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阶层作为我国工人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我国现代化事业的发展贡献出了巨大力量。随着国家城市化进程的飞速发展以及社会各界对农民工群体的关注，2009年中央首次以制度形式提出农民工的城市化问题，到2017年“两会”，农民工代表参会比例逐渐高于往年，由此表明国家尽力让更多农民工能代表群体袒露心声。从社会学界定标准来看，城市农民工并不能算作完全意义上的社会群体，但是在城乡二元社会体制依然存在的情况下，他们依然面临着同老一辈农民工相似的基本社会问题，因此，这个数量庞大却又身份特殊的群体也给我们解决农民工问题和建立完善相关政策不断提出新要求。 
　　1农民工城市融入现状 
　　11职业与身份的不对称 
　　发展经济学的理论表明，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会加速人口的流动。而劳动力的迁入与迁出也是由城乡鲜明的物质文化生活和工资水平差异引起的。在户籍制度进一步改革的政策背景下，国家从允许农业转移人口等非户籍人口在就业地落户到如今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逐渐打破二元户籍制度，但是农民工自身却需要经历从单纯从事工作、落户定居到融入城市生活等多个阶段。在这一过程中，各种问题逐渐凸显，首先，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政策在为农民工带来福利和便利渠道的同时折射出农民工特殊而卑微的经济社会地位，他们在职业选择方面缺乏与城市居民对等的就业信息与互动交流，所以时常会遭遇到各种求职广告、中介的欺骗；其次，农民工因学历和自身条件与城市居民存在差距，会被限制进入到某一领域进行工作，所以在大多数情况下，农民工群体所从事的职业依旧多为苦、累、脏的工作；最后，这些领域的劳动力过剩导致供大于求，比如建筑领域、家政服务类工作，他们又会面临随时被解雇的命运。所以，与其说农民工的“市民化”，不如说他们更像是双脚还未完全踏入城市的“准市民”。 
　　12随迁就学子女仍是弱势群体 
　　农民工子女在城市的受教育问题一直是农民自身及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话题。 
　　2016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要落实和完善农民工随迁子女在当地就学和升学政策，扩大贫困地区农村招生规模。对如今的农民工子女而言，融入城市的关键在于如何认同城市的文化与价值观，一旦父母自身被边缘化，其子女的心理发展不可避免会受到影响，并会通过外在人格反映出来，尤其是对于那些转学的“插班生”来说，环境及文化的差异导致日常交往的不适，加上某些教师失范与自身成绩落后，都会令他们产生自卑心理；同时，城市居民因长期在“城市社会福利”的庇佑下生活，具有天生的竞争力优势和自诩“一等公民”的身份优势，这种优势心理在面对外来农民工或者偏远山区的孩子时会表现得尤为明显甚至会内化为性格，表现出对他们的偏见，当农村子女的胆怯与城市子女的偏见相碰撞，就会使得他们的学习生活出现困境。这种社会现象在政策不断完善的背景下依旧存在并且属于隐性问题，一旦矛盾冲突被激化，严重的甚至会引发这些孩子的心理问题。 
　　13政策下的自身权益与保障 
　　农民工讨薪、欠薪的热点问题经久不衰，从2003年开始“总理讨薪”到2016年中央明文印发《关于全面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意见》已有13个年头。但是农民工欠薪问题、集体上访事件依然是年年有，甚至是不断增加。在最近大热的现象级电视剧《人民的名义》中，大风厂负债累累导致停产，工人们集体上访讨回自己的股权欠债未果即可映射现实。随着法律教育的不断宣传，新生代农民工已经知道有法可依，并能用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但是薪资拖欠问题不单是农民工依靠自身力量或者法律能轻易解决的问题。另外，农民工在就业领域依然受到雇主的歧视和摆布，不仅体现在农民工多被安排在福利低劣的劳动领域，存在着劳动合同的签署不规范，使得农民工在上访讨薪、投诉的过程中并不能提供全面有效的力证，加上欠薪的雇主并不用为此行为带来的惩罰付出更高的成本，所以使得欠薪现象在各地只增不减，农民工被城市边缘化现象得不到根本解决。 
　　2农民工社会心态分析与存在问题 
　　政策扶持下的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是政治经济问题，更是社会问题，实现农民工对城市文化和价值观念的认同才是国家加速实现城市化进程的本质目的，所以我们要能正确看待当下农民工面临各种社会问题的心理状态。 
　　21低社会认同感导致现实落差 
　　随着户籍等制度的改革与放开，农民工进城就业已变得更加便捷，他们会积极主动适应城市的生活节奏与方式，很多青年农民工的理想抱负也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得以实现。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在精神上对于城市的认同感与归属感仍然不高，如若不在定居城市后解决落户问题，就不能与城市居民享受同等的福利政策，游离在城市体制边缘，直接导致身份认同感的缺失。此外，大中城市依然存在地域歧视与排外性，这些都直接或间接导致大多思想保守的农民工心理产生现实落差感和自卑感，从而形成了安于现状的“旁观者”心理与非主人翁意识。 
　　22缺乏互动交往导致同辈歧视 
　　从文化心理的角度来看，由于农民工子女不能很快接受城市的主流文化和对新事物做出迅速反应，使得受教育过程中常处于被动和边缘地位，随着城市农民工子女的逐渐增多，社会排斥并未因此减少。而健康平等的人际交往在未成年人的成长发育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同辈的歧视与偏见会导致农民工子女的个性失衡，形成自卑、内向的心理，缺少成长中应有的关爱，也会使青少年形成仇视社会的心理，导致一定程度的社会失范现象发生。对学校的疏离感会使他们自小对城市缺乏归属感和认同感，导致自我怀疑与未来道路选择的盲目性。 
　　23讨薪群体的社会安全感缺失 
　　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农民工的维权意识不断提升，加上中央及各地的规章制度也在逐渐完善，《劳动法》《合同法》等法律法规都有对于农民工合法权益保护的明文规定，所以对于现如今依旧时常发生的欠薪行为，更加剧了农民工对于自身为城市建设努力付出却得不到应有回报所产生的不平衡感，在各种上访和维权无果的情况下，他们对城市愈加缺乏安全感，无法认同城市的社会理念，这种认同上的偏差感一旦形成，甚至会出现违法犯罪行为。 
　　3结论与思考 
　　新生代农民工既拥有老一辈农民工没有的时代性，也有相类似的边缘性。在如今多元价值观与开放式社会文化的冲击下，如何能够结合国家和社会福利政策正确对待农民工的“市民化”发展，是衡量国家城市化发展与社会进步程度的重要指标之一。农民工作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中流砥柱，是城市建设的重要支撑力量，他们为国家和城市的发展奉献自己，理应受到真正公正平等的待遇，享受市民权利，使农民工及其子女不再受到歧视和排挤。作为农民工自身来说，也应当利用城市化的丰富资源与优越条件，不断提升自身的综合素质和学识，培养形成正确的“三观”和与时俱进的文化理念，通过自身积极主动地融入与转变，赢得尊重，最终实现城乡协同发展和社会安定。 
　　参考文献： 
　　[1]邓志强青年的阶层固化：“二代们”的社会流动[J].中国青年研究，2013（6） 
　　[2]刘程资本建构、资本转换与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合[J].中国青年研究，2012（8） 
　　[作者简介]王一珂（1994—），女，安徽芜湖人，天津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