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全球事务中日益显著的作用尚不清晰。与经济发展相伴而生的是繁荣的海上贸易、扩大的能源需求、成长的中产阶级和滋长的民族主义。但中国的战略家敏锐地意识到，如果美国明天就封锁获取石油、物资和市场的海上通道，那么中国根本无力应对。中国不但认为大国要拥有强大的舰队，而且忧虑其海上战略通道的安全。因此，中国要拥有一支属于自己的航母力量。

　　只要中国第1艘航母驶入太平洋，就会任整个地区引发震动，并改变当前的态势。就澳大利亚而言，中国一旦拥有航母将会使澳大利亚面临两难的困境。二战后，澳大利亚的防务和安全政策一直是以美澳传统伙伴关系为支柱。但2007年后，中国已经成为澳大利亚的主要贸易伙伴。因此，中美将来在太平洋地区一旦出现紧张和冲突的局面，澳大利亚就可能受制贸易与安全的抉择，处于两面不讨好的境地。

　　由于中美还没有公开冲突，因此，中国拥有航母所带来的最大危险就是出现中美冷战这一某些人的预言。如果中国崛起打着冲突而非包容的烙印，那澳大利亚在卷入与其长远利益相悖的冲突前，就要考量中立或自主防卫等措施是否比坚持美澳同盟收益更大。

　　中国即将拥有航母

　　半个多世纪以来，美国在亚太无可匹敌的优势是地区稳定的源泉。例如，1995年7月至1996年3月间，2支美国航母战斗群集结于南中国海，应对日益升级的台海危机。但是美国航母战斗群的到来激怒了中国。时任美国国防部长的佩里宣称：“尽管中国是军事强国，但美国仍执西太平洋之牛耳，拥有无可比肩的军事力量。”美国的言行促使中国立足长远，痛下决心，一定要反制美国的海上力量。

　　20世纪90年代，中国军事现代化建设的一个方面就是造就“打赢现代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的能力。美国航母干涉台海事务则成为这一建设的催化剂。中国研究了美军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中的战术，航母在应对台海危机中的作用，因而颠覆了中国海军长期奉行的，并在当时海军中占主导地位的思路——优先发展潜艇力量。自此之后，中国采取了诸多举措发展航母。

　　中国的航母建设项目于1992年启动。随后中国海军从国外购得4艘退役航母进行研究，其中就包括澳大利亚的“墨尔本”号。而购得的前苏联库兹涅佐夫级航母“瓦良格”号目前置于大连造船厂，作为训练用船。下一步，中国有可能将建造1艘4至6万吨级的中型航母，以搭载固定翼飞机或垂直／短稃起降飞机。

　　尽管中国造船业在航母建造上困难重重，但未来十年内还是可以建造出1艘中等性能的国产航母。可要在技术性能和成熟度上达到与美国航母所匹敌的水平则还要花更长的时间。这需要先进的技术、发达的指控系统和卓越的飞机。舰体防御水平的完善、舰载人员的培训也都要花时间才能完成。大体上来说，中国在未来几十年内都不太可能具有超越美国的航母技术。因此，尽管时间短暂，但亚太地区有机会做好应对中国航母的准备。对亚太海上平衡的冲击

　　所谓“马六甲困境”是中国必须关注的问题。因为中国进口的石油40％要通过马六甲海峡运输，但中国却没有相应的能力确保自身在该地区航行自由。鉴于此，中国在印度洋地区推行“珍珠链”战略，以减少对马六甲海峡的依赖。这一战略指的是在亲华国家建设港口、基地与基础设施，将石油和其他能源通过陆路和管道从印度洋沿岸运往中国。在这一背景下，航母对中国来说就是保证其实现目标的手段，而在其他国家看来则可能是一种忧虑。

　　与北约相比，亚太地区没有一致的认同。诸国国情、利益各异，不可能形成地区共识。不变的是，美国的5个亚太盟国(澳、日、韩、泰、菲)，以及关系紧密的伙伴新加坡，仍希望华盛顿来作为地区安全的保证人。而变化的却是，中国代替美国成为这些国家的主要贸易伙伴。这些国家所面对的状况正是所谓的“经济与战略不一致”，即其经济繁荣与中国的持续的发展息息相关，但却需要美国来平衡中国的崛起。以上国家都不希望中国甚强或甚弱。但是中国航母的出现可能会改变美国在亚太地区占主导地位的观念。

　　尽管存在财政和技术挑战，但中国具备航母作战能力是显而易见的。中国意在避免历史上后崛起强国所犯的错误，如不像纳粹德国、日本帝国那样要夺取世界领导权并直接挑战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强国。中国采取的策略是，参与塑造影响自身经济前景的全球规则、制度与机制。因此，中国外交目标之一就是使其他国家相信，中国的崛起不会威胁别国的经济、安全利益。但这实现起来在当前却十分困难。

　　尽管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保证，“现在和将来，中国永远不称霸，也不会实施军事扩张或与他国进行军备竞赛”，但对于亚太诸国来说，中国拥有航母无疑是中国军力增强的标志。实际上，航母代表一种军事投送能力，因此，中国拥有航母可能会加剧地区的忧虑。澳大利亚2009年《国防白皮书》呼吁中国以实际行动解释其军事现代化程度为何超出了解决台湾问题的水平。

　　中国领导人声称，中国在“战略意图上完全透明”，美国是以冷战思维看待中国。美国坚持军用飞机有权在距中国海岸线12海里处飞行，并未将中国的200海里以内为专属区的主张放在眼里。而在冷战时期，美苏两强却一直遵守着在距海岸线200海里外活动的规则。因此，十几年来，中美海军明显处于“假想敌”状态。随着中国航母战斗群的出现，未来两国海军的摩擦很可能会加剧。

　　从实际情况来看，中国拥有2艘甚至4艘航母都不足以撼动美国11支精锐航母战斗群所支撑的绝对优势。从美国的经验来看，一国只有在拥有3艘航母的情况下，才能保证在海上始终有本国航母的身影。这样看来，中国海军要实现航母常驻海外还要花很多年。

　　区域海权之争

　　2009年，胡锦涛拓展了中国海军职能的外延，即“保护中国不断拓展的国家利益，维护世界和平”。这使中国海军的重点不仅要关注台湾和海上主权，更要关注中国日益重要的海上交通运输线。近年来，中国支持安理会决议(不再像之前僵化的主张不干涉他国内政)、参与在索马里海域联合打击海盗的行动。这一系列在国际机制中的行动证明了中国扩大海军职能的意图。

　　中国国防部外事办公室主任钱利华少将指出，“问题不在于你有没有航母，而是你用航母来干什么”。他还补充道：“我们不会像有些国家那样，利用航母实现全球部署或全球抵达。”然而，阻止外国力量进入中国沿海地区，或直接攻占台湾，根本不需要航母，因为空中力量可以依托大陆实现投送。

　　中国航母的真正作用是在超出陆基防空范围的情况下为海上兵力提供空中掩护，以成功实施海上控制，阻止外国势力进入中国沿岸。在此背景下，中国海军要打造三支远洋舰队，一支部署于日韩地区，一支东出西太平洋，一支防卫印度洋和马六甲海峡。这样，中国航母可以发现、截击太平洋地区的敌人，确保马六甲海上交通线的畅通，保护中国那些分布于通往印度洋的海上战略供应线之间、服务于“珍珠链战略”的基地。

　　中国航母不敌美军利刃，引发美国或亚太国家的反制的可能，对中国来说都具有高风险性。因此，中国不太可能以进攻的姿态运用航母。

　　但未来中国航母战斗群可能会在避免直接对抗的情况下，阻遏或延缓美国航母战斗群的干涉，亦或在争议与谈判期间向对方施加压力。根据常理可以想象，相对于美国及其盟国海军来说，未来中国会在局部海区实现某种有限优势，或是由于战略优势而打赢一场时间短、强度高的海上局部战役。如果以上假设成为现实，中国航母定将挑战美国在太平洋居统治地位的观念。

　　中国拥有航母还将为政府提供当前所不具备的能力。航母作为经济和文化工具可被用以实现说服、威慑的目的，如保护执行封锁任务的舰只免受来自天空、水面和水下的威胁。而且，航母还是发挥“巧实力”的重要工具，如支援中国进行大规模的国际疏散或人道主义干预。

　　从某种意义上说，一支航母战斗群会成为中国的“大红舰队”，从而拓展其影响与掌控范围。这足以与1907—1909年间西奥多·罗斯福的“大白色舰队”相媲美。至少，中国航母的出现预示中国在太平洋地区的持久存在，从而要求美国和本地区其他国家对其更加包容。

　　战争风险增加

　　2008年，一名中国将军曾向美国太平洋总部司令坦言，一旦中国拥有航母，太平洋将走向分裂。2009年，中国强化了其在南中国海的地位，主动采取双边而非多边措施解决地区争端。这都表明，中国外交自信日益增强，战略目标不愿受制于人。

　　美国担忧中国在太平洋的军事意图，中国采购反介入武器则是最大的关注点。从战略上看，美国的危险是亚太地区其他国家不再拘泥于中美之间的平衡游戏，而是改搭中国的便车。这正如澳大利亚战略家休·怀特所言：“正如英国人和中国人所经历过的，丧失经济优势，将导致丧失战略优势。”

　　华盛顿的政策仍是亚太地区的重要变量，其对中国拥有航母的反应受到各方密切关注。如果美国依旧为重要的经济体和安全保障者，那亚太其他国家就会信心十足地行动。如果亚太其他国家认为美国的安全承诺大打折扣，或美国战战兢兢地与中国打交道，那它们就将焦躁不安。最坏的情况是，美国模糊不清的反应促使日本走上再武装的道路，还可能使当前地区各国推进海军现代化的进程转变为一场海上军备竞赛。

　　2007年，美国太平洋舰队配属的舰只第一次超过大西洋舰队。尽管这只是美国军事上偶然的谨慎行动，是对保证亚太盟友安全的举措，但中国却将之视为美国咄咄逼人的遏制政策。因此，中国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措施，从而可能引发敌对性的战略互动，即增加了中美海军的紧张程度。毕竟中美两国之间恰当的平衡很难把握。

　　尽管在未来十年或更长时间内，中国都不会采取侵略政策，但中国航母游弋在南中国海和太平洋会与来自美国、澳大利亚、印尼、日本、马来西亚、新加坡、韩国、菲律宾和越南的舰只迎头相遇。以上国家有利益争端，并一直在监视彼此的行动。新航母的出现很可能会增加疑虑，加剧紧张。

　　中美之间构筑互信、探索达成双边协议的一系列努力都不太成功，无法构筑持久有效的危机解决机制。某些人担心，中美之间没有海上突发事件解决协议，难以像美苏1972年之后那样，有效化解紧张局势。不管未来的海上紧张局势是源于长期存在的纠纷，还是中国民族主义情绪的膨胀，亦或是微小的事件，一支中国航母战斗群都会带来不确定因素，并增强事件无意识升级的可能性。

　　澳美同盟面临考验

　　1941年12月10日，珍珠港事件后仅3天日，英国皇家海军主力舰“反击”号与“威尔士亲王”号被击沉。此后，美国取代英国成为澳大利亚安全的保护者。“反击”号与“威尔士亲王”号的沉没，是由于缺少航母护航，无法提供空中掩护。随后，新加坡的海上防御土崩瓦解。澳大利亚担心新加坡陷落之后，自身将成为日本下一个进攻目标。此时，澳大利亚举国震动，同时也证明英国无力承担澳大利亚的防务。因此，澳大利亚投入美国的怀抱，成为其重要的安全盟友。

　　文化纽带，以及对美国的感恩之情深深地植根于澳大利亚。1951年，美澳新签署安全条约，组成亚太地区主要的防务联盟。一旦一方遭到攻击，澳美将按照条约规定共同防御。二战后，美澳新安全条约是澳大利亚战略思想的主线，并使澳大利亚放弃了事实上自主防卫的战略。此后，不管是越南战争、阿富汗战争，还是伊拉克战争，澳政府坚定地支持美国的军事行动，而从中得到的好处是自身只需要维持一支专业性强，规模相对较小的部队即可。

　　澳大利亚曾是英国在亚太地区的殖民前哨，其在人口和经济领域已与亚洲更为密切。目前，日本、中国都是澳大利亚主要的出口市场，澳也积极寻求与东盟等地区组织建立更加紧密的联系。前总理陆克文是第一位能说流利汉语的西方领导人。尽管如此，澳中关系复杂多变，主要的障碍是澳大利亚对外国投资的相关规定和2009年国防白皮书的基调(制定了2030年前的战略和国防开支的重点)。

　　2009年国防白皮书将中国的崛起视为挑战，而未称之为直接的威胁。但其中的杂音也随处可见，如警告中国其军事力量发展“速度、规模和结构”都“超出了解决台海问题的需要”，这在没有详细解释的情况下会引发地区各国的忧虑。白皮书还出人意料宣称增加12艘潜艇，从而事实上将澳大利亚舰队实力翻了一番。除了“确保航行自由和船舶安全等海上控制任务”外，增加的潜艇没有被赋予其他具体的任务。

　　潜艇部队明显是要阻止其他海上力量靠近澳大利亚，以保护澳大利亚的贸易通道和海运。如果有需要，其还可以协助美国主导的联盟打击敌国海军。白皮书强调美澳同盟是长期坚持的核心内容，其主旨和扩建潜艇部队的主张激怒了中国。前总理陆克文将中国定位为伙伴，而将美国称为战略盟友，这进一步强化了澳大利亚对美国的安全依赖。

　　中立或与中国结盟？

　　澳大利亚当前面临着双重困境：一是在中美冲突之时如何避免卷入其中；二是如何包容中国的利益而不损害美澳联盟。还有一项挑战就是如何协调澳美关系而避免在对华关系上失去独立的话语权。

　　一旦中美冲突升级，澳大利亚在其中会扮演不同的角色。一种角色是成为中美之间可信赖的中间人，通过做工作实现两国妥协。

　　澳大利亚在中美冲突中的另一种角色是被边缘化，特别是被认为在军事上无关紧要或唯美国马首是瞻之时。当前，没有美国的支持，澳大利亚没有足够的威慑能力来对抗中国。按照2009年国防白皮书所设定的军费水平，澳大利亚在2030年前都要依赖美国进行防务。对澳大利亚的政策制定者来说，实现防务自主是重要的挑战。

　　澳大利亚最不愿扮演的角色就是成为中美冲突的殉难者。这时，澳大利亚恪守与美国的联盟却发现自身军力不足，而自身与中国的贸易又被断绝。澳大利亚的主要作战武器打击纵深浅，澳皇家海军若卷入一场海上常规冲突，就将遭遇灭顶之灾。如果中国打击(甚至可能是核打击)在澳领土上的美军设施，那对任何澳政府来说都是巨大的政治考验。澳大利亚不具备决定性反击能力。如果澳大利亚在建设作战能力之时美国的海上霸权陷入困境，那上述预测实现的可能性将进一步增强。

　　在这一点上，对外政策专家们就批评2009年国防白皮书过于模糊。休·怀特就批评白皮书未能就应对中国崛起做出“决定性决策”，同时也未能说明当美国优势不再之时澳大利亚如何重塑自身的战略目标与作战能力。怀特认为，防务自主不是现实的考量，澳大利亚在应对日益紧张的中美关系上准备也不充分。

　　怀特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会跟着美国进一步卷入与中国的竞争吗？”他的答案对许多人来说是奇谈怪论，听起来有些不可思议：如果中美发生冲突，澳大利亚应保持中立，或站在中国一边。尽管在当前的背景下这不可能，但地区内其他国家可能会选择这么做(特别是在中国给予巨大回报时)。

　　与地区其他国家结盟，如日本，也许还有印度，可能有利于澳大利亚的中立立场，但仍会卷入扩大的中美冲突。新联盟至少要用几十年时间构筑像与美国结盟那样久经考验的信任与保证。在未实现防务自主的情况下，澳大利亚不能考虑采取完全中立的政策。

　　2009年国防白皮书指出，美国的核保护令澳大利亚不必考虑建设“重要而昂贵的防务手段”。尽管未公开提及，但这些手段包括航母和核武器。澳大利亚在1982年舍弃了航母(“墨尔本”号)，并从未发展过核武器。但如果中国在军事上咄咄逼人，而美国又释放出从太平洋撤出的信号，那澳大利亚就要考虑获取这些作战能力。

　　因此，澳大利亚应该加强其作为可信任对话人和有价值的独立行为体的角色(在东帝汶和所罗门群岛事务中显现领导角色就是明证)，并在鼓励中国透明化方面继续发挥地区领导作用。澳大利亚要继续发展军力支持美国领导的联盟，促进地区安全，并支持中国与地区其他国家达成防止海上突发事件的协议。

　　作者：约翰。弗雷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