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篇：考古学的阿里西藏之西喜马拉雅最早的山民

　　每一年夏天，在西喜马拉雅冰雪刚开始消融的季节，沿着盘亘在喜马拉雅山腰的羊肠小道，成千上万的旅行者背着沉重的行囊，徒步穿越一系列山口。这是当代世界最受仰慕的探险旅行。这些旅行者会偶遇驱赶着羊群和牦牛的喜马拉雅牧民，正去往更高处的牧场。他们将在高山阳坡搭起黑牦牛帐篷，独自停留几个月，等到深秋时节，再返回位于河谷深处的村庄。接下来，一年中最为触动人心的生活开始了，村庄中的精壮男人，准备好牲口和货物，留下老人和妻儿，自西藏，或者自尼泊尔、印度出发，穿越层层叠叠的山口，走向并不遥远的城镇和边境线，换回一家老小紧缺的粮食、盐巴，顺带捎回遥远世界里生产的现代化的日用品，比如塑料玩具，或者一双耐克牌球鞋。

　　外部世界的熙熙攘攘的旅行者和高原上世世代代生活的居民，都没有留意到自己脚下一些形状特殊的石头，山边台地上残存的石墙，村寨里老阿妈手里纺线的纺锤，垭口矗立的巨型石头，崖壁上犹如蜂巢的洞穴，石崖上刻画图案，他们更不知道草场边上的石堆下有什么。他们关注景观和人情、牲口和天气，经书和寺庙，但并不热心追问这片土地的无文字的过往。犹如火星一样的荒凉地表，比植被还稀疏的高原人类，使人们很容易理所当然地相信，西藏西部的本土历史相当晚近，不过是随着释迦牟尼和赞普的烛光渐次普照。即便是名噪20世纪的几位伟大探险家、藏学家，如瑞典的斯文·赫定（SevenHedin）、意大利的杜齐（）、苏联的罗列赫（h）、德国的弗兰克（e），在西藏西部辗转多年，也都没能搜寻到特别有价值的线索，所以杜齐不无失望地说：“西藏考古学仍然是被忽略的一个领域”。

　　在汉藏早期史书有限记载中，西藏西部这一片荒芜之地常被冠以“象雄”与“羊同”之名。敦煌古藏文文书记载，象雄是青藏高原的十二邦国之一，曾遣使至唐。公元644年，象雄为吐蕃所灭，作为一个小邦的“象雄”并入吐蕃版图，成为中亚强国吐蕃王国的西陲。吐蕃王通过广阔的象雄旧地，北上葱岭入西域而进取中亚，南下喜马拉雅而进入南亚，构成吐蕃称雄欧亚的辉煌历史中重要的环节。公元842年，吐蕃王朝分崩离析，王室后裔尼玛衮退居阿里，其三子分封为“阿里三围”之王。这三围分别为以原拉达克的首府列城为中心的玛域，以今普兰、穆斯塘为中心的芒域、以阿里札布让为中心的古格一带，囊括了西喜马拉雅的大部分地域。在苦心经营下，旧时象雄遂成为西藏佛教复兴圣地。托林寺、古格、皮央东嘎、聂拉康等近年来诸多考古发现一再表明，西藏西部后弘期佛教艺术与克什米尔、吉尔吉特、穆斯塘等地存在密切的风格交融。崖壁上的洞窟、山顶的寺院中精美的曼陀罗和优雅的青铜佛像，都说明恶劣的环境对于国家的形成、艺术的交流都并非牢不可破的障碍。处于“世界边缘之邊缘”的西藏西部，也是文明的十字路口，在西藏历史进程中具有一种特殊的地位。这种历史地位的形成，并非可由吐蕃王国的扩张这一单一背景可以涵盖，而是具有深远的史前背景。

　　面对险恶的生存环境，

　　初上高原的人们在体会了缺氧、寒冷、资源缺乏后，

　　都不仅要问，人类何时开始拓殖这一片广袤的高原？

　　在许多学者看来，更新世的喜马拉雅气候寒冷，甚至有大冰盖，对旧石器时代早中期的人类来说，简直不可逾越，一万年前的青藏高原绝无人居住，直到全新世以后才有外来移民进入。四川大学的考古学家李永宪、霍巍等则以一项考古发现改变了这种主流认识。

　　1990年，霍巍、李永宪在位于日土县城以西约50公里处的夏达错东北岸湖滨采发现了近百件石器。让两位考古学家为之振奋的是，这批石器中居然有典型的“手斧”和“薄刃斧”。这两类器物，普遍见于旧大陆西侧的欧亚大陆西部和南亚次大陆，在整个东亚地区都属稀见之物，年代基本都在旧石器时代中期之前。他们由此相信，自旧石器时代起，人类已经拓殖西喜马拉雅山地。这一看法并非“破天荒”。在夏达错东北岸向西南的克什米尔、拉达克以及更遥远的尼泊尔，考古学家已经确认了一些具属于旧石器时代早中期的旧石器。目前看来，至少自旧石器时代晚期，西喜马拉雅南北坡的石器工业已有着技术的交会，跨西喜马拉雅文化联系已经有迹可循。

　　随着人类历史上最漫长的旧石器时代的结束，以农业、陶器、定居和磨制石器出现为表征，人类历史进入了新石器时代。目前整个西藏高原已经确认有西藏东部的卡若文化、西藏中部的曲贡文化。但遗憾的是，对于西藏西部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我们尚知不多。但若结合印度西北部的考古发现，这并非没有可能。

　　在毗邻西藏西部的南亚西北部地区，考古学家已经揭示一种分布广泛且内涵大致相近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多位学者已经注意到，这一传统似乎和西藏的东部的卡若文化存在确凿的联系，如斯瓦特河谷史前墓葬中曾发现东亚地区的玉珠、克什米尔河谷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的篮纹陶器、穿孔石刀、半地穴房屋、石斧等，都是西藏新石器时代的常见之物。甚至在克什米尔新石器墓葬中发现了一具蒙古人种的遗骸，这都表明南亚次大陆西北部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与中国西藏地区的接触是不容否认的，两个地区之间不一定存在人口迁移，但可能存在文化特征的渗透。

　　西藏西南部的一些适宜农业种植的甘干热河谷地带，

　　可能处于跨西喜马拉雅新石器文化接触的链条上。

　　由狮泉河南下可以到达克什米尔，自古以来

　　就是一条沟通南亚次大陆西部与青藏高原的重要通道。

　　在高原面上，进入了象泉河谷及其支流下切形成的沟谷地带。人们常常惊讶于山前台地上长出来的村庄，四周长满青稞，遗址所在地如今还是阿里高原上的主要定居点。如皮央东嘎三处墓地就处在现札达县东嘎乡东嘎、皮央两村附近，现有居民26户，人口120人左右，生产经济状况为半农半牧，两村现有农田150余亩，分布于谷底浅坡上，现生农作物主要为大麦、青稞、乔麦、豌豆等单季作物，格布赛路遗址附近如今虽已无人居住，却是东嘎乡的夏季牧场。

　　在皮央·东嘎以及格布赛路，考古调查研究已经表明，墓地往往与早期居址隔沟相望，这表明当时墓葬的选址主要依附于定居地点。皮央·东嘎的遗址发现的三处墓地更构成了一较大的墓葬区域，每一墓地的规模都很大，单个墓地的数量都在百座以上，石丘封土的“可见性”保证了墓葬排列的有序。上述几处墓地无疑属于“出于一种永久性的要素”的“固定墓区”。更值得注意的是，在11？13世纪，皮央·东嘎成为了后弘期的佛教中心之一，墓地与居址所处的台地后的岩壁上是如蜂巢一般密集的佛教石窟。可见，这些墓葬地点显然选择了西藏西部地区不可多得的适宜生产的地域，而这一套有关地域空间的观念，延续恒久。类似的墓地与居址择址模式也反映在尼泊尔北部的穆斯塘地区。

　　穆斯塘位于喜马拉雅山脉背风山坡，早期墓地多集中于纵贯穆斯塘南北的卡里干达基河谷以及支流区域。洞穴墓葬所在的岩壁都與河谷台地相接，且河谷台地上往往分布有早期居住遗址，如在Chokhpani以及Khyinga都有发现。在Chokhpani崖洞葬和台地居住遗址之间是约30°的缓坡，高差约25米。发掘表明，居址下层堆积和崖洞葬属于同一个时期。考古学家还从台地系统上分辨出了古代的田地以及灌溉系统，晚期的居址遗址多直接叠压在早期的居址之上，说明这一模式由来已久。这一高山河谷地带，如今也是主要的居住区。沿河分布着一些小村落，海拔在3300？3800米，这个海拔高度要比皮央·东嘎遗址的海拔低，但自然地理景观和札达盆地相差不大，只是河谷显得更窄，且自北向南有递减趋势。当地居民在可灌溉的台地上主要种植青稞、小麦以及荞麦，同时在村庄周围饲养山羊、绵羊、马，在高山草场放牧牦牛、及Tso（一种牦牛和黄牛的杂交种）。

　　1999年，霍巍、李永宪率队在皮央·东嘎遗址发掘。让两位考古学家颇感意外的是，在这个以大量佛教后弘期石窟艺术著名的遗址，他们居然发现了上百处公元前第一千纪的墓葬，出土了大量前所未见的文物。更人让匪夷所思的是，墓葬中出土的一件青铜短剑居然和云南、四川青铜时代墓葬出土的形同孪生。通过碳十四测年和器物比较，考古学家将这批墓葬的年代断代在公元1世纪前后。随后的两年里，这支考古队又发现了一处与墓地年代同时的聚落。此后，他们相继调查确认了约10处墓地和居址，多集中分布在日土、札达、噶尔县，即习惯所称的“阿里西三县”，都被初步确定为早期金属时代的遗留。

　　大致在川大考古队在阿里一带发掘的同时，

　　在喜马拉雅山的另外一侧，另外一支考古队也在发掘。

　　这支由德国考古研究院、科隆大学、尼泊尔考古部组成的考古队，在尼泊尔穆斯塘北部的卡里干达基（Kaligandaki）河谷展开长达9年的考古调查发掘，发现发掘了近十处遗址，采集分析了大量的动植物遗存，尤其是在测年方面，碳十四测年和树轮测年结合，已经累积了近200多个数据，年代自公元前12世纪至公元15？16世纪。特别是依靠攀岩设备在卡里干达基（Kaligandaki）河谷两侧发现了很多岩洞葬。

　　在尼泊尔穆斯塘地区，引人注意的是，至今并未发现类似西藏西部的石丘墓葬，而基本全属于崖洞葬。这类习俗虽不见于西藏西部地区，但一项民族志考古调查的成果，表明在与穆斯塘北部毗邻的西藏境内至今仍有此类葬俗。1990年，霍巍等在西藏文物普查期间曾于中尼边境的藏南吉隆县一带调查记录了一种奇特的葬俗“崖葬”。据调查，这类墓葬主要分布在沿吉隆藏布河两岸崖壁，距离附近地面多在50？200米，一般利用天然山崖洞穴和缝罅，未经人工修整，葬入死者之后以石头或泥块封垒洞口。葬具多采用为方形木棺，同时流行不用葬具仅用织物覆盖尸体的习俗。尸体入殓时有一定的防腐处理，死者多以绳索捆绑，这一点和穆斯塘崖洞葬中的处理方法相似。随葬品不丰，仅有碗、杯一类的日常生活用器。既有单人葬，也有多人合葬。当地村民已经不清楚这一传统源于何时，但从穆斯塘的考古发现来看，其源头相当久远。吉隆地处中尼边境，位于穆斯塘以东的中段喜马拉雅北坡，境内的吉隆藏布南流注入卡里干达基河，吉隆县一带的崖葬与穆斯塘的古老葬俗之间应该有一定联系。

　　让考古学家措手不及的发现接踵而来。

　　2006年，在藏西著名的本教寺院古如甲木寺的门前，当地修路过程中偶然发现一座墓葬。由于2004年四川大学的考古队曾在附近的穹隆银城工作，古如甲木寺的僧人对考古略知一二，对这个意外发现的墓葬做了清理，出土方形箱式彩绘木棺，随葬遗物包括“王侯羊王”字样的铭文禽兽纹丝绸及马木器和青铜器、陶器等，霍巍等认为这批文物与塔里木盆地汉晋时期墓葬出土物相似。

　　2009年在札达县托林镇托林村西修路过程中，施工人员无意发现了两处墓葬，并将之命名为曲踏墓地。墓葬均深埋于晚期沙石下，为洞室墓，墓室平面为长方形、正方形，内置长方形箱式木棺及随葬器物。

　　穆斯塘位于喜马拉雅山脉背风山坡，早期墓地多集中于纵贯穆斯塘南北的卡里干达基河谷以及支流区域。这一高山河谷地带，如今也是主要的居住区。沿河分布着一些小村落，海拔在3300？3800米之间。当地居民在可灌溉的台地上主要种植青稞、小麦以及荞麦，同时在村庄周围饲养山羊、绵羊、马，在高山草场放牧牦牛、及Tso。目前，几乎所有发现的史前墓葬都位于岩壁洞穴，此类洞穴墓葬的分布一直从穆斯塘南部到西藏边界，集中分布在位于卡里干达基河谷的Chokpani和Dzong河谷的Mebrak附近。岩壁极其陡峭，其上洞穴非常密集，类若蜂巢；有的岩壁上排列的洞穴近七层，都为人工开凿，有些穴壁上还留有锛凿的痕迹。据初步统计，仅在Chokpani和Mebrak两地历年发现的洞穴墓葬总数在53处以上。目前的研究已经证明，自公元前第一千纪，这些洞穴主要是墓葬场所，并且延续到了中古时期。直到15世纪以晚，还断断续续被作为储藏、避难场所，17世纪才被完全废弃。

　　印度加瓦大学的考古研究学家对印度北阿肯德邦的高喜马拉雅地区的地球物理研究与在Chamoli地区的马拉日的发现有相似之处，而后者可以追溯到100年前。马拉日位于海拔3300米的地方，距离印度和中国边境70千米。这一地区的陶器多种多样，包括红褐抛光陶器，带流和印有白色幾何图案的陶罐。陪葬品包括金面具等，这些都只在喜马拉雅的北阿肯德邦有发现，因此考古学界的这一项重要发现促使我们给予喜马拉雅高海拔地区的物质文化更多关注，也让我们对早期有着相同文化的青藏高原部落的跨文化交流有着更深刻的理解。

　　除过这些为岁月风尘掩埋的地下遗迹，考古学家也辨认出了另外两类地表遗物：岩画和大石遗迹，通过风格的类比，考古学家认为，其和墓葬、居址一样都属于早期金属时代。

　　作为人类历史上最为久远的特殊“文献”，岩画是广布于世界各地，传递着丰富的精神文化信息。近一个世纪以来，考古学家在西藏西部也发现了大量的古代岩画，这些位于喜马拉雅山间宽谷的谷口及谷缘地带的岩画，被考古学家认为不少属于吐蕃王朝之前。从图像主题风格判断，西藏西部岩画在风格上存在较多共同因素，而且与欧亚草原古代岩画有着密切联系。其中包含有不少公元前第一千纪甚至公元前第二千纪的作品。如权仗头、盾牌饰、面具、动物纹等，都令人惊讶地联想起欧亚大陆的游牧人艺术母题。由此确认了西喜马拉雅地区是世界岩画分布区上一个相当重要而集中的“岩画丛”。其西北越过帕米尔与“中亚岩画丛”、“阿尔泰岩画丛”衔接，可视为欧亚草原岩画圈中的“高地亚洲类型”。

　　作为一种纪念性建筑，大石遗迹自西欧到东南亚的广大区域都有分布。尤其是西欧的巨石阵吸引了诸多解释，在世界史前考古学上占有一席重要位置。此类纪念性遗迹在西喜马拉雅地区也颇为常见，仅西藏一地，据有关学者估计，数量可能达200余处。对现今西喜马拉雅地区立石遗迹的分布尚未有人做过全面统计梳理，根据目前积累的资料，在西喜马拉雅地区大石遗迹主要分布在以下地区：西藏西北部、克什米尔地区、巴基斯坦西北区，分别占据西喜马拉雅南北两侧。据贝勒沙的观察，这类遗迹在西藏多集中分布于东经88°以西，西藏的中部以及东部地区发现较少。

　　从大的地理环境与文化格局而言，

　　西喜马拉雅无疑是两个大陆的相交点上异乎寻常的高地，

　　它不可避免让人联想到“屏障”一词。

　　它不仅阻挡了来自印度洋的季风，

　　使得中亚内陆成为一片干旱荒漠，

　　也形成了中亚、南亚、东亚的自然和文化分界。

　　但这只在宏观地理格局视域下成立，如果把研究地域设定在小区域内，尤其是喜马拉雅的边界地带，那么则需另当别论。无论是在古代还是现今，虽然地势险峻，气候恶劣，但上述西喜马拉雅区域并非一个完全封闭的世界。发源于西喜马拉雅的四条大河（象泉河、马泉河、狮泉河、孔雀河），向西或向南横切喜马拉雅而注入印度次大陆，河流流经的一系列山口自远古时期就成为了西藏与印度次大陆、中亚的交通要道，朝圣与贸易队伍一直沟通着南北，将西藏高原内部及其与外部世界连接起来。

　　文献记载、民族志、历史时期的考古发现都表明，贸易在西喜马拉雅山地的生活中自古至今发挥着重要作用。近年随着吐蕃考古的进展（尤其是青海都兰吐蕃墓葬的发掘），发现了一大批反映中西文化交流的文物如中亚粟特系统的金银器、波斯织锦等，诸多学者的研究都表明，吐蕃帝国和周边地区有着密切的文化联系，中古时期的丝绸之路系统中亦存在东西穿越青藏高原的贸易路线。喜马拉雅地区民族志中不乏此类贸易者的记载，如人类学家曾经指出，尼泊尔中部地区与西藏高原的跨喜马拉雅贸易持续了数个世纪，经由生活在喜马拉雅高地的尼泊尔北部人群，西藏来的盐、毛和尼泊尔中部低海拔区域的农产品相互交换。这些盐粮交易通常为来自喜马拉雅山地区的特定集团控制并从交换中得到相应的利润，且产生出一批专职的商人，这种在不安的生存条件下发展出的一种制度性交换，横越喜马拉雅山脉的一些山口，三个月中奔波700千米，这种生活模式，在西喜马拉雅山地颇为常见。上述将农业、畜牧人群与游牧人群联系起来的长距离贸易，交换的不仅是马匹、粮食、食盐，还有物质技术、宗教与艺术观念。西藏日土塔康巴岩画中伏腰列队前行的人物，便是这一西喜马拉雅地区史前贸易者的生动写照。

　　2011年成都炎热的八月末，“青藏高原史前研究国际会议”在四川大学召开。世界上从事喜马拉雅高山地带的考古学家第一次聚会在一起。当来自中国、美国、印度、尼泊尔、不丹的考古学家以PPT展示各自在西藏西部、印度西北部、尼泊尔北部的考古发现时，那些几乎雷同的圜底陶器、金面具、雕刻者花纹的木棺，让与会者比任何时候都更自信，这些惊人发现背后的文化和历史意义。在这一刻，人们意识到：穿越漫长的国境线，穿越喜马拉雅深处的激流深谷和崇山峻岭，穿越种族、语言与宗教的隔阂，一个全新的喜马拉雅考古时代已经到来。

　　从此，在雪山洁白无瑕的映照下，在荒芜寂静的高原深处，一群现代人慢慢地已经跟上了喜马拉雅先民的蹒跚坚韧的步伐，开始触摸到“世界第三极文明”发生、延续的史前脉络。我也相信，更为瑰丽的文明图景还深藏于喜马拉雅未知的荒原中，更为密切的跨喜马拉雅的互动，也将照亮喜马拉雅的未来。

　　作者：吕红亮

　　第2篇：石家河文化玉雕人像的考古学观察

　　石家河文化是分布于长江中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末期文化，其出土玉器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热点。由石家河文化遗址早年公布的资料和2015年底最新的考古发掘来看，所属石家河文化的遗址出土玉雕人像总计已达23件。其中，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5件[1]，天门罗家柏岭遗址11件[2]，肖家屋脊遗址5件[3]，荆州枣林岗遗址1件[4]，湖北钟祥六合遗址1件[5]。关于玉雕人像的研究，杜金鹏先生将其称为“玉雕神像”，认为是用于冠冕之上的徽像，并对其使用方法、渊源和学术价值予以探讨[6]。周光林先生对石家河文化各种材质包括玉质的雕塑进行了整体研究，总结出它们的分布范围，提出雕塑主要与原始宗教有关，属宗教用物，并分析出不同雕塑各自包含的内涵[7]。叶舒宪先生认为石家河遗址2015年底出土的双面玉雕人像可命名为“双人首玉玦”“双人首连体蛇身玉玦”或“双人首连体蛇身并珥蛇形玉玦”，并对其包含的丰富神话意象进行了研究[8]。张绪球[9]、刘德银[10]、郭立新[11]等先生在其对石家河文化的研究中也曾涉及到玉雕人像的内容，这里不再一一赘述。笔者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最新的考古发掘成果，对石家河文化玉雕人像的形制、与周边文化关系及其功用等几个方面作进一步的探讨。

　　一、石家河文化玉雕人像形制分类

　　根据形制差异，我们将石家河文化玉雕人像分为三类：

　　第一类正面像，头戴冠，梭形眼，蒜头鼻，一般耳下部饰环。这类玉雕像又可以分为三种造型：

　　A型上下獠牙外露，头部有角，带有平冠，耳下部的环内穿孔（见图1）。

　　根据已发布的考古资料，这种造型仅见于肖家屋脊遗址瓮棺葬W6∶32，雕像布满白色土沁，整体为三棱形，正面前凸。嘴部上下伸出獠牙，头部饰有弯角为其最大特点，显然是人与兽的结合体。石家河遗址2015年发掘的主要收获中也出现有这种造型的玉雕像，与肖家屋脊遗址瓮棺葬W6∶32的造型大同小异，唯一不同的是新发现的这件尖角造型复杂，向两边伸出，平冠的两边也变窄出角。

　　B型无獠牙和角，带有平冠，近似于常人（见图2）。

　　大部分石家河文化的玉雕像都属于这一型，总计13件。包括石家河遗址出土的1件，肖家屋脊遗址瓮棺葬W6∶14和W6∶41的2件以及罗家柏岭遗址除T20③B∶16外的T20③B∶1、T20③B∶3、T20③B∶18、T27③B∶1和T7①∶5等10件为代表。

　　C型无獠牙和角，所戴冠的帽檐下弯（见图3）。

　　荆州枣林岗遗址WM4∶1、钟祥六合遗址W18∶1和石家河遗址W9新出的1件玉雕像为代表。

　　第二类浮雕于玉管表面，梭形眼，蒜头鼻，头部造像形似头发盘成圈状在脑后挽成发结或系于头部的装饰品（见图4）。

　　肖家屋脊遗址瓮棺葬W7∶4和石家河遗址瓮棺葬W8中新出的1件为代表。

　　第三类为侧面人头像，梭形眼，蒜头鼻，头部有冠。

　　A型有一首侧面人头像，以肖家屋脊W6∶17和罗家柏岭T20③B∶16为代表（见图5）。

　　B型连体双首玉雕人像（见图6）。

　　石家河遗址2015年发掘的主要收获中W9出土的连体双首玉雕人像为代表。

　　此外还见一类仅有眼睛没有其他五官的造像，张绪球先生将其定名为“抽象人头像”，亦归入玉雕人像之列[17]，以肖家屋脊W6∶38（见图7）、W6∶9为代表。但由石家河文化诸多玉雕造型来看，其为人面像的可能性不大，推测应为动物或其他造型。因为出土人面像的眼睛都为梭形眼，这些抽象造型仅有两个左右对称的眼窝，俱为圆形。石家河文化和枣林岗遗址发现的虎头像多为圆形眼（见图8），和此类雕像有相似之处。尤其是W6∶9造型更像是眼下部雕刻一长喙，接近于鸟形。同时玉雕像一般为片状和弧凸状，肖家屋脊W6∶38、W6∶9横切面为多边形的造型。综合这几个方面的差异，故将肖家屋脊W6∶38、W6∶9类玉雕像排除在玉雕人像之外。

　　二、石家河文化玉雕人像与其他玉器文化玉雕像的联系

　　作为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末期考古学文化的代表，石家河文化早期遗存是在屈家岭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但在已发现的屈家岭遗址中，并未发现有玉雕人像出土。由于石家河文化玉器多发现于石家河文化晚期遗存，而石家河文化晚期与早期在文化面貌上存在一定的差异，所以石家河文化玉雕人像的溯源问题较为复杂，有待更多考古资料的出土。

　　石家河文化大抵与龙山文化同时，关于一类A型玉雕人像的来源，杜金鹏先生认为“受到大汶口文化影响的石家河文化，产生出山东龙山文化类似的神靈形象，当不无可能”[20]，并提出一类A型玉雕人像也可能“原本就是龙山文化之物”[21]。但是从已有的考古资料来看，山东龙山文化的玉雕人像并不多见，杜金鹏等先生得出上述结论的一个重要依据是临朐县西朱封遗址M202出土的玉簪首，其两侧有堆成的六个弯角，与一类A型玉雕人像的弯角造型大体一致。张绪球先生也提出“石家河文化中带獠牙的人面像、鹰和透雕的抽象虎头像，在山东龙山文化中都有发现。……石家河文化和山东龙山文化的玉器都擅长用减地阳文和透雕方法。……因此，石家河文化和山东龙山文化玉器在渊源关系上，应是前者接受后者的传播”[22]。已有的考古资料中一类A型玉雕人像仅发现两件，除一类A型外石家河文化其他造型的玉雕人像在山东龙山文化遗址中都未有发现，所以石家河文化玉器与山东龙山文化玉器应有一定的交流，但是石家河文化玉雕像是否在山东龙山文化或大汶口文化影响下产生的还有待考证。

　　就辽河流域而言，红山文化尚未发现与石家河文化相似的玉雕人像作品。红山文化牛梁河遗址女神庙曾出土有一件面涂红彩的泥塑女神头像[23]，女神的造型较为具象，与今人无异，这与石家河文化玉雕的造型差距较大。不过女神头部也有形似平冠的造型，这可能是一种身份与地位的象征，与石家河文化玉雕人像的冠饰作用相似，体现出新石器时代人们观念上的共性。就长江流域而言，良渚文化的神人兽面纹玉饰自成系统，神人与兽面的搭配较为独特，在玉器上多为阴刻，与一类A型石家河玉人雕像在造型上难以找到共同点。凌家滩玉器的整体形象与石家河文化差异也较大，以含山县凌家滩遗址比较有代表性的M29出土的玉雕人像来看，其有人物的整体形象，头部有冠、蒜头鼻，眼眉刻画层次不清，大嘴微闭，双手置于胸前，膝盖弯曲，似呈蹲踞状[24]。这与石家河文化仅做出玉雕人像的头部和多用片雕等的造型也完全不同。综上所述，石家河文化玉雕人像受到上述三者文化影响的可能性不大。

　　上文中提到一类A型石家河玉人雕像应该是人与兽的结合体，是上下獠牙外露、头部有角的一类B型的变形，可能是一类B型和兽面形象相结合而成的，这种推测在石家河文化玉器内部就可以找到根据。湖北钟祥六合遗址W6∶1（见图9）、肖家屋脊遗址W6∶15与肖家屋脊遗址W6∶60（见图10）一般认为是虎头像，但我们看石家河玉虎头（见图8）的耳尖处上翘都不明显，而且眼睛圆鼓，是相对写实化的动物形象。而湖北钟祥六合遗址W6∶1、肖家屋脊遗址W6∶15与肖家屋脊遗址W6∶60的兽头耳部都明显上翘，眼睛为梭形。所以从整体造型来看，将这三件玉雕定为玉兽头更为准确。将一类B型玉雕人像与这些兽面形象结合就是一类A型的造型，所以一类B型玉雕人像在周边文化中找不到较多影响关系时，兽面形象则在许多新石器文化中都有发现，找到与石家河文化玉兽面相似的其他新石器文化的兽面造型可能是探索石家河玉雕像相关问题的又一个思路。山西襄汾陶寺墓地M22出土的兽面形玉饰头上有三凸冠，同时有一对对称的弯角，双眼近似梭形[25]，这与湖北钟祥六合遗址W6∶1玉兽面的造型几近一致。而就陶寺兽面形玉饰的整体造型来看，比临朐西朱封遗址M202出土的玉簪首更接近于一类型石家河玉人雕像的造型。当然陶寺墓地M22出土的兽面形玉饰也可能是石家河文化向西北传播的产物，即便是这样，也表明陶寺文化与石家河文化玉器存在有交流。

　　由上述的分析来看，石家河文化玉雕人像应该与山东龙山文化、陶寺文化关系密切，相互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联。凌家滩文化和良渚文化等玉雕人像则与石家河文化的差异较大，对其影响较小。

　　三、石家河文化玉雕人像的身份考证

　　新石器时代起，玉器就被先民赋予了通天礼神的灵性，并被认为能够保护人的肉体和灵魂，因此产生了以玉殓葬的习俗。石家河文化玉雕人像与其他玉器一样，应该也具有一定的原始宗教信仰的因素。具体来说，不同造型、不同发现地点和数量中应还包含有丰厚的文化内涵在其中。

　　关于石家河文化玉雕人像的身份考证，杨建芳先生认为：“这种神像并非某一地区个别小人物的造型，而应是石家河文化居民及其后裔长期共同信奉的神祇或祖先崇拜的偶像。其性质与良渚文化玉器上的神人相似。”[28]邓淑萍先生认为所有人面都是“神祖”[29]，“神祖”的形象取自于现实中的人，加上一些表示神灵的符号如獠牙、鸟羽等。从一类A型玉雕人像上下獠牙外露、头部有角、带有平冠等特征来看，确实不同于一般的人类，是一种神化的人的形象。所以杨、邓两位先生的观点就一类A型玉雕人像的身份解读来说是可信的。但一类B型与一类C型玉雕人像无獠牙和角，所戴冠为平冠或帽檐下弯，二类与三类的玉雕人物形象也相对平实，接近于常人形象，所以将这四类人像与一类A型的身份都作为神人形象似有不妥。要考证石家河文化玉雕人像的身份还要提前解决一个问题：为什么玉雕人像被人为地做成了几种不同的造型，而且每种造型的数量比例差距较大？其中一类B型13件，一类A型2件，一类C型3件，二类2件，三类A型2件，三类B型1件。由于相关石家河文化的遗址还在陆续发现中，即使考虑到考古资料的不均衡性，由表1中的数据可以明显看出一类B型是石家河文化玉雕人像的主流，且在肖家屋脊遗址、石家河遗址、罗家柏岭遗址三处主要的石家河文化遗址中都有发现，而其他的几种类型相对较少。结合以前学者们的研究成果和这种数量的较大差异，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一类B型玉雕人像身份即使低于一类A型玉雕的神人地位，但在石家河文化中有着很高并相对特别地位，而一类C型、二类、三类A型和三类B型这几种的地位可能是低于一类的A型和B型的，处于附属地位。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知，一类B型玉雕人像是一种类似于常人的形象，出土数量最多。最重要的一点是这种人像仅发现于石家河文化遗址，是一种独有的造像。在一类A型玉雕人像是神人形象的基础上，一类B型玉雕人像的身份可能与之不同。推而广之，一类C型、二类、三类A型和三类B型被做成各种造型应该也不能简单地像邓淑萍先生认为所有人面都是“神祖”那么简单。不同的造像可能具有不同的人物身份，代表着不同的社会阶层。一类A型玉雕人像是一种石家河先民想象的神的形象，是一种自然的神祇，是可以保佑部族不受侵害的神灵。而一类B型玉雕人像则更可能是石家河文化部族祖先或者首领形象的造型，在其部族的内部拥有相对较大的权力。其他的各类形象则可能是石家河文化部族的其他階层的造型，相对于一类A型与一类B型玉雕人像，他们的地位较低。但不同造型也有着严格的等级划分，类似于印度的种姓制度，社会群体被分作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四个阶层。

　　具体来看，第三类的玉雕人像都为侧面、戴尖冠或高冠甚至双首的形象，背后应该也有一定的寓意。由于其身份地位低于一类A型与一类B型玉雕人像，一类A型为神灵的象征，一类B型掌握着类似于王权的统治权力，结合第三类较为奇特的外形和部分具有双首的形象，推测其最有可能是具有通神之能的巫师形象。第二类的形象中，头部没有冠的造型，学界一般认为新石器时代冠已是一种身份地位的象征，故推测第二类现发现的3件玉雕的地位在所有玉雕人像中最低。

　　综上所述，我们推测出的石家河文化玉雕人像的等级排列大体是：第一类最高，是神人和掌握着统治权即王权的人；第三类为巫师的造型，是具有通神职能的人；第二类则相对较低，接近于平民。这种推测可以从玉雕人像的出土墓葬和随葬品中得到佐证。邰鑫成先生通过整理所属石家河文化的多座墓葬，分析其墓制大小和随葬品的多少提出“石家河文化社会分为四个级别”[30]：一级为统治阶层，有指挥、统治民众的权力；二级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有限财富，为中间阶层；三级为有的少量社会财富，社会地位不高，是社会的中下阶层；四级为社会最为低下的赤贫阶层。石家河文化社会已形成了一个从高到低的金字塔状社会。邰鑫成先生的观点与石家河文化玉雕人像的等级排列是大体一致的，印证了石家河文化的等级制度可能就是产生不同玉雕神像的根本原因，也就解释了各种玉雕人像的出现为当时社会阶层的反映，其数量与等级高低有一定的关系。当然，需要指出的是，由于玉雕人像发现数量较少，文章并未对其进行历时性的分析，随着考古发现的增多，将来或可对此另文探讨。

　　作者：刘亭亭等

　　第3篇：考古学视角下的古代玉带钩初探

　　玉带钩是腰带两端将腰带束紧的挂钩。因革带硬而厚实，无法同丝、麻等一类那样系结，使用时多借助于带头扣联，此类带头通常被制成钩状，称为带钩，省称为钩。其主要用途是束腰，钩挂衣领或随身小饰品作为佩饰，还用于系佩组缓、印章、东囊、刀剑等物。从古代墓葬的发掘情况来看，玉带钩基本上是横置于死者腰间，是古人腰带的构件及装饰品之一。玉带钩通常由钩首、钩身、钩钮三部分组成。钩首向上弯曲成钩状，钩身正面为钩面，钩面或是纹饰或是素面，钩身底一般有一凸钩钮。

　　玉带钩的整体发展经历了三个时期。最早的玉带钩的产生，普遍会联系到赵武灵王时期的“胡服骑射”向少数民族学习的产物，是从北方传人的游牧民族之物，故视最早配用带钩的皮革腰带形式为外来形制。但是近些年，自从良渚文化的大量精美的玉带钩被考古发掘出土后，证明了玉带钩并非外来传遍的产物，其出现的时间和地域被改写。但在后来的夏商周三朝是否得到延续，出土资料稀少很难佐证，需要将来进一步发掘与资料的完善。新石器时代，长江中下游的良渚文化就出现了精美的玉带钩，出现了第一个高峰期；经历一千多年后，在春秋战国到汉这段时间达到了第二个鼎盛时期；元明时期的玉带钩发展有很多新特点，这个时期的玉带钩具有浓厚的时代特征即外来少数民族的鲜明特色。而且玉带钩在形状、外观、材质、工艺等方面不仅继承了前朝玉带钩的特点，又有了创新和发展，形成了特色鲜明的类古等玉带钩，从而奠定了玉带钩的主要类型和价值取向。达到了第三次的历史发展高峰。

　　一、玉带钩的第一个发展高峰是新石器晚期

　　最早的玉带钩实物见于良渚文化时期的浙江余杭反山、瑶山、桐乡墓葬中出土的玉带钩，经历代的发展一直沿续至清代。在新石器时期的良渚文化遗址中，玉带钩出现于墓葬尸骨的腰部，由此判断，它是上衣的挂钩，属于腰带的一部分。器形多呈长方体形或扁长方体形，器形长度较短，正面光素无纹或者良渚文化特有的兽面纹。大体形制是一端有孔，可穿绳结系。其作用相当于带钩的钩钮，另一端琢磨成弯钩状，钩头向内弯曲，末端稍尖圆，可钩系腰带。这就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玉带钩，是玉带钩的初始状态。良渚时期玉带钩已公布的图片有四幅，还有一些已出土的玉带钩未给出图片，但足以说明玉带钩在当时已不是个例，而是被广泛使用。该时期的玉带钩可以分为素面类和钩面纹饰类。

　　（一）素面类

　　钩体没有修饰，钩头向下弯曲向内勾起。另一端有一对穿圆孔。如藏于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良渚玉带钩和藏于浙江省桐乡县博物馆的良渚玉带钩。

　　（二）钩面纹饰类

　　这种玉带钩不但有1式基本作用，而且还有了带钩器面的装饰，由素面发展到特定纹饰，是玉带钩的进一步发展。藏于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良渚兽面纹玉带钩，南瓜黄色，沁蚀甚，质地较轻。正面弧凸，一端有一对钻孔。另一端线切割呈钩状。正面弧凸雕刻有神人兽面纹，单圈圆眼，外眶有椭圆形圆睑，鼻子为内凹的长条形。由于沁蚀较甚，已难以确切辨认纹饰细部，背面平整。只有管钻眼、椭圆形眼睑，以及长条形的嘴部比较清晰。图案上边缘大约沿羽冠部位切磨出一道凹槽。（见图1）

　　二、玉带钩的第二个发展阶段是在东周至汉这段时期

　　之前夏商周三朝未有明确的出土，所以未在讨论之列。汉朝在玉器方面具有极高的艺术造诣，达到了很难想象的高度。在礼玉、葬玉和装饰用玉等玉器的各个方面都有所发展。这与汉朝的经济、社会空前发展是密不可分的，政治上的尚儒也为玉器的制作及繁荣奠定了思想基础。汉代的带钩不仅种类和款式较多，可以满足日常使用，而且在纹饰和雕琢等工艺方面已有了很大的发展和创新。浮雕的类型主要是以浅浮雕为主，有一种点到为止的美感，没有一点繁缛。这段时期的玉带钩主要有美化类、实用类和其他类三个类型。

　　（一）美化類带钩

　　1.夸张仿生式。利用动物的夸张造型去塑造器物，是对某种动物的特定动作的夸大化，或某一动作的定格，栩栩如生。如鸭首玉带钩，钩首呈鸭头状，器身似略宽，似展翼状，现藏于曲阜孔府文物档案馆。龙首玉带钩，钩头雕成龙头形，钩身为一兽面，外卷，现藏于曲阜孔府文物档案馆。（见图2）2.满饰式，器身大部刻有纹饰及浮雕，主要集中在带钩的正面脊背部分。有云纹、勾连云纹、蒲纹和乳丁纹等。如鹅首玉带钩，通体大部分刻有纹饰，钩首为鹅首形，藏于河北省博物馆。螭纹玉带钩，玉质白色，钩首为螭虎，脊背的钩体部分有浮雕和镂雕等雕刻手法，甚是精美。现藏于河北省文物保护中心。西汉的龙首玉带钩，钩首和钩体上各有一龙一螭，皆回头状，配有勾云纹。

　　（二）实用类带钩

　　1.长条类，从带钩的正面俯看呈现一个长条状，有细长方体条状，有的类似于棍状。兽首玉带钩，整体呈一个长条体，玉质青色，钩首为螭首，脊背刻有简单的纹饰，整体素雅美观。现藏于南越王墓博物馆西汉时期的玉龙形玉带钩，玉青黄色，为长条状，通体刻有勾云连纹的，首尾均琢以龙首；现藏于河北省博物馆的玉带钩，通体白色，呈长条状似像一把弯弓，钩首琢一龙首，钩尾雕一虎首，背部有一方形钮。2.S曲线类，通体呈弯曲状，钩首和钩面弯曲呈S形，带钩背部设有一钮，配有比较朴素的纹饰和雕琢，凸显造型美。现藏于南京博物院的汉中期的玉带钩，玉质白色泛黄，整体凸显S形曲线，钩首皆为动物的首部，背部均设有一钮。

　　（三）其他类带钩

　　1.金银铜嵌。在带钩的主题部分镶嵌金银铜等金属，烘托玉器的华贵。既要求不破坏玉的造型纹饰，又要要求和谐统一，对工匠要求更高。如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河南省辉县固围村出土的鸭首包金嵌玉银带钩，带钩呈琵琶形，银托，器表包金组成浮雕兽面，鸭头形白玉钩首，钩体上嵌三块白玉块；现藏于曲阜孔庙文物档案馆的战国时期的兽首鎏金嵌玉铜钩，兽首为钩端，通体鎏金，器物主题部分是镶嵌一玉鸟和一颗绿松石。2.玉龙虎并体带扣。现藏于广州市西汉南越王墓博物馆的玉龙虎并体带钩，此带钩既有钩首又有环洞的龙虎二物合用一体，钩首琢为龙首，龙齿和虎爪合力咬住一环，带钩的尾部是一虎首。钩体表面通体修饰谷丁勾连云纹。长18.9厘米，宽6.2厘米，厚0.6厘米，如此庞大的体积显然不是用于普通使用的带钩。是否用于帷幕或者帘子的勾连，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三、玉带钩的第三个发展阶段就是在元明清时期

　　元朝不但继承自汉以来的玉带钩的总体形制和特点，又融入了蒙古族的一些文化特色。既有方便使用的类型，也有纯装饰类的带钩。尤其在纹饰方面更是超越了前朝。镂雕和圆雕的加入，更为玉带钩增色不少。钩身附设各式高浅浮雕兼镂雕纹饰，填充了宽形钩身较大的空间，使钩体显得充实丰满，增强了作为装饰品带钩的形式美。这种装饰类型被明清两代普遍效仿。明清时期，经济发展，社会安定，历代君王对玉器的发展都持比较肯定的态度，这就为玉器的发展营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苏州、扬州等一批制玉中心的兴起，加速了玉器的发展与繁荣。玉器已经由最初的皇家御用逐渐转变为普通人民也可以享用，这对玉器的发展起到了無可估量的推动作用。这个时期玉带钩的款式有些是沿袭前朝的，也有一些具有独特的明清特色：钩体精雕细琢，镶嵌宝石。镶嵌宝石主要是为烘托玉石，万历墓白玉龙首带钩最为典型。元明时期的玉带钩主要有三个类型：美化类带钩、实用类带钩及其他类带钩。

　　（一）美化类带钩。

　　1.满饰式，器身大部刻有纹饰及浮雕，主要集中在带钩的正面脊背部分。莲花纹玉带钩，藏于无锡市博物馆。玉质白色，有部分黄色沁，整体呈有优雅的弧度，背部有镂雕的莲花，钩首有荷花，背部有钩钮。螭龙纹玉带钩，现藏于西安市文物保护研究所。通体白色，钩首为龙首，背部上浮雕有一小螭龙，与龙首相对，似相望，表现传神。

　　2.嵌宝式，带钩不但具有满饰式的特色而且在此基础之上镶嵌宝石，色泽光艳，更加衬托出玉器的华贵，增加了美感，也展示了雕琢工艺的精湛，叹为观止。白龙嵌宝石玉带钩，出土于万历皇帝棺内，现藏于北京市定陵博物馆。钩首为龙首，龙首嵌绿宝石一块，龙眼嵌猫眼石，钩体上嵌红宝石两块、蓝宝石一块、黄宝石一块。（见图3）

　　（二）实用类带钩

　　这一时期的实用类玉带钩，多为两种带钩的合并，仅有细微区别。鸭首玉带钩，藏于苏州市博物馆，属明代玉带钩。玉质呈青白色，钩首做鸭首状，钩体素面。通体透发着前朝的气息，是明时期仿汉作品，很有代表性。

　　（三）其他类带钩

　　元朝的玉带钩，不仅在本领域取得较大发展，而且大大发展了带扣。这种带扣，别具一格。有的依托于带钩使用，有的在形状上和使用方面也与带钩不尽相同。藏于故宫博物院的白玉龙首玉带环，分带钩和钩环两部分。钩首为龙首，钩尾为镂雕的荷花，钩环为镂雕蟠龙纹。另一件藏于故宫博物馆的螭纹连环带环，通体青白，由一方环连接的两块方形带饰组成，其中一侧带饰中心有一孔供钩扣，另一侧背部雕有一钮，两块方形带饰上皆刻有螭纹。

　　带钩绵延流传三千年，在它身上凝结着中华民族的聪明智慧和艺术才华，具有很高的欣赏和收藏价值。

　　作者：刘文庆

　　第4篇：西藏西部早期文明的考古学探索

　　前言：在我国历史上，西藏西部的阿里曾是象雄及古格两个王国的主要活动区域，在该区域中很多的历史文明遗迹被发现，我国在该区域整理的考古资料及文献能够从不同程度上展示区域的古代文化面貌，但从进一步考古中发现，古格王朝在进入“佛教时期”的资料较少，在“前佛教时期”的资料更为匮乏，匮乏的文明历史资料和不断新发现的古代文明遗迹成为了近代考古学者专心研究的方向，不断探索西藏西部早期文明遗存的遗迹，不但对西藏的历史有着重要意义，还具有更重要的学术研究意义。

　　一、西藏西部早期文明的起源

　　西藏西部早期文明经历了一段时期，后在松赞干布的吞并下形成了统一的奴隶制王朝，在现有藏文古籍中记载了西藏西部早期文明的发展，在藏文史籍《五部遗教》一书中，记载了西藏西部早期文明的具体地理位置，该史籍从地理位置上将象雄进行了区分，象雄划分为上下两部分，首先上象雄位于包括1、窝角，2、芒玛，3、聂玛，4、杂摩，在吐蕃与突厥边界上；下象雄，包括：1、古格，2、角拉，3、吉藏，4、亚藏，在吐蕃与苏毗边界上，象雄东部以玛旁雍措湖与藏地为界。上下两部分记载的地理位置确定了西藏西部早期文明的地理位置，从文明发展时间上看，西藏西部早期文明经历了三个时期，第一时期是旧石器时期，该时期距今5万至1万年之间，在考古学者探索西藏西部文明遗迹时，就发现了在旧石器时期已经出现了早期人类活动的踪迹，这时期的早期人类使用石器作为工具作为砍砸器、刮削器等，从考古学者采集到的文物看，很多刮削器和尖狀器多是使用石片打制而成的，可见在旧石器时代古人类已经学会了运用工具。第二个时期是新石器时代，该时期距今约1万年前，这个时期西藏文明已经进入了新石器时代，象征性的部落开始逐步形成，农业及牧业也有了一定的发展，目前考古学者发现的西藏新石器时代遗址多达50余处，其中存有细石器的遗址有28处，主要出土的石制生产工具种类有石锹、石铲、石斧、锨头、犁、矛头、箭、镰刀、劈刀、打制工具等，这时期细石器及磨制石器在造型及做工精细度上有了极大的改善。第三个时期是公元前1000左右，这时期属于早期金属时期，在这个时期西藏文明在农业、牧业上有了较大的进步，社会分工开始出现，阶级业开始出现了分化，在拉萨的曲贡遗址中出土的少量青铜器也印证了西藏早期文明的发展。

　　二、西藏西部早期文明的调查与发掘

　　从上世纪开始，我国针对西藏西部早期文明的调查与发掘工作已经开始了，在调查与发掘中，人们的视野不断开阔。

　　1、1998年卡尔普墓葬的发掘

　　卡尔普墓葬位于古格王朝城札东1公里处，1998年根据藏族群众提供的线索，考古人员在卡尔普墓葬中出土了部分陶器，但具体资料及信息并未对外公布，在拉萨举行的“阿里地区出土文物展”上展示了部分资料，在照片资料中，墓葬内是以木棺作为葬具，无法推算墓葬的年代，从出土的陶器上看，陶质、陶色以及纹饰判断，这个墓葬应在古格王朝时代前期。

　　2、1999年东嘎格林塘墓群及皮央遗址第V区墓群发掘

　　1999年发掘的嘎格林塘墓群及皮央遗址第V区墓群规模较大，很多墓群上地表明有明显的封土标志，且分布较为规律，在墓葬内部有大量的随葬动物，有的是单独的动物随葬，还有的是18个羊头作为随葬品，这些原始随葬现象与巫术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也恰恰能够反应出西藏土著宗教的埋葬习俗。而从出土的器具看，有陶器、骨器、石器、青铜器、铁器、木器以及竹器，反映了墓葬群应为前佛教时期的遗址。

　　3、2004年“琼隆银城”的发掘

　　2004年国家文物局边疆考古开始，本次考古中针对阿里地区尔县、札达县境内开展，在前佛教时期考古遗存的调查与发掘方面获得了一批重要的资料。在区域内调查发掘时，考古人员发现了石器地点、大石遗迹、古代墓地、岩画等，这次考察中发现了最为重要的“卡尔东遗址群”，在调查走访中，考古人员获知该遗址在藏语中称之为“琼隆俄卡尔”，即“琼隆银城”，这次的考古研究的发掘给考古带来了极大的研究价值。

　　4、当今西藏西部早期文化的发掘

　　近几年，西藏文化的广泛流传吸引了更多考古团队到西藏发掘早期文化，很多西藏文明之谜不断被揭开，当然还有很多谜底没有解开，例如古象雄文明流传的四大谜团：象雄官方史料何以“寥若星辰”、古象雄王朝都城何处寻、是否古丝绸之路“十字驿站”、西藏文明中几多“象雄烙印”，这些谜团仍需要更多的考古专家去考证研究。

　　结束语：综上所述，西藏西部文化源远流长，随着我国科学的不断发展和进步，更多的文明遗址都会呈现在人们的眼前，不断解密西藏西部早期文化之谜，对我国考古工作有着极大促进意义，也对古代文明的传承有着承载作用。

　　作者：格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