轰动全国的毒奶粉事件终于在1月22日落下尘埃，事件中的主角各自受到法律无情的宣判，其中原三鹿集团董事长田文华被判处无期徒刑。无需多少时日，人们就会忘掉这个一脸落寞、66岁的田文华。可这段历史注定是要沉淀的。田文华从“乳业女皇”到“乳业罪人”，距离似乎只有一步，正如她给三鹿定义的企业文化：“成功需要做好一切，失败只需一个细节。”

　　2008年的最后一天，三鹿董事长田文华被带上了被告席。同日，三鹿集团门头标志在寒风中被拆除，镜头记录下了这一瞬间，一段历史被定格。

　　服务三鹿40多年的田文华是三鹿的开创者和当家人，可以说“没有田文华就没有三鹿”。她行为低调，即使在三鹿处于事业之巅，她统领着百亿身价品牌时，她的办公室也不足10平方米，没有红木家具，没有豪华摆设。她躲避各种镜头，她抠门到“复写纸多用了几张，都要计较不休”，“请客吃饭，连菜谱都要亲自过问”的地步。三鹿改制，她让所有正式职工参股，她本人所持股份也不过只有区区1％。田文华本人深深影响了三鹿的企业文化：不以霸道闻名，而更像“鹿”在人们心目中温暖的传统印象。

　　出身贫困从小立事

　　“往地里拉家肥，臭烘烘的猪粪，我挖一车她就装一车。”田文华大姐田文荣接受采访时说，“那时妹妹才12岁。”

　　正定县南岗村，距离石家庄市区约30公里。村里田姓人口占到总人口的1/3。1942年，田文华就出生在这里，姐弟7人中她排行老二。唯一的弟弟在前几年去世后，南岗村有其一姐一妹留居。

　　“田文华？是不是三鹿的那个董事长？听说就是我们村的。”

　　在南岗村田文华并不出名，40岁以下的青壮年中甚至有人根本不知道这个人。而与田年龄相仿的老年人，大部分也是在三鹿出事以后从电视新闻中重新拣起了“田文华”这个名字。

　　在村里老人的记忆中，田文华参加工作之后几乎很少再回老家，最近一次返乡已是2006年其父去世时，办丧的排场不大，田文华也来去匆匆。

　　距离南岗村村民活动中心不远处是田家的老宅，“早就没人了，院里夏天的草都这么高。”一位在墙根下晒太阳的老人边说边比划着。

　　在南岗村的田氏宗族中，田文华家的辈分很小，小的几乎是田文华出门见到同族人就得喊爷爷。但有对田文华印象较深的老人回忆说，田文华当年学习很刻苦，成绩也很好，田家子女多，但田文华读的书最多，也数她最有出息。

　　田家姐弟7人中，田文华跟大姐田文荣关系最为亲近。作为家里的老大，田文荣并没有获得上学的权利，因为家庭困难田文荣不得不从小在家里帮父母干农活，而把读书的机会让给了妹妹田文华。

　　但田文华也很懂事，放学后就抢着帮姐姐干活。“往地里拉家肥，臭烘烘的猪粪，我挖一车她就装一车。”田文荣说，“那时妹妹才12岁。”

　　田文华在学习方面的刻苦和努力，使她最终考入了张家口农业专科学校。经过几年的学习后，1966年8月田文华在张家口农业专科学校顺利毕业，于1968年进入三鹿集团前身石家庄市牛奶厂工作，职务是兽医。

　　1月11日，田文华的姐夫李连玉在南岗村的家中接受采访时说：“老岳父当年的心愿是想让田文华做一名医生。但因为家里没有钱后来只能让她上这个专科学校。就这样最后事与愿违，当了兽医。”

　　“妹妹是懂得感恩的，如今我们都已经是70岁的人了，她还经常把‘为了供我上学，你从小就在家干活，没读过书。大姐！我们对不起你。’这样的话挂在嘴边。”田文荣说。

　　参加工作后的田文华很少再回南岗村，也从此淡出了乡亲们的视野。

　　出了名的节俭

　　在回家的路上，一不小心白面撒了一地，她一边哭一边用双手去捧地上的白面。其实，那时她已经快30岁。

　　1968年的石家庄市牛奶厂，是一个几间平房的大院子。田文华的工作就是负责给仅有的几头牛和几只羊看病、接生。

　　南岗村76岁的田凤瑞老人，对田文华当年在牛奶厂当兽医的样子仍有印象。

　　那时石家庄市正在搞建设，需要大量的沙子。田凤瑞赶着生产队的毛驴车往石家庄市区送沙子，路过牛奶厂恰巧被田文华看到，“爷爷！进来坐坐。”田凤瑞说，“离得很远田文华就扯着嗓子喊我。”

　　把田凤瑞让进办公室，田文华给他倒了一大碗水。一边让他喝水一边问这问那，“毕竟是一个村的同族，感觉很亲近。”田凤瑞说，“恰巧当时生产队的那头毛驴不知得了什么毛病，不爱吃草。我知道她是兽医就让她给瞧瞧，她看了看，摸了摸，扎了两针后毛驴好了。”

　　后来不往市里送沙子了，田凤瑞也再没见过田文华。

　　田文华在石家庄市牛奶厂当兽医期间，还有一件事情让大姐田文荣记忆犹新。一次，田文华去粮店买面，那时是凭票供应，田文华买了玉米面和白面。

　　她小心地将玉米面放在筐底把白面放在上面。但就在回家的路上一不小心，恰恰把最上面白面撒了一地，田文华当时就心疼哭了。就在大街上，她一边哭一边用双手去捧地上的面。其实，那时她已经快30岁。

　　田文华参加工作后不久，与在张家口农业专科学校读书时相识的上一届师兄结了婚。结婚几年后，一次田文华回娘家，临走时对母亲说：“我家里碗不够，从您这里拿几个碗吧！”后来果真走时从娘家带回了4个碗。田文荣说：“这是我亲眼所见。”

　　也许真的是苦日子过惯了，田文华的节俭是出了名的。直到后来她当了领导以后，还有职工看到她经常到单位的集体浴池洗澡，到单位的集体食堂吃饭，单位用餐的菜单甚至都要亲自过目，节俭方面对单位职工要求近乎苛刻。

　　低调自信平易近人

　　“很多什么也不懂的人却进了领导层，而一些重点大学毕业、专业知识强的人才却受到排挤、得不到重用，工资仅几百元。”

　　固执、自信，为人低调，但有气魄，这是许多老职工对田文华的评价。三鹿集团从村办小厂发展成为中国奶粉业巨头，大部分三鹿员工说：“田文华功不可没。”

　　石家庄街头，很多出租车司机和当地市民，在三鹿出事前只知道三鹿和三鹿奶粉，却不知道田文华是谁。

　　年产值过百亿、员工4000人的三鹿，甚至低调得没有一套像模像样的家属楼。在三鹿集团总部西侧，8栋八九十年代建设的家属楼集中在路两旁，而三鹿集团一些退休的老厂长、经理就住在这里。

　　对于三鹿的今天，他们颇感痛心。他们赞赏田文华给三鹿带来的发展，但同时也惋惜田文华毁了50多年的三鹿品牌。

　　一位不愿署名的三鹿集团员工称，田文华做事有魄力、稳重、平易近人，是一位实干家。但在用人方面却不敢恭维。该员工甚至怀疑田是否在用人方面另有难处。

　　“很多什么也不懂的人却进了领导层，而一些重点大学毕业、专业知识强的人才却受到排挤得不到重用，工资仅几百元。”该员工举了一个例子，“曾经有一名能力很强的员工因长期得不到重用而辞职去了外地，走时还从厂里带走了许多人。现在在外地发展得非常好。”

　　倒在利益之下

　　据了解，田文华一直非常注重产品质量，她每天上班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三鹿质量检查报告。她未必不知道在80年代那个“用纸糊一个冰箱都能卖出去”的供不应求的时期，张瑞敏当众砸掉76台有质量问题的冰箱，“先卖信誉，再卖产品”的故事。她也未必不知道韦尔奇的忠告：你要变成质量问题的疯子，否则质量问题将把你变成疯子。

　　可她终究是商人，因为“不赚钱的商人是不道德的”。马克思早就指出：“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百分之十的利润，它就保证被到处使用；有百分之二十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百分之一百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

　　在金钱巨人和道德侏儒的博弈中，田文华选择了企业利益，放弃了公共安全、公共道德。有人分析了田文华当时面临的多种可能：一是田文华虽知问题存在，但怀着侥幸心理，认为少量的三聚氰胺“不是敌敌畏”，没到伤及人命的严重程度，不会出太大问题，没有充分意识到其危害性；二是她可能认为“添加剂行为”是行业潜规则，我也可以这样做；三是担心公布真相后，会使三鹿品牌受到一定影响。

　　田文华错了，她的职业信仰最终输给了面对企业存亡和消费者健康时“利己”的选择。她诚心地想救三鹿，想救几万名三鹿职工，可是，缺乏危机公关经验的她却没有找到正确的方法。在残酷的选择面前，“党和人民的信任”变轻了，变得虚无缥缈，想伸手去抓却怎么也抓不住。当她某月发现问题的那一刻，她或许是恐惧了，如果公开宣布产品问题，她难以预测这对三鹿意味着什么，她最终选择了“保守疗法”，也错过了最佳的自救时间和方式。想来，或许“保守”恰是“低调、谦逊”的孪生姐妹吧。

　　可她最终选择了隐瞒真相，在明知有危害（尽管她可能没料想到危害如此之大）的情况下继续出售毒奶粉。这正是田文华最大的错误和最大的悲剧。不管田文华昔日有怎样的口碑，她终究是商人。“在我国经济发展的大潮下，许多企业家可能都相信，把企业做大、做强才是硬道理。出于对业绩的追求，一些企业家对道德和法律缺乏敬畏，甚至为此不择手段，缺失了做人最基本的伦理自觉和法律意识。”一位分析人士说。

　　无言的结局

　　在被告席上的田文华十分后悔，对检方的指控，她在陈述时很认真地承认控方指控属实，还流着后悔的眼泪表达了自己的忏悔：“如果能够换回患儿的健康，愿意接受法律任何制裁。”

　　审判还在继续，企业家的道德追问还在继续。但是，比关注年近古稀的田文华个人“该不该死”更重要的是，我们的某些制度“该不该死”。

　　不可否认，田文华是中国乳业的罪人。可罪人只有田文华一个？伊利、蒙牛、光明等企业的掌门人是不是？一路绿灯放行“三聚氰胺”、潜规则下潜伏的官员是不是？不作为的官员和质检人员是不是？也许，田文华只是群犯、窝犯、共犯中，那个最倒霉的替罪羊。有人说，比“三聚氰胺”更毒的是“免检制度”这朵“恶之花”，这才是诱导罪人诞生的温床。某种角度上说，比田文华之罪更大的罪，是制度缺陷之罪。

　　田文华被判处无期徒刑，一干官员引咎辞职，不能不说，我们也在反思，我们迈出了问责制的一大步。可行政问责不能代替刑事问责。所以，对官员的问责风暴不应该仅停留在行政层面，而应该向法律层面延展。其实，告别田文华很容易，可告别“三聚氰胺”的记忆很难；拆除三鹿的标志很容易，可拆除“结石宝宝”的痛苦记忆很难。新生的不应该仅仅是企业，更应该是制度。

　　2008年年初，三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新一代婴幼儿配方奶粉研究及其配套技术的创新与集成项目”一举夺得2007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打破了中国乳业界20年来空缺国家科技大奖的局面。

　　坑害了全国几十万“结石宝宝”的三鹿如何获得这一大奖，如此超标的奶粉怎么样通过质检部门的检测，都没有人知道。田文华一个人扛下了所有的责任，甚至显得有些无助。田文华站在了审判席上，年近七旬的她将在监狱中度过自己的晚年。与此同时，也有她的同行登台一呼，放言“救救民族工业”，却在丑闻曝光之前大规模抛售个人股票。当三聚氰胺成为全行业的公开秘密时，我们很遗憾地看到，审判席上只有田文华孤独而老迈的身影。作者：刘延吉。本文来自《中国供销商情.乳业导刊》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