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皮瓦克是当代著名的后殖民主义批评家，其后殖民主义批评思想涉及十分广泛的领域，本文主要考察她对语言符号、货币和现代信息技术的相关论述，认为这些论述构成了一个批判资本主义文化与经济文本的联贯逻辑线索。斯皮瓦克不仅通过解构主义视野揭示了西方真理观的客观化原则所掩盖的欲望与权力，同时也通过马克思主义的视野揭示了符号、货币和电子脉冲作为传播与交流媒介在这一原则中所起到的作用，并且把它们与资本主义的殖民历史和全球化时代的危机控制方式联系起来，十分清晰地展示了资本主义的媒介原理以及这一原理的运作机制和剥削实质。

　　一

　　十来年以前，“网络”这一名词在我们言辞中的含义通常是不确定的，但今天，“网络”几乎就是一个专名，我们会立即把它同电脑显示器及其身后那眼花缭乱的世界联系起来。一颗技术世界的幻想种子，如今已长成为巨大而妖艳的隐性怪兽，把整个世界如此众多的人、种族和国家吸进了他那怪异的电子信号空间之中。互联网典型地体现了媒介在我们这个时代的意义，并把传统的文化观念和传播模式推上了一个崭新的阶段。过去，“意义”这个人们心目中的传播源头占据着几乎是绝对中心的地位，而今天，新技术支撑的媒介形象本身——传播的工具取得了对“意义”的控制权，它几乎变成了文化和意义等同物。“在某种意义上说，媒介文化又是当今的主导文化;它替代了精英文化的诸种形式而成为文化注意力的中心，并对很多人产生影响……更有甚者，媒体文化已经成了社会化的主导力量，它以图像和名流代替了家庭、学校和教堂作为趣味、价值和思维的仲裁者的地位……”①但是，媒介文化是否真的预示着一种与西方传统文化的断裂?显然，对于这个问题，不同的角度会造就不同的答案，本文总结和梳理了当代著名后殖民批评家斯皮瓦克的相关论述，并力图说明，在全球化背景下，媒介文化作为今天最重要的文化形态之一，实际上沿袭了西方殖民意识形态的逻辑，只不过在高科技提供的控制空间里、在真理权威已经普遍遭到怀疑的状况下，它有了更现代化的装扮和更加让人眩目的色彩，并因此成为帝国主义危机控制最重要的新方式之一。

　　在斯皮瓦克的解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多重透视下，我们会看到西方霸权意识形态霸权得以建立的一以贯之的内在机制。简单说来，那就是自从尼采以来，人们不断意识到的、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的思维上的起源与终点之间的“等同再现原则”，或者“再现的客观化”原则。而媒介文化实质上是这种等同再现原则的高技术化结果。不同的是，在西方殖民历史的最初阶段，“等同再现”是以真理和信仰的名义来得到保证的，而现在则体现为媒介文化的带来的可见性或所谓“视觉的专制”。某种意义上说，由于视觉的客观化效果，媒介的可见性已成为今天所谓信息化时代的真正“真理”。在传播过程的起点和终点之间，则是一个充满各种复杂权力关系的空间，无论是真理符号、货币还是信息化时代的电子脉冲，在很大程度上不是使得这一空间更加透明，而是使其变成了一个普通大众很难追述其路径的、只能顺应而无法反抗的无物之阵。

　　二

　　人类在交流和传播的过程中，获得最真切的原始信息是最重要的目标之一，无奈的是，交流和传播之所以产生皆在于我们与原始信息之间存在距离，正是为了弥补人与对象之间的距离以及人类自身信息传承中的时空障碍，才有了语言、书籍、图像等各种意义符号和载体。无论是“真理”、知识，还是今天的媒介讯息，其权威性都是建立在或隐或显的“客观性”效果的假定基础之上的。这种客观性，实际上就是符号在再现世界本真的、始源信息时的透明性。在一定程度上说，这种透明性几乎是交流和传播行为中的一种终极追求。充满辩证意味的是，这种对于“客观性”和“透明性”的追求一方面催生了复杂的知识阐释体系和传播方式，另一方面也正因为这种中间渠道的复杂化反而使“真相”变得晦暗不明。不过在反形而上学大潮到来之前，人们除了对“真相”本身不断进行追问和辩护外，很少对 “真相”的制造、传播——即在终点与起点之间的这个晦暗过程进行质询。这也许正是尼采的“道德谱系”，福柯的“知识考古”以及德里达解构主义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意义。在这一点上，斯皮瓦克有着十分明确的认识：

　　解构……只是对别人以为拥有了真理的那种身份特权表示质疑。解构不是暴露谬误，而是坚持不懈地深入探寻真理是如何产生的。②

　　在《论文字学》的译者前言中，斯皮瓦克详尽地考察了德里达解构主义思想的相关谱系。从某种程度上说，她向我们展示的正是西方反形而上学历史上的哲学家如何一步步揭示西方真理观念的产生过程。尼采认为，所谓“真理”的始源性过程可以用隐喻来描述：“当神经刺激被刻写进一个形象，这就是第一个隐喻!当这个形象又被录进一个声音，这就是第二个隐喻!”③尼采从身体的角度说明了知识或者真理在再现世界时首先遭遇的晦暗，与此类似的则有弗洛伊德的“心灵书写板”中展示的“潜意识”这一黑暗的森林：“任何一件有意识的事物都有一个潜意识的初级阶段;潜意识可能就停留在那个阶段，然而必须被认为具备精神过程的全部价值，潜意识是真正的精神现实。我们对于它的内在实质之不理解，就正如我们对外部世界的真实同样不能理解一样……”④在弗洛伊德的“翻译装置” 中，外界信息在变成我们的意义符号并开始传播之前，首先必须经过人类意识的传播和再现。按照海德格尔所说的“比人更加原初的是他的此在的限度(finitude of the Dasein in him)”，这种人类无意识中的最初痕迹才是我们思维机制的起点，是“世界”和“存在”得以展开的前提。斯皮瓦克认为，感觉意识作为无意识痕迹的一种结构性产物，不仅是通过时间上的延迟，同时也是解构主义意义上“差异”和“增补”的结果，也就是一种建构而成的“新事物”，它具有不可还原、不可化解，也就是不可寻找其起源的特征。

　　尼采与弗洛伊德的看法的共同点在于让我们看到，在人类知识和世界本真状况之间，在人类意义符号再现原初信息的过程中，人本身是一个晦暗不明的过滤装置。其间的加工过程，德里达是用“书写”的概念来进行总结的。他向我们表明，“世界”总是人的“世界”，人类知识的基础就是建立在踪迹的符号结构之上，这种符号结构就是原初书写的结构，除了无穷的踪迹链条，“文本之外并无何物”，也就是解构主义意义上的“起源的缺失”。但事实上，如果我们把“起源”、传播过程以及传播终点放在一起，就会看到，“文本之外并无何物”的另一个重要潜在含义就是，“文本”只能是“人”的文本，这里的“人”就是知识及其传播的关键通道，尽管它可能表现为各种人的功能及其延伸形式，即各种传播载体和技术。换句话说，作为信息终点形式的“文本”，除了在制造和传播过程中所留下的人类的主体痕迹之外，并无他物。正如尼采所揭示的，隐藏在人类“真理”之中的主体痕迹不过是一种排斥、控制、同化和吸纳的欲望，一种“强力意志”，一定程度上也就是福柯意义上的“知识权力”。

　　斯皮瓦克认为，没有什么世界不是像语言符号那样被组织起来的，我们的意识同样如此。因此，文本性的概念不应该被理解为一种从世界到语言文本的降解，也不意味着一种由书本组成的传统、狭义上的批评或者教学⑤。当德里达和利奥塔说道“文本之外并无何物”的时候，他们所说的文本是指一个网络，一个政治、心理、性别和社会的编制物⑥。

　　后殖民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西方现代批判理论在范围上的扩展，这种扩展显然不只具有纯学术上的意义，而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西方“真理”观念不仅在西方自身的发展中酿造了压制和不平等，同时也依赖其全球传播而塑造世界霸权，其依凭的内在机制正是“真理”观念所隐藏的“等同再现”假设。一方面，欧洲把它的知识和关于上帝的“真理”向殖民地进行传播;另一方面，它也开始对东方进行“客观”书写并不断地把书写结果传回欧洲。斯皮瓦克认为，这一“客观”书写形成的是以西方真理观念为支撑的一整套殖民话语，它伴随欧洲帝国主义扩张的整个历史，从英法对殖民地的瓜分直到今天的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以及世界银行和世贸组织的发展规划，都可以见到它的影子。在这一文本中，欧洲以外的土地仿佛一张白纸，一块未被刻写的处女地，吸引着欧洲人的书写欲望⑦。与此同时，作为信息源的第三世界，即欧洲以外的那个“他者世界”则被驱进沉默的深渊，留下的是在欧洲宗主国和殖民地之间往来穿梭的“东方主义”话语及其传播构成的巨大欲望网络。这样来看，信息传播的真正政治含义并不在媒介与原始信息之间的对等性，而是在于传播与媒介本身，即在终点和起点之间的过程。

　　三

　　斯皮瓦克后殖民主义文化批评的特点之一就在于她在进行文化文本的批评时也十分关注经济文本。她认为，西方文化霸权在全世界的确立与其殖民历史甚至资本主义的发展史完全是同步进行的一个整体，抛开经济问题，我们不仅不能完整理解资本主义过去的历史，同时也不能更清楚地看到资本全球化问题的实质。在劳动和商品消费的实现之间，文化主义的研究不是使得其中间环节更加清晰，反而可能有助于掩盖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剥削实质，她在批评“文化主义”时说道：

　　对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研究来说，华尔特·本雅明的著名言论“没有一种文化文献不曾经并且同时是一种野蛮主义的记录”应该是一个开始而不是结束。“文化主义”在其全球关照中拒绝经济因素，是不能把握随之而来的野蛮主义的生产的。⑧

　　如果说对文化问题的考量让我们看到的是符号的“等同再现”原则及其掩盖下的传播实质的话，那么，斯皮瓦克对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坚持与重读所批判的目标则是货币及其“等价交换”原则。正如马克思所揭示的，货币作为媒介隐藏的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复杂网络，与符号性的文化文本类似，货币组成的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经济文本。阿芒·马特拉认为，在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建立的生产方式的新颖的解释中，围绕的就是作为媒介的货币：“从1840年开始，马克思就不停地进行回答：货币是媒介，是杰出的传播施动者，永远处于动态，它的本性是跨越边界。”⑨货币是如何“跨越边界”的?斯皮瓦克从解构主义的角度，看到马克思实际上已经十分明确地指出过：交换，从根本上说，只能存在于异质性事物之间，即基于使用价值上的差异性这一前提，因为没有使用价值上的差异，就不会产生交换的必要性，但是交换又必须在异质性事物上假设某种等同性。换句话说，所谓的“等价交换”只不过是建立在某种对“共同性”设想基础上，而在资本主义生产和交换中，货币正是这一“等同性”的符号化再现。斯皮瓦克通过对《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解构式阅读，更加清楚地让我们看到了马克思“如此写作”的真正意义，即揭示货币表面的“等价交换”原则所掩饰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和交换过程，并揭示这个过程中的使用价值、尤其是劳动力这种特殊的使用价值是如何遭到压制和排除的，换句话说，马克思从货币这一“一般等价物”身上，揭示的是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复杂网络。

　　货币的抽象和空洞特征在于它剥除了所有现实性的内容。这种符号化过程，在印刷技术高度发展的情况下，被进一步体现出来。马克思把纸币印刷厂称为一个“永不停歇的魔术师”。如果说在金属性的货币符号中，符号特性仍然与其物质性相联并因此而不甚明显的话，那么在纸币中，符号特性就再明显不过了。斯皮瓦克认为，马克思的分析指出了货币的符号化过程，这一过程与尼采对真理语言的分析“奇怪地相似”：

　　首先，宣称不同的事物相等、相同或者可以互换，接着就是忘记这一过程，最后是二次转喻产生的记忆对这个过程或者谱系的隐藏。

　　同样，马克思认为商品交换从物物交换到以货币为中介，也是一个先假设相等，然后变成“真正”相等的取代过程。所有的异质性因素在这个过程被掩盖起来，结果是“在货币中，所有交换价值都拥有同样的名称”。这时的货币，完成了它对具体事物的取代。这种取代依赖于我们对“相等的”累积的记忆，在其中除了结果，过程实际上已经被彻底忘却。⑩

　　而货币一旦去掉自己身上的使用价值的记忆而成为彻底的经济符号，它就只能行使抽象概念的职能，换句话说就是行使纯粹媒介的职能，因此只能在流通中起作用，在这时，货币本身的自然特性可以被磨损、销毁，也可以被假币代替，但不会损害它作为纯粹媒介的职能。因为“等价交换”剥除了货币以及被交换者身上异质的具体性，因此货币作为媒介符号再现的也只能是“非价值”，即一种观念形态的共同物，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货币还是某种抽象符号的符号，比一般概念更加抽象，所以对事物异质性的压制是更加强有力的。正是因为货币存在的强制性的同化暴力，使得资本主义社会的“公平交易”体系得以建立。

　　显然，马克思对于货币媒介特性的分析，目标并不止于让人们重新看到被掩盖事物的异质性问题，而在于让我们看到货币在其流通中对更为深层的社会关系的隐藏，即通过货币的等价交换效应，具体个体的劳动力身上的各种异质性：他的个人依靠、个性差别、教育关系等等都被抽空了，劳动力就像非人的机器一样成为抽象的“力量的容器”。斯皮瓦克认为，马克思对货币的描述表明货币与书写符号一样，是人类在交流、传播和交换过程中产生的“省略技术”的杰作，资本主义有效地利用了这一点，把社会的压制关系和欲望网络隐匿在符号可见性背后的“省略技术”的黑洞之中，这一点与其殖民历史中的东方学的书写与传播原则并无不同：

　　马克思的故事进一步重述了这种充满暴力的错误命名做法。在其中，名称本身的循环比他们所代表的事物本身的()循环更加重要。货币以其自然的形式腐蚀了自然物并把他们转换进仅仅为社会交换关系而存在的可见符号之中。(11)

　　总的来看，斯皮瓦克重读劳动价值理论，一方面是为了回应那些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形而上学”的批评，另一方面要力图说明，马克思对于货币的分析决不是要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商品交换提供价值和价格在数量上的衡量标准，而是重在指出货币这一交换媒介及其体现的资本主义“等价交换”原则与过程所掩盖的权力关系实质。

　　不仅如此，斯皮瓦克还进一步分析了马克思关于资本的论述。资本作为货币更高层次上的抽象功能的实现，它以取得独立统治地位的纯数量(数字)形式，超越了纯粹的商品交换，并掩盖了社会财富的真正来源——那具有生产性的身体即劳动力。她认为，马克思学说不同于形而上学的实践性色彩，他通过对资本的分析所得出的非凡结论就是：资本消费着劳动力的使用价值。(12)

　　如果说，货币作为媒介的特性，其目标在于交换并最终达成消费的话，那么资本的本性则在于循环并达成数量的积累。除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循环，消费反而是对资本的否定。从这个意义上说，资本作为循环媒介，达成的是从劳动力到整个资本主义关系网络运行的桥梁，它已成为一种比货币更加抽象、更加灵活且掩饰性更为强大的流通符号。同时，也正是从这个角度，我们看到，资本主义各种技术手段的发展，不是使劳动与产出之间过程更加清晰，而是使其更加复杂，作为资本主义关系网络的助推剂，无论是从实际的角度还是从抽象的角度，都可以看成是资本的某种替代形式。它掩盖了劳动力这一财富创造的惟一源泉。

　　当我们把资本、货币同其他的意义符号联系起来的时候，我们看到媒介形式在资本主义整个历史过程中的意义的确是非凡的，它既是敞开一个世界的桥梁，同时又是遮蔽一个世界的魔障。当我们以如此的眼光来重新理解全球化时代的媒介文化的意义时，斯皮瓦克后殖民主义批评的潜在逻辑仍然是十分具有启发性的。

　　如果说从货币到资本的转换对马克思的总目标来说是革命性的，那么，从斯皮瓦克的相关论述中我们会看到，资本的纯粹数量特征和符号化特征对于资本的全球化和资本主义的危机控制来说，同样具有某种程度上的革命性，因为在现代信息技术的支撑下，它完全可以为电子脉冲代表的数字形式所替换。

　　作者：李应志 来源：文艺研究 2007年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