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新闻媒体论文，本文的研究发现，媒介逻辑渗透进独居中老年群体的日常生活中从而导致其数字抵抗的产生，独居中老年群体通过改变自身对媒介的认知从而协调自我与媒介化社会的关系；数字弱势心态又与例如性别、年龄、收入、教育水平以及城市发展等其他社会因素息息相关；数字抵抗还存在泛化与抵抗失灵的潜在风险。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数字化是未来的发展趋势，弱势群体的数字困境是未来国家与社会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第一章绪论

第四节概念界定与国内外文献综述

一、相关概念的界定

（一）数字弱势心态

相对剥夺感(relative deprivation，RD)最早是由美国社会学家斯托弗(Stoffer)首先提出来的一个概念[1]。斯托弗认为个体主要通过与他人比较来判断和评价自己的地位和处境[2]。其后，社会学家Runciman提出相对剥夺感产生需要满足的四个条件：（1）个体自身没有X;（2）发现周围其他人拥有X;（3）期望拥有X;（4）这种期望是合理可行的[3]。因此如果其他人拥有我们想要但是自身却没有的事物时,就会产生相对剥夺感。其后社会心理学从个体心理的角度指出个体对自身不利地位的感知往往不是来自于对自身绝对条件的感知，而是来自于与参照群体相对比的结果，且这个参照群体往往是与自身类似的群体。从上述的梳理中可知，弱势群体往往会基于与相似他人的比较而产生心理反应，这一心理反应的刺激来源并不是客观现实本身，而是来源于弱势者的对比心理建构出的虚拟现实，即刺激（心理）-反应（心理）。

弱势心态是在转型社会背景下基于相对剥夺感理论孕育而生的概念，中国已进入转型发展的深水区，转型中的中国社会的最大特征之一就是财富分配不均。在此背景下不仅产生出许多弱势群体，弱势群体自觉自己是“弱势”，而且一些社会地位较高的精英群体也具有“弱势感受”，因而“弱势”成为了一种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感受，即成为了一种社会心态。弱势心态是一个情境性的概念，它的主体、对象都具有情境性的特征，首先弱势心态的主体情境性是指弱势心态可以发生在不同的社会领域，例如在群体性事件情境下，弱势心理主要指的是政治弱势心理，是指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社会成员受外界政治环境因素的刺激产生的对政治行为发生、发展缺乏控制感的心理反映[4]；其次弱势心态的对象可以是不同的群体，例如在医患纠纷中，患者就会觉得自己处于弱势地位；在师生关系中，学生也会觉得自己处于弱势地位。

第三章媒介逻辑：独居中老年群体数字弱势心态的生成

第一节认知渗透：作为意义的媒介系统

尼尔·波兹曼在《技术垄断》一书中说道“信息的价值不必死死地套在信息的功能上，信息和它在社会政治决策和行动里的功能不必捆绑在一起”[4]。“在媒介化时代信息与人的意旨之间的纽带被切断了，信息杂乱无章地出现，并不指向具体的人，数量难测，速度惊人，但从理论上、意义或宗旨上看却是断裂分割的”。也就是说，媒介化时代信息并不指向特定的功能和价值，反之，信息已经成为了一种生活方式。独居中老年人不仅开始逐步与自己的原有的社交圈断开联系，而且还长期缺乏子女的陪伴，因而信息接收对于他们而言更是一种生活方式。独居中老年群体通过智能手机进行看新闻、刷短视频和玩游戏等行为本质都是一种去除信息意义的信息活动。课题组在调研过程中调查受访对象看新闻的原因时，有受访者都认为“看新闻并不是为了获得什么信息，自己（在手机上）有什么新闻看新闻，并不会主动选择看什么新闻”。（Q1）信息与人类心理结构息息相关，人类天生有获取信息的本能，但随着媒介技术发展，信息爆炸时代来临，信息的功能性降低，信息成为了媒介实施技术垄断的工具。独居中老年人的信息获取不仅是为了了解知识，更是一种维持和外界世界连接的方式。由此可见，独居中老年群体的认知系统与媒介系统紧密相关，媒介实践对独居中老年群体对自我与世界关系的认知具有重要影响。当独居中老年人在智能媒介使用过程中遇到困难时，不仅会造成媒介实践困境，还会造成心理认知的失调。

第五章结构化的抵抗：独居中老年人数字弱势心态的影响因素

第一节人口统计学因素对数字弱势心态的影响

一、年龄与数字适应程度的相关性

将年龄与智媒时代适应程度进行相关性分析，数据显示，年龄与数字适应程度在0.01水平（双尾）上显著负相关（如表6-1所示），即年龄越大，智媒时代的适应程度越弱。产生该现象的原因可能有以下几方面：其一是由于随着年龄的增加，身体机能逐渐衰退。根据国家卫生服务调查数据表明，慢性病患病率随年龄增长而增长[1]，因而出现了想学习使用智能手机但却“有心无力”的现实。这一情况在课题组的实地调查中也显现得十分明显，不少受访者都会提到“身体不好”这一关键要素（M80、G9、Q15、Q46）；其二是由于年龄越大（出生年代越早），传统观念可能越强。将年龄与“和子女用微信联系的偏好程度”进行相关性分析，数据显示，年龄与“和子女用微信联系的偏好程度”在0.05水平（双尾）上显著负相关（如表6-2所示），即年龄越大，越不喜欢用微信与子女联系，相反，年龄偏大的老年人更偏好直接打电话与子女联系，在课题组的田野调查中发现，对于部分中老年人，特别是年纪更长的老年人，智能手机之于他们的意义其实与座机或老人机并无本质区别，他们认为“手机”等同于电话，正如受访对象M3说道：“自己手机只用来打电话，身边有些人手机比我用的好，我也不羡慕，因为想要生活简单些，反正我从座机用到手机都是打电话，只是手机更方便一些，可以随身携带”。这与上文所述的中老年群体“驯服化”的媒介接受逻辑相吻合。中老年群体的传统观念在媒介使用上表现为老年人固定化的媒介使用。

第二节手机使用对数字弱势心理的影响

将手机的使用时间与数字弱势心理进行相关性分析，数据显示，智能手机使用时间与数字弱势心理在0.01水平（双尾）上显著正相关（如表6-6所示），即手机使用时间越长，数字弱势心理越弱。课题组在田野调查中发现，每天手机的使用时间越长的独居中老年人能够与手机建立更深的连接。独居中老年人一方面面临着社会功能角色衰退导致的社会边缘化，另一方面面临着远离子女带来的孤独感，而智能手机互动即时的参与机制增强了独居中老年人与手机的情感连接[1]。长时间的手机投入使他们更愿意学习智能手机多样化的功能，如一位受访者（M15）说道：“我什么都搞，领红包（拼多多、腾讯新闻）、走棋、打麻将（之类的），我是个党员，现在还会用学习强国学习。”但这也有可能会导致老年人手机成瘾的问题。此外，使用手机的时间也对独居中老年群体的数字适应程度有所影响。课题组在田野调查中发现，个人手机更新迭代的频率也会影响其对数字社会的适应程度。一些受访者提到在退休以前，由于工作的需要很早就开始使用手机，“我用过十多个手机了，对我来说，手机是工作的必需品，我以前用过大哥大、诺基亚。所以用智能手机都很会用。”（G5）相反，如果手机更新换代频率低的人往往更难适应于数字时代。尼尔·波兹曼认为媒介总是朝着固定的方向发展，即媒介具有意识形态。媒介的不断发展不仅创造了新的传播图景，同时也规定了人和社会的发展方向。手机的迭代具有技术的特点，人越接近于手机的发展速率，就会越适应于新媒体创造的时代。

结语

随着智媒时代的到来，适应媒介化社会变得越来越重要，但正如尼葛洛庞蒂在《数字化生存》一书中所预见的那样“老奶奶熟练使用手机并未变成常事”，总有一部分人无法完全适应媒介技术的更迭，而成为数字化社会的边缘人物。独居中老年人作为智媒时代的“数字弱势群体”，面临着严重的数字困境。以往关于数字困境的研究大多关注于数字困境在宏观层面上的社会应对，而忽略了作为个体的人本身的能动性。本文基于实地调研，从个体的微观抵抗角度出发，研究独居中老年群体的数字弱势心态。本文的研究发现，媒介逻辑渗透进独居中老年群体的日常生活中从而导致其数字抵抗的产生，独居中老年群体通过改变自身对媒介的认知从而协调自我与媒介化社会的关系；数字弱势心态又与例如性别、年龄、收入、教育水平以及城市发展等其他社会因素息息相关；数字抵抗还存在泛化与抵抗失灵的潜在风险。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数字化是未来的发展趋势，弱势群体的数字困境是未来国家与社会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本文的研究丰富了对数字困境的理解，数字困境不仅是弱势群体在媒介实践上的困难，更是数字弱势心态的显现。此外，数字困境是一种结构化的困境，对于数字困境的理解要从社会结构的视角出发。弱势群体的数字抵抗是其数字弱势地位的映射，弱势群体的数字困境问题仍然需要被更多关注。

参考文献（略）

(本文摘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