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篇:试析构建成都市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主要举措

　   近年来，成都现代职业教育发展快速，取得了较大成绩。本文将结合成都提出到2020年形成与现代产业体系相匹配，产教深度融合、中高职有机衔接、普职相互融通、学校教育与职业培训并举，体现终身教育理念，具有成都特色、西部领先、全国一流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对实现这一目标的主要举措作一探析。

　　职业教育作为我国国民教育体系和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肩负着培养多样化人才、传承技术技能、促进就业创业的重要职责，加快构建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对促进职业教育发展、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增强服务社会经济发展能力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本文对成都市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构建的主要举措进行研究，将对成都职业教育发展的支撑服务系统建设产生促进作用，对成都市切实落实现代职业教育发展重要任务，对实现到2020年形成与成都现代产业体系相匹配，产教深度融合、中高职有机衔接、普职相互融通、学校教育与职业培训并举，体现终身教育理念，具有成都特色、西部领先、全国一流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目标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一、从现实角度出发的措施

　　1、推进总体目标落地

　　紧紧抓住“成都特色、西部领先、全国一流”总体目标，建成50个左右重点专业、10个大型生产型实训基地、20所左右示范中职学校，实现中高等职业教育有效衔接、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双向沟通、学校教育与职业培训相互融通，打通人才成长立交桥，提升职业教育吸引力。

　　2、深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

　　把职业教育改革作为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突破口，构建从中职、专科、本科到研究生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系统培养技术技能人才，优化教育结构和人才供需结构，源源不断地创造人才红利。发挥职业院校优势，完善终身学习立交桥，广泛开展面向企业职工、未升学初高中毕业生、残疾人、失业人员等群体的职业教育和培训，提升全体劳动者就业创业能力，缓解国家就业结构性矛盾，推动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大力推动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三对接”。

　　3、调动全社会举办职业教育的积极性。

　　要认真研究并处理好职业教育领域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激发职业教育办学活力。要发挥好行业组织作用，凡是适宜行业组织承担的工作，各级政府都要积极探索通过授权、委托等方式交给行业组织来办，给予政策支持并强化服务监管。要发挥好企业在举办职业教育中的主体作用，健全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激励机制，推行政府购买企业职业教育成果制度，探索建立举办职业教育企业教育费附加返还的制度等。要通过政策引导和支持，鼓励社会力量以独资、合资、合作等多种形式举办职业教育，探索以集团化办学等形式发展股份制、混合所有制职业院校，形成公办与民办职业教育共同发展的良好格局。

　　4、要发挥好政府在政策支持和监管保障方面的作用

　　要按照中央关于政府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的要求，充分借鉴部分地区试点经验，减少部门职责交叉和分散，逐步实现职业教育和培训的统一归口管理。要明确政府保基本、促公平的主要职责，建立健全与办学规模和培养要求相适应的财政投入制度，完善资助政策体系，保障职业教育持续健康发展。要加大对农村、贫困地区和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的支持力度，建立以培养新型职业农民为重点的公益性农民培养培训制度。要尊重并充分发挥地方的首创精神，坚持中央指导和地方试点并重，健全顶层设计与地方实践相结合的协同创新机制，引导各地聚焦改革。

　　5、推动职业院校教师专业化发展

　　完善职业院校师资培训体系，建设一批职业院校师资培训基地和教师实践企业基地，突出教师专业技能训练。围绕成都市主导产业和特色优势产业，制定实施职业院校专业教师技能培训规划，鼓励职业院校教师加入行业协会组织。建立以企业为主导制定“双师型”教师达标标准、考核办法和认证制度，提高“双师型”教师比例。

　　二、从长远角度出发的措施

　　把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作为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突破口，作为教育国际化的突破口，努力建设中西部领先的技能型人才培养高地。

　　1、突显成都职教市域统筹水平

　　树立“全域成都”理念，统筹推进职业教育高位优质均衡发展，在推进中职教育高标准发展、高职教育高水平发展、中高职教育衔接贯通发展的同时，充分发挥市属高职学院示范引领带动作用，依托3所市属高职学院，采取托管、领办中职学校等方式，推进中高职一体化发展，全面形成“3+N”集团化办学格局。

　　2、建立职业教育的成都标准

　　将加强职业教育标准建设作为重要抓手，运用标准引领和动态监测等方式，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领先发展，重点建立中职学校基础能力、职教集团、学业质量等具有成都特色的职业教育标准，建立职业教育现代化发展水平监测体系，开展动态监测，实施年度公告制度。

　　3、着力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深化专业、课程等改革，大力推进现代学徒制国家试点工作，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推进工学结合、知行合一，提高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针对性、实效性。深化育人模式改革，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把法治教育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重要内容，努力把法治观念和法律信仰熔铸到职业院校学生的精神血脉和具体实践中，引导他们成为学法、知法、守法、用法的好公民。

　　4、促进职业院校开展国际合作办学

　　成坚持开放办学，把职业教育国际化作为成都教育国际化的着力点，通过对接国际标准建成一批重点专业，选派骨干教师参加国际高水平技能培训，引进国际职业资格证书、培训认证项目和国际课程，探索“国内外学分+国内外资格认证”、“国内中职+国外大学+国内外就业”等人才培养方式，为成都“产业升级”提供高端技能型人才支撑。六是多渠道吸引国（境）外职业培训机构、职业资格认证机构到成都设立分支机构，开展项目合作。构建“国内中高职+国外大学”、“国内职业资格+国际职业资格”等中高等职业教育国际化合作模式。鼓励职业院校建立一对一友好院校关系，深入开展人才培养国际合作。推进职业院校与国际优秀职业教育机构联合建立国际化人才培养基地。鼓励骨干职业院校招收留学生和走出去办学。

　　5、积极营造发展职业教育的良好社会氛围

　　认真执行就业准入制度，保证从业人员质量，深化劳动人事制度改革，取消用人和人才流动中的身份、单位、部门、所有制、性别等限制，积极探索从优秀应用技术和技能人才选拔公务员的办法。引导全社会转变人才观念，加大优秀一线人才社会贡献的宣传力度，进一步确立尊重技术技能人才的文化价值观，促进形成“崇尚一技之长、不唯学历凭能力”的良好社会氛围。

　　成都市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构建是当前职业教育改革的迫切需要，是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内在要求，是成都产业发展的重要支撑，本文以成都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主要举措为出发点，分别从现实角度的措施和长远角度的措施为落脚点，分析了到2020年建成成都特色、西部领先、全国一流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措施方法，为成都完成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构建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

第1篇:英国现代大学发展对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启示

       英国高等教育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以培养社会精英著称。英国高等教育不拘泥于传统，在保持传统的同时创新发展，探索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多种教育模式，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成绩。英国现代大学的发展虽起步较晚，但在政府的主导推动和学校的自主努力“双重”作用下蓬勃发展，在服务社会中得到了政府、企业、学生和家长的认可。这种教育模式为中国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

　　政府决策，在保持精英教育国际顶尖的同时稳步推进职业教育

　　英国的大学制度改革经历了从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的大学扩张，到20世纪60年代的新大学运动，再到20世纪80年代末和20世纪90年代初由二元制向一元制的转化，形成了职能层次分明的高等教育的“金字塔”结构，期间政府起到了关键作用。政府通过向大学拨款、合并和成立新大学的方式对英国高校进行了所谓的行政管理。

　　一是开端。以1826年伦敦大学的建立为开端的新大学运动在职业教育方向上初露端倪，打破了传统大学垄断英国高等教育的历史。与传统大学相比，在目标与职能、学科与课程等方面作了重大调整，有力推进了英国高等教育的世俗化、平民化进程，调整了传统精英教育与实用职业教育的关系，成功实现了传统与现代的兼容。

　　二是推进。19世纪中叶，英国工业革命的发展对高等教育的新模式提出了要求，讲授实用课程的新式高校—“城市学院”应运而生。这些学校重视与生产实践密切相关的科学与技术教育，课程设置带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和强烈的职业教育与科技教育的特点。但城市学院没有学位授予权，只能颁发职业资格证书，其毕业生只能从事与技术开发和应用有关的职业。城市学院的兴起不仅扩大了中产阶级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而且推动了应用型、技能型的职业教育发展，提升了从业人员的基本素质和能力。

　　三是兴起。1992年，英国《继续教育和高等教育法》颁布后，在保持传统培养精英人才同时，政府出资举办了大量的培养职业型人才的非传统型大学，多科技术学院与自治性大学在学位授予、经费来源和管理机构等方面实现了统一，从法律上获得了與传统大学平等的地位和待遇，英国高等教育从单一的传统大学转化为包含传统大学、新大学、工科大学、多科技术学院和教师教育学院在内的，功能各异、形式多样、多层次、多元化的综合体。英国政府适时而有效的正确决策，为高等教育形成了良好的外部发展环境，促进了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发展，也推动了职业教育的蓬勃兴起。

　　在英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中，政府对高校内部管理的“不干涉”与适时对高校扶助的“出手决策”拿捏得恰到好处，对大学内政始终坚持不干预，保持“大学自治”的独立自由，但在英国高等教育体系演变、发展和建设的外部环境上，政府既积极引导又正确决策，起到了关键的方向引领和推动作用。1992年的扩招，既满足了普通家庭孩子接受高等教育的渴望，实现了高等教育大众化；又契合了企业需求，服务社会经济发展，促进了职业教育发展；还通过培养应用型、技能型人才，提高了全民的素质，夯实了经济基础。合理、稳固的“金字塔”结构，使英国高等教育在既引领又适应社会发展中沿着正确的道路持续、健康发展。

　　政府主导，给予职业教育更好的发展平台和机会

　　当今，英国大学已经形成了一元制发展体系，即传统大学和新型大学双轨并行。在内部管理上，传统大学，如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的“教授治校”仍然盛行。而新型大学，如伦敦大学的治理则由校内外人员组成的理事会、校务会共同参与。校外人员有社区和企业参加，市场主体参与教学，课堂把企业和师生聚合在一起，也就融通了高校与社会的联系。例如：伦敦南岸大学的毕业生与企业合作设计的运动鞋取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承接的改善伦敦地铁环境项目也获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在传统大学主导高等教育的形势下，职业教育能在二十多年内实现良性的快速发展，得益于英国政府的正确决策：把理工学院变为大学，教师在学位、待遇上一致，可以晋升职称、授予学位……平等地给予了与传统大学同样的发展机会。例如：大卫·华纳（DavidWarner）教授曾是一所理工学院副院长，1992年升格为大学后升任为副校长，也晋升为教授，这些措施很好地调动了这类学校服务社会经济的积极性。

　　政府在主导上充分考虑并细化了各层各类不同学校的特点和需求，而非“一刀切”，较好地保护了各类学校的利益和积极性，使各类大学在同一平台的不同轨道上各自发展，各得其所。在外部环境上是开放的，不同类型的各高校可以自主集合成团体，成员可自由进出，可以就共同利益集体发声，与政府一起讨论未来政策走向。政府这种低身段和包容、宽松的态度，给予现代大学更多尊重和更大的发展空间，得以与有着几百年历史的传统大学站在同一平台上竞技，找到自己的发展路径。

　　政府调控，职业教育自我独立、自信的发展态度

　　依据1992年的《继续教育和高等教育法》，英国政府裁撤了1989年设立的“大学基金委员会”和“多科技术学院与其他学院基金委员会”；改按地区设置“高等教育拨款委员会”；多科技术（理工）学院改名为大学，具有和大学相同的地位，享有自行颁授学位的权力。体制的新融合使英国高等教育从“精英”体系演变成“精英—大众”一体化模式。例如：牛津布鲁克斯大学始建于1865年，历经技术学院、理工学院的历史变迁，在1992年扩招时成功转型，发展成为具有国际视野的一流现代大学，是职业教育的一个成功典范。

　　尽管理论上站在了同一个平台，与传统大学相比，现代大学从大学拨款委员会得到的支持并不多，因为经费是按排名拨发的，而排名的主要依据是“科研成果”和“教学质量”，其中科研占了90%的权重。英国高等教育拨款委员会拨出的科研经费33%流入了5所顶级传统研究型大学，即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帝国理工学院、伦敦大学、曼切斯特大学。牛津大学的大卫·帕尔菲曼（DavidPalfreyman）教授认为，排名指标体系不能也不应适用所有的学校，因为评估指标的设定及权重、评估的周期及评估专家权威性等都会影响绩效评估的实施与结果的运用。大卫·华纳（DavidWarner）教授认为，理工学院升格后与传统大学一起排名既不占优势，也没可比性，更没成就感，因而不参加大学排名，而是把关注点放在更有意义的提高教学质量和为社会经济服务上。伦敦南岸大学校长兼百万集团主席菲尼克斯教授（Phineks）也认为，现代大学不要与传统大学攀比，应该把更多的精力和努力投入到培养学生技能和服务地域经济上来，办出特色才能得到社会认可。例如：伦敦南岸大学的“社区利益公司”模式在服务社区的同时促进了学生的就业创业。他们这种在夹缝中求生存，自主寻找发展空间，对教育的热情与自信，执着与务实让人敬佩。

　　市场引导，传统研究型大学适应社会发展的应用型变革趋势

　　事实上，就是牛津大学、剑桥大学这样的传统大学也并非一成不变，也在浸润着经济和社会变迁的风雨，内心悄然酝酿着细微变革。正如大卫·华纳（DavidWarner）教授所说，牛津大学1990年也有了商学院，这表明高校的发展路径一定要循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方向才是正确的。教育要为社会和经济发展服务，不仅是我国的教育宗旨，而且也是符合世界各国教育规律的。由此可见，应用型、技能型人才培养，不只是职业教育的专利，同样适用于其他的大学，甚至所有大学。如果把我国人才结构形容为“金字塔”，由“塔顶”“塔身”和“塔基”三部分组成，“塔顶”的尖端、决策和创造性人才是少量的；“塔身”是承前启后的高端、高管和组织能力强的人才，需求量比较大；“塔基”是一线操作人才，要有较强的技能，这类人才需求量最大，这正是职业教育发展的契机。

　　实践证明，真正的高水平人才不是在学校里培养出来的，而是在企业里、岗位上通过实践成长起来的。因此，高职院校要主动与企业结合，共同培养高层次应用型人才，创建创业型大学。

　　启示及建议

　　值得关注的重要一点是，英国大学、高等教育的成功是政府与高校、社会、企业，包括学生、家长各方面的关系都宽松有度，干预不干涉，管控不管理，到位不越位，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各尽其事，既有政府引导，也有高校自主拼力发展，还有企业积极参与支持，宏观上形成体系，成为一体，使高校获得良好发展的同时，学生和家庭、社会和企业也各得其所。高校贴近社会、紧跟经济，促进了社会的繁荣、稳定发展，为社会发展作出了积极重要的贡献。

　　实际上，英国从1992年扩招才开始大规模地把理工学院转型为大学的，职业教育就此发展起来。反观我国的高等职业教育，也是从1991年颁布《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决定》后逐步推进而全面兴起的，几乎与英国同步。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分别于1993年、1996年、1999年、2006年就高职教育颁布了多个文件。截至2008年，共遴选出100所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单位，使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和高职院校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的发展时期。

　　与英国职业教育相比，我们的政府引导、推动力度还不够大，激励机制、政策导向还不够强；高职院校定位在大专层次，没有学位授予权，“待遇”不高，自身发展动力不足，我们的职教集团还要学习英国高等教育协会、伦敦大学组织、百万集团的做法，高校要形成聚合力，共同发声寻求和促进政府支持；在与企业的联系上还不那么密切和迫切，在服务社会中主动寻找生存发展机会的“求生发展”意识与伦敦南岸大学的强烈和执着还有差距；从社会看，高职院校在学生、家长、企业、政府的认可度也都不够高，这既有高职教育本身能力不足、成果不硬的问题，有全社会对高职教育的认识“偏见”问题，也有政府政策导向带来的模糊认识。例如：2006年11月，教育部颁布的《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教高〔2006〕16号）明确指出，“高等职业教育作为高等教育发展中的一个类型。”但实际上，高职教育仍定位在大专层次，至今高职教育还在讨论“类型与层次”问题而没有最终定论。高职教育发展急需政府给予政策扶持和正确引导，需要通過提高高职院校的地位和待遇，给高职院校释放更多的自主发展空间。高职教育定位在大专层次，客观上制约了高职教育的发展，唯有经政府建起无限定的发展通道，才能激发出高职院校为地域经济发展作贡献的热情和动力。当然，职业院校自主发展的热情与执着精神也需要我们职业教育人通过自信来建立，自发的内源动力才是促进高职教育发展的不竭动力。

　　近期，北京市教育“十三五”规划提出的“不再新设立或新升格普通高等学校”和中央提出的京津冀一体化发展战略，疏解首都人口的新形势、新要求，给首都职业教育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挑战。如何寻找更好的发展机会，既需要政府有新的正确决策，也需要学校有自主发展的动力和坚守执着的精神。我们不妨借鉴一下英国这方面的经验，如国际化、多元化发展，应是一个不错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