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渤海湾漏油事件 

　　2010年4月，在中国的渤海上发生了漏油事故。2011年6月30日，相关人员证实中海油与美国康菲石油公司合作开发的渤海湾蓬莱19-3油田漏油的说法。7月1日，中海油称漏油点已得到控制，有关部门未有任何回应。至8月26日，国家海洋局公布的《海洋环境信息》表示，渤海湾溢油事故已造成累计5500平方公里海面遭受污染，溢油事故对油田及周边海域海洋环境造成较为严重的污染损害。 

　　渤海湾是我国内海，自净能力弱，其周边人口稠密，渔业养殖业等分布密集，所以，因渤海湾溢油而导致的经济损失十分巨大。而当众多受损失的水产养殖户向康菲公司提起了索赔诉讼请求时，均被以“证据不足”为由驳回。法院认为，如果要立案，则需要鉴定报告、有国家海洋局出具的带有公章的证明等。而离渤海溢油事故发生已80多天，权威部门有选择性地对外公布信息和检测结果，河北、山东等渤海沿岸多地的渔业损失，始终无法与溢油事故相挂钩，诉讼过程至今仍在进行。 

　　渤海湾漏油事件，凸显出了我国在海洋环境保护法律体系方面的现状。中国的海洋环境保护法律起步晚，发展缓慢。若要合理处理、解决海洋环境保护的问题，就要认真的分析中国海洋环境保护法律体系的缺陷和不足，在认清自身现实的情况下，加以完善和弥补，才能在今后的工作中取得更好的成效。 

　　二、中国海洋保护法的现状 

　　进入七十年代以来，随着沿海工业、海洋事业的发展，我国对海洋环境的保护逐步重视起来。 《海洋环保法》的颁布，标志着我国海洋环境保护的法制建设进入了新的时期。为贯彻实施《海洋环保法》及其他法律政策，保护和治理海洋环境，国家相继颁布了与海洋环境保护密切相关的一些法律、法规，如《水污染防治法》、《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法》、《海域使用管理法》等，在法律不断健全的同时，我国还制定实施了一系列的标准体系，如：《海水水质标准》、《含油污水排放标准》、《污水海洋处置工程综合排放标准》等，这些法律与规定在海洋环境保护和海洋污染治理过程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2007年4月，国家海洋局发布的行业标准《海洋溢油生态损害评估技术导则》（HY/T095-2007），在中国渤海湾溢油事件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中国海岸线长达1.8万公里，海域面积300平方公里，沿海省达13个之多。沿海各省市地区积极制定并实施了合法合理的海洋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包括：山东省制定《山东省海洋环境保护条例》；江苏省颁布《江苏生海洋环境保护条例》；青岛市颁布《青岛市近岸海域环境保护规定》；湛江市颁布的《湛江港防治港口水域污染暂行办法》等。 这些法律与规定在海洋环境保护和海洋污染治理过程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也为我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的发展提供了不少的正面能量。 

　　与此同时，法律弊端却不可避免的出现在多如繁星的海洋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中。只有正确认识到法律的漏洞和缺点，才能更好地完善中国的海洋环境保护法律体系，才能更好的做到保护中国海洋环境。 

　　三、中国海洋环境保护法律体系的弊端 

　　（一）滞后性 

　　自《海洋环保法》颁布到现在，已经过了很多年。海洋环境具有不可逆性、隐显性、持续反应性等特点，这些特点客观上要求海洋环境立法应具有预见性、适度超前性。 中国的《海洋环境保护法》在1999年修订之后经历了十几年的时间再没有修订过，而同样是海洋环境保护的基础法，韩国的《海洋污染防治法》经历了十次修订并最终为新法代替。 

　　（二）体系不完整 

　　自中国把海洋环境保护提上日程之后，其制定的诸项法律、法规在保护和治理我国海洋、环境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我们不得不承认，现存的一些恶性循环和仍旧拔除不掉的海洋环境污染，反映出了我国海洋保护以防治海洋污染为主。现行关于治理的立法及法律体系不完善，立法及政策并不能有效治理海域水体污染。 

　　（三）职能交叉，分工不清 

　　环保、海洋、海事、渔政、军队环保部门，并称“五龙治海”。尽管国家已经明确其职责分工，但是各部门的职能交叉问题依旧存在着，“五龙治海”导致相互扯皮的现象时有发生，影响了海洋污染治理的效果。 

　　（四）缺乏可操作性 

　　中国强调立法的宏观性、概括性。而恰恰是这“宜粗不宜细”的立法理念，生出了现存法律中以偏概全、言语模糊的弊端。原则性规定过多，具体性规定不足，可操作性条款乏善可陈，使得法规过于原则、笼统，使得法律的执行成了一纸空文，造成部门和地方执法困难。 

　　（五）环境标准尚未确立 

　　海洋环境保护立法的发展与技术性较高的环境标准密不可分。法律体系中存在的标准体系确实也是中国海洋环境保护的缺陷之一。一些重要的海洋环境标准，如：海洋生态健康标准、生物多样性评价标准等，亟待完善，以作为完善与执行中国海洋环境保护的坚实基础。 

　　四、中国海洋环境保护法律体系的完善 

　　（一）建立健全追责问责体制 

　　我国学界对行者责任问责制度的内涵观点认为是具有惩戒作用的事后监督机制。重庆市的责任问责制度为我们做出了很好的榜样，其中规定六类需要被问责的情形，包括：效能低下，执行不力；责任意识淡薄；违反法定程序；不严格依法行政或执政不严、监督不力等。在海洋环境保护制度中，也要建立健全追责制度，权责相适，明确责任归属，提高违法成本，并且，在行政责任问责的实施中，要重视其回应性。

   （二）加强程序性法律、法规的制定 

　　实体法与程序法结合，是中国近代以来法治的基本诉求。中国的《海洋环保法》虽然与之前有了相当的进步，但是在行政决策和审批程序方面相比，依旧存在不足之处。应细化实体法的规范，并制定出与之相对应的程序法，使守法更加顺其自然。比如：沿海排污口位置的选择，除了规定排污口位置选择的根据、条件和哪些地方不能设置排污口外，还应规定先科学论证、再向某级主管部门报批、审批部门在审批前向相关部门征求意见等程序。 

　　（三）增加可操作性条款 

　　针对由于各部门职能交叉，而造成的相互推诿、三不管现象，应从立法中最大程度地避免这一情况。在海洋环境监管方面，应在条文中明确指出相应部门所对应的职责，并且对细节问题予以明确，以便明确追责对象。在行政相对人方面，保护海洋环境的各项义务，均应在条文中指定明确的主体，单位或者个人。 

　　（四）进行环境犯罪的立法试行 

　　环境犯罪的概念于近年兴起，它也相应的在刑法中得到了反映。对环境犯罪制裁法可以分为程序、实体合一的法律。内容分为：阐明立法的任务、效力和原则；明确该法管辖范围及适用主体；破坏资源、污染与破坏环境罪；适用的法律制度；诉讼程序和执行方法等。亦可对《刑法》、《环保法》作出适当修订以满足环境司法的需要。 

　　（五）加强立法与国际接轨 

　　主动参与并组织开展国家间、区域内的海洋环境保护法律研究、研讨会，借鉴国际及各国的海洋环境保护法、法规，尽全力促进中国海洋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与国际环境保护之间的联系。学习、借鉴国际上的立法经验，结合国际上的相关先进科学技术知识，制定与国际接轨的相关技术指标和检测标准。加强与国际环境保护条约、标准相衔接的国内立法，积极参与国际海洋环境保护立法事务，促进国内法与国际法的接轨，全面加强中国海洋环境保护法律体系先进性的建设。 

　　海洋环境保护不可止步不前，立法、执法的脚步不可有一丝滞怠，要时刻反省自己的作为，时刻以依法治国和可持续发展作为行事的原则和基础，多方面借鉴和吸取国内外的先进立法经验，把保护海洋环境作为重中之重，转“治”为“防”，推进我国海洋环境保护法律的发展。 

　　注释： 

　　李时荣、张永民.我国海洋环境的法律保护.海洋环境科学.1982（1）.64-69. 

　　1982年8月23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以下简称《海洋环保法》），并于1999年12月25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修订，自2000年4月1日起施行。 

　　王璞洋.污染治理法律规制问题研究.中国海洋大学.2009（3）.19-26. 

　　那力.国际环境法.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102-104. 

　　薛瑞涵.我国行政问责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7（2）.23-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