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科学传播的多向互动性明显增强，受众参与度有了很大提高，信息供给与需求量剧增。这使得灾难事件下的科学传播不同于社会常态下的科学传播。新媒体的便捷、快速、互动、低成本、低门槛使其成为一把“双刃剑”。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后，相关信息往往会借助微博、微信等新媒体以极快的速度得到传播，并对危机事件的发展进程和发展方向产生深刻的影响。因此，厘清新媒体环境下突发公共安全事件的科学传播之诸多关系，并采取有效措施是非常必要的。

　　关键词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新媒体科学传播

　　0引言

　　随着社会经济与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人们的交往也更加频繁，同时各类群体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有发生。突发事件发生后，相关信息往往会借助互联网、微博、微信等新媒体以极快的速度得到传播，并对危机事件的发展进程和发展方向产生深刻的影响。中国是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多发国家，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将长期面临着各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严峻挑战。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便是典型的一例。

　　2019年12月8日，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内部通报首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例；12月30日，关于发现“不明原因肺炎”患者的内部通报在网络流传；2020年1月20日，总书记对疫情作出重要指示，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部署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国务院常务会议，钟南山院士在官方媒体首度确定该病毒可以“人传人”，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2020年1号公告；1月21日，中央政法委发表文章称“唯有公开，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恐慌。人们绝不是活在真空里，不会永远蒙在鼓里，剥夺了他们获取真相的权利，只会给谣言以肆虐的空间。谁把政客的面子，看得比人民利益还重，谁就是党和人民的千古罪人。谁为了一己之利，刻意迟报瞒报，谁就将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1]从文章的内容、措辞可以判断出，疫情的公开经历了非常艰难的过程。

　　1人的基本需求与科学传播

　　在现代社会中，不可预知的疾病等灾难事件带来的生存威胁难以掌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引发的死亡威胁，更容易使公众产生恐惧。这些威胁促使人们寻求科学知识和解决办法来达到自救目的。

　　科学从诞生开始就是首先以满足人的基本需要作为推动力的，科学传播是科学知识与社会连接的桥梁，满足大众的基本需要理所当然也是科学传播及其发展的永恒动力。新媒体时代的到来，推动了科普模式的发展，从传统科普到公众理解科学再到科学传播，科普从自上而下的线性式单向传播模式到互动式传播模式再发展到反馈式传播模式；科学传播者从居高临下、俯视的姿态，转变为传播者与受传者平视、双向交流，再到即时动态双向交流的姿态。“传统科普是政府立场，公众理解科学是科学共同体立场，而科学传播则（应该）是公民立场。”[2]

　　随着社会分工的精细化，按照科学传播理念，现代科普的对象已从传统科普所主要针对的“广大青少年”，转为面向全体国民，传播的主体也从传统科普所强调的科学共同体，转变为专业科普工作者与大众传媒机构。除了传播科学知识以外，让公众了解科学发展的阶段性、不确定性以及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也是科学传播的主要内容。

　　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及时全面的科学传播是危机传播管理的一个重要方面。由于现代危机发生的领域与科学密切相关，科学传播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稳定由于信息虚空对于公众所可能造成的恐慌感，使公众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建立渡过危机的信心。在灾害发生时，利用新媒体的快速、便捷以及即时的特性开展科学传播可以增强公众的危机意识、指导公众在危机情境中的行为模式、使公众具备一定的分析和判断事件发展的能力，以稳定社会秩序，应对危机态势。

　　2新媒体在科学传播中的双向作用

　　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在1986年提出了“风险社会”理论，其一大特征就是多发突发公共安全事件。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特别是重大传染病疫情、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时，疫区甚至非疫区公众处于恐慌与困顿之中，脆弱的心理与感性的情绪弥漫于这种特殊的时空，他们急需能迅速带来安全与健康的、科学与理性的权威指导建议。

　　近年来，由于其信息量的丰富性、平台的广阔性，以微信、微薄、推特为代表的新媒体已成为突发公共事件中公众获取信息不可或缺的重要渠道。在风险社会，“新媒体的性质已经发生根本的改变，其发展已经与人类社会深度融合，并促使国家社会发生全面变革。”[3]

　　新媒体以其低门槛的互动性，惊人的传播速度，为信息传播提供了一个崭新的环境，它有别于传统媒体的诸多新功能影响着我们的社会生活。新媒体用户既是信息的接收者，同时又是信息的发布者与提供者。突发公共事件发生后大部分公众选择以手机为主要载体的新媒体来了解相关信息。在几乎人人拥有手机的今天，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相关消息会立刻形成舆论海啸，快速影响人们的思維，逼迫人们迅速判断并做出选择。

　　世界卫生组织全球传染病防范主任西尔维·布里安德博士对媒体表示，伴随新冠肺炎疫情爆发的，是与病毒相关的“信息疫情”的爆发，过多的信息（包含正确和错误的信息）会导致受传者难以发现可信赖的信息源和可依靠的指导建议，甚至可能对人的健康产生危害[4]。

　　处于这种特殊应急情景下的科学传播，一般具有受众主动性增强、信息供给与需求量剧增、受众参与度提高等特点。在突发事件中，政府需要向公众及时传播正确信息，以快速取得公众的理解与支持，因此运用新媒体进行真实、主动、及时、迅捷全方位的传播，可以为社会公众提供行为指南，稳定社会秩序。

　　3新媒体背景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信息传播

　　但新媒体的便捷、快速、互动、低成本、低门槛也使其成为一把“双刃剑”。在新媒体环境下，随着公众在媒介活动中参与范围的扩展以及参与程度的不断加深，任何人无论何时何地都可以发布信息，这种参与、互动反过来会对突发公共卫生事的发展进程和发展方向产生深刻的影响。

　　在危机爆发期，微信、微博、推特等新媒体往往成为突发公共事件信息传播的首发地和强烈情感宣泄的主要渠道。“洗热水澡能预防新冠病毒”“嚼大蒜可治疗新冠病毒”“带毛领或绒线的衣服更容易吸附新冠病毒？”“出门晒太阳能杀死新冠病毒”“体温枪伤眼，造成永久伤害”“烟民感染新冠病毒率低于非烟民”“新冠肺炎病人的肺部损伤不可逆”“证实新冠病毒系人工合成”……李普曼就曾在《公众舆论》中描述到：“偶然的事实、创造性的想象，情不自禁地信以为真，这三种因素便会产生一种虚假的现实，导致人们做出激烈的本能反应。”而新媒体加速了这种反应，甚至影响到了基层抗疫的行动。仅“气溶胶”和“传播”这两个关键词就使得一些城市、社区采取了使用高压雾炮车、洒水车、无人机对城区内主次干道及公共区域进行大面积消毒杀菌；社区入口设置喷淋消毒帐篷等奇葩措施。

　　在危机扩散期，新媒体也为突发公共事件的解决提供了助力。“危机发展到蔓延期，人们逐步接受了突发事件发生的事实，心理上也出现了由感性向理性的转变，这一阶段公众想要获知的便不再是简单的发生了什么，而是为何发生、怎样解决事件发生后的各种科学知识与社会管理问题，此时对事件的问责和对后续处理情况的关注成为网络舆论的重点。”[5]社会各方需要进一步了解事件的进展，掌握事件发展的动态，这对媒体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这一时期，媒体竞争力主要体现在信息传播的广度上。新媒体继续发挥信息传播优势，及时更新信息，努力多层次、多角度，全方位、立体化地展现突发公共事件，全景式记录事件发展的进程，满足各方的信息需求，达到促进事件解决的目的。

　　危机消退期，又称危机恢复重建期或危机痊愈期。在这个时期，新媒体成为突发公共事件应对的反思平台。危机扩散期之后，危机爆发的强度大大降低，社会生活逐步走向正常，社会秩序趋于稳定。此时，微信、微博、推特等新媒体可以凭借“人人参与内容制作”的优势，将自身打造成引发全民讨论、反思的平台。这样的讨论、反思可以推动相关政策的完善，并为公众以后面对类似事件积累经验，为政府和大众媒体的应对提供借鉴。

　　4新媒体环境下科学传播的对策思考

　　公众需要科学的指导来应对突发公共事件，新媒体在突发公共事件中的信息传播为科学传播提供契机。新媒体的特征与突发事件的特点有相契合之处，相关应急科学知识需要传播，普通的科学常识也需要借助新媒体的优势多形式、多内容地加以传播，这也就是研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新媒体的信息传播中提出进行科学传播及相应对策的动力。

　　（1）突发公共事件早中期的新媒体信息传播，具有群体化情绪宣泄和反常识甚至反科学的明显特征，因而应该构建新媒体权威信息平台，体现不同利益诉求和不同观点交锋的平等对话氛围；通过新媒体平台发出不同的声音，延缓负面情绪消极化群体的形成，为化解危机赢得时间。

　　（2）在突发公共事件发生发展过程中，新媒体独特的信息传播效果是传统媒体无法替代的，应重视新媒体科学传播对突发公共事件的预警、处置和善后的关键作用。加强新媒体管理的法制法规建设，增加、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妨害预防、控制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等法律、法规中关于新媒体传播的条款，是非常有必要的。

　　（3）新媒体传播的参与面广，传播及时快捷，关注度高，控制难度大，这就要求我们转变社会治理的思路，变事后控制为事前预警，变舆论控制为情感疏导；更重要的是，要智慧运用法制手段，突破试图用行政控制和传统主流媒体去引导新媒体传播，用行政命令、传统媒体为新媒体传播定调的思维定式；学会运用新媒体，尤其是微信、微博传播平台，与“大V”平等对话，培养科学传播“网红”；同时，传统媒体要放下身段，与普通公众一起来建设一个基于新媒体的统一的舆论场。这样才能有效预防突发公共事件的发生，及时化解正在发生发展的突发公共事件，做好已经发生的突发公共事件救助工作。

　　（4）在突发公共安全事件借助新媒体得到有效传播的同时，也面临着诸多难题，例如“非典”和本次疫情中事件中的微信、微博谣传问题；从抢购双黄连口服液到在城市公共区域进行大面积的消毒水喷洒；一些科学家的不确定发言被部分媒体误读、断章取义，導致谣言经新媒体快速传播。这些问题说明了营造良好的新媒体传播环境非常必要，尤其是在突发公共安全事件的信息传播中更是需要文明传播与负责、规范的科学传播。

　　（5）对科学盲目的崇拜，导致了对科学的过高期待。人们的习惯认识中“科学的”几乎就等同于“确定的”[6]。事实上，科学技术存在着四种不确定性，即理论层面的不确定性、功能的不确定性、研究的不确定和源于人类主观意志的不确定性。所谓科学技术的不确定性，是指“随着科学认知对象的日益复杂，以及科技和社会的相互影响的日益加强，科学认识能力的局限性凸显了出来，使得在知识的生产运用，以及利用知识进行决策的过程中显示了种种不确知或不知道”[7]。也就是说，科学技术的不确定性，不仅同科学技术自身的发展有关，也与经济、社会的发展密切相关。同时，新媒体习惯于制造“轰动性”的报道，喜欢将复杂的科学研究简化为“一块块的小石头”[8]，这种缺乏用准确的概括性语言将科学的不确定性传达给公众的方式，严重影响了公众对科学不确定性的理解。

　　（6）对公民科学素养标准与评价方式的反思。目前各国在测度本国公众科学素养时，普遍将科学素养概括为三个组成部分，即了解科学知识；了解科学的研究过程和方法；了解科学技术对社会和个人所产生的影响。2016年颁布的《中国公民科学素质基准》共有26条基准、132个基准点，这些基准大部分是专家参照了以欧美为主的国际标准，在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制定的。第八次中国公民科学素养调查报告显示，我国公民科学素养水平虽然有提高，但仍只相当于欧美日等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水平。2018年，我国具备科学素质的公众比例达到8.47%，美国为28%。然而，这样的调查往往是通过回答问卷的形式获得结果的。在风险社会中，人的认知与行为不一致的情况经常存在。在这次疫情中，部分发达国家官员、公民体现出幼稚的应对态度与行为，令人啼笑皆非，甚至最近英美两国共计有7座5G基站被焚毁，理由居然是5G会传染新冠病毒。虽然这些只是个案，但从本次疫情西方发达国家人民的态度来看，显然与高“科学素养”是背离的。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其行为准则深受自身文化的影响，“三流国家输出产品，二流国家输出技术，一流国家输出价值观”。科学素养的基准需要更多的中国元素，中华文明的价值观。

　　5结语

　　2020年5月22日，全球范围内共确诊的新冠肺炎患者已经超过了500万例，累计因新冠疫情死亡的病例更是达到了32.5万例。当天，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作了政府工作报告，报告指出（我国）“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9]。在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医生发表了第一条微博，不到3个小时，粉丝超过23.7万，点赞量过12.4万，转发量过1.1万，评论量近1万条，而且喜提微博热搜。“回望这场惊心动魄的战役，相信大家一定会明白上海这座城市，不仅仅是医生、护士，乃至居委会干部、民众、警察、海关、道口，是无数的抗疫民众组成的免疫屏障，阻挡了疾病的蔓延。每个人都是战士，都是英雄，这才是真正的群体免疫。”[10]而在开通微博之前，张文宏主任已经在抖音、今日头条等平台开设了个人账号，其中抖音的粉丝量达242万，发布动态9条，获赞190.7万；今日头条的粉丝量达241.9万，发布动态21条，获赞16万。在这些平台上，他致力于宣传健康知识、传播医学正能量，话题涉及“分餐如何执行”“新冠疫苗研发情况”“疫苗与寿命”等。

　　本次新冠肺炎的全球大流行及其引发的各种外交、舆论等层面的事件告诉我们，风险社会时代，突发公共安全事件多发及相关信息借助新媒体的快速传播，与日新月异的科技、经济和社会的高速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无论是经济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问题，还是环境污染和高危传染性疾病等非传统安全问题，都涉及多学科、跨学科、多层面的科技领域，这所有的问题离开了科学技术都是无法解决的。因此，新媒体环境下非传统安全教育问题不但要纳入高校思政课程，更需要通过科学传播引发全民深层次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