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商道有两个特点：一为薄利，二为深藏。这正是中国商道的局限和虚伪，所以排斥现代商道的融智融资，难以支持企业的规模扩张和创新成长。

　　企业文化的普世价值源于商道，从商朝到春秋，商道的地位仅次于王道，若以文化的正统地位来定义国学，儒学萌芽于春秋战国，道家是王道之本，佛教则是舶来品，传统国学的源头有二，其一是王道，其二就是商道。

　　商道从儒

　　春秋时期商人开业最常见的对联是：陶朱事业，端木生涯。陶朱和端木，正是中国商道源流上的两位关键人物。

　　众所周知，陶朱公就是范蠡，曾任越国和卫国的宰相，辞官后隐姓埋名，候时转物做贸易，发家于山东陶县，故名陶朱公，这是人们熟知的故事。但端木的为人及商道却鲜为人知，端木是复姓，单名赐，就是孔子门生子贡，也曾两度官拜丞相，后来靠经商富甲天下。

　　在《论语》中，孔子提名最多的是颜回，其次就是子贡或端木赐。子曰：“赐不受命，而货值焉，臆则屡中……好废举，时转货值，家累千金。”据说以购买力平价来计算子贡的财富，其身价高于今日之亚洲首富李嘉诚。在古文中，“臆”就是预测，“废举”是买进卖出，子贡追随孔子为何能够“臆则屡中”呢？我想是因为子贡追随着孔子周游列国，所到之处均面见王公贵族，所以能提前知道哪国和哪国要打仗了。预先囤积粮草再于两国开战时卖出；战后子贡又能提前知道战败国的王公贵族们逃往哪里，提前守候，以食物换金银财宝，此为“国有资产流失”；若战败国的君臣复国了，子贡登门求见，把当年用食物换来的金银财宝“完璧归赵”，龙颜大悦，赏金千两，赐田万顷。在信息不充分流动的时代，子贡善于用信息获利，把孔子用作“信息终端”，堪称中国投资人之祖。

　　子贡依靠孔子获得信息而发财，拜师于孔子门下，从此商道从儒，隐行于市，此为“端木生涯”，就连老子都曾对孔子说过：“良贾深藏若虚。”商道隐形，儒学升级，直到南宋中期，永嘉学派的代表叶适又以重商主义的“事功之学”与儒家分庭抗礼，一度与朱熹的理学和陆九渊的心学并列为“三圣”。这是商道在中国回归国学正统的短暂时期，但很快就又被朱熹理学的“独尊儒术”挤出了国学圣殿。此后直至邓小平以“发展是硬道理”变革中国，商道在中国才再次进入正统国学。

　　薄利深藏之弊

　　纵观中华商道，从商朝的易货贸易到陶朱公的候时转物，再到子贡的“臆则屡中”，重点都在贸易和投资，并没有工业化时代的增加值概念，也就没有现代商道之逐厚利的文化。

　　以人为本逐厚利的文化传到中国应在明清之际，流行于民间，有几个大学的商道培训课程推荐书中都引用了一位清代无名氏的话：“凡善贾者，其识必广，善取利者，其智必高，商以智为本，智以人为枢。”这句话体现了现代商道的普世价值，即利―智―信。商人不讲商道，如妇人不守妇道，看似风雅而有悖诚信并为人不齿。为商不逐厚利，势必固步自封，不求创新。薄利多销的企业由于随时面临亏损，所以偏好血汗工厂，很难以人为本，融智融资。中国商道从古至今都提倡“深藏若虚”，所以排斥现代商道的公开透明。

　　中国商道有两个特点：一为薄利，二为深藏，源头可能是陶朱公的“什一之利”和端木赐的“深藏若虚”。在我看来，这正是中国商道的局限和虚伪，所以排斥现代商道的融智融资，难以支持企业的规模扩张和创新成长。（本文作者系国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同时供职于上海交大海外学院金融所）本文来自《中国商论》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