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以郭沫若、陶希圣等为代表的社会经济史研究兴起一时，其中所产生的经济史理论和研究方法对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有着深远的影响。近年来大陆学者对这一学术研究逐渐引起重视，但是由于陶希圣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特殊的身份和地位，大多论述都集中在学术现象，对于陶希圣个人的史学研究，也只局限于他创办的《食货》杂志，对其经济史、社会史的研究成果和理论鲜有论著。本文以陶希圣1931年入北大授课至创办《食货》杂志这段时间为背景，通过比较其学术转型前后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方法等相关问题，从而探寻其学术转型的过程。

　　一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发生的社会史论战是陶希圣学术转型的大背景。上世纪二十年代初，中国学术界形成了三个主要派别：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以及社会改良主义，这三派都是“西方社会主义思潮逐渐传入中国”后的产物。[1]1927年，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进入了低潮期，这一严峻的政治形势迫使人们急切地寻求一条适合中国社会性质的出路，因此由中国共产党内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讨论为肇始，这一命题迅速开始向当时的学术界和思想界蔓延，从而引发了关于中国社会性质、中国社会史以及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论战。

　　陶希圣正是这场社会史论战的积极参与者，针对当时争论最激烈的中国封建社会问题提出来自己的理论观点。陶希圣认为：虽然中国在战国七雄时期封建制度已经遭到破坏，中国社会已经进入了商业资本主义初期，但是由于中国长期存在的封建思想阻碍了商业资本主义的顺利发展，这是中国社会现状的症结所在，所以中国并不存在所谓的封建制度。[2]陶希圣的这一观点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认同。随着中国社会史论战的深入，陶希圣先后发表了《士大夫身分的发生发展和变迁》、《宗法理论与宗法的实际》、《中国社会形势发达的新估定》等论文。陶希圣也因此成为了“新生命”派在这场社会史论战中的领军人物。

　　这场论战的结果驳斥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时期的“马列主义不适合中国论”，驳斥了托派主张“中国已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论调，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取得了初步发展[3]。同时这场论战对于学术史上的直接影响表现在“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兴起”[4]。其实社会经济史研究本身的学科特征也正是导致这场论战的一个重要因素，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初次接受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伊始，“经济决定论”、“经济决定社会性质”就很快被人们普遍认同，并为当时参加论战各派奉为金科玉律。因此，对于中国古代经济史的研究被广泛的关注起来。也正是由于绝大多数的论战参与者为了论证其先入为主的理论，往往是找材料来附和自己的观点。顾颉刚也在以后的史学回顾中，提出社会经济史研究者“大部分只是革命的宣传家，而缺少真正的学者”[5]，顾氏这一在的批判虽然指出了社会经济研究者的身份，但更重要的是就社会史研究方法言，暴露了其中的弊端，即轻材料重理论，对史料的分析也完全依附于理论，缺乏学者治学的精神。

　　二

　　顾颉刚对社会史论战缺陷的披露，也代表了以北京为学术中心的学院派对于这场论战的看法。30年代的北京，经历了胡适所倡导的整理国故运动以及顾颉刚所兴起的古史辨也日益盛行。胡适提出史学的“科学精神”，并且将这一精神上溯于乾嘉考据派。考据之风在北方学术界与当时以上海为中心的社会经济史研究相比，后者的学术性颇为逊色。所以，在上海爆发的社会史论战和经济史研究被当时北京学生作为“一种兴趣”却是“一个京朝派文学和史学的名家不愿出口甚至不愿入耳的问题”[6]。

　　1931年初，陶希圣因对于时政的言论过于激烈，被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检举“颇有讽刺及批评现实政教之长篇与短文”为反动分子，政治上的失意使陶希圣决定由其热衷的社会史论战而转向学术研究领域[7]。而此后的离沪入京，可以说是其学术生涯的重要转折。

　　1931年8月，陶希圣受聘于母校北京大学法学院。此时从作为社会史论战中心的上海北上至学术中心的北京，陶希圣充分感受到了北平那种“非考据不足以言学术”的风气，也正是这种“京海”学术风气治学方法之间的差异让陶希圣开始反思他的治学方法和史学理论。

　　在北京的一年后，即1932年8月，陶希圣发表在《读书杂志》上的《中国社会形式发达过程的新估定》[8]对自己参与的这场社会史论战进行了总结和反思。

　　最终在理论上确定了其带有自我见解的“唯物史观”；在方法论上已经彻底否认了“重理论无视材料”的研究方法，并且要参与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同仁抛弃以往所持的观点，用学术的眼光来对待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同时，在这次对社会史研究的再认识，陶希圣开始尝试着如何处理舶来的史学理论与中国传统史料之间的关系，将两者同样视为史学研究中所不可获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

　　陶希圣的史学转型直接影响了他的治学旨趣和治学方法的变化。这一变化也直接反映在他在1929年到北大授课期间的三本中国古代经济断代史著述中。其中于1929年所著的《两汉经济史》是陶希圣第一部中国古代经济史专著。此时陶希圣正热衷于社会史的论战之中，所以这本著作的写作目的完全是出于对其所持论点的发挥和宣传。

　　在《两汉经济史》中，陶希圣完全继承了他在论战初期的“中国无封建时代”说，认为“完全的封建经济维持约七世纪而分解”[9]，与他在《中国社会到底是什么社会》中的观点相较，陶希圣在这部论著中的观点更为极端。为了彻底否认中国不存在封建社会，他将商周时代直接比附为欧洲早期的“农奴制”，并且将春秋时期的诸侯国看作西欧中世纪的“封建庄园”[10]，这样中国就不存在所谓的“奴隶社会”，而封建社会在奴隶社会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一论断也被他所建立的理论体系所打破。而封建制度的瓦解的主要原因，陶希圣认为是由于过度增长的人口以及落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11]，但是在这里陶希圣并没有用相关的史料加以具体论证。这本著作也体现了陶希圣自己所说的社会经济史研究中“把欧洲史学当作中国史的自身”[12]的通病。

　　而在北大时期，陶希圣所撰述的《南北朝经济史》和《唐代经济史》是其学术转型过程中的经济史代表作，和《两汉经济史》相比，这两部著作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对于经济史观的修正。社会史论战的热潮渐退后，陶希圣开始建立中国古代自身的经济史学。在《唐代经济史》中，陶希圣提出了唐代不同于其他时期的商业特点，并与唐代重视鼓励商业政策相结合，详细地论述了唐代商业特点的缘由。[13]在叙述南北朝税租制度时，他从中国中古时代的税收沿革，认为“曹操创下了中古税租制度的基础”[14]，而这一基础对于中国整个经济史发展都有着深远的影响。在这两本专著中，陶希圣已经不轻易地比较西方和中国古代的经济的异同。

　　第二、对于史料的运用。陶希圣更加注重对于史料的运用，而不是单纯地将史料作为解释其结论的工具。首先是其选用史料的范围，在《两汉经济史》中史料的引用显得相对单薄，正如后人所说的，当时的社会史论战的学者“很少有人去读二十四史，遇到问题临时查查《文献通考》就写文章”[15]。而在其后的两部经济史著作中，陶希圣引用的材料数量可谓可观，而且取材范围也大大超过前者。其次，《两汉经济史》对于史料的处理堆往往是垒在结论的后面，而且几乎不加以分析，根本谈不上所谓的运用。而在《唐代经济史》中，陶希圣利用大量的奏疏和正史中的材料，论证了唐代商业发展的原因，并对唐代先后的商业政策加以比较[16]。

　　第三、对于经济史研究的范围。陶希圣在《唐代经济史》和《南北朝经济史》中已不像以往那样空谈理论，而是将一直惯用的宏观经济结构、经济制度和微观经济相结合。在《唐代经济史》中，陶希圣对于民间的行业公会、高利贷等社会经济现象也详加论述，特别是他对于南北朝和唐代的寺院经济研究的提出为其日后的寺院经济史研究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从陶著的这三本经济史学著作中，可以体现出其学术转型前后，《唐代经济史》和《南北朝经济史》也可以视为对于其日后经济史的研究和《食货》杂志的创办的一种尝试。

　　四

　　大多数学者都认为1934年创办的《食货》杂志是陶希圣在社会史论战后自省与其学术转型的产物，随《食货》杂志的创办从而引发了一场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热潮[17]，这点的确无可争议。但是对于陶希圣学术转型的动因大多认为是由社会史论战引起的。笔者以为陶希圣对于自己在社会史论战中的自我批判和反思也是由外部的政治背景和学术氛围所导致（前文已有论述），而促使其学术转型的内在动因是陶希圣致力于将社会经济史的研究纳入正规的学术范畴，并希望社会经济史的研究能为当时的北京学院派所接受，使社会经济史在现代史学中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陶希圣在1931年夏受聘北大的起因是该年上半年发生在北大史学系发生了学生对于课程设置不合理而提出罢免系主任朱希祖和要求改革课程设置的学生运动。最后，学生向校长蒋梦麟提出聘请陶希圣等担任教授和开设社会史学、唯物史观研究等相关课程[18]，但是陶入京后却以法学院教授的身份授课，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史学界对这位社会经济史研究者的排斥，其实当时对于社会史的研究正处于起步阶段，也因为社会史的研究一开始就被革命宣传者作为革命宣传的工具，所以对于以考据学为主流的京派学术界所不以为然。陶希圣北上以后，很快感受到了这一对社会经济史研究发展不利的氛围，所以才致力于将社会史研究由政治的功用转型为真正的学术研究。因此，陶希圣在《食货》创刊之际仍指出“中国社会史”是“中国史学研究的一个新的部门”，并希望“集合正在研究中国经济社会史料的人”对这门学科的研究“进一步分工进行”[19]。陶希圣的这一目标和他在二三十年代的学术转型中的实践与尝试都表明了他想将这门学科专业化的真正目的，也是促成其学术转型的内在动因所在。

　　作者：徐旭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