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思潮尤其是西方经济思潮，不管是理论还是实践，一刻也脱离不了意识形态的纠缠。每一个新的经济学说的出现，都离不开特定意识形态的推动、帮助;同样，每一种新的经济学说的普及、推广和运用，都对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意识形态的巩固、发展、变更和转向起着重要的影响作用。揭开西方经济学的意识形态性面纱，剖析藏在表面自由公正的经济思潮背后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属性，有利于增强人们全面认识西方经济学的本质属性。

　　当下，很多人陷入了经济学崇拜之中，一切都得阳经济学看齐，经济学似乎成了人们安身立命的法宝，仿佛只有经济学才是真正的科学。相反，人们对意识形态却趋于冷漠，觉得意识形态是虚假的、虚幻的，是政治欺骗的工具，好像意识形态毁灭人性、压抑活力，因而回避它、疏远它，甚至对之不屑一顾。其实不然，意识形态并非如此不尽情理，它具有多方面的属性、特征和功能，关键是看它为谁服务，为谁效力的问题、研究两方经济思潮必须了解它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关系

　　一、西方经济思潮意识形态性的含义

　　英国著名经济学家马克·布劳格明确指出，经济理论具有双重职能，经济学家总是在与政府政策有关的问题上做文章，他们的主要经济学说不仅是科学研究框架，而且也是政治行为框架。西方各种经济思潮既是科学研究框架，又是政治行为框架，为的是给政府提供政策衡量标准。这是20世纪8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学家对于经济学科属性的一个基本判断。作为科学研究框架和政治行为框架相统一的西方经济学，具有强烈的阶级属性，与政治决策行为联系密切，维护的是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和根本利益。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巨著《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分析首先是从商品开始的。商品是物化劳动的产物，是社会关系的化身。人们的劳动成果通过异化过程反过来却支配了人。马克思在剖析了作为生存之本能需要的劳动遭到了扭曲的基础上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基本规律，即榨取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最高目的。马克思的深刻洞察为我们了解资本主义经济活动蕴藏的意识形态性打开了大门。现代制度经济学对于产权范畴的界定，其准确的含义就是私人财产权。经济学家张五常明确指出明晰产权就是私有化。私有财产权和公有财产权的论争凸现了经济学的意识形态属性。国民经济学派代表人物李斯特、瓦格纳认为，思想和观念也是生产力，是精神生产力。精神生产力包括智力、道德与法律制度三个方面，道德与法律制度毫无疑问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西方思想家威廉·赖希批评庸俗马克思主义者忽视了经济发展对意识形态具有依赖性。实际上，经济学家创立经济学说难以离开具体的社会环境与客观条件的制约，某种意义上他们往往是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思考问题并进行理论建构的。也就是说，经济学家创立经济学说之初无疑服务于某个统治阶级，但当这个学说一经创立出来，马上就会被当权者用来解决具体的社会经济问题。

　　英国剑桥学派经济学家琼·罗宾逊夫人在《经济哲学》中写到：“经济学是实证科学与意识形态的混合物”。她的学生阿马蒂亚·森(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秉承了罗宾逊夫人的规范分析传统，在国际经济学界日益呈现数理化研究倾向之时，更加侧重于经济问题的规范分析，其许多理论是采用了经济学与哲学和伦理学相结合的方法，对当今世界尚未解决的许多实际经济问题给予了莫大的关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经济学的经世济民职能。这说明，经济学不完全是实证的，不都是价值中立的，相反，它服务于特定的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经济思潮作为思潮的背后隐含着意识形态的因素。研究经济思潮，必须对其意识形态性保持警觉。一方面，思潮必然是思想的潮流，不是个别人的思想，一旦到来必然会把各种学派的代表人物都卷进去。另一方面，思潮带有时代性，意味着过一段时间它就会消退、解散。研究者应该明白经济思潮服务于谁、倡导者是谁。经济思潮作为思潮同其他学科如哲学、政治学、伦理学以及科学技术存在关联。经济学最早是从哲学分离出来的。亚当·斯密首先是作为伦理学家成名的，《国富论》蕴涵着哲学与伦理学的前提。如今，经济学帝国主义者把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推向了其他诸多学科，如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以及生物学、政治学、伦理学等等，试图用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分析和解决一切学科所面对的问题。

　　学者王振中指出，经济学是与人们的物质财富生产和物质资源分配密切相关的学问，可以毫不夸张地讲，建立在商品资源短缺而人们需求无限基础上的经济学，充满着爱与恨的情绪，渗透着物欲的诱惑和价值观念的搏杀。因此，在探索这门学问的过程中，不仅需要理性，而且也需要激情。其实，理论经济学的基本制度假设和理论前提假设掩盖了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意识形态性。著名经济学家乔安·罗宾逊对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体系和分析工具规范化的发展做出过杰出的贡献。他指出，“西方经济学家的先入之见与其说体现在明显的政治学说上，毋宁说体现在他们所喜欢研究的问题和他们据以进行研究的假设上。”这种揭示很有说服力，它说明基本制度假设和理论前提假设就是西方经济学的意识形态。

　　在刚刚进入新的千年之际，人们在深刻反思经济发展的目的何在?综观西方发达国家20世纪的历史，经济发展速度远远大于社会进步的速度。垄断资本主义以战争、掠夺、暴力为根本特征的外部殖民化阴影尚未彻底消除，晚期资本主义以官僚科层制度为特征的内部殖民化正在向纵深发展。约瑟夫-熊彼特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进步意味着动荡。”个人、集体、民族、国家等经济主体之间的价值、利益与幸福观念冲突越来越大。财富异化、权力异化和社会关系异化带给人们的压抑感、沉重感不但没有减弱，反而在加剧。人们之间的沟通、交流与快乐在减少，竞争、痛苦和残忍在增加。行政领域的权力和经济领域的货币日益成为调控人们行为的外在力量。少数国家借助先进的物质技术基础率先实现了现代化，国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然而却出现了许许多多的问题。美国著名学者丹尼尔·贝尔指出，享乐主义与娱乐道德观盛极一时，并汇聚成意识形态潮流，使传统勤俭节约的行善道德观陷入崩溃。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哈贝马斯呼吁，防止工具合理性超出经济领域，应该尽量缩小经济领域的范围，避免政治生活、道德生活经济化。目前，新殖民主义潮流并没有衰退减弱，个别发达国家仍以仁慈的面目扮演着救世主的身份到处“积福行善”，真实的目的却是在有限经济援助的外衣掩护下扩大自己的政治经济利益。

　　二、西方经济学意识形态性的表现

　　西方经济学各种理论思潮的出现都是资本主义发展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尽管经济理论本身有其自身的演进与发展规律，某种程度上保持着精神观念运动的相对独立性，但都是为了解决特定时期诸如通货膨胀、失业加剧、经济萧条等社会矛盾出现的，其背后隐藏着伦理学、政治学和意识形态的支持。制度经济学重要代表人物康芒斯认为，自从经济学的研究开始和哲学、神学或者自然科学分开，研究者采取的观点决定于当时认为最为突出的冲突以及研究者对冲突的各种利益的表态。换言之，西方经济理论的不断发展与更替是为了促进和维持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服务于资产阶级国家统治的根本政治利益。

　　古典自由主义经济思潮产生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当时的社会特征是不顾一切地扩大积累，增加财富。其创始人亚当·斯密倡导自由放任的经济学，主张把国家的作用局限在守夜人的范围内。保护私人财产权是古典自由主义最核心的主张，其内在理论基础是把私有财产权当做合理性前提，认为个人权利天然正当。经济人假设是自由主义最基础的东西，基本含义是私利导致公益。自私是经济人假设抽象的原则。斯密提出人性自私论假设，主张存在超历史、超时代、普遍适用的人性。其社会公正观认为良好的个人品德如勤奋、节俭、谨慎、专心等与追求财富的本性相辅相成，前者可以在后者中形成，不能把二者对立起来。追求财富可以消灭贫困，进而改变自卑。斯密的基本理论观点虽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在特定历史阶段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但从人类历史发展的终极目的看来却带有明显的历史局限性，他肯定人性自私和私有制的作用，忽视了人类普遍与共同的利益，是早期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发家致富的意识形态。

　　新古典主义经济思潮产生于19世纪中后期，几乎与马克思主义同步。由门格尔、瓦尔拉和杰文斯发起的边际革命，经过马歇尔的整理和提炼，终以完备的理论形态出现。1890年马歇尔出版的《经济学原理》影响深远。由于社会政治原因以及实证主义科学哲学的影响，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地位在20世纪30年代后迅速上升。这种学派改变了经济学最基础的理论，用边际革命替代了劳动价值论。其前提是效用论，即商品满足人的欲望的能力。边际的含义在于最小效用论。商品价值的决定因素是满足人的欲望的程度和商品稀缺性的程度。劳动不仅没有价值，而且还有消极作用。劳动成为满足人的欲望的主体，实现的是效用最大化，进而成为欲望最大化的主体。经济学是在效用最大化条件下理性选择的科学。经济学成为研究欲望的科学，经济学开始引进心理学的知识，逐步探究欲望变化的规律。经济学研究的内动力是欲望，欲望成为经济学研究的关键。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侧重于从人的欲望出发研究社会经济问题，并由此成为西方经济学的主流。这种经济理论作为意识形态助长了资产阶级的剥削心理，贬低了工人阶级的价值，因而必须重视这种理论的缺陷。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本质应该是变化的，反对超历史的分析方法。经济人假设也应该从具体的、历史的条件出发，研究生产关系，而不是微观利益。社会是不能分解成原子的，需要做整体性研究。

　　德国国民经济学派代表人物李斯特、瓦格纳强调意识和精神因素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他们认为文化和精神因素对经济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生产力包括物质资本引起的生产力和精神资本引起的生产力，并用道德人概念代替了经济人概念。他们否定了原子主义，强调道德人的纽带作用，认为个人和国家都是实体，拥有共同的历史、荣誉、场所和文化等等;反对不切实际的世界主义，民族国家乃是经济活动的基础轴心，主张爱国是一种不可回避的政治责任。他们打破了自由主义的思维方式。自由主义从个人不经过国家直接走向建立人类模式，在幻想永久和平的基础上建立无边无际的世界主义，进而设想构建世界贸易体系。李斯特批判世界主义是空想的、不切实际的，批评了自由主义抽象方法的局限性，批判个人利益会自动转化为公共利益的观点，因为这需要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不发生冲突才行，但实际上几乎是不可能存在的。国家目标应该是强大和富有并举。国家需要统筹考虑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现实利益和子孙后代的利益等关系。李斯特批评了自由竞争，进而提出“竞争永远可行吗”的问题，认为竞争引起内斗，内斗导致失败;进而认为市场不能完全放任，不能让个人利益和企业利益无限制地膨胀。这种经济学说站在国家立场上对待问题，直接指明经济和政治不可分离的关系，带有国家意识形态特征，分析角度独特鲜明。

　　凯恩斯主义又称财政主义。凯恩斯本人在政府部门长期工作过，其理论学说的政治性不容忽视。他认为总供给大于总需求，因而有爆发危机的可能，政府不干预，市场就会失灵。这是对自由放任经济学说的反动与革命，故称凯恩斯革命。他针对自由放任理论提出了国家干预经济理论，由国家管理原来的个人自由经济，国家同时管理投资与消费两件事情。国家干预经济的两大政策是以财政政策为主，以货币政策为辅。国家干预经济的具体措施是多方面的。国家通过兴建重大基础工程扩大公共财政，扩大需求。政府可以通过税收政策实现再分配，比如征收高额遗产税，甚至没收遗产，可以通过降低利息让坐收利息的富人参加劳动等。凯恩斯主义简称国家统治主义，旨在说明资本主义有计划。受这种经济理论的直接影响，西方国家开始出现了各种形式的国有经济。政府通过国有企业控制国民经济，垄断严重。凯恩斯主义一度增强了资产阶级操控和掌管经济活动的能力，提高了意识形态方面的合法性，化解了社会危机与风险，延长了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寿命。

　　新自由主义主要包括奥地利学派、公共选择学派、货币主义学派和供给学派等。其复兴的历史背景在于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滞胀局面，即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同时存在。自由主义的再度复兴伴随着意识形态热情和意蕴，一些思想家试图把新自由主义作为普遍的原则推广到全世界。新自由主义兴起的原因是国有化后出现问题，重新转向私有化。80年代的奥地利学派代表人物哈耶克和米塞斯，都不是纯粹的经济学家，都是政治自由主义的旗手，都是意识形态论者，攻击性很强。公共选择学派代表人物布坎南认为公共选择是政治概念，是经济领域的理论拓展到了政治领域，是“市场交易的政治学”。他反驳了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学说，认为政府常常是失败的。政府官员都是经济人，都在政治市场上追求利益最大化，即权力、机会、声誉、职能、薪金的最大化，包括所支配的人财物的规模的最大化。社会对政府的监督是不力的，也是很难的，主要是不知情，信息不对称，还容易受被监督者操纵。政府行为是非理性的，政府决策经常失误，政府也会失灵。货币主义学派的科学性成分较强，容易掩盖意识形态性，代表人物弗里德曼强调唯有货币最重要。货币的推动力能够解释和说明产量、就业和物价变化的最根本因素。货币的推动力即货币供应量大小。货币当局通过货币供应量管理调节经济。他认为，“滞胀’’现象的根源在于货币。货币主义针对的是凯恩斯主义，解决的问题是通货膨胀。他认为凯恩斯主义的充分就业政策不妥，充分就业会带来“滞胀”局面。财政政策很不可靠，原因在于在政治上和操作上是困难的，减税容易增税难;公共财政有挤出效应，即挤掉个人投资额。他因此认为财政政策是错位的、无效的，应该回到以前的自由市场上去。

　　三、西方经济学意识形态性的特征

　　一是潜藏性与隐蔽性。由于西方经济学对于增加社会财富总量、促进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提高人们的社会福利水平起到了巨大的积极作用，其意识形态性就掩藏在科学性和价值中立性之下，往往不易引起重视甚至被忽视。特别是在应用经济学中，由于经济现象的具体性，其中所包含的意识形态的东西并不显著。比如古典自由主义强调自由竞争是市场运行的基本机制。认为竞争能够推动财富的增长，激发当事人的主观努力;促进技术的进步和劳动者技艺的提高;使价格合理，品质提高，服务周到等。强调市场是一只看不见的手，把个人利益转化为公共利益。主张个人利益会自动产生公共利益，经济运行矛盾可以自发调节，经济政策上不需要外在的控制与限制等。上世纪70年代后，新自由主义崛起。供给学派在美国影响很大，特别是里根政府时期，出现了金融市场的进一步自由化。小布什政府也倾向于减税，放松管制，采取了供给学派的政策，否定了凯恩斯主义。坚持认为供给会自动产生需求，使储蓄变成投资;好的政府在于刺激生产，调动生产积极性，发挥企业家的竞争积极性。认为社会福利制度存在很多弊端，养活一批懒汉，增加了依赖性。这些主张表面看来是合理的，似乎不带有什么意识形态性，但作为国家经济政策的主要目的仍旧是为了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

　　二是西方经济思潮与意识形态结合得紧密程度不同。有些西方经济思潮直接就是意识形态，如国民经济学派以及新自由主义中的奥地利学派和公共选择学派。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哈耶克的学说带有非常强的意识形态性。他认为，计划经济会通向对人的奴役，社会主义是一个巨大的错误，要拯救人类就必须驳倒社会主义。他把拯救西方文明的核心价值当作自己的使命。在经济领域，他主张自由财产权和竞争的信念，针对法西斯主义、社会主义和西方社会内部的凯恩斯主义发动一场根本意义上的意识形态运动。新保守主义采取了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提出了“观念比枪更致命”和“把社会主义扔进历史的垃圾堆”等观点，并试图在新的历史时期重新寻找战略对手。社会主义国家和无产阶级政党对这些错误的观点和学说必须进行彻底的揭露和批判，有理有节有利地开展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进而维护自己的价值观和政治利益不受侵犯。有些西方经济思潮直接服务于意识形态，如凯恩斯主义经济思潮，认为必须通过政府的财政政策缓解财富不均，征收高额的遗产税缓解社会不公，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实现再分配。这打开了一条建立社会福利保障制度的道路。凯恩斯主义引起了公正观念的重大深刻的变化，改变了亚当·斯密和新教伦理所坚持的勤劳节俭的伦理观，鼓励消费，刺激消费，强调要消费。宣扬蒙德维尔“奢侈有利，节俭有弊”的伦理观，主张消费是爱国、仁慈和创造就业机会的善举，想尽办法让人消费，进而创造需求。凯恩斯主义带来的问题非常严重，尤其是社会的问题和精神的问题，如消费主义和大众享乐主义的兴起。有些西方经济思潮的意识形态性比较隐蔽，比如前面分析过的供给学派和货币学派等。

　　三是外部性与内部性统一，但外部性总体上大于内部性。所谓外部性是指发达国家对外经济政治交往中所坚持和贯彻的意识形态原则，所谓内部性是指发达国家内部经济活动中所坚持和贯彻的意识形态原则。每一种西方经济学说的形成虽然都是以本国的实际经济问题作为基本出发点的，但其所产生的影响和所起的作用却往往是国际性的，因为西方发达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占有无可比拟的主导性地位。虽然这些国家已经成功实现了现代化，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相比拥有超强的竞争优势，但发达国家国内社会矛盾不断加剧，各种冲突接连不断，社会各阶级和阶层的社会经济地位相差甚远，因而其内部经济活动的意识形态性依然非常强烈。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指出，收入的差别最主要是由拥有财富的多寡造成的。和财产差别相比，工资和个人能力的差别是微不足道的。这种阶级差别直到今天也还没有消失：较低层的或工人阶层的父母常常无法负担把他们的子女送进商学院或医学院所需要的费用——这些子女就被排除在整个高薪职业之外引。与此同时，为了确保和扩大其国家整体利益，他们往往不惜采取多种手段以牺牲发展中国家人民利益为代价，其所显现的国际道德水平并不高。他们积极开展经济外交，常常软硬兼施，抢夺原材料供应市场和商品销售市场，往往使人觉得只有少数国家的利益才是真正值得尊重的利益。二战后美国实施的马歇尔计划和“第四点计划”以及广泛推行的新殖民主义政策就是明证。

　　作者：张保权 来源：理论与现代化 2006年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