降的比例更大。人们怀疑，金融市场混乱导致产量下降的同时引起贸易量剧烈下降，人们也怀疑企业贸易活动与金融市场关联度不同其感受到的危机程度也不同。BrahimaCoulibaly，HoracioSapriza&AndreiZlate（2011）利用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公司水平数据验证后一种假设。论文的一项贡献是为公司应对全球需求提供政策建议，可能消除由于金融约束带来需求下降的负面影响。通过实证分析显示：如果危机前金融状况比较好，公司可能不受全球需求下降的影响；公司替代融资的能力——用贸易信贷融资替代外部金融融资——也可以使其免受全球需求下降的影响；在金融脆弱性给定的情况下，替代融资能力差的公司销量下降的多。论文为金融异质性和公司为应对危机选择融资渠道替代带来的后果给出了有效指示。

　　在“大衰退”末期，政府重新重视运用财政政策管理宏观经济，用财政政策代替已经被利用到最大限度的货币政策工具。包括中国和美国在内的国家颁布“购买国货”的条款，这限制政府把支出花费在国内而不是进口商品上，这些政策在国际上引起巨大争议。MarioLarch&WolfgangLechthaler（2011）运用财政学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结合贸易和财政理论数据创建模型，确定社会效益最大化的政府支出并分析政府支出是否应该排除进口。研究发现，一方面，购买国货条款可以消除传统外部性，在由国内纳税人确定的成本水平，财政支出对国外生产者有益；另一方面，购买国货的财政政策会提高成本，因为消费者不能购买比国内商品便宜的外国商品，这会降低整体消费和福利水平。文献研究如何从国际贸易理论中汲取经验教训，并有效地应用到公共经济学领域。

　　长期以来，在国际宏观经济学和国际贸易领域，企业基于国内和出口市场的定价行为是理论和实践探索的经典主题。不同的定价策略影响货币政策在国际和国家间的传导，相反地，货币制度的性质可以跨市场影响企业的定价行为。JulienMartin&IsabelleMéjean（2012）通过分析法国出口商向EMU国家出口商品时的定价行为，研究欧共体内的金融与货币联盟（EMU）对出口公司定价行为的影响。该文献发现，EMU对价格离散有显著影响：相对于EMU以外的欧洲地区，转变成单一货币时减少的价格离散大约是出口价的1%。作者运用高度分散的数据研究公司异质性的作用，数据显示采用欧元对大出口商的定价惯例有重要影响。当把异质性考虑在内采用单一货币时，减少的跨市场价格离散比例更大，相对于非EMU地区达到4%。因此，对于传统争论，是否应该采用统一货币加强市场整合并减少偏离一价定律，文献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LingFengandChing-YiLin（2012）通过研究广延边际对金融摩擦和国际货物贸易可能出现的相互作用提出了新的见解，用实证和理论相结合的方法研究参与国际贸易货物的范围。采用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发现，无论是在广延边际还是集约边际，信贷紧缩会减少贸易量，后者是每种货物的贸易量。从理论上讲，论文创建了随机动态模型，把贸易理论中的元素有机结合起来。比如，受固定成本和沉没成本约束的报关决策，固定和沉没成本是宏观经济学中的元素；信贷限制的金融约束，信贷基于企业价值以及由此预期到的企业利润。出口成本包括非出口商没有的固定和沉没成本，模型显示，出口商为获得每单位利润比非出口商需要更多的贷款。较高的贷款利润率意味着金融约束力更大，并且更易受到金融约束的冲击。关于为什么金融冲击对贸易影响特别大，模型给出了一种可能的解释。

　　作者：张志醒

　　第2篇：应对次贷金融危机的宏观经济政策比较

　　一、引言

　　始于2007年的次贷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造成了严重影响，西方主要发达经济体至今仍处于恢复过程。Blanchard对次贷金融危机的分析比较悲观，认为次贷危机导致总需求减少、价格体系崩溃和贸易战等，这些反过来又加剧了危机。2010年欧洲债务危机验证了这一观点。

　　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危机面前，宏观经济学家遭到了舆论和公众相当多的指责，学术界对此反思很多。Blanchardetal.认为，过去使用货币政策追求稳定的较低的通货膨胀可能限制了在衰退时期的政策空间，应更加重视金融管制的作用，财政政策也比过去认为的更加重要。L2JObsffeldandRogoff认为，次贷金融危机是多种因素的产物，例如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失误、信贷市场扭曲以及新兴市场对美国流动性的推动带来的房地产泡沫等。全球性危机影响到新兴经济体，其应对政策也和过去不同。JeongandKim认为，次贷金融危机条件下新兴经济体应该使用合理的国家政策干预经济，但不应采取贸易保护或者反全球化政策。BrahimaCoulibaly研究了次贷危机后新兴经济体的政策，认为并没有像以前那样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抵御危机的能力增加。

　　从国内的相关研究看，张晓晶分析了次贷金融危机后宏观经济学发展面临的一些问题，提出应该推进宏观经济学的融合、改造理性经济人假说、重建危机经济学、回归经济学的初衷“经世济用”。冯俊新等认为以后应更加强调金融部门的作用，更加重视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宏观经济后果，更加重视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有关风险衡量的测度。董昀提出凯恩斯主义宏观政策只能防止经济深度下滑，并不能带来经济长期繁荣，也不能帮助人们理解市场经济运行的本质特征，认为需要“回到熊彼特”，以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为基本框架来理解经济周期和金融危机，从而找到走出危机的治本之道。

　　理论是对现实的映射，在西方发达经济体出现问题并且在反思宏观经济学的背景下，我们还应该认识到目前的宏观经济学理论有可能考虑发达经济体特点而忽视了其他经济体。此外已有的文献多数是论述次贷金融危机的成因和传导机制，或者分开论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应对政策。本文主要使用纵向比较和横向比较、求同比较和求异比较等方法对中国经济和其他主要经济应对次贷金融危机的政策进行比较分析，进而提出一些启示。比较的方法虽然在经济学研究中广泛应用，但是多存在使用的误区，例如比较的时候没有考虑标准的统一性，没有保证其他变量不变的条件，没有考虑到比较的前提是收敛一致等。

　　二、主要经济体的特征事实和危机前后经济政策比较分析

　　（一）特征事实比较

　　本文选择“金砖四国”（中国、巴西、印度和俄罗斯）为新兴经济体代表，这些国家的共同特征事实有：（1）处于快速城市化和工业化过程。农村劳动人口逐渐转移到城市，人均产出不断提高，这一过程伴随经济的发展。（2）这些国家都经历了发展的曲折历程，不管是前社会主义国家还是前殖民地国家和经历了发展陷阱的国家，都有发展经济不太成功的历史，尤其是俄罗斯和中国都经历较长时间的计划经济，政府习惯于对经济直接干预。印度和巴西则是前殖民地国家，深受前宗主国的影响。（3）这些国家无论发展程度高低，政策方面一般都注重对外开放，积极发展外向型经济，大规模招商引资。（4）这些国家在全球金融危机中受到的冲击较大，因为这些国家多为外向型经济，但由于积累了一定的外汇储备，同时由于政府财政状况也相对较好，这些因素决定了在面临危机的时候有一定的抵抗力。中国同其它新兴经济体相比，有的方面也有自己的特点：（1）中国的人口最多，国土面积幅员辽阔，东西部区域差别较大，这些都为实施财政政策提供了空间。（2）中国的国有企业资产总量远比这些新兴经济体多，国有企业介入的领域也更为广泛。（3）受益于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基础设施和人力储备已经形成相当的规模。

　　发达经济体主要位于北美和欧洲，具体讲是原来的7国集团（G7）：美、英、法、德、意、加、日。这些经济体的特点有：（1）稳态经济。同发展中国家处于一个趋同的过程不同，发达经济体处于一个稳态的过程，几乎每年的经济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波动性都很小，这是因为这些国家已经完成工业化，农业人口占比一般是20%左右，有的甚至仅有10%。（2）高度发达的要素市场。例如金融市场方面，全球主要交易市场都集中在发达国家。劳动力市场方面社会保障体系完善，人口抚养比稳定在50%左右，被雇佣者的话语权较大，劳动力市场比较灵活。（3）创新推动经济增长。产业结构调整和创新能力增加使得农业和制造业这些传统产业在现代高科技的武装下重新焕发活力，例如美国借助现代农业技术使粮食生产效率大大提高，二战后至今美国在人力投入减少的情况下农业总产量已经翻了一番多。

　　经典教科书里面归纳的发达经济体的特征事实有：短期内投资的波动小于产出和消费的波动；长期内人均资本和人均产出以稳定的速度增长，产出和资本比例接近常数，工资增长率和产出增长率接近，资本和劳动的产出份额比例保持稳定的比例等等，这些特征已经被英国和美国等发达经济体的数据验证。显然中国经济不符合这些特征，中国经济仍然是依靠投入要素来增加产出，而且在刘易斯拐点出现的情况下，劳动力增加不能持续。资本方面，不完善的金融体系配置资本的效率也较低，例如由于资本稀缺，资本的产出份额较高导致收入分配偏向资本，产出的快速增加并没有导致工资的相应增长。短期来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由于缺少传导机制，往往没有直接的行政干预更有效，例如市场利率没有直接信贷控制更能影响企业行为，财政政策也由于地方政府的GDP锦标赛产生异化，有些方面导致了改革方向偏离市场化。

　　（二）宏观经济政策比较

　　本文使用世界银行WDI&GDF数据库的数据对巴西、中国、法国、德国、印度、俄罗斯、南非、英国和美国的最近十余年经济指标进行分析，尤其注重次贷金融危机前后的变化。

　　可以看出，除了2009年，新兴经济体一直保持高速增长，尤其是中国经济表现非常抢眼，次贷危机前连续5年保持两位数增长，这在世界经济发展历史上也是罕见的，但是另外一方面也说明经济体本身需要一种调节，这样内外因结合，经济出现波动，波动幅度甚至大于危机起源国家。从时间上看2008年发达经济体就出现了负增长，拖累了全球经济。其它主要经济体在2009年几乎都是负增长，其中俄罗斯GDP更是下降了7.83%。

　　在价格水平方面，从消费者物价指数来看，涨幅最大的依次是俄罗斯、巴西、印度、南非、美国、中国、英国、法国和德国，发达经济体价格水平更稳定，说明发达经济体应对危机的货币政策的功能得到了有效发挥。新兴经济体在应对危机时虽也都实施了宽松的货币政策，但是总供给减少造成价格水平增幅较大。

　　从数据整体来看，流动性指标M2/GDP在新兴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之间不存在明显的差别，中国的数据和发达国家例如德国和英国的数据非常接近，因为这一比例和金融体系以及国民文化背景有关，而和货币政策的关系并不大。目前中国是否存在天量超发货币的争论实际上是个伪命题，因为是否在超发货币主要是指央行的基础货币，或者高能货币，但是实践上由于市场化和货币化加大了货币乘数，广义货币M2很大程度不是央行所决定的。危机前后对比，新兴经济体由于政策滞后，流动性更旺盛。

　　可见英美发达国家以及印度、南非等国主要是依靠所得税，而我国以及俄罗斯这种转轨经济体目前主要是流转税为主，这种不同的税收结构对于经济的激励效应也是不同的。流转税征收简便，但是容易导致逆向选择，只重视经济增长数量，忽视质量。此外税收的波动性较大，流转税在经济危机时期下滑较快，抑制了财政支出能力，不利于应对危机。目前主流的宏观经济学流派主要有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和新凯恩斯主义学派，前者侧重市场的自我修复，后者提倡政府的干预。这些学派在借鉴其他宏观经济学派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和演变，事实上在很多方面已经达成了不少共识，例如都认可代表性个人的追求效用最大化以及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假设，都重视劳动力市场，都寻求把自己的宏观经济理论增加一定的微观基础。当然也有明显的区别，例如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更严格，更强调均衡分析和市场出清，结论和逻辑更严密，但是离实践似乎更远，和经济实践的数据拟合也不理想。

　　不管是古典主义、凯恩斯主义还是这些理论的发展和综合，理论都是来源于西方发达国家，属于这些经济学流派的经济学家也多数是在英美等发达经济体学习和工作。以次贷金融危机为例，一方面，不少经济学家认为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金融自由化，例如混业经营以及低利率政策导致了流动性过度，房地产市场出现泡沫，加之金融监管的缺失，放任金融衍生品越做越复杂，最后出现次贷金融危机，所以错在新古典经济学的自由放任主义；另一方面，也有不少人认为格林斯潘担任美联储主席期间一直采用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来调节经济，这是凯恩斯主义熨平经济波动的思想体现，同时，政府干扰市场的运行让低收入者纷纷有其房，最终贷款出现了大量违约，导致金融危机的发生。当今世界的经济政策很难用单纯的新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主义来定位，更多的是兼而有之。在救市举措方面，各国政府在短期也是采取凯恩斯主义的政策，管理总需求，但是长期更多的是依靠新古典主义政策，管理总供给。

　　三、次贷金融危机前后中国宏观经济政策比较

　　（一）财政政策方面

　　总体上财政支出促进了经济社会和民生事业发展，当然也有问题，例如四万亿财政政策主要投向了国有企业部门和一些利益集团控制的垄断行业，政策反应虽然迅速，但是缺乏针对性，例如提升人力资本存量的公共健康支出就存在投入不足的问题。从图1来看，公共健康支出占GDP的比例，次贷危机后已经超过2%，但是仍大大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在未来人口抚养比快速上升的情况下，劳动力数量增长放缓，必须提高人口质量和健康水平，从而提高人力资本存量，进而增加经济增长潜力。对于健康的投资有两个方面的作用，一是直接提升消费者的生活满意度，提升幸福感；二是增强消费者的身体素质，进而提高其收入，间接提升效用。这种终极追求显然会收敛，所以中国在公共健康方面的财政支出增长空间较大。

　　税收政策方面的财政政策由于直接作用到实体经济，宏观经济政策调控的效应明显，尤其是涉及财政收入方面的政策经济主体的反应速度也比较快。减税计划由于分税制下各方尤其是地方政府的博弈制约，所以没有出台大规模的减税计划。相反由于财政支出的刚性和预算体制的制约，一些地区在中小企业纷纷倒闭的条件下还继续雪上加霜加大税收征缴力度，没有起到反经济周期的雪中送炭作用。

　　（二）货币政策方面

　　货币政策工具一般可以分为数量工具和价格工具。价格工具集中体现在利率或汇率水平的调整上；数量工具则更加丰富，如公开市场业务的央行票据、准备金率调整等，聚焦于货币供应量的调整。由于债券市场不健全，我国央行就经常发行定向票据或者实行有差别的准备金率；由于制度背景和历史文化背景，我国的货币政策操作非常有自己的特色，即使将来建成完善的市场经济仍会有自己的特点。中央银行法规定保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的发展，但是实践中必须衡量稳定价格水平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也即是失业还是通货膨胀哪个成本更大。

　　货币政策的前瞻性难度非常大，因为货币政策本身具有时滞问题，再加上很难对外部冲击做出精准研判，所以尽管中国在金砖四国里面反应还算迅速，但是事后来看仍有改进空间。例如2007年10月我国上证指数达到6000多点此后一路下滑，国际原油市场石油2008年7月每桶达到140多美元的高点后跌到30多美元。从2006年底到2008年6月几乎每月上调一次存款准备金率，在奥运会以后才开始改为下降存款准备金率。

　　实际利率如图2所显示，中国在大多数时间内都保持较低的实际利率，只有在2009年达到5.94%，一般为负利率水平，与俄罗斯类似。由于2009年应对危机时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力度较大，2010-2011年有滞涨势头时，央行无法上调利率，只好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在外汇方面，人民币升值的呼声最近逐渐被贬值的预期代替，这恰好说明汇率市场化取得了一定的进展，而不是像1994-1996年那次严重的通货膨胀主要是因为没注意到对外经济部门的因素。

　　按照实际有效汇率计算，2005-2011年人民币币值已经上升21%，而同期美元则贬值13%，次贷危机后，美国实行了几轮货币宽松政策，降低基准利率和贴现率等，但是由于国际经济形势悲观，有可能出现整个全球经济的流动性陷阱，美元的贬值预期并不强烈，美国仍会保持宽松政策。

　　（三）其他政策例如法律手段、经济计划、产业政策、收入分配、科技创新政策等

　　收入分配方面长期以来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失调，居民收入增长速度滞后于经济增长，造成消费需求相对不足，这些问题随着经济结构变化会逐渐解决，例如城乡居民之间收入差距扩大等结构性问题的解决需要公共财政在社会保障支出方面的政策调整。值得特别指出，实行上述所有政策都必须考虑和确定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在市场失灵的领域，例如外部性、公共品、垄断、信息不对称等领域以及经济危机时期，这些都需要政府干预。目前国内存在政府微观干预过多的问题，中国的经济政策可以更多借鉴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理论。由于出现次贷金融危机这种非常态的经济状况后，本来正在进行的市场化改革往往会借口政府干预而中断，反而加大了政府的权力边界，但是非常规状态下的临时干预有一个退出问题，如果只有进入没有退出，那么所有的效应积累下来政府干预经济的力度会越来越大。另外还应区分长期和短期，经济体制改革属于制度经济学，但由于计划经济的思维惯性和其他原因导致中国的宏观调控和西方的宏观调控往往并不是一回事，有些是属于产业经济学范畴，例如媒体经常提出的“有保有压”就是产业管制。

　　四、结论与启示

　　在次贷金融危机发生后中国由于对外开放的水平较高，也受到其影响。本文使用比较的方法进行理论和实践的考察，通过比较中国和其他经济体的表现和应对政策以及中国自身在不同阶段的政策，认为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整体上取得了预期的成效，但是在一些具体的政策目标选择和工具使用等方面还需要完善。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不仅仅要考虑到同其他国家的经济协调，考虑经典经济学理论给出的对策建议，更要思考本国独特的经济发展形势和阶段，保持经济持续平稳增长应该更注重刺激总供给，但是又要防止政府干预过多和企业重复建设。

　　1.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需要一定的传导机制，利率市场化和公共财政均等化的目标应更快速地推进。金融市场是关键的一环，尤其是资本市场可以连接消费市场和要素市场，具有全局的意义。次贷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尽管表现为金融市场上的问题，但应该清醒地看到我们在金融市场上的差距，继续发展衍生品市场和资本市场。金融资源配置不合理，要素市场化不够，限制了宏观经济政策传导，甚至起到反作用。

　　2.政府利用危机带来的机遇进行有重点支出，增加总供给能力。应该考虑区域的差异和二元经济背景，在农村、农业和农民方面加大财政支出力度，例如政府出资进行农民工培训、农村妇幼保健支出等。次贷危机的影响很难估量，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很难再依靠外需的拉动迅猛推动经济，必须提高农民的收入，例如财政支出、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甚至面向西部地区专门的信贷计划等推动中西部广大农村地区发展，拉动内需。

　　3.考虑政策协调问题，包含国内各项政策之间的协调和国际政策协调。国内各部门例如财政税务、海关、商务部、人民银行之间的政策力度配合，有的政策短期内来看都比较正确，但是长期的作用下来看往往互相抵消。国际政策协调需要考虑不同国家尤其是中美两国的经济周期和政策周期问题。目前人民币汇率事实上采取了盯住美元的政策，由此美国的一些政策往往限制了中国的政策空间，比如美国降低利率的时候，如果中国保持汇率水平稳定，也应该降低利率，但是有可能中国经济正处于过热的阶段，需要提升利率。这就需要政策调控的精准化和差异化。

　　作者：周彬

　　第3篇：宏观经济政策下的河南省就业分析

　　一、确定影响就业较为显著的解释变量

　　从河南省年度经济总量、产业结构、财政政策等几方面找到以下可能对我省就业人数产生影响的11个变量：

　　Y：就业人数（万人）X4：城镇化水平（%）X8：第二产业生产总值（亿元）

　　X1：省内生产总值（亿元）X5：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元/人）X9：第三产业生产总值（亿元）

　　X2：总人口数（万人）X6：财政预算支出（亿元）X10：进出口总值（万美元）

　　X3：乡村人口数（万人）X7：第一产业生产总值（亿元）X11：出口值（万美元）

　　分别对每个解释变量Xi与被解释变量Y做OLS估计，其中X2的t值为34.623较大，可作为逐步回归分析法筛选变量的基准变量。分别将其他10个变量依次引入模型与X2做回归，最终保留的解释变量为X1、X2、X4、X6和X10。

　　二、多重共线的检验及处理

　　为避免多重共线，令X1、X2、X4、X6、X10分别作为被解释变量，比较R2值大小。由E-views分析可知，X1的被解释程度最高，达到了0.998475，所以剔除X1。对剩余四个变量做OLS估计，发现X10的t检验值仅为0.8565，不通过检验。通过建立缺少一个解释变量的回归模型，最终保留了X2、X4、X6。为进一步验证该模型的准确性，分别令三变量与Y做关系散点图，X2与Y散点图近似一条直线，但X5、X6与Y的线性关系在2001年处都有很明显的偏折。因此，对X4、X6引入虚拟变量D1

　　D1=D1=0，2001年前

　　1，2001年后（包含2001年）

　　经过分析得，只对X8引入D1效果非常好，得出如下模型：

　　Y=0.687372X2+26.83327X4+1.556108X6-1.650286X6*D1+687.8439D1-2428.708（18.51778）（1.903516）（4.026325）（-4.905287）（3.819403）（-6.966132）

　　该模型有效的消除了多重共线，所有变量均通过t检验，并且R2值达到了0.995497

　　三、异方差、自相关的检验与修正

　　1.G-Q检验。在把34期样本数据按照从小到大排序，去掉中间的8期数据后，分别对两个子样本进行回归，在5%的检验水平下在查得F（7，7）=3.5。对于X2，F=RSS2/RSS1=3.47；对于X4，F=RSS2/RSS1=1.29；对于X6，F=RSS2/RSS1=0.36<3.5。

　　检验。

　　1）对原模型做OLS估计，得到残差ei；

　　2）对ei2=a0+a1X2i+a2X4i+a3X6i+a4（X6i*D1）+D1+a5X2i2+a6X4i2+a7X6i2+a8（X6i*D1）2+vi作回归，得到R2

　　求得nR2=34*0.493400=16.7756，临界值为16.919>16.7756

　　由于G-Q检验中X2的F值、White检验的统计值nR2均与各自临界值接近，因此判断模型随机项存在较弱的异方差。为使模型拟合得更好，本文选取1/|ei|作为权数，使用WLS法再次进行估计，最后各变量均通过t检验，R2为0.999977。DW值仅有1.05，说明存在正自相关。

　　3）用广义差分法对随机项自相关进行处理

　　令Y*=Y-ρYt-1X2*=X2-ρXt-1X4*=X4-ρXt-1X6*=X6-ρXt-1

　　将X2*、X4*、X6*以X21、X41、X61带入E-views软件进行广义差分计算（ρ=0.474343），在WLS法下使用广义差分消除异方差和自相关后，模型的回归参数都通过了t检验，并且D-W值为1.816，说明自相关已消除。

　　四、最终方程与绝对相对误差

　　最终方程为：

　　Y*=0.643847X2*+24.56147X4*+1.886102X6*-1099.004（2001年前）

　　0.643847X2*+24.56147X4*-0.030576X6*-703.6885

　　（2001年后，包含2001）

　　拟合值的绝对相对误差除1987及2010年外均小于5%，说明拟合误差极小，模型准确度高。

　　五、建议及预测

　　通过对1978-2011年的相关数据建模，得出以下影响河南省就业的主要因素：

　　（1）全省总人口。河南省2011年农村劳动适龄人口约为3846.4万，从事第一产业的仅有2655.29万人，说明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存在，他们缺乏其他技能，是就业市场的弱势群体。一方面应继续落实农村计划生育政策；另一方面应加强乡村教育水平，继续开展“河南省全民技能振兴工程”专项工作，以解决就业结构性失调的矛盾。

　　（2）城镇化水平。河南省城镇化率已由1957年的9.3%提升到了2011年的40.6%。一方面应大力扶植二、三产业的发展以促进城市化进程；同时，继续加大基础设施和农村新型社区建设投资，推进城乡一体化。

　　（3）财政预算支出。根据模型可得，2002年后X6的系数变为负值，河南省财政预算支出看似对就业产生了负影响，实则说明了支出额仍不足以刺激就业的问题。河南省财政厅应进一步加大投入，对毕业生的就业和下岗职工的“就业再就业”进行指导。

　　显然，政府财政支出在就业增长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经济增长放缓必定会减少财政收入，从而影响政府支出行为，进而对就业产生负面的影响。同时，有效就业理论认为，中国的“奥肯悖论”是企业有效就业率过低造成的。那么作为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一项措施，“减员增效”必将对就业产生更大的负面影响。

　　作者：毛雅楠

　　第4篇：宏观经济政策对股市的影响

　　1.前言

　　政府调控、国有股一股独大、国有资金入市是研究中国股市的约束条件或前提条件，似乎是不说自明的。中国股市设立以来，政府调控股价指数高低的政策性作法，不断实行。最典型的如1994年三大政策，1997年人民日报社论，1999年的五一九行情。股份公司的设立要政府批准，控制较严，而企业上市数量长期由政府控制和分配。股市的一个功能是为国企解困和改革服务，上市公司的多数是国企改制以后上市的。而股市证券商基本是国有企业，甚至近几年成立的基金管理公司也是由这些证券商发起的。中国股市的入市资金除了私人资金之外，国有控股公司的资金、证券投资基金以至银行资金都具有国有企业资金的特点，具有国有企业治理结构下类似的资金特点[1]。中国股市的这些现象，在发达的证券市场中不存在，即使在其它新兴的证券市场也不存在，或者只是微弱地存在。中国股市的上述鲜明特点，就注定了政府制定的宏观经济政策会对股市造成重大影响。

　　2.财政政策对股市的影响

　　财政是国家为实现其职能的需要对一部分社会产品进行的分配活动，它体现着国家与其有关各方面发生的经济关系。国家财政资金的来源，主要来自于企业的纯收人。其大小取决于物质生产部门以及其他事业的发展状况、经济结构的优化、经济效益的高低、以及财政政策的正确与否，财政支出主要用于经济建设、公共事业、教育、国防以及社会福利，国家合理的预算收支及措施会促使股价上扬，重点使用的方向，也会影响到股价[2]。财政政策是除货币以外政府调控宏观经济的另一种基本手段。它对股市的影响也相当大。下面从税收、国债二个方面进行论述。

　　国债是区别于银行信用的一种财政信用调节工具。国债对股票市场也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首先，国债本身是构成证券市场上金融资产总量的一个重要部分。由于国债的信用程度高、风险水平低，如果国债的发行量较大，会使证券市场风险和收益的一般水平降低。其次，国债利率的升降变动，严重影响着其他证券的发行和价格。当国债利率水平提高时，投资者就会把资金投入到既安全收益又高的国债上。因此，国债和股票是竞争性金融资产，当证券市场资金一定或增长有限时，过多的国债势必会影响到股票的发行和交易量，导致股票价格的下跌[4]。

　　税收是国家为维持其存在、实现其职能而凭借其政治权力，按照法律预先规定的标准，强制地、无偿地、固定地取得财政收入的一种手段，也是国家参与国民收入分配的一种方式。国家财政通过税收总量和结构的变化，可以调节证券投资和实际投资规模，抑制社会投资总需求膨胀或者补偿有效投资需求的不足[5]。运用税收杠杆可对证券投资者进行调节。对证券投资者之投资所得规定不同的税种和税率将直接影响着投资者的税后实际收入水平，从而起到鼓励、支持或抑制的作用。政府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对股票市场的影响有以下几点：减少税收；降低税率、减少税收，可以增加企业收入，从而提升股票价格。增加财政赤字，扩大财政支出。增加政府采购会增加相关上市公司的利润，提升股票价格。居民收入增加，对证券市场的信心增强，提升股票价格。政府直接投资增加，比如投资能源、基础设施、住宅等，可以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提升相关上市公司的业绩，提升股票价格。

　　增加财政补贴。财政补贴是政府财政支出的一个重要形式，财政补贴会提高相关上市公司的利润，提升股票的价格。紧缩性财政政策对股票市场的影响与上述情况相反。财政政策对股票市场的影响非常复杂，投资人要结合其他方面的情况进行综合分析，从而作出投资决策。

　　3.货币政策对股市影响（货币政策10年来对股市的影响）：

　　中国央行的货币政策最近10年来对中国股市有着巨大的影响。持续宽松的货币政策通常导致估值较低的股市长时间上升，持续紧缩的货币政策通常导致估值过高的股市长时间下跌。

　　中国央行的货币政策最近10年来对中国的经济和股市有着巨大的影响。从上表分析可知，松动的货币政策一般能引发牛市，如06-07年的大牛市，上证指数直冲历史最高6124点；相反，从紧或者稳健的货币政策基调往往导致股市表现不佳，持续向下调整。由此可见，货币政策与股市有极大的相关性。

　　3.12001-2005年的熊市

　　2001年初，中国股市估值过高、泡沫严重。2001年5月，中国人民银行在《2001年一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提出："要抓紧拟订严禁信贷资金违规进入股市的操作方法，加强对信贷资金用途的监督，加大对违规行为的查处力度，降低和防范信贷风险。"2003年8月，为了抑制流通中资金供给过快增长，防止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中国央行在保持低利率的情况下，开始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从之前的6%逐渐上调到2004年的7.5%。2003-2005年，中国央行发行的央行票据总额约为1.8万亿元。货币政策出现"稳中从紧"的倾向。M2增速从2003年8月最高的21.55%逐渐下降到2005年初的14%。在这种情况下，上证指数震荡下跌，到2005年6月，一度跌破1000点。市场估值水平回归合理，上交所上市公司平均市盈率跌破16倍。CPI也由2004年7月的5.3%逐渐下降到2006年初的0.8%。

　　3.22006-2007年的牛市

　　由于通胀回落，中国央行的货币政策有所松动，一年定存利率在2%附近维持了很久，直到2007年才真正进入加息周期。M2增速连续两年维持在15%以上。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股市由于估值偏低、股改启动、大量外资流入（贸易顺差+外商投资+热钱），经历了一轮大牛市，从2005年最低的1000点到2007年最高的6000点，两年多时间里上涨了500%。市场再次进入泡沫状态，上交所上市公司平均市盈率一度接近70倍。

　　3.32009年的牛市

　　2008年底，全球金融危机全面爆发，中国的货币政策出现重大转向。2008年11月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正式提出货币政策由"从紧"转为"适度宽松"。一年定存利率从10月开始下调，到12月已经降至2.25%。存款准备金率也相应下调。中国政府实行宽松货币政策的态度非常坚定，从11月份开始，新增贷款急剧上升。2009年1-3月，每月新增贷款连续超过1万亿。到3月份，M2增速已经达到25%，为近10年来的新高。随着宽松货币政策的实施，A股市场强劲反弹，到2009年8月4日，上证指数收于3471点，上交所上市公司平均市盈率约为30倍，出现轻微的泡沫。

　　3.42010年到2013年熊市

　　宽松货币政策一般都会导致通货膨胀。从2010到2011年，中国的CPI分别为3.3%、5.5%。但是2012年CPI降为2.6%。自2010年以来，央行已连续12次上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只是在12月5日下调0.5百分点，累计涨幅达到2.5%。面对紧缩的货币政策，中国A股市场经历长达两年的漫漫熊市，上证指数长期在2000-3000点盘整。

　　4.结束语

　　本文就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股市做了一个全面的回顾。基于我国股市是政策市这一性质始终存在，因此财政和货币政策的任何举动都会引起股市的动荡。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引发牛市，紧缩的财政政策和稳健保守的货币政策引起熊市。

　　作者：赵洋华

　　第5篇：从金融全球化看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

　　近十年来，在金融全球化浪潮的影响下，各国宏观政策有了改善，经济结构的调整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市场机制在引导资源配置方面也发挥了更大的作用。然而，在政策得到改善的同时，宏观经济并没有相应地变得更加稳定，这种不稳定表现在20世纪90年代中的两次重大经济下滑及一系列货币和金融危机上。金融全球化的发展有利于资源的再分配，有利于资本流入国和全球的经济增长与效率提高。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性并没有得到有效减少呢？这主要是由于全球经济发生了三个重要的变化，这三大变化使得现有经济政策的改善并不足以抵制金融全球化的风险，从而使宏观经济表现出更大的不稳定性。

　　首先，世界的通货膨胀率已经下降到40年来的最低点，这本身也是一个主要的政策成就。鉴于高通货膨胀率的教训以及各国间的比较和示范效应，追求低通货膨胀率成为各国货币当局的一个共识：由于许多国家加强了财政约束，从而促进了货币约束和实际及预期的通货膨胀率的下降；一些国家实行了贸易自由化、国有企业私有化、放松产业管制等政策，客观上降低了生产的成本，从而降低了价格，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通货膨胀率的下降。通货膨胀率的下降给一些国家的货币当局带来了相当大的压力，这种压力主要来自对通货紧缩的担心，事实上，通货紧缩的现象已经在一些国家出现，它会加重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性。

　　其次，全球金融市场的一体化导致国际间的金融传导机制更加复杂化。在金融市场一体化的条件下，全球的金融资源会在任何时候转向任何相对活跃的国家或地区，其间的大量资本流动可能会促使正处于扩张阶段的经济体产生经济过热和资产市场泡沫的风险，同时，巨额的国际资本流动也会损害一些国家脆弱的金融体系并导致货币发生不稳定的波动。

　　第三，越来越多的国家采取灵活的汇率制度，这将导致采用钉住汇率制的国家更容易受到冲击，因为这些国家在货币政策上丧失了一定的自主权，无法完全按照本国的经济发展形势制定相应的货币政策，而只能被动地跟随所钉住货币的发行国调整自己的货币政策。在这种背景下，由于9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周期不再与发达国家相一致，当发达国家根据自身经济发展状况调整其宏观经济政策时，钉住其货币的发展中国家不得不跟随其进行相应的调整，由于这种调整并不是国内经济所需要的，调整的结果必然造成国内宏观经济不稳定性的加剧。

　　考虑到金融全球化对宏观政策的影响。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时，要注意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第一，通货膨胀目标要考虑资产的价格。在低通货膨胀率的良好经济环境下，可能会诱使投资者承担风险去购买资产，从而造成资产价格上涨。据此，萧条经济学认为，当生产率大幅度提高时，货币当局应努力把通货膨胀率维持在正的水平上，否则名义收入增加从而购买力增加会产生错误的利润信息，这种错误的信息往往会导致资产价格的膨胀，并最终造成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性。有人提议计算广义的通货膨胀率，即计算商品与服务、房地产和股票市场三个市场价格的加权平均数作为通货膨胀率，权数可按三个市场资产量占资产量的比重取值。

　　第二，全球化会强化政策溢出。在金融全球化条件下，资本在国际间的流动更加便利，物价稳定地区的资本可能会流向经济更强劲的地区，如果资本流动额相对于资本流入国经济规模很大的话，在缺乏适当的政策调整的情况下，往往会造成该国宏观经济的不稳定。另一方面，本来物价稳定的地区，由于资本追逐高利润而流向别的国家和地区，势必影响该地区的经济平衡，从而在该地区造成不稳定。

　　第三，当资产价格过高以致达到不可持续的水平时，货币当局往往会面临较大的挑战。这种挑战首先来自于判断上的困难，即货币当局很难判断资产价格的上涨是真的到了不可持续的阶段，还是来源于财富拥有资产组合偏好的永久改变或是收益率的永久上升；其次，这种挑战还来自于政治上的困难，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是以控制消费物价而不是资产价格为基础的，虽然采取紧缩行动也许对宏观经济是必要的，但中央银行会遇到政治上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采取更灵活的财政政策可能会起到更为积极的作用。当资产市场过热，尤其是当资本流入已经对汇率产生升值压力时，一国政府可以通过征收较高的资产交易税和资本流动税来达到抑制资产价格持续上升的目的。

　　我国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是指以刺激经济持续增长为目的，以国债发行为手段，以财政信贷协调为基础的财政投资性支出政策。它对于遏制通货紧缩趋势、拉动内需、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了扩大国内需求，促进经济增长，我国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但内需不足状况始终未得到彻底改观。随着财政赤字的不断增加、利率的不断降低，宏观政策的作用空间也在逐步缩小，在这种情况下，为进一步发挥宏观调控的作用，应适时调整和充实宏观经济政策有利于社会的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对拉动我国经济增长起到了重要作用。随着财政赤字的增大和降息空间的缩小，应适当地调整和充实财政政策的内容，把以政府支出为主的财政政策转变为以减税为主的财政政策，同时实施更为积极、灵活的货币政策。

　　作者：王昌德

　　第6篇：从股市联动性看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性

　　一、引言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金融自由化的程度加深，股票指数在近年来也呈现联动的趋势。众多研究表明西方发达国家呈现较强的股票市场联动性。中国经济逐渐融入全球，资本市场的逐步对外开放，中国股市与国际股市的联动性也进一步增强。本文力求利用联动性的变化来验证我国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采取的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性。

　　二、文献综述

　　谷耀、陆丽娜（2006）应用DCC-EGARCH-VAR模型，检验表明港市在收益和波动上都对沪、深两市存在显著的溢出效应，并没有表现出其他国家资本市场的“杠杆效应”。李晓广、张岩贵（2008）运用回归模型表明总体上我国股票市场与国际市场的联动性不强。徐有俊等人（2010）采用DCC-MGARCH模型研究，认为中国与国际股市的联动性较小，但有增强之势。

　　从已有研究文献来看，DCC-GARCH模型在研究国际股市联动性方面的应用较多，但基本上侧重于中国与不同国际股市动态相关性的横向比较，基本没有针对于金融危机期间的变化研究。本文将弥补以此为视角，运用DCC-MGARCH模型和马尔科夫状态转移模型进行政策有效性分析的这一空缺。

　　三、中国股市与国际股市实证研究结果

　　（一）样本数据及检验。

　　本文采用2006年1月至2012年6月上证综指、S&P500与S&PEurope350指数对数收益率的日度数据，来分析我国股市同国际发达股市间的联动性。在分析中采用对数收益率的形式，计算方法如下：

　　在进行DCC-GARCH模型的参数估计前，我们有必要对数据进行相关检验。收益率序列的平稳性检验表明，数据序列均为平稳的时间序列，直接对其建模不会出现伪回归问题。经过收益率的自相关性检验，本文选择AR（5）对S&P500数据进行过滤，采用AR（1）对EUROPE进行建模消除数据自相关性。

　　（二）马尔科夫状态转移模型分析结果。

　　通过马尔科夫状态转移模型可计算出的平滑概率，可看出此次危机是逐渐加深的，而且在雷曼兄弟倒闭后，进入了危机的深处。

　　据此我们将所选取得数据划分为3个阶段：危机前（2006.1-2007.8）、危机中（2007.8-2009.8）、危机后（2009.8-2012.6）

　　（三）不同市场之间的波动溢出效应。

　　1、单变量的GARCH估计。

　　本文直接采用GARCH（1，1）模型对数据进行分析，参数估计结果表明，各参数的估计值都是显著的，并且各市场的波动性都具有明显的持续性。而后对残差序列用Ljung-BoxQ统计量进行自相关检验，结果表明，残差序列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对残差序列进行ARCH-LM检验结果也在1%的表明均值方程和方差方程的设定都是合理的。

　　2、多变量GARCH模型估计。

　　下面利用DCC-MVGARCH模型对中国、美国、欧洲市场各股市的相关性进行考察，这里的条件方差形式设定仍然为GARCH（1，1）形式，DCC估计的阶数为1。

　　从模型参数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滞后1期的标准化残差的乘积对动态相关系数影响显著。接近于1，说明相关性具有明显的持续性特征。同时，和具有明显的统计显著性，我们可以判断一定存在动态可变的条件相关系数。

　　使用DCC-MGARCH得到的时变相关系数的图，可以看出在整个样本区间，三组动态条件相关系数均表现出显著的时变性特征。分析比较后得出中国股市同国际的联动性仍然较小，远不及国际发达股票市场的联动性。

　　根据DCC-MGARCH估计结果，分别计算的危机前、危机中和危机后的时变相关系数的均值可以看出在危机期间，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股市普遍下跌，导致美欧间股市的联动性明显升高，而中美、中欧的时变相关系数的均值在此期间却反之降低了，直到危机结束后才又回到了危机之前的水平。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全球股市暴跌，各国股市联动性升高的情况下，是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我国同其他国家股市间的联动程度。

　　进一步，我们发现在2008年9月由于雷曼兄弟破产而导致的全球股市同步快速深幅下跌时期，三组市场间的联动性都在这一时期突然升高了。不同的是，在中国推出四万亿的救市计划后，我国同欧洲和美国的联动性迅速重新回到了较低水平，而美欧之间的联动性却在此之后一直维持的较高水平直到危机结束。这进一步印证了前面的观点：我国政府在金融危机期间的宏观经济干预政策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减少国际股市对我国股市的冲击，减弱我国同国际股市联动性。

　　四、结论

　　本文通过不同时间段中国股票市场与国际股票市场联动性的研究，发掘中国股票指数与国际指数的相关规律，力求利用这种股票市场联动性变化的来度量我国在金融危机期间采取的宏观经济救市政策的有效性。通过上文的实证分析表明：在以稳定国内股市的角度考察，宏观经济政策的对我国股市同国际股市的联动性影响十分明显。

　　根据本文的结论在受到较大外部冲击时，金融监管当局应当制定相关政策以减少国内市场波动，稳定国内股市，使股票市场保持正常的筹资功能，为我国市场经济的稳定发展做出贡献。

　　作者：缪婧怡等

　　第7篇：刍议宏观经济政策对成品油市场的应用

　　一、引言

　　成品油的价格调动与我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它让消费者感到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尤其是成品油市场取消了挂靠油品4%的涨价、工作日也从22个调整到了10个，这就是宏观经济政策对成品油市场的政策越来越强了。

　　二、宏观经济政策和成品油价格波动有哪些关系，宏观经济政策是怎样影响成品油市场的？

　　1.宏观经济政策和市场两者的关系

　　宏观经济政策是宏观调控的手段，市场是资源配置的方式，宏观经济政策对市场施加影响能够让资源得到合理的利用。就好比，政府利用财政政策干预税收和信贷，可以让企业减轻负担，这样可以降低生产成本，达到降价的目的，促进了消费。

　　2.成品油市场受到了宏观经济政策的哪些影响

　　实践表明，成品油市场受到的主要影响就是税费，其他影响是生产成本。下面从宏观经济政策对成品油价格的影响来分析。

　　从相关部门了解到，原油到最后销售的成品油共分为三个环节。

　　2.1在原油勘探开采过程中需要分担生产成本、收益金、探矿权使用费、资源税、采矿权使用费、土地使用税、企业所得税、城市维护城建税等等13种税费；

　　2.2在炼油过程中也要缴纳和生产过程一样的税费，除此之外还要缴纳消费税，缴费标准是柴油0.8元/升，汽油1元/升。

　　2.3在销售过程中，还要缴纳8种税费，其中包括企业所得税、增值税、土地使用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房产税等等。

　　据推算成品油价的40%是税费，马富才也透露，税费占成品油价的45%，这个比重是很高的。不难看出，收税费是宏观经济政策对成品油价格的主要影响。例如，通过财政政策征收石油特别收益金，间接提高了成品油价格，增加了中央财政非税收入。反之，油价高政府会出台相应对策减轻给经济带来的危害。例如，我国支持交通运输业发展实施财政政策，补贴燃油，达到降低公交的成品油消费支出成本。国家为了打击偷税漏税的行为，调整一些税收具体实施的细则，加大了征税范围。部分燃料油生产厂商在2008年费改税后，为了降低缴纳的石油消费税在正规的汽油和柴油中添加化学原料和化工用油，如此一来成品油的成本比正规的每吨低千元左右。因此，从2013年1月1日开始对所有液体石油征收消费税，这个政策给了煤制油等炼化行业一个打击，降低了他们在市场中的竞争力，增加了他们的税费负担，重新调整了行业。

　　三、成品油价的总体影响力分析

　　1.成品油对运输仓储行业的影响力分析，成品油价格上涨，交通运输业是受影响力最大的行业，主要是由于成品油价上涨直接增加运输成本的投入，从而利润空间被压缩，据有关资料显示，对成品油需求量较大的特殊运输行业，比如航空运输，目前国内三大航空运输行业的成本投入已经超过了总成本的将近一半的空间，对于航空业来说，成本的增加将意味着燃油附件费用的增加。而对于物流行业来说，成本的增加无疑是增加了运输成本，导致最后的附件费用直接由用户买单。

　　2.成品油对化学工业部门的影响力分析。在这类行业里面，成品油是最主要的溶液与原材料，当成品油价上涨，最直接的就是联系成品油与化学工业部门之间的运输行业费用的在增加，这将直接影响到下游产业链的投入比例，这对将成品油作为原来的下游行业来说，是非常不利的只要因素。

　　3.成品油价对冶金行业的印象里分析，这里最直接的就是，成品油价上涨，作为冶金行业来说，运输金属材料，焦煤，焦炭的成本增加，冶金成本的增加，最直接受到影响力的就是汽车制造业，这就意味着将会抑制消费者对于汽车的购买能力。

　　4.成品油价对于电力供应部门的影响力分析，成品油价的价格波动会直接对电力部门造成直接的影响力，成品油价上涨10%，电价会相应提高1.28个百分点，因此，开发新能源替代石油，从根本上控制对石油进口的依赖，缓解物价上涨是一项长期的任务目标。

　　总上述表述可以得出结论，成品油价的上涨，会直接影响到从上游只能到下游消费能力，因此，制定相关的油价调整政策，更应该密切关注价格传导作用引起的连锁反应，因此，需要鼓励和扶持与成品油价关联密切的上下游部门，保证利润还要维持水平，促进成品油价的合理调整。

　　四、相应策略

　　现在成品油市场形式不容乐观，处于疲软状态。化解市场矛盾从宏观经济政策方面考虑有如下策略。

　　1.财政支持

　　国家可以提高石油特别收益金的起征点，这个需要成品油上游企业向国家提出申请；降低征收比例，降低生产成本，让消费者得到好处，刺激成品油销售，激活成品油市场。

　　2.采用现代化的科技手段来提高成品油的税费优惠

　　从开采到成品油的产出的整个环节过程中，设计到环境，科技水平等等诸多相关的因素，因此，高额度的税费成为制约成品油质量的直接原因，从目前的可行性手段来说，能做的就是通过提高开采的科技手段来减少开采过程中对环境造成的损害，争取开采费用的降低，同时，通过提高成品的质量，来争取减少目前负担较大的环保税收优惠政策，真正的实现成品油的税费优惠。

　　3.旧貌换新颜，优化成品油的流通渠道

　　通过对现有技术进行改造，对老油田，老矿区进行技术改造，降低使用，开采，资源利用方面产生的税费；优化流通渠道，真正做到成品油的流通，销售一体化网络渠道，降低成品，降低成品油价，从而促进消费。

　　4.政府充分职能部门调控作用

　　政府要通过一系列的财政补贴，建立完善的工资机制，提高消费者的购买能力，从而稳定市场，扩大内需，提高市场成品油的需求量，实现油品价格的合理回归，满足供求双方的正常需求。

　　五、总结

　　国家为了保护环境提高了资源税、采矿权使用费、探矿权使用费等，以达到合理勘探开采石油资源，合理利用资源的目的。可见，政府会通过宏观的经济调控来维稳和促进市场的活跃，同样在成品油市场，采用合理的宏观调控措施来提高资源配置也是相当重要的。

　　作者：赵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