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2016年6月23日，英国就是否继续留在欧盟举行公投。6月24日，公投结果出炉， “脱欧”的支持率为51.89%，“留欧”的支持率仅为48.11%，“脱欧派”胜出。欧盟旋即敦促英国按照《里斯本条约》第50条的规定尽快启动可能历时两年的“脱欧”进程。10月2日，英国新任首相特雷莎·梅表示，英国将不晚于2017年3月底触动《里斯本条约》第50条，提出申请，正式开启“脱欧”法律程序。2017年年初英国议会下院和上院先后通过“脱欧”法案。3月16日，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签署该法案，授权特雷莎·梅正式启动“脱欧”进程。2017年3月20日，英国政府宣布于3月29日正式启动“脱欧”进程。从1961年英国首次申请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算起，英欧经过了55年的一体化进程，英国的突然“脱欧”让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区域经济一体化。 
　　二战结束后，西欧各国面临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为了将各民族国家的利益捆绑起来，避免重蹈两次世界大战的覆辙，欧洲自1950年便开始了一体化进程。法国政治家让·莫内和罗贝尔·舒曼是欧洲一体化的先驱者。他们从市场入手，而不是从政治、意识形态或者军事角度进行法国和德国两个昔日对手的和解。从1952年的欧洲煤钢共同体，到1965年的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再到1965年的欧洲共同体，最后升级到1993年的欧洲联盟，期间共扩充7次，成员国的数量从6个逐步扩张到2016年6月英国“脱欧”公投前的28个。欧洲一体化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大创举，欧盟（含其前身欧共体）历经六十多年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从关税同盟发展到共同市场，又逐渐向经济同盟迈进，其中还囊括了作为货币同盟的欧元区。环顾当今世界，再没有哪个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能够在一体化的程度上走得如此深入，以至一度出现了这种预测：只要各成员国一如既往地朝更紧密的联盟努力，欧盟总会变成主权国家——“欧洲合众国”，而不仅仅是主权国家组成的联合体。 
　　然而，欧洲一体化进程一路坎坷。随着欧盟进入“一体化深水区”，继续提高一体化程度的难度越来越大，成员国之间的矛盾日渐凸显，反对一体化的声音此起彼伏：对民族国家主权让渡的反对、对欧盟合法性的质疑、欧盟繁杂的机构设置、多如牛毛的管制、积重难返的官僚主义、对欧元的抵制、移民增加对本国就业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冲击、对难民的抵制、对高额会费的不满、欧盟东扩给经济带来负面影响的忧虑，等等。 
　　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形式 
　　从涉及的范围大小来分，经济一体化可分为“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WTO及其前身GATT的目标是促进贸易自由化，最终实现整个世界的经济一体化。然而，它们的良好初衷并没有如愿以偿，反而出现了适得其反的效果，致力于全球化的组织反而导致了反全球化。由于GATT和WTO的成员太多，根据“一揽子接受”方式，成员对各项议题必须一致同意，而谈判出一个所有成员都接受的结果的交易费用太高，从而注定了GATT和WTO的多边谈判难有成果。由于GATT和WTO主导下的多边贸易机制本身的局限以及多哈回合谈判所遭遇的挫折和困难，使得人们对全球经济一体化深感失望，各成员转向寻求本地区范围内的一体化，区域经济一体化顺势蓬勃发展，贸易集团如雨后春笋般大量涌现。减少参与谈判的成员数量，可以大大降低谈判的交易费用，因此近年来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成果要比全球经济一体显著得多。 
　　其实，从在历史上出现的时间说，区域经济一体化要早于全球经济一体化。上世纪40年代末至70年代，区域经济一体化首次迎来蓬勃发展。那么，到底什么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呢？贝拉·巴拉萨在其1962年出版的《经济一体化理论》一书中明确阐述了“经济一体化”的定义：“经济一体化既是过程，也是状态。就过程而言，它包括采取种种措施消除国家间的歧视；就状态来说，则表现为国家间间差别的消失。”巴拉萨把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分为四个阶段：（1）贸易一体化，即商品的自由流动；（2）要素一体化，即劳动和资本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3）政策一体化，即经济政策的统一；（4）完全一体化，即政策的全面统一。在1967年的一篇论文中，巴拉萨根据根据市场融合的程度，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形式分为六个阶段：自由贸易区（简称“自贸区”）、关税同盟、共同市场、经济同盟、经济与货币同盟、完全经济一体化。李普西加入了比自贸区一体化程度更低的优惠贸易区。彼得·罗布森将区域经济一体化分为五种形态：关税同盟、自贸区、共同市場、货币联盟、经济与货币联盟；中国学者伍贻康采用了四分法：自贸区、关税同盟、共同市场或经济共同体、经济和货币联盟。 
　　综合现有的划分方法，我们将区域经济一体化划分为五种形式：优惠贸易区、自贸区、关税同盟、共同市场、经济同盟。这五种形态基本上是从低级到高级排列，不过，现实世界里的区域经济一体化丰富多彩，这五种形式并非泾渭分明，而是存在灰色地带。 
　　优惠贸易区，指的是降低区域内成员之间的关税率，不仅是对区域外的非成员的关税率各不相同，就是区域内成员之间的关税率也仅仅是比对外的低，而且不一定是统一的。比如，英国与大英帝国的某些自治领和殖民地之间的联邦特惠制、非洲木材组织（简称ATO）、早期的东南亚国家联盟（简称“东盟”或ASEAN）等。优惠贸易区是区域经济一体化中最低级和最松散的形式，拉动外贸的作用较小，因此多数区域经济一体化从自贸区开始，而极少选择以优惠贸易区为初始形式。

       自由贸易区是指国家之间或行政上独立的经济体之间达成协议，逐步消除区域内成员之间的所有贸易壁垒（包括关税壁垒与非关税壁垒），实现商品的完全自由流动，但各成员对区域外的非成员仍可保留其贸易政策的自主权。作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最主要形式，自贸区有以下两个显著特征：（1）成员之间自由贸易，对外独立制定各自的贸易政策（含关税政策）；（2）实行严格的原产地规则，只有原产于区域内或主要在区域内生产的产品才能实行零关税。 
　　关税同盟不但消除区域内成员之间的所有贸易壁垒，实行区域内的自由贸易，还统一了对区域外非成员的贸易政策。关税同盟无需以原产地规则作为补充，而是筑起整个关税同盟共同的“对外壁垒”。一旦某个国家加入关税同盟，就失去了自主制定关税的权利，因此，关税同盟具有超国家的性质。现实中比较典型的关税同盟有东非共同体、曾经的欧洲经济共同体等。 
　　共同市场不仅具备关税同盟的一切特征，还允许劳动力和资本等生产要素在区域内自由流动。典型的有曾经的欧洲共同体。2015年12月31日，东盟宣布建成东盟共同体，但是东盟共同体并没有达到共同市场的层面。 
　　经济同盟除了具备共同市场的一切特征之外，再加上区域内成员经济领域的政策也协调一致。区域内各成员不但相互取消贸易的障碍，实现资本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还在经济、金融、财政和社会等方面实行统一的政策。欧盟对外制定统一的贸易政策、成员国无权就贸易政策与集团外国家单独谈判、对内实行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还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政治、经济和社会政策的一体化，可见欧盟已经超出了共同市场的一体化程度，正在通往经济同盟的路上。欧元区除了具备共同市场的特点，还使用共同的货币、统一的货币政策，可以称之为货币同盟。 
　　这五种一体化形式，程度一个比一个高，呈阶梯状上升。其中，前三种形式只是实现了商品的自由流动，是较低层次的一体化；后两种形式自由化程度更高，还实现了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某些经济和社会政策的统一，因此是深层次区域经济一体化。欧盟介于共同市场和经济同盟之间，属于深层次经济一体化。 
　　三、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探源 
　　（一）经济一体化理论探源 
　　英国古典经济学家斯密、李嘉图、麦克库洛赫分别探讨过两国之间关税互惠条款对两国福利带来的利弊。虽然他们没有做系统的定量分析，但是他们的研究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奠定了思想基础。经济一体化作为一个独立的概念，其最初的使用与国际贸易的繁荣息息相关，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也是在传统贸易理论之上发展起来的。“经济一体化”这一概念大概最早出现在20世纪30年代。1931年，赫克歇尔在他的两卷本《重商主义》中，认为经济一体化是国家间的贸易融合到一个更大区域的过程。1933年，德国经济学家 Herbert Gaedicke和Gert von Eynern在《欧洲的生产—经济一体化： 一项关于欧洲国家对外贸易关联性的考察》中再次使用了这一术语， 他们用“经济一体化”来描述国家之间在贸易和经济上的关联。在美国，“经济一体化”最早出现在1947年的政府秘密文件中。在1949年10月召开的欧洲经济合作组织大会上，时任美国经济合作总署署长的霍夫曼公开使用了这一术语并鼓动西欧走向经济一体化。此时，“经济一体化”具有了“将各个独立的经济体结合成一个更大经济区域”的涵义。此后，伴随着西欧各国经济不断走向联合，人们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研究不断深入，形成了丰富多彩的理论。 
　　（二）关税同盟理论探源 
　　系统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的提出时间并不长，居于核心地位的关税同盟理论，也仅有六十多年的历史。一般认为，伟大的经济学家瓦伊纳是这一理论的开创者。他在1950年发表的《关税同盟问题》一书，不仅奠定了关税同盟的理论基础，也奠定了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进行系统分析的基础。瓦伊纳在书中区分了“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清晰界定了斯密等古典经济学家提出的关税互惠给两国带来的所谓“利益”和“损失”的真正涵义，明确提出今天依流行的观点：關税同盟的成员方得益与否取决于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的净结果。也就是说，如果贸易创造效应超过贸易转移效应，一国加入关税同盟的净福利是正的；如果贸易创造效应小于贸易转移效应，则不应加入关税同盟。瓦伊纳的理论可以推广到其他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形式，因而成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的支柱，《关税同盟问题》的出版标志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的正式形成。米德、约翰逊、利普西、巴格沃蒂、科登、蒙代尔、巴拉萨等学者在瓦伊纳的开创性工作基础上，对关税同盟理论进行了拓展。 
　　（三）自由贸易区理论探源 
　　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中，关税同盟理论出现的时间较早，但是自贸区在实践中最为流行。1977你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之一的米德在瓦伊纳的关税同盟理论分析基础上，最早对自贸区进行了理论阐释。米德认为，自贸区必须制定和实施原产地规则。彼得·罗布森对自贸区理论进行了更加全面而系统的研究，他在其1980年出版的著作《国际一体化经济学》中详细阐述了自由贸易区理论。 
　　（四）共同市场理论探源 
　　共同市场这一概念最早由时任比利时外长的斯巴克在墨西拿会议报告中提出。1955年5月，法、德、意、卢、荷、比六国外长在意大利西西里岛的墨西拿召开会议，讨论欧洲共同市场的可行性。会议主席斯巴克在其负责起草的报告中首次提出了共同市场的概念。关税同盟和自由贸易区的一个基本假设是成员之间的生产要素是不流动的。如果区域经济一体化将成员之间阻碍商品和生产要素的壁垒全部清除，不仅能实现产品的自由流动，而且能实现区域内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这就意味着共同市场出现。1958年，希托夫斯基就以欧共体为例分析了统一的大市场的建立对企业竞争以及规模经济的影响。德纽在其1958年出版的著作《共同市场》中也表达过类似的思想。他们还将劳动力和资本的自由流动作为分析前提。 
　　（五）经济同盟理论探源

       经济同盟内各成员要实现资本和人员的自由流动，因此必然要在经济、金融、财政和社会等方面实行统一的政策，即要实现政策一体化。如何通过成员间政策的协调而使得各成员的资源得到有效配置，是经济学家对经济同盟进行理論探索的出发点。巴拉萨在《经济一体化理论》中对货币政策、社会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和汇率政策等的一体化对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进行了全面分析。巴拉萨认为，成员的政策差异会对资源配置效率带来负面影响，而政策一体化可以有效规避这些负面影响。政策一体化的程度越高，对负面影响的规避性越强。因此，要消除政策差异带来的扭曲，必须提高政策一体化的程度。罗布森在《国际一体化经济学》中也阐述了政策一体化，他将政策一体化看作一体化的最高形式。 
　　如果一体化成员之间使用统一的货币，可以将其称为货币同盟或者货币区，而无论其是否实行统一的财政和社会政策。货币同盟理论的出发点是：主权国家间结成货币同盟需要哪些条件？199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欧元之父”蒙代尔提出最优货币区（简称OCA） 理论。1961年，蒙代尔提出用生产要素的流动性（尤其是劳动力的流动性）作为OCA的判断标准。之后，McKinnon、Kenen、Ingram、Tower、Haberler、Fleming等经济学家提出了OCA的其他判别标准，如贸易开放度、产品多样化、金融一体化和通货膨胀率相似等，Frankel提出了OCA的内生性理论。 
　　四、英国“脱欧”给我们的启示 
　　（一）欧盟的衰落有可能难以避免 
　　欧盟一体化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大尝试，但是由于欧盟固有的制度设计缺陷，几十年来反对欧盟（含其前身欧共体等）的声音和活动一直此起彼伏。成员国无法统一思想，无法沿着清晰、共同的目标前行。近年来，重重危机使得欧盟内部的矛盾上升到前所未有的水平。面对近年来爆发的一系列危机，欧盟应对不力，导致欧盟的民主合法性危机加剧、功能合法性缺失，不仅进一步发展无望，甚至面临分崩离析的危险。欧债危机爆发后，欧盟内部做得好的国家得不到奖励，做得不好的国家却可以把成本推给其他国家。欧盟的负外部性如此严重却得不到有效控制，这样的组织未必真的有益于一体化的继续推进。近年来，官僚主义、欧洲共同农业政策、社会保障制度、乌克兰危机、移民问题、欧债危机、经济增长乏力、右翼政党崛起、难民危机、恐怖袭击、英国“脱欧”、意大利的宪法公投失败等，都对欧盟造成严重冲击，导致欧盟倒退风险增加、民生凋敝、国际地位下滑、欧元贬值，可谓是问题丛生、行动力下降、衰落趋势渐显。如果不是靠被《经济学家》称为“肮脏的妥协精神”的支撑，欧盟也许早已崩溃。 
　　再看欧元区。自从1999年欧元正式启动、2002年纸币和硬币成为流通货币以来，由于成员国的财政政策差异较大，与货币政策完全统一的情况脱节，形成严重的矛盾，于2009年起引发了欧债危机，至今未能平息。英国“脱欧”公投加剧了欧盟“多重危机”的国际形象，对欧盟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打击，欧盟变得自顾不暇，国际影响力明显削弱。英国“脱欧”成功意味着欧盟的大幅倒退，也意味着欧盟少了一个可以蚕食租值的大国，不仅削弱了欧盟的软硬实力，激发了欧盟内民粹政党的反弹，也改变了欧盟内部的力量平衡，欧盟将被迫进行方向性选择和改革。如果欧盟无力对日益增长的离心力作出积极回应，加上经济复苏乏力、难民危机持续发酵、恐怖袭击近乎于常态，欧盟前景堪忧，不禁让人怀疑：欧盟还能维持几年？ 
　　（二）中国应该避免加入一体化程度太高的共同市场和货币同盟 
　　1.共同市场难以解决人口自由流动带来的问题。欧盟允许所有“欧盟公民”在欧盟内自由流动。在经济持续不景气、就业形势严峻、收入增长缓慢甚至出现负增长的严峻形势下，外来移民被认为是导致犯罪增加、抢占就业机会、挤占福利、挤占医疗、教育资源的“罪魁祸首”。英国前首相卡梅伦曾表示，对大规模移民的恐惧驱动英国在“脱欧”公投时投出了赞成票。英国新任外交大臣约翰逊（Boris Johnson）曾表示，英国若想控制移民人数，除了“脱欧”，别无他法。相当多的“反一体化”人士因移民问题而迁怒于一体化，对一体化持反对和抵制态度。 
　　从英国于1961年首次申请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算起，英欧一体化走过了55年的历程，尚且不能彻底解决人口自由流动问题。难民危机更是凸显申根体系的局限性。“前车之覆，后车之鉴”，我国应该避免与其他国家共建共同市场。 
　　2.货币同盟难以解决政策协调问题。欧元诞生之前，欧洲有过两个以失败告终的货币同盟：1865年的“拉丁货币联盟”和1873年的“斯堪地那维亚货币联盟”。在非洲，1967年由肯尼亚、坦桑尼亚和乌干达组成的东非共同体也是货币同盟。欧元的理论基础是OCA理论。OCA是指适合于采用单一货币或相当于单一货币的不可撤消固定汇率安排的最理想地理区。蒙代尔认为，要素的流动区域和国界未必重叠，OCA的划分应该由要素自由流动的范围确定，而不受国家边界的限制。组成OCA的国家必须具备如下特征：一是相对称的冲击；二是名义工资灵活性；三是劳动力的区内自由流动性；四是经济的较高对外贸易开放度；五是多样化的产品；六是金融一体化及资本的自由流动；七是通货膨胀率相差不大；八是财政一体化和货币同盟范围内的财政转移；九是政治一体化。明茨认为“货币一体化最主要的，甚至是惟一的条件是国家间政治一体化的意愿”。 
　　OCA的前提条件近乎于乌托邦，难以在现实中得到满足。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经济问题、不同的政治制度、不同的利益集团、不同的货币政策，如果使用同一种货币，每个国家就要放弃独立的货币政策，成员国之间的冲突在所难免。欧元流通后，欧元区国家在宏观经济指标上并没有表现出足够的趋同性，欧元区也缺乏有效的缓冲机制，源于希腊等国的主权债务危机导致欧元区甚至整个欧盟都陷入近十年的经济萧条。著名的国际经济学家、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更是认为欧元是个错误。 
　　由于货币同盟难以有效解决政策协调问题，我国应该避免与其他国家共建货币同盟，组建“中国-东盟货币区”或“东亚货币区”是下下策。目前，东亚和东南亚不同国家与地区经济发展参差不齐，对生产要素流动的限制很多，各国在政治、宗教、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差异也较大，国与国之间还存在严重的领土纠纷，无论是“中国-东盟货币区”还是“东亚货币区”，都不具备可行性。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及之后几年，有不少学者主张要学习欧元区搞一个“亚元”，但现在欧元区的下场赫然在目，“亚元”的声音早已式微。

       五、结语 
　　申根区、欧元区也好，欧盟也罢，最初的动机也许伟大，可是由于共同市场、货币同盟的固有缺陷导致申根区、欧元区甚至欧盟内部矛盾重重，被称为二战后欧洲一体化的“最大、最重要”的两个成果（申根协定、 欧元）都是奠基于随时可能喷发的“火山口”之上。英国“脱欧”后，中国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应该尽量与友好国家组建自由贸易区，避免组建一体化程度更深的共同市场与货币同盟，遑论完全的经济一体化。至于关税同盟，由于涉及复杂的原产地规则，并且丧失了独立的外贸政策，反倒不如一体化层次更低的自由贸易区。中国大陆人口众多、经济总量全球第二，经济自成系统，无需像小国那样与其他国家组建共同市场或者货币同盟。类似于“中国-东盟自贸区”的自贸区是中国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最优选择，而“中国-东盟货币区”或“东亚货币区”不具有可行性。 
　　2013年新一届政府执政以来，中国主动通过双边和区域两个层面的谈判，搭建符合自身发展需要的自贸区网络。英国“脱欧”为中英两个自由贸易大国签订《中英自由贸易协定》提供了机遇，中国应该抓住时机，尽快启动与英国的自贸协定谈判。如果中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西兰五国组建超大型的中英澳加新自贸区（ABCZ FTA），不仅对五国发展有益，还将有力打击近年来频频抬头的贸易保护主义。至于中欧关系，除了继续推动中欧双边投资协定谈判外，中国还应该推动欧盟切实履行WTO的义务，在对华反倾销调查中使用“替代国”的做法必须“日落”。根据《中国加入WTO议定书》第15条d款的规定，2016年12月11日（亦即中国入世15周年）后，WTO成员在对华反倾销案件中必须终止使用“替代国”。2016 年5月12日，欧盟法院通过决议，拒绝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说明欧盟内部的贸易保护主义势力依然强大。中欧贸易虽然仍维持在高位水平，中欧投资增长迅猛，中国顺应天时、地利、人和而提出的“一带一路” 倡议为中欧关系的发展注入了新动力，可是中欧双边投资协定（BIT）谈判前景不容乐观，中欧自贸协定可行性的启动更是举步维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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