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剧梗能不能让观众笑,是《我和我的家乡》关注的重点
发布时间:2024-03-14 08:53  

  1991年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的张一白是个不折不扣的60后,之于现在的70后、80后观众而言,熟悉他源自1998年荧幕上中国内地第一部青春偶像剧《将爱情进行到底》,而他真正在大银幕上赢得文艺青年们的芳心,却还是几年后的电影处女作《开往春天的地铁》。在这之后,张一白逐渐将目光锚定在中国当代人的都市生活上,就在家乡重庆,一连拍出了《好奇害死猫》(2006)《秘岸》(2007)《从你的全世界路过》(2016),完成了他长期规划、逐步实施的“重庆三部曲”的电影创作。“三部曲”中,重庆的码头文化、都市空间的拓展剧变以及市民精神的嬗变,都得到了十分丰富的呈现和再造。而《我和我的家乡》他本来想再次放到重庆拍摄,没想到被陈思诚拒绝了。


  “人是这样的,年龄越大对家乡眷恋的感情越深”


  请你谈谈自己的家乡重庆。两个方面,讲述你所亲历的历史变迁;二来你过往的电影中多有在山城取景,山城近年来也多次出现在多部影视作品中。


  张一白:1980年,我高中毕业,当时高考没考好。班主任常说要是咱班有一个人能考出去,那也一定是我,可就是没发挥好,考了个重庆煤矿学校,本来咋说也得考个重庆师范啊。大学毕业包分配,我又当了几年老师,在重庆松藻煤矿教书。1986年我考上中央戏剧学院,报到完我就是班里的老大哥,有的老师岁数都没我大。这一算,我来北京快四十年了,在这谋职、发展,首都给了我现在的一切。但怎么说呢,人是这样的,年龄越大对家乡眷恋的感情越深。我现在越来越是只要有时间,就离开北京回到重庆住一段,妈妈的岁数也大了,我要多照顾照顾她……


  说到电影,我已经在重庆拍了三部戏了,《好奇害死猫》《秘岸》《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包括眼下正在播出的网剧《风犬少年的天空》。我一直在用镜头记录家乡的变化和发展。拍《好奇害死猫》的时候,重庆刚刚要大规模地城市扩张,大量的拆迁,一部分人住高楼,一部分人住窄巷;《秘岸》我想反映的是工业化过程中,这个城市带给它的市民的阵痛,投射到小孩子身上是什么情状;《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想拍出重庆业已基本成型的都市感,和它那抹不去的江湖气与烟火气,这是一种奇妙的融合。到了《风犬少年的天空》,我拍的是2004年重庆的校园。


  为什么是2004年?而不是更切近的当下。网剧主流观众不应该是当下的青少年吗?况且2004年距离你拍摄《将爱情进行到底》的年代不远,彼时的李亚鹏徐静蕾们也不过二十多岁,现在的彭昱畅也是这个岁数,你是怎么总能和年轻人打成一片的?


  张一白:这个不一定吧,即使是2004年的场景,现在的00后们也不陌生。我拍的大兴村可能还是在我心中,80年代那会儿带学生时的感觉,那種街坊邻居的亲和,大家互相帮衬扶持,逢年过节大家坐在一起吃饭,一家拿出一盘菜,那份氛围啊……我去年年初写了篇过年的稿子,就是回忆每逢过年大家支起一个大石磨盘,孩子们一勺一勺地往磨眼儿里倒米,大人们轮换着推磨,出来的米浆包汤圆。类似这样的生活场景常出现在我梦里,我就在《风犬少年的天空》里拍出了许多。


  2004年在我看来也比较特殊,千禧年刚过去,网络的一代正成长。04、05年又出来了“海选”,《超级女声》《加油!好男儿》,它们似乎在改变着未来中国年轻人的生态格局,这是走向更开放一代的年轻人,他们身上因袭的东西少了,成功的路径更多了。你说现在的孩子们怎么了?我们不要老端着个架子跟人家交流,也不用刻意去讨好他们,你就跟他们玩儿嘛,一起跑步,一起吃饭,这个过程里很自然就要说话,我也没有孩子,《风犬》里的少年都喊我“老汉儿(重庆人经常如此称呼爸爸)”,说实在的,我挺享受这份从天而降的天伦之乐。我的家里都是书和片子,他们一来,我啥也不看就陪他们玩儿。


  《将爱》是个青春偶像剧,是个爱情片;《风犬》是青春校园剧,彭昱畅他们怎么走出象牙塔,更生活、更接地气,而且他们的父母都是贩夫走卒,开个小面馆营生。这部戏我讲的是少年成长,在步入社会前他们或主动或被迫走出了舒适区,各种生活状况接踵而至,他们怎么看待,怎么接受,怎么变为主动,这是不管哪一代都曾面对过的问题,而过往偶像剧往往对此回避了,我现在岁数大了,更想思考一些终极问题,我也更自由任性了(笑)。就剧集而言,我现在的确更喜欢网剧,主要是它形式自由,每一集不用一律一个时长,该长则长,该短则短,在叙事上,我本来就喜欢每一集都是一个独立的故事,都有它的起承转合和高潮名场面。


  “《我和我的家乡》要体现家国同源”


  说回《我和我的家乡》,你应该是第六代导演里最早接触主旋律商业大片的了。


  张一白:我不是第六代导演,这是一套针对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毕业生)的代际划分。


  那咱们这么说吧,你过往的电影题材多是爱情片或者多是商业类型片,为什么会对宏大叙事感兴趣?


  张一白:人都怕被一下子框死,我拍爱情戏以后也还会拍。但我平时相当大的一部分阅读都是看历史书,特别是现当代史。刚看完了威廉·曼彻斯特的《光荣与梦想》。现在正在看的是咱们的军旅作家王树增的长篇纪实文学《1901》和长篇历史随笔《1911》,爱得不得了。我还把金一南的纪实文学《苦难辉煌》的版权买来了。所以怎么说呢,我对宏大叙事,对历史的进程还是很感兴趣的。包括对那些非虚构类的文学作品,也一直感兴趣。


  当这件事儿(电影《我和我的祖国》)让我来做的时候,我并没有感到惊讶,当然,能够有机会参加这样的拍摄很荣幸。前年12月份我和陈凯歌和黄建新见面的时候,一开始也是在聊这个70年献礼电影怎么做,那天下午我们就提出来了“历史瞬间、全民记忆、迎头相撞”这个概念。概念拎出来,这个电影的基调不言而喻,就是在大的历史背景下,小人物和平凡人的命运。当下的主旋律商业片一定要走这条路,在宏大叙事下关心个体生命的价值,关心普通人你我他的生活本身。这样才会引起共鸣,它会像一个强烈的钩子,勾着你个体经历的回忆融汇其中。


  看履历你第一次做电影监制,是徐静蕾执导电影《杜拉拉升职记》。之后,除了做导演,策划、监制了多部影视片、剧集,圈里有句话,说你是一名非常好的“产品经理”。


  张一白:在我理解做“策划”是和做“监制”的工作是一样的,只是说对于《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家乡》这两部电影,像这样的电影我在其中担任了“总策划”的工作。我肯定是要从剧本创作阶段就介入的,帮忙出出主意,一直到后期的制作、宣发,我们都在分工合作、全程参与。


  “出出主意”,那么能不能具体讲几个你比较“得意”的主意呢?


  张一白:我想强调下,所谓的“主意”都是集体讨论时,大家你一言我一语,集体智慧的结晶。《我和我的祖国》,我的“得意之笔”就在于这个片名叫“我和我的祖国”。早先片名是“我的祖国”,后来集体讨论的时候,我提议不如叫“我和我的祖国”,先落在一个“我”字上,陈凯歌总导演听完也是支持我的。《我和我的祖国》每个段落之间的衔接,用手写体画面的引入这也是我的主意,当时我所在的中国电影代表团正去古巴、美国访问,回程飞机上,我开始写日记,我不会用电脑打字,都是用笔手写日记。突然就有了灵感,为什么不把每段的衔接做成一封“家信”的样子呢。


  到了《我和我的家乡》,我就反复强调要有浓郁的感情色彩,要体现家国同源,尤其是今年国庆和中秋赶在了同一天,每个家庭要团圆,一个国家要团结。我们从剧本阶段就一直强调要有感情,这不单单是喜剧,要有融入深情。片头一开始的《我的祖国》这首歌是以口琴形式呈现的,片尾的歌唱是郭兰英老师的原唱,就是要重现经典。


  “喜剧梗能不能让大家笑,以及带给我们感动,是我们这次关注的重点”


  《我和我的家乡》首映后,整体舆论评价是认可的。但因为是喜剧,而且是笑中带泪的喜剧,你会不会担心有人说这有点像春晚小品呢?


  张一白:问题是这并不是5个春晚小品,不管从体量、视效、细节,所有的观感都是看电影才有的感受。关于分段呈现的问题,我们在去年就讨论过,类似的电影,影史上是有的,但成功的较少,很多是影展的委约电影,几个导演各拍一段集纳成一部,和所谓的“同仁之作”。


  我当时说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去想这个事情,首先国庆71周年的节庆气氛,能不能帮助这个电影?再有就是近3到5年,广大观众被智能手机影响,碎片化消费,以及快手和抖音所带来的短视频的审美训练,是否起到了影响?是不是今天的观众还要再看一部两个小时的片子才觉得那才是电影?我当时说这就是一次考验,成了,就证明观众由观看短视频,进而影响到了观影的审美感受,去年我就是提到了这个问题。非要去抠,也可以引经据典,中国最早的一部电影《劳工之爱情》也是个喜剧片,全片才185个镜头,也不长啊。能说这样的片子是小品,不是电影吗?


  《我和我的祖国》以纵向时间推进分段叙事,《我和我的家乡》以横向地理空间分段叙事,你作为总策划,能否介绍下这一迭代模式的诞生?


  张一白:分段呈现的问题,去年的成功我想已经可以宣告今年的不成其为问题。去年观众已经接受了这样的一种献礼片,我们此次关注的点就是这一帮喜剧导演的喜剧梗,能不能让人乐?去年《我和我的祖国》部分桥段,那也是喜剧,但今年一定要在去年的基础上再提高;第二就是我们在喜剧之外,还能不能够再带来一些思考的东西,或者说至少是带来真挚的感动。我认为如果能带来感动的话,这个片子就能成。看这样的电影如果两个小时观众看着不激动、不感動,那说明我们就失败了。形式不重要,一切回到电影内容本身,我们全体主创动感情去创作,观众看了也能动了感情,这才是此次划分成功与失败的症结点。


  怎么在创作过程中找到这些“感动”?


  张一白:这个问题好,“感动”我觉得是很奇妙的东西。《我和我的家乡》中每一个故事都来自于生活,来自于当下的改变。如果说《我和我的祖国》拍的是每个导演的人生体验的话,拍《我和我的家乡》时对于我们主创大多数人来说,将进入到一个相对陌生的领域。对于这种题材,除了走进生活,走进火热的生活之外别无他法。导演和演员先要被中国乡村的改变所改变,才能真正在大银幕上呈现出这种改变。这方面,总监制张艺谋、总导演宁浩,他们对剧本和拍摄的要求都很严格。


  一开始陈思诚导演想去贵州,他觉得“天眼”很了不起,想去拍中国天眼。我在四川和贵州交界做农村教师的时候,当地的落后和贫穷我是深有体会,所谓“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分平”也苦过我啊。后来看思诚导演拍的成片,有一段有点长,我们建议他剪掉一些空景,他坚持不剪,因为他觉得这就是最打动人心的点:你会看到俯拍的高架桥穿越一座座高山,一辆汽车在其上行驶,这个场景本身好像不表达什么,可是当你听到电影里的台词“两个村子直线距离一公里,可就是分处在两座山头上,走盘山道要一天的时间(大意)”,你就会知道这是多么了不起的改变。


  邓超那个组是去陕西黄土高坡,片中要展现荒漠和沙尘暴,可他们到了西北已经找不到沙漠了,都植树造林了,到处绿树成荫。你只有亲身去到,你才能感受到这些。宁浩导演这次依旧和葛优合作,还是拍张北京的故事,可拍的其实就是他们家发生的事儿。老家亲戚到北京治病,需要一笔钱。宁浩就问要不要资助他?结果人家说村里早就有医保了。这都是真事儿,不是瞎编的。我最佩服的是闫非、彭大魔,他们要拍的是驻村第一书记,在这之前“第一书记”会拍成什么样,观众可能都有自己的预设,但你能想到由沈腾来演吗?我在影院里看,哭得最多的就是这一段落,当马丽说“我要支持你伟大的事业”,我没有发现有人笑场,这里大家都被他们真挚的情感打动了,一对夫妻间怎么就不能这么说话呢?


  “我希望《夺冠》能为大家开道”


  你见证过中国女排近四十年的崛起和制霸,能否讲一个你和中国女排的故事?


  张一白:中国女排崛起的时候,我正好高中毕业。那个时候是我的人生低谷,不甘心就读在煤矿学校,我一直就是个文青,喜欢写写画画的。煤矿业是一个很艰苦的行业,我在煤矿学校读书的时候,同学都是来自全国各地。有一次去煤矿参观,我们在车上就用收音机听到了一场女排的比赛,宋世雄解说的,我们赢了!那就是特别提气,自己心中那点阴霾也一扫而空,所以我和陈可辛导演见面聊起来,我们都认为女排精神就是时代精神,那是一种不信邪、不畏难,就是要把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上的精神。


  看《夺冠》这部电影,最感动你的地方在哪里?


  张一白:这个片子最终能够见到观众,中间有很多的故事。我们初衷其实是想去塑造一群英雄,喚起这代人对80年代的怀念,导演通过女排的视角,拍了很多80年代的北京,马路上全是自行车、四联儿理发店,邮电大楼,包括还搭出了80年代的首都机场。我认为这些东西都是充满感情的,是十分用心地还原历史。


  对于中国的传记电影,以及体育电影的未来你有何思考?


  张一白:我觉得中国的传记电影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其间很多问题的度该怎么拿捏,这个火候怎么掌握,在中国或者说在儒家文化圈,为各种“讳”所“讳”的问题,还是目前创作上的一个瓶颈,陈可辛导演此次已经突破了很多。体育片未来,可能马上还有一些片子要上,我希望《夺冠》能为大家开道,这是我们当下社会需要的类型片,我祝他们好运。未来我要做一部歌舞片,就是反映当下的歌舞片,没有过我才要去做。到这个年龄,我应该任性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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