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必须划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西方供给学派理论和政策的界限
对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解读中,一种比较流行的看法认为,所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曾经在美国流行和实施的供给学派经济学理论和政策。我们认为,这种看法是完全错误的。
首先,我们必须从中国现实经济状况出发来理解中央所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概念和政策的涵义和意义,从而正确理解这一概念和政策与西方经济学中的供给学派在理论和政策含义上的关系。
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经济增长进人一条减速的通道。由于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对外贸易依存度比较高,因而,受世界经济不景气的影响,再加上中国经济增长内在条件的变化,自2012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逐年下滑,2015年降至6.9%。中国经济进人从高速增长到中髙速增长的“新常态”。由于世界经济仍然处在艰难的复苏之中,能否在可预见的未来重新回到一个比较乐观的状态仍然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在这样的背景下,为了保持我国经济持续中高速增长和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我们就必须把发展的重点放在国内,找准影响我国烃济增长的内在原因和主要因素,通过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发挥我国经济增长的内在潜力。
在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诸多原因和要素中,结构性的因素是最为突出的一个。例如,由于产业结构的不合理,造成了当前我国经济生活中出现的一部分主导产业的产能过剩、产品库存比较严重,一部分企业经营困难,负债率即杠杆率也比较高。在金融资源的配置中也存在结构性问题,货币资本大量集中于金融领域,而实体经济融资困难,特别是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十分突出。在生产的技术结构方面,存在着大部分企业的技术水平仍然比较落后,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较弱等问题。在收人分配结构中则存在着地区之间、行业之间、个人之间等方面的收人差距过大的突出问题,等等。总之,结构性的因素是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而在结构性的因素中,供给侧的结构问题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正是基于这样的现实背景,中央提出了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改革方略。由此可见,中央所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西方经济学的供给学派并没有任何直接的理论和政策的关系。
从西方供给学派理论和政策产生的背景来看,完全不同于当前的中国。西方供给学派产生于上个世纪80年代,是上个世纪70年代发达国家陷人长期滞胀这样一个特殊背景的产物。欧美发达国家在经历了二战后的所谓“黄金时代”之后,在70年代初进人到一个长期滞胀的局面。由于自二战以后凯恩斯主义是西方经济学的主流,所以,一些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把形成滞胀的原因归结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于是,产生了全面否定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供给学派、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学派等各种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流派。受这些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的影响,以美国总统里根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政府,不仅在国内大力推进以私有化、自由化为主要内容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而且在全世界推行新自由主义,以便为发达国家获得新的国际市场。因此,作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一个流派的供给学派经济学,完全是以欧美发达国家的滞胀为背景,以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作为直接批判对象而产生的。从供给学派的政策内容来看,主要是实行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放松对于金融的监管实现金融的自由化、通过减税和压制工会为私人企业的发展提供支持、通过推行全球化为企业获得国际市场,等等。
还需要特别指出的一点是,有的人把西方发达国家在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出现的短暂的经济繁荣的功劳都归结于供给学派理论和政策,这不仅是肤浅的,而且也是错误的。事实上,西方发达国家在上个世纪90年代所出现的短期经济繁荣,虽然确实受到了新自由主义理论和政策的一定影响,但主要是来源于冷战的结束和全球化的新发展以及以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新技术革命,而不是主要来源于或者仅仅来源于供给学派经济学及其政策。从一定意义来说,如果没有冷战的结束和新的全球化的发展,没有新的技术革命的推动,仅仅依靠供给学派所提出的政策,欧美国家不可能出现哪怕是短期的经济繁荣。其次,正是由于新自由主义的泛滥,最终导致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从这个角度来说,包括供给学派在内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不仅并没有给西方发达国家带来长期的经济繁荣,反而是产生金融危机的罪魁之一。因而,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过分推崇西方供给学派的理论地位和实践价值都是错误的,用西方供给学派的理论和政策来解读我国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更是别有用心的误导。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当遵循的若干基本原则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经济增长和发展具有一系列重要理论和观点,是指导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和改革的根本指导思想。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社会经济发展过程表现为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等四个环节同时存在并且相互作用的过程。在这四个环节中,生产环节始终起着支配和核心的作用,同时分配、流通和消费对于生产具有巨大的反作用。只有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等所有这些环节互相适应和匹配,才能产生持续的经济增长和发展;反之,经济发展就会出现一定的放缓和减速。因而,必须始终重视生产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决定性地位,同时又必须高度重视分配、流通和消费对于生产的巨大反作用及其与生产的协调关系。因此,一方面必须深刻认识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必要性和重大意义,另一方面又必须从生产与分配、流通和消费的辩证关系出发,注重分配、流通和消费等方面的深化改革。必须克服仅仅从供给侧即生产这一个方面来理解当前中国经济改革的片面性。
在认识到中国经济的供给侧结构性问题的同时,并不能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投资、出口以及消费的改革和发展对于经济增长的不可或缺的作用对立起来。我们必须从全面统筹的高度出发,在重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同时,还必须重视投资及其改革、出口的进一步发展以及由收人分配改革而产生的居民消费增长对于经济增长的巨大作用。这应该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该遵循的又一条基本原则。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为优越的第一个特点就在于能够保护和不断发展生产力,相反,资本主义由于自身矛盾和缺陷必然产生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和对生产力的巨大破坏。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表现为一种生产相对过剩的危机,在危机爆发时资本家有时故意毁灭已经生产出来的商品,而不会免费提供给需要商品的广大贫困群众,这充分暴露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存在的资本生产与人民消费之间的矛盾的对抗性。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虽然也会产生一定阶段和一定程度的产业结构失衡和供求之间的不均衡这种现象,但是,社会主义并不存在生产与消费的矛盾的对抗性,因而,对于暂时过剩的产品和产能,完全可以如上所述,通过国家政府采取一定的政策充分加以利用和保护,而决不能像资本主义那样任由这些产品和产能被人为地破坏掉。这应该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该遵循的另外一条基本原则。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随着资本积累的不断发展和资本有机构成的不断提高,必然产生相对过剩人口即失业工人及其不断增加。这种由资本运动产生的工人失业问题,显然单纯依靠资本家个人或者市场本身是无法解决的。所以,在当代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建立社会福利和保障制度,有效地缓解了由此而产生的工人阶级的贫困和社会矛盾。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随着社会劳动生产力的不断提高以及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同样也会必然产生社会生产对于劳动力需求的下降和一部分劳动力的暂时性失业。社会主义条件下产生的劳动力失业问题,同样是无法由单个企业或市场自身来解决的,同样必须而且更应该由国家出面来加以解决。因此,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无论存在多少现实的困难,中央政府以及各级地方政府也必须千方百计地承担起在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产生的一定数量的失业工人的就业安排和必需的生活保障的责任,而且应该比资本主义国家做得更好,只有这样才能彰显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和优越性。这应该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该遵循的又一条基本原则。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制度基础。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生产资料公有制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比资本主义私有制更为广阔的空间和前景。同时,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之上的社会生产计划,能够避免资本主义生产无政府状态所产生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和社会经济资源的巨大浪费,从而能够更加有效地保持社会生产的快速和可持续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所必须遵循的一个根本原则,即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原则和方向,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发展道路,必须坚持进一步大力发展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经济的原则,决不能动摇。一些人利用部分国有企业出现的由于经济周期产生的正常的暂时经营困难现象,把一些国有企业妖魔化为所谓“僵尸企业”,并且主张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消灭这些国有企业。显然,这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
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在于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当前在社会上还存在一种观点,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推行新的计划经济。那么果真如此吗?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究竟如何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呢?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明确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核心问题,是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并且明确提出了“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改革方向和原则。因此,对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解,必须与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的精神统一起来。很明显,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简单地理解为就是推行新的计划经济,实际上就是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对立起来了,因而是不正确的。
但是,我们又必须看到,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又突出地存在着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这是因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本来就是由政府主导的一种改革,在这个改革过程中,一方面政府必然要充分发挥作用,但是另一方面政府的作用又不应该以损害市场经济体制为代价。因而,是否能够在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基础上又解决供给侧结构性问题,是检验这个改革成败的关键。
那么,究竟如何在“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前提下有效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呢?在理解和处理这个问题上,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为指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必须克服对于西方经济学相关理论的盲目迷信。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上,西方经济学反映的只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原则和规律,并不完全适合用于解释和处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同一问题。这是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职能具有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职能完全不同的依据和性质。一些新自由主义者照搬西方经济学的教条,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职能仅仅理解为只能提供公共服务,并且政府的作用越小越好,这是完全错误的。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一方面,政府必须按经济规律办事,充分尊重市场本身的运行规律,决不能大包大揽和越俎代庖;另一方面又必须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国家政府的积极作用,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必须充分运用市场手段和经济职能而非行政手段,来有效处理过剩产能、库存、产业结构、髙杠杆等问题。
总之,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必须创造性地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用社会主义的办法去解决当前存在的供给侧结构性问题,而不能囿于西方经济学的教条。
四、生产关系的改革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
所谓供给侧,是相对于需求侧而言的,它主要是指社会生产这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在社会生产中始终存在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两个方面及其对立统一关系。因此,对于“供给侧”的涵义必须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来理解。
首先,从最直接的意义上来说,之所以要对供给侧进行改革,是因为我国当前的经济结构存在失调的问题,主要表现为部分产能过剩、产品库存比较严重,一些企业负债率即杠杆率比较高,等等。而这些方面的问题基本上都是属于生产力层面的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首先是一种生产力层面的改革。
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如上所言,不仅“供给侧”本来就包含着生产关系,而且“结构”除了产业结构这一含义外,也指人与人在生产中形成的社会结构即生产关系。
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来看,一方面生产力各要素及其关系直接决定了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另一方面生产关系对于生产力又具有巨大的反作用。因而,分析当前中国经济中存在的供给侧方面的问题,不能仅仅停留在生产力这个层面上,而且必须深入分析现有的生产关系有哪些方面可能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必须进行改革。从改革本来的含义来说,主要就是指生产关系的调整。因而,仅仅从生产力角度来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而是必须更加重视从生产关系的调整和体制改革的角度来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生产关系”的涵义是非常丰富和广泛的,它不仅指生产过程中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且也包括各种社会主体之间的经济关系,例如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等。毛泽东早在《论十大关系》中就分析过这个问题。就当下中国经济改革所涉及到的生产关系来说,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的改革是极为重要的内容。
众所周知,自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分税制的实行,我国各级地方政府在推动地方经济发展方面的积极性得到充分的发挥,这一方面有力地促进了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另一方面又产生了土地财政、地方政府职能错位等各方面问题。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地方政府职能的企业化和行为短期化,是导致产业结构失调的重要原因。为了实现本地财税、GDP增长率、就业等各项经济指标,各个地方政府之间展开了激烈的竞争,这一方面产生了严重的地方保护主义,另一方面使一些地方政府有时不惜保护一些存在各种问题的企业,其中包括生产假冒伪劣甚至有害商品的企业、对资源和生态具有严重破坏性的企业、在未来的市场上并没有竞争力和广阔市场前景的企业,等等。
分税制实行以来所形成的我国地方政府的行为模式是中国经济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不能全盘否定各级地方政府为了发展经济所做的各方面艰苦努力和成绩,但是,我们又必须承认巳有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存在着需要改革的巨大空间。改革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极为重要的内容和真正的治本之策。
五、必须从长期和短期的辩证关系出发全面统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在经济学界流行一种说法,认为供给侧具有长期的性质,而需求侧具有短期的性质。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从供给侧和需求侧的相对而言的主要特征来说,这个看法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不能把这个观点绝对化。我们必须看到,供给侧也存在短期的经济变量,需求侧也具有长期的效应。就供给侧方面来说,不仅存在产业结构、技术创新能力、在价值链中的地位等长期经济变量,也存在产品库存、过剩产能、产品质量等短期经济变量。就需求侧方面来说,出口、消费和投资不仅具有短期经济效应,同时也会产生长期经济效果。
因此,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一方面必须注重影响长期经济变量的经济体制方面的改革,另一方面又必须采取有关政策措施解决短期经济变量方面存在的问题。从长期变量和短期变量及其辩证关系出发,并且把供给侧改革和需求侧改革统一起来,把体制改革、结构调整与保持经济持续中高速发展统-起来,全面统筹当前的各方面经济改革,这应该是一个更好的正确的思路。
作者简介:邱海平,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资本论教学与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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