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引言

　　生活中，大部分人都希望自己做一个好人，一个有道德的人。好人是我们内心的一杆秤，规范着我们的言行。做好人、做好事是天经地义的事，然而，有时候人们也会许可自己不做好事、甚至做坏事。例如，在早上上班路上的第一个十字路口，你帮助一个盲人过了马路，如果在第二个十字路口，碰到了相似的情景，你可能会拒绝提供帮助。你可能会想，刚才已经做了助人活动，这增加了我是好人的砝码，即使拒绝第二个人，影响也不大。做了好事的人，容易许可自己做坏事，反之，做了坏事的人，会渴望做好事去弥补。例如，早上你偷偷把捡到的钱包收入囊中，中午你可能会特别乐意帮同事打饭，取快递，甚至充当垃圾桶安慰刚刚失恋的女学生。你希望通过做好事，让做好人这个倾斜的天平重新平衡。有的学者将这种现象称为“补偿的道德行为”（Sachdeva,Iliev,&Medin,2009;Jordan,Mullen,&Mumighan,2011)。简言之，人们的道德行为是波动的。

　　然而，有时人们会要求自己一直做好事。例如，拾荒老人邱胜华坚持做“失物信使”，连续8年，他把捡破烂时捡到的身份证、票据等失物邮寄给失主；义工叶丽芬连续6年，行走在深训西站春运一线，她用扁担帮旅客挑行李，送他们踏上回家的列车。他们希望自己做一个好人，一直做道德的事情。简言之，人们的道德行为是一致的。

　　那么，人们的道德行为到底是波动的，还是一致的？什么机制，可以解释人们道德行为的波动性？什么机制，可以解释人们道德行为的一致性？什么时候，人们的道德行为会保持波动性？什么时候，人们的道德行为又会保持一致性？好人这个标尺，在人们心中是否有不同的刻度？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对以上问题给予解答：第一,道德自我调节的负反馈机制，阐述了人们道德行为的波动性。第二，道德自我调节的正反馈机制，解释了人们道德行为的一致性。第三，解释水平理论，整合了道德行为的波动性和一致性。第四，对道德自我领域未来的研究方向，提出了笔者的看法。

　　2道德自我调节的负反馈机制和道德行为的波动性

　　2.1道德自我调节的负反馈机制

　　Monin和Jordan(2009)认为，道德自我的研究，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从人格心理学的角度，探究稳定的人格特质，另一部分是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关注情景对道德自我的影响，强调道德自我的易变性。人们会根据情景，即时回答“我在道德上是怎样的”这一问题，这就是道德自我评价(moralself-regard)，也叫道德自我知觉(moralself-perception)，或者道德自我价值感(moralself-worth)(Sachdevaetal.，2009;Monin&Jordan，2009)。本文为方便论述，下文将统一使用道德自我知觉这一概念。Sachdeva等(2009)提出了道德自我调节的负反馈机制。道德自我调节的负反馈机制，涉及两个部分，一是理想的道德自我形象，二是实际的道德自我知觉(Sachdevaetal.，2009)。理想的道德自我形象是个体对社会道德价值观的内化程度，它决定了自己在道德方面想要达到的程度或目标。实际的道德自我知觉，是个体对自身道德形象的实际评估(李谷，周晖，丁如一，2013)。道德自我调节的负反馈机制指，在道德自我调节的过程中，人们的目标是使自己的道德自我形象维持在一个适当的水平上，当人们发现自己实际的道德自我知觉高于理想的道德自我形象时，他们会减少道德行为，当人们实际的道德自我知觉低于理想的道德自我形象时，他们会增加道德行为(Sachdevaetal.，2009)。形象地来说，可以把道德自我调节的负反馈机制的驱动力看做一根橡皮筋（Zhong，Liljenquist，&Cain，2009)。当道德自我知觉背离了道德自我形象，橡皮筋就被拉伸，其产生的拉力会束缚人们进一步远离道德自我形象。反之，当道德自我知觉达到或者优于道德自我形象，橡皮筋就会放松，减少对道德选择的束缚，甚至允许不道德行为的发生，直到橡皮筋再一次被拉伸到威胁道德自我形象的临界点(Zhongetal.，2009)。

　　2.2道德行为的波动性

　　道德自我的负反馈机制，解释了日常生活中人们道德行为的波动性现象。具体来说，波动性现象分为两种：道德清洁效应(moralcleansingeffect)和道德许可效应(morallicensingeffect)。简单的说，道德自我形象受到威胁后，引发了道德行为，叫道德清洁效应；道德自我知觉高于道德自我形象，引发了道德行为的减少或不道德行为的出现，叫道德许可效应。

　　2.2.1道德清洁效应

　　Tetlock，Kristel，Elson，Green和Lerner(2000)提出，道德清洁是当个体做了不道德的事情，体验到消极情绪后，自己试图从精神上摆脱这些消极情绪的方式。道德清洁主要包括以下几种方式：道德清洁，身体清洁，心灵清洁和自我惩罚。

　　道德清洁指强调用道德的方式，去补偿受威胁的道德自我形象。在文献追溯中，发现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有关于道德清洁的实证研究。Darlington和Macker(1966)研究发现，与控制组相比，那些被引导相信对别人造成了伤害的被试，当有机会向第三方做亲社会行为（同意去当地医院捐血)时，他们会做出更多的亲社会行为。20世纪80时代，纽约市最声名狼藉的黑社会老大JohnGotti，用自己的名字创办了一个真正运作的慈善机构。是什么驱使罪犯去从事人道主义行为呢？Levav和McGraw(2009)认为是“情感的帐”，当人们用道德上受质疑的方式赚了钱，他们可能会感觉不好，有时会通过从事道德行为去减少或清洗横财带来的那些消极情绪。他们发现，人们避免把用不干净方式赚来的钱，花在享乐支出上(如沙滩派对)，反而喜欢把它们用在道德支出上(如资助别人上学)。最近几年，也可以从Sachdeva等(2009)，Jordan等(2011)的研究中发现对道德清洁的论述。以上近半个世纪的研究，证明了道德清洁对受威胁的道德自我形象，是一种有效的补偿行为。

　　身体清洁，是指用清洁身体的方式，去洗清受污染的道德自我形象。在很多宗教中，洗澡或者洗手，都是常见的宗教仪式。他们相信，清洁身体可以净化灵魂。Zhong和Liljenquist(2006)的研究，提供了身体清洁和道德清洁心理上存在关联的证据。研究发现，与那些抄写了道德行为故事的被试相比，抄写了不道德行为故事的被试，更有可能选择一个清洁物品而不是一个中性物品作为实验报酬。同时，在回忆不道德行为的被试中，与那些没有洗手的被试相比，用湿巾洗过手的被试，更少的报告了负面道德情绪(如罪恶)和亲社会意愿。研究者认为湿巾洗手从心理上洗掉了被试的道德污点，帮助他们恢复了道德自我形象。从具身认知的观点来看，“洗手减轻罪恶感”，说明关于道德的抽象思维，根植于身体洁净的具体经验之中。在人类语言中，道德-洁净隐喻(moral-puritymetaphor)经常和特定身体部位相关联，如“这个人的手不干不净”是指一个人经常有偷窃类的不道德行为，“这个人嘴挺臭/脏的”是指一个人经常说些有悖道德的话(阎书昌，2011)。Lee和Schwarz(2010)的研究发现，用嘴说坏话和用手做坏事，分别倾向于清洁特定的身体部位,即嘴说了坏事偏爱清洁嘴，手做了坏事偏爱清洁手。以上实证研究表明，身体清洁，可以恢复受威胁的道德自我形象，减轻不道德行为诱发的不安。当人们的道德自我知觉远离理想的道德自我形象时，可能会引发他们清洁身体的需要。

　　心灵清洁，是指从精神上，去恢复受威胁的道德自我形象。忏悔是心灵清洁的主要方式，可以从宗教和科学的角度，追溯心灵清洁的道德清洁效应。在犹太人的传统中，他们把赎罪日，看作一个为自己做过的那些违背人类和上帝的事情,寻求原谅的时间(Ayal&Gino,2011)。在天主教中,向神父忏悔，被看作是一个免罪的治疗行为(ElizabethTood,1985)。Harris,Benson和Hall(1975)研究发现，人们在去教堂忏悔前，比在忏悔后，有更多的捐款意愿。Kettunen(2002)认为忏悔向忏悔者提供了救济，对于解决理想道德自我形象和道德自我知觉之间的失调，忏悔是一种有效的方式。

　　像清洁身体一样，惩罚身体也可以减轻不道德行为引发的消极情绪，恢复受威胁的道德自我形象。Wallington(1973)发现，那些违反了道德规则的人们，倾向于使自己在其他方面遭受痛苦(如给自己实施电击)，以减少自己先前不道德行为所引发的消极情绪。犹太人赎罪日，犹太人除了忏悔，还会禁食25小时，通过惩罚自我去弥补过错。

　　2.2.2道德许可效应

　　道德许可效应是指,个体过去做了道德行为,会允许自己在未来减少做道德行为，或者出现做不道德行为的现象。关于道德许可现象，既存在相同领域的道德许可现象(Monin&Miller,2001;Jordanetal.,2011),也存在跨领域的道德许可现象(Mazar&Zhong,2010;Khan&Dhar,2006);不仅存在行为者对自己的许可现象(Jordanetal.,2011),而且存在观察者对行为者的许可现象(Krumm&Corning,2008;Effron&Monin,2010)。在整理文献的过程中，笔者发现现有的综述(Miller&Effron,2010;石伟，2011)对上述部分,已给出了详细介绍。本文将从以下两个方面来阐述道德许可现象：两种不同道德类型和两种不同模式下的道德许可现象。

　　Schwartz和Bilsky(1990)提出道德行为和不道德行为不是一个维度相反的两端，而是两个不同的维度。也就是说，没有从事道德行为，并不等于从事了不道德的行为。比如，献血可能被理解为是一个道德行为，但是不献血不能被看做是一个不道德行为。Janoff-Bulman,Sheikh和Hepp(2009)提出了两种不同的道德类型，禁止性道德(proscriptivemorality)和指定性道德(prescriptivemorality)。禁止性道德偏重负性结果，遵从躲避机制,强调我们不应该做什么，如欺骗，偷窃，犯罪;而指定性道德偏重正性结果，遵从趋向机制，强调我们应该做什么，如捐钱，做志愿者，献血。

　　有关道德许可的大部分研究，关注指定性道德，它们研究当道德自我知觉高于理想的道德自我形象时，人们是否会许可自己减少做指定性道德行为。Sachdeva等(2009)研究发现，与那些用消极词汇写故事的被试相比，用积极词汇写故事的被试，会捐助更少的钱，会有更少的合作行为。Jordan等(2011)发现，与那些被引导回忆自己过去不道德行为的被试相比，被引导回忆自己过去道德行为的被试，在亲社会行为(慈善捐款，献血,做志愿者)和休闲活动(享受假期，参加聚会，看电影)之间，更少选择从事亲社会行为。

　　近年来，有关道德许可的研究，也开始关注禁止性道德行为，它们研究当道德自我知觉高于理想的道德自我形象时，人们是否会许可自己去做禁止性道德行为。Mazar和Zhong(2010)研究发现，与那些购买传统食品的被试相比，购买绿色食品的被试，更多的表现出欺骗和偷窃。一般来讲，消费者选择产品时，不仅会考虑价格和质量，也会考虑产品所反映的社会道德价值。比如,穿戴真皮草，容易被看做是残忍的，不爱护动物的，不道德的。即使有消费者喜欢真皮草，他可能也不敢购买它，穿戴它。绿色产品，代表着健康和环保。够买绿色产品，能够增加消费者的道德感,提高消费者的道德自我形象，从而许可自己去做禁止性道德行为。此外，在Jordan等(：2011)和Sachdeva等(2009)的研究中，也可以发现关于禁止性道德行为的许可现象。

　　上面介绍了一些道德许可现象,但道德许可是怎么发生的呢？换言之，为什么先前的道德行为会许可个体随后去做道德败坏的事情呢？现有研究(Milleretal.，2010)给出了两种解释：道德学分模型和道德证书模型。

　　道德学分模型，认为道德许可通过平衡起作用。个体的行为历史能够抵消或者平衡未来的过错。具体来说，过去的道德行为，赚了道德学分，未来的不道德行为，借用了道德学分，只要有足够的道德学分，能够平衡未来不道德行为借用的学分，不道德行为就会被自己和他人许可(Jordanetal.，2011;Sachdevaetal.，2009;Zhongetal.，

　　2009)。道德学分模型有两个显著的特征第一，不会改变个体对随后不道德行为的看法。也就是说，个体做的不道德行为，仍然会被自己和他人看做是不道德的。第二，道德学分提出了一个道德自我概念，它基于个体过去的道德行为或不道德行为而波动：道德行为会提高道德自我，不道德行为会贬低道德自我(Jordanetal.，2011;Sachdevaetal.，2009;Zhongetal.，2009)。

　　道德证书模型，认为道德许可通过解释起作用。在这个模型中，个体对随后的不道德行为，解释为不是不道德的。在Monin和Miller(2001)的研究中，那些在第一项任务中，有机会表达出更偏爱黑人候选人的被试，在第二项任务中，更多的表达出白人比黑人更适合警察局的职位。在第二个任务中，对白人的偏爱在意义上是模糊的，它可以代表一种偏见，也可以代表一种基于职位描述的合理偏爱(警察局中有一种对黑人歧视的氛围，黑人在里面工作肯定会不舒服，我不选黑人，是为了他好)。研究者认为，在第一项任务中雇佣黑人，使被试感觉，自己已经建立了无偏见的道德证书，因此，增加了他们在第二项任务中，表达对白人偏爱的自信，他们把这解释为合理偏爱，而不是代表偏见。道德证书模型在两个方面，不同于道德学分模型：第一，个体改变了对随后行为的解释，即个体不会认为行为是不道德的。第二，没有涉及道德自我。

　　Miller和Effron(2010)认为两个道德模型不是对立的，是两个独立的路径。有时，两个道德模型可能同时运作：一些道德许可现象，即可以用道德学分模型去解释，也可以用道德证书模型去解释。有时，情景可能决定哪一个模型起作用。这涉及到两个关键因素：第一，目标行为的模糊性，当目标行为是模糊时，更可能启动道德证书模型，当目标行为是清楚时，更可能启动道德学分模型；第二，先前行为和目标行为是否在相同的领域，如果在相同的领域，更可能启动道德证书模型，在不同的领域，更可能启动道德学分模型。

　　2.3道德自我调节的负反馈机制涉及私我

　　自我，可分为私我和公我。私我，指内心真实的自己，不需要在公共面前表现出来。公我，指公众场合下表现出来的自己，时常受到社会赞许性的影响。现有的研究(Monin&Miller，2001;Khan&Dhar，2006)表明，道德自我的负反馈机制，是一个内部的过程，涉及私我，与公我无关。换句话说，道德清洁，是人们为了满足自己是一个道德的人的需要，而不是为了向别人证明自己是道德的；道德许可，是人们得到了自己的许可，才去从事一个不道德的行为，而不是得到了别人的许可。

　　Monin和Miller(2001)研究发现，在第一个任务中雇佣黑人求职者的被试，在第二个任务中，更有自信，去表达一个模糊的种族偏好。即使，被试知道第二个任务中的观察者对自己在第一个任务中的表现一无所知。这表明被试关心的是不让自己有偏见感，而不是担忧给他人留下自己有偏见的印象。此外，还有研究表明，个体在心里做一个符合道德的选择，即使选择没有被表达出来，也足以使个体许可自己做出不道德的行为(Khan&Dhar，2007)。这些研究结果表明，个体行为的公开性，并非道德自我负反馈机制的必要条件，个体对其道德行为的自我要求才是道德自我负反馈机制的核心。道德许可的两个道德模型，只有道德学分模型和道德自我有关，道德证书模型和道德自我无关。

　　2.4道德行为(不道德行为)的权重和比例问题

　　道德自我调节的负反馈机制，努力使个体的道德自我知觉和理想的道德自我形象，维持在一种相对平衡的状态。有研究者发现，个体在维持平衡的过程中，个体过去的道德行为(或不道德行为)对道德自我知觉影响的权重，影响着个体未来做不道德行为(或道德行为）的权重，即前后两个行为的权重成正比(Jordanetal.，2011)。具体来说，如果个体做了一件恶名昭彰的不道德行为，那么个体随后会做一件“惊天地，泣鬼神”的道德行为，去恢复受损的道德自我形象；如果，个体做了一件普通的道德行为，那么，个体随后可能会许可自己去做一件普通的不道德的行为。Jordan等(2011)在研究中，先让被试回忆自己的道德行为或者不道德行为，后测试被试的亲社会意图和实际的道德行为，此外，让独立的编码者对被试回忆起的行为做道德等级评定。结果发现，独立的编码者对被试回忆起的行为的道德评定等级和被试的亲社会意图呈显著负相关，和被试的欺骗程度呈显著正相关。也就是说，被试回忆起的道德行为的权重越大，随后，减少亲社会行为的意图会更强烈，增加实际欺骗行为的次数会越多。

　　道德自我调节的负反馈机制，认为人们前后道德行为的波动性，是一个对比效应。然而，在Effron，Cameron和Monin(2009)的研究中却发现了人们前后道德行为的一致性。他们在那些持有高种族平等主义的被试身上发现，他们在支持了奥巴马之后，仍然建议分配更多的钱给一个服务于黑人的组织。为什么这些被试，像本文开头提到的道德模范一样，会保持前后道德行为的一致性呢？接下来，本文将探索这一问题。

　　3道德自我调节的正反馈机制和道德行为的一致性

　　关于道德自我的研究，除了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强调情景对道德自我的影响，还有一部分学者从人格心理学的角度，关注人们在道德自我上的个体差异，他们强调相对稳定的道德自我。这部分学者，关注人们关心自己是道德的，和在生活中讲道德的程度，即对道德认同的研究。Blasi(1984)(引自Aquino&ReedII，2002)提出，道德认同是一种自我调节机制，它激发道德行为。具体来说，道德认同和道德认知，道德行为有关联，持有高道德认同的个体，把自己是道德的看的非常重要，他们对自己有更高的要求，更强的约束力，让自己从事更多的道德行为。Conway和Peetz(2012)认为在一个负反馈回路中，道德自我知觉会激励相反的道德行为，但道德自我知觉也可以在一个正反馈回路中激励一致的道德行为，即当个体认为自己是道德时，会继续从事道德行为。参照以上几位学者的观点，同时受Sachdeva等人提出道德自我调节的负反馈机制的启发，笔者认为可以把道德认同机制看做道德自我调节的正反馈机制。首先，道德认同机制的含义与正反馈的含义相似。反馈，是控制论的基本概念，指将系统的输出返回到系统的输入端，以某种方式改变输入进而影响系统功能的过程。反馈分为负反馈和正反馈，凡反馈信息(输出信息)的作用与控制信息(输入信息)的作用方向相反、对控制部分的活动起制约或纠正作用的反馈称为负反馈；凡反馈信息的作用与控制信息的作用方向相同，对控制部分的活动起增强作用的反馈称为正反馈。道德认同机制，指启动人们的道德认同，人们感知到自己是一个道德的人，会从事道德行为。其中，“启动道德认同”是控制信息，“感知到自己是一个道德的人”是反馈信息，“从事道德行为”是反馈信息作用的结果，“从事道德行为”与“启动道德认同”的作用方向相同，同时“从事道德行为”对“启动道德认同”起到增强的作用，这符合正反馈的定义。其次，道德自我调节的正反馈机制中“正反馈”的含义与道德自我调节的负反馈机制中“负反馈”含义相对应。道德自我调节的负反馈机制，指启动人们的道德自我知觉，人们感知到自己是一个道德的人，会从事不道德行为。其中，“从事不道德行为”与“启动道德自我知觉”的作用方向相反，“从事不道德行为”对“启动道德自我知觉”起制约作用，这符合负反馈的定义。由此可知，“正反馈”的含义与“负反馈”的含义相对应。下面将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阐述道德认同，对道德行为一致性的影响。

　　3.1道德认同机制的理论支持

　　Aquino和ReedII(2002)把道德认同定义为，围绕着一系列的道德特质组成的一个自我概念。所谓的一系列道德特质指人们共有的道德特质，它们可能是大多数人道德自我定义的中心特质。Erikson(1964)(引自Aquino&ReedII，2002)提出，一个认同根植于个体的核心，并涉及到个体在行动中做真实的自己。Aquino和ReedII(2002)在Erikson对认同理解的基础上，把道德认同划分为两个维度去测量：内在化维度(internalization)和象征性维度(symbolization)。内在化维度，指一系列的道德特质在个体自我概念中心的程度；象征性维度，指这些道德特质，通过个体道德行为，在公共面前表现出来的程度。道德认同对这两个维度的划分，类似于自我对私我和公我两个维度的划分。他们认为，道德认同的自我重要性(theself-importantofmoralidentity)对道德情感，道德认知和道德行为，是一个强大的预测力。

　　Cheryan和Bodenhausen(2000)提出，像其他认同一样，个体的道德认同可能和某种信念，态度,和行为相联系，特别是当道德认同对自我非常重要时。Damon和Hart(1992)(引自Aquino&ReedII,2002)认为，道德认同在激发道德行为上有首要作用，“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的研究让我们相信，道德在自我的中心性，可能是唯一一个最强有力的决定因素，在判定道德判断和道德行为的一致性上……那些自我概念围绕着他们的道德信仰组织的人们，更有可能在他们的一生中，把那些信念付诸行动”。

　　3.2道德认同机制的实证支持

　　ReedII和Aquino关于道德认同对道德行为的预测力,做了一系列的实证研究。Aquino和ReedII(2002)研究发现，个体的道德认同能预测他们自我报告做志愿者的情况。即卩，与那些持有低道德认同的个体相比，持有高道德认同的个体,报告自己做了更多的志愿者行为。但只有道德认同的内在化维度可以预测实际的捐赠行为：持有高内在化道德认同的个体，会有更多的捐赠行为。ReedII和Aquino(2003)研究发现，持有高内在化道德认同的个体，减少了对外群体的敌意。具体来说，与那些持有低内在化道德认同的个体相比，持有高内在化道德认同的个体，更多的自我报告要关心外群体的需要和福利；对外群体的救灾工作，有更积极的评价；向外群体捐赠更多的钱；对那些向自己内群体做了不道德行为的外群体成员，给予了更多的原谅。ReedII,Aquino和Levy(2007)做了一项用词汇去启动被试道德认同的研究。结果发现，与那些被启动低道德认同的被试相比，被启动高道德认同的被试，会捐献更多的时间给一个道德组织。

　　从以上实证研究中，可以发现，道德认同的内在化维度，对道德行为是一个更强的预测指标。持有高内在化道德认同的个体，会做出更多的道德行为，保持着道德行为的一致性。据此表明，道德认同对道德行为的影响，也是一个内部的过程，可能和私我有关，与公我无关。

　　Effron等(2009)的一项关于道德许可的研究中,既发现了道德行为的波动性,也发现了道德行为的一致性。他们让表达了支持奥巴马的被试,随后把一笔钱分配给一个服务黑人的组织和一个服务白人的组织。结果，在那些持有低种族平等主义的被试身上,发现了道德行为的波动性,即他们分配更多的钱给一个服务白人的组织；在那些持有高种族平等主义的被试身上,发现了道德行为的一致性,即他们分配更多的钱给一个服务黑人的组织。为什么在持有高种族平等主义的被试身上,没有发现道德行为的波动性,反而发现了道德行为的一致性呢？什么情境下，容易在个体身上发现道德行为的一致性；什么情境下，又容易在个体身上发现道德行为的波动性呢？本文接下来，将探索这一问题。

　　4对道德行为的一致性和波动性的整合

　　4.1个体差异

　　Miller和Effron(2010)认为可以用个体差异去解释Effron等(：2009)的研究结果。他们认为道德自我调节的负反馈机制，对持有高道德认同的被试也许无效。持有高道德认同的个体，关于什么样的行为可以建立他们对高道德认同的依附性,有较高的阈限。一个持有低种族平等主义的被试,可能认为，支持奥巴马就可以建立自己种族平等主义的学分，从而随后许可自己分配更多的钱给一个服务白人的组织；一个持有高种族平等主义的被试，可能把支持奥巴马看作自己朝着种族平等主义迈进的一小步，为实现自己心中的种族平等主义，自己还要做更多的努力。

　　Zhong等(：2009)认为，个体道德行为的一致性，部分取决于道德在个体自我定义中中心的程度(道德认同的高低)。他们认为持有高道德认同的个体,在跨时间上,道德行为会有更多的一致性。这些个体谨慎的监控自己的行为，以符合他们的道德标准，较少的背离他们的道德理想。同时，他们也假设，那些持有低道德认同的个体，道德行为也会趋于一致性。极端的说，设想一个人完全的自私，在道德自我的调节中，他们的行为完全受自己利益的驱使，他们会在自私上保持一致性。最后，很多个体落到了中间，他们既不是极端的高道德认同者，又不是极端的低道德认同者。这些个体受道德自我调节的负反馈机制的影响,在道德行为上趋于波动性。

　　4.2目标进展和目标承诺

　　Fishbach和Dhar(2005)关于目标方面的研究,也可以用来解释Effron等(2009)的研究结果。他们发现，对于花费一个下午时间去学习这个行为,如果学生把它看作是一个完成学业目标的进展,那么他可能会感觉到自由，会放下学习，去参加社交活动(波动行为)；如果学生把这个行为看作对学业目标的承诺，那么他可能会放弃参加社交活动，继续学习(一致行为)。学生把学习行为看作进展还是承诺，部分取决于他关注下级学习目标,还是上级学习目标。如果学生关注上级目标，他更可能把行为看作承诺，因此，他会继续努力学习；如果学生关注下级目标，他更可能把行为看作进展，因此，他会去参加社交活动(Fishbach,Dhar,&Zhang,2006)。虽然，Fishbach和他的同事检查的是和道德无关的目标行为，但Miller和Effron(2010)推测，相同的机制可能调节了人们的道德行为，在Effron等(2009)的研究中，持有高种族平等主义的被试，可能把对奥巴马的支持,看作了做一个平等主义上级目标的承诺，它激励自己为这一目标做更多的努力，分配更多的钱给一个黑人组织;持有低种族平等主义的被试,可能把对奥巴马的支持，看作了做一个平等主义下级目标的进展，它许可自己分配更多的钱给一个白人组织。

　　4.3解释水平理论

　　什么情境下,个体会表现出道德行为的一致性？什么情境下，个体会表现出道德行为的波动性呢？Conway和Peetz(2012)从解释水平理论的视角，给出了解释。

　　解释水平理论(construalleveltheory)是由Liberman和Trope于2002年提出的。该理论认为心理距离会影响个体解释水平的高低，进而影响个体的认知和行为。心理距离是一种接近或远离此时此地自我的主观经验，它包括时间距离、空间距离、社会距离（自己vs他人，内群体vs外群体)、假设性(事件发生的可能性vs必然性）(Trope&Liberman,2010)。解释水平具有层次型，并形成一个连续体,在理论上可以简化为高解释水平与低解释水平，高解释水平指抽象的、上位的、去情境化的，强调事物的核心特征；低解释水平,指具体的、下位的、情景化的，强调事物的表面特征(Trope&Liberman,2010)。解释水平理论认为，心理距离越远，解释水平越高，个体越容易在抽象、上位、去情景化的水平去解释事件；心理距离越近，解释水平越低，个体越容易在具体、下位、情景化的水平去解释事件。总体来说，心理距离影响个体对物体、行为和事件的心理表征,进而影响其他心理和行为。

　　Conway和Peetz(2012)用时间距离去操纵解释水平，让被试回忆过去1周内，或1年前的道德行为或不道德行为。结果发现，回忆1年前道德行为的被试，会有更多的亲社会意图，而回忆1周前不道德行为的被试，会有更多的亲社会意图。换言之，在回忆遥远道德行为的被试身上，发现了道德行为的一致性；在回忆近期不道德行为的被试身上，发现了道德行为的波动性。研究者认为，前者启动了抽象的道德自我知觉，后者启动了具体的道德自我知觉。此外有研究者发现：特质归因构成高水平解释；情境归因构成低水平解释(Henderson,Fujita,Trope,&Liberman,2006)。笔者认为，通过回忆遥远道德行为，被激活抽象道德自我知觉的被试，用高解释水平，从特质归因对道德事件做了解释，即关注道德认同,启动了道德自我调节的正反馈机制，所以出现了道德行为的一致性;通过回忆近期不道德行为,被激活具体道德自我知觉的被试，用低解释水平,从情境归因对不道德事件做了解释，即关注道德自我知觉，启动了道德自我调节的负反馈机制,所以出现了道德行为的波动性。

　　5展望

　　5.1公我对道德自我调节机制的影响

　　现有的研究(Monin&Miller,2001;Khan&Dhar,2007;Wilcox,Vallen,Block,&Fitzsimons,2009;ReedII&Aquino,2003)表明，道德自我调节的负反馈机制下的道德许可效应和正反馈机制(道德认同机制)都是在一个私我的维度上运作的,他人是否在场对此影响不大。Allport(1954)(引自金盛华，张杰，1995)把社会心理学的定义为“社会心理学试图理解和解释：个体的思想、感情和行为怎样受到他人实际的、想象的或暗示的在场(theactual,imagined,impliedpresenceofothers)的影响”。根据这一经典的定义，想象的观众，跟实际的观众一样，可以产生社会影响的可能性。Monin和Miller(2001)(引自Miller&Effron,2010)研究发现，想象的观众诱发了道德许可效应。这一研究结果似乎与大部分有关道德自我调节机制只涉及私我的结论并不一致。

　　为了探讨道德自我调节机制是否受想象观众和实际观众的影响，即道德自我调节机制是否涉及到公我，未来需要做更系统的研究，进一步细化各种情景条件，操纵个体行为发生在有他人在场的公开情境和无他人在场的私下情境中，以求更全面更深刻的了解道德自我调节机制。

　　5.2个体差异对道德自我调节的负反馈机制的影响

　　Effron等(2009)在那些持有高道德认同的被试身上，发现了道德行为的一致性。有研究者(Zhongetal.，2009;Miller&Effron，2010)对此的解释是，道德自我调节的负反馈机制，可能不适用持有极高道德认同或极低道德认同的个体。对这种解释，笔者不是特别认同。笔者认为，道德自我调节机制可能适用于所有的个体，包括那些持有极高道德认同的个体和持有极低道德认同的个体。

　　首先，从特质-状态的角度看。道德自我知觉是道德自我状态，道德认同是道德自我特质。道德自我调节的负反馈机制指依据道德自我状态，个体行为保持波动性；道德自我调节的正反馈机制(道德认同机制)指依据道德自我特质，个体行为保持一致性。特质和状态并不矛盾，两个机制并不冲突。因此，不能说道德自我负反馈机制，对持有极高道德认同和持有极低道德认同的个体无效。

　　其次，从(不)道德的阈限角度看。持有高道德认同的个体，道德阈限很高(Miller&Effron，2010)，他们很难有道德自我知觉高于理想道德自我形象的时候，所以他们的行为趋于一致性。但是，对他们来说，道德自我知觉很难高于理想道德自我形象，并不代表道德自我知觉高于理想道德自我形象的现象不存在。没有在持有高道德认同的个体身上发现行为的波动性，也许与现有研究对道德行为的操纵有关。大部分现有研究中的道德行为(如做志愿者、一次捐款)对大部分人来说，在道德的天平上，是一个权重较大的行为，能帮他们建立道德学分。但对持有高道德认同的个体来说，也许只是一个权重较小的行为，不能帮他们建立道德学分。如果把先前道德行为的权重提高，提高到可以帮助持有高道德认同的个体建立道德学分，那么也许可以在这些个体身上发现道德行为的波动性。类似，持有低道德认同的个体，不道德的阈限很高。大部分现有研究中的不道德行为，如一次欺骗，一次作弊，对大部分人来说，可能是一个权重较大的不道德行为，但对持有低道德认同的个体来说，可能是一个权重很小的不道德行为，不足以威胁他们的道德自我形象。如果把先前的不道德行为的权重提高，提高到可以威胁持有低道德认同个体的道德自我形象，那么也许可以在他们身上发现道德行为的波动性。未来的研究可以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探讨两种道德自我调节机制之间的关系在当前的道德心理学领域，存在大量关于道德自我调节的负反馈机制的研究，也有一部分关于道德自我调节的正反馈机制的研究，但同时关注负反馈机制和正反馈机制的研究却非常少。解释水平理论的相关研究(Conway&Peetz，2012)，只告诉了我们什么条件下容易激活道德自我的负反馈机制，什么条件下容易激活道德自我的正反馈机制。为了更好地解释和预测人们的道德行为，未来的研究需要同时考虑道德自我调节的负反馈机制、正反馈机制或其他道德范畴对人们道德行为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