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较新、较现实的实例重点论述和分析了裙带资本主义在美国的滋生状况，指出这种现象时涨时消，关键还是在于环境，只要环境允许，它就会滋生和蔓延。正是因为裙带关系多是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利，通过给予额外的税收优惠或其它不符合正常手续的手段为自己或与己相关的人、事谋取福利，它对整个社会的健康发展非常不利。作者认为，如果想要遏制裙带资本主义之瘤，就要创造激烈的竞争环境和自由的市场体系。

　　裙带资本主义描述的是一种政治和经济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下，想方设法从政府捞好处已然成了家常便饭，也成了商业成功的一个必要环节。只要裙带资本主义存在，任人唯贤的概念就一直被任人唯亲、或者盗窃统治、或者其它类似的概念所取代。裙带资本主义现象在历史上时起时落，而在今天看来，它似乎是处于上升之势。

　　我们来看看2012年后期和2013年早期的情况。关于裙带资本主义的例子我们可以一连讲上几个小时，比如新税法中对NASCAR赛车手的7800万美元税务注销就是个典型的例子。也许这种注销很受欢迎，这个我不太知道，但是它确实是裙带资本主义的结果。

　　纽约自由区的税收优惠又是很好的一例。另外还有一个税收完胜的例子，就是由前康涅狄格州参议员、现好莱坞电影界的掌门人之一克里斯·多德(Chris Dodd)给予那些在美属萨摩亚群岛经营的企业的特惠。他给这些企业两年的税收优惠政策延期，不过规定这些企业要允许影视制片商将在美国发生的第一笔 1500万美金的制片费作为开支勾销。这便是一种大规模的裙带资本主义。

　　还有一些例子涉及到最近得到政治任命的几个人。参议院2013年2月确认了杰克·卢(Jack Lew)成为新一任财政部部长。关于这次任命有一件非常令人瞩目的事，就是他在花旗银行的合同。卢在花旗是从事对冲基金的行政管理工作。合同中明确约定：如果(也只能是如果)他被任命到政府高层任职的话，他会收到一笔奖金。现在看来，并非所有的贿赂都是不合法的，因为这种预期的贿赂看上去还是行得通的。只要你购买了期货合同、合同上要求未来某个时候支付费用给某个官僚即可。这不同于在现货市场购买它——现货市场是给了好处差不多立马就兑现贿赂的。我认为允许预期支付给政府监管者费用本身就有问题。

　　玛丽·乔·怀特(Mary Jo White)是另外一个例子。怀特是个非常杰出的律师——美国德普律师事务所(Debevoise & Plimpton)的前合伙人。她现在已经被确认担任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主席。怀特在德普的时候，她的一个客户就是投资银行公司——摩根斯坦利。2005年，摩根斯坦利的董事会决定让约翰·麦克(John Mack)担任CEO，但是他们遇到了一个问题：有报告表明，麦克可能已经违反了联邦证券监管法中关于禁止内幕交易的那些恼人规定。

　　接下来怀特的客户——摩根斯坦利给她打了电话。他们说如果他们选约翰·麦克担任CEO，而他第二天就被起诉证券诈骗的话，未免太过尴尬。所以他们请怀特看一看麦克是否会被起诉。于是怀特就致电给证券交易委员会执行部负责人琳达·查特曼·汤姆森(Linda Chatman Thomsen)，问她麦克先生的情况怎么样。尽管在任何一个给定的时间段内都有数百人乞求得到关于SEC是否会结束调查以及什么时候结束调查的消息，怀特还是搞到了她想要的答案。麦克先生如愿升到了摩根斯坦利CEO的位置。顺便提一下，汤姆森已不再担任SEC执行部主管。她现在是位于纽约的达维律师事务所(Davis Polk & Wardwell)合伙人。

　　简而言之，美国有很多裙带资本主义的例子。很明显，裙带资本主义的供求非常之大，以至于这种污秽的资本主义之风不仅已经刮起，甚至在条件成熟之处大有统领之势。裙带资本主义囊括先是它需求的一面——需求来自于象摩根斯坦利、或者高盛、或者任何想获得司法利益的受监管机构——而供应则是由官僚或者当选的官员提供的。这里面的要素无非就是随着经济监管的增加和竞争的减少，裙带资本主义在发展。这不是简单的道德方面的故事，因为我们选出来的政治官员和我们的商人都是在达尔文学说中的环境下运作，而并非每一个人都能在这种环境下生存下来。这个过程会淘汰掉最弱的参与者，而那些赋有更好的生存特征的公司和监管者可以做到更好。这种情形可以很好地解释裙带资本主义势头的上升及其周期性的下降趋势。

　　或许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裙带资本主义趋势走低的个案发生在近19世纪末。当时美国没有任何当代的规定来说明如何获得企业执照。那时候应该说更是处于一种特殊许可时期。为了得到一个企业执照，人们不得不去公司所在的州立法机关，并且使其通过一个特殊的法规，以便让他们来做某些事，比如承担这个公路或者那个桥梁的建设等。当然了，这就是裙带关系滋长的一种肥料，因为一些人是通过贿赂来获得这些许可的。私人领域里的人们面临着可怕的二选一：要么就拿出银子给政客进贡，要么就关门歇业。大家普遍承认这些许可是与权利垄断并存的。人们花费不少资金办事，而政府立法者则从中揩油。

　　这一点毫无争议。不过耐人寻味的是，在授予企业执照这方面出现的裙带资本主义现象随着时间的推移彻底消失了。当美国很正当地转为公司制度之时，经济状况已经悄然改变。结果是，个人或团体现在都可以通过互联网，花35或50美金立即在任何州组建公司，甚至包括很出名的特拉华州。这番正当地转为公司制度的变化开始导致企业对特殊许可需求的下降。人们不再认可为得到这些许可而花大把银子。立法部门也开始允许人们从一个州获得许可、在另一个州从事商业活动，前提是大家自由阅读商业条款和宪法中的特权和免责条款。所以，如果一个人或者一伙人去了一个州的立法机关，而该机构不愿意给他们许可的话，他们还可以去另一个州。于是州与州之间就形成了竞争。这样的竞争促使企业执照的价格降下来，最终各州进入我们现在所熟知的对于企业许可的管辖区竞争，这也成了各州价值最大化的一种体现。监管方面的变化就这样使裙带资本主义的影响逐渐降低了。

　　还有其它一些更为人熟知的通过竞争来战胜裙带关系的例子。在过去，美国大学篮球联赛(NCAA)、尤其是东南联盟中，球队都是白人队员。但当几个篮球教练 ——特别是来自得克萨斯西部(学院)队的教练——意识到如果他们在选择队员的时候不带有歧视，那么他们的球队会发挥得更好。直到这时，白人队伍一统天下的局面才算告一段落。当黑白队员混合的得克萨斯西部队在美国大学篮球联赛中打败了清一色白人队员组成的肯德基大学篮球队的时候，这些认为设置的城墙最终坍塌了。

　　我在火奴鲁鲁的一家公司工作时曾经观察到一个非常类似的现象，随着各个公司竞争性的不断增强，那些历史上被边缘化的群体——日本人、菲律宾人和其他亚裔人的名字慢慢地也都渗透到上层了。在纽约的很多公司里，犹太人的名字也遇到了同样的结果。

　　所以裙带关系就像生物学里的成长一样，只要环境允许它生长，它就会滋长。摆脱它的唯一办法是创造一种环境，使其从需求中所获得的回报、或者从政客或官僚手中寻求到的特殊优惠要比其付出的成本低得多。在这样的环境下，利益群体就没有动力去要求得到特殊照顾了。

　　创造一种不存在裙带资本主义现象的经济制度要求做到两点。第一，需要有一个非常激烈的竞争环境，使得裙带关系成为竞争者无法负担得起的奢侈品。第二，需要有一个自由的市场体系，促使企业家和工商企业都在市场进行价格、服务和质量等方面的竞争，而不是在华盛顿古琦峡谷(Gucci Gulch)的走廊里从事裙带交易。

　　作者：乔纳森·梅西　马爽 来源：当代经济 2015年3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