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论文劳动力

论文不可能给你一些点吧
1.按劳分配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经济基础决定的。
2.按劳分配，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性质，能够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
3.生产要素分配，有利于完善社会主义的分配体系。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优胜劣汰。生产要素分配可以引进竞争，加强劳动者自身的危机感，不断完善自我提高劳动者素质，提高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生产要素分配，可以加强企业的产权分离，建立现代企业发展模式。
4.二者结合的必要性：如果单独实行按劳分配，就会导致分配方式死板，无活力。吃大锅饭，生产积极性差，导致生产力落后。单独实行按生产要素分配，会导致分配不均衡，收入分不均衡最终导致贫富差距的扩大。因此，要讲二者结合
主要就是各自的优势，劣势，两面分析。由对立，到最后的统一。就是最好的方法

论马克思的劳动二重性学说

论马克思的劳动二重性学说

马克思既看到了它的具体性，又看到了它的抽象性。怎样简论马克思的劳动二重性学说?

论文关键词：马克思;劳动二重性;劳动价值论;政治经济学

论文摘要 ：劳动二重性学说是马克思首先发现并论证的。以劳动二重性为依据，马克思在扬弃古典政治经济学劳动价值观点的基础上，创立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从而为剩余价值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劳动二重性学说是理解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和全部政治经济学的起点和枢纽，是坚持和发展整个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一环。

一、劳动二重性学说克服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局限性

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威廉.配第从1蒲式耳谷物=1盎司白银公式中找到了商品价值是由等量劳动计量的规律，指出商品价值量同劳动时间成正比、与劳动生产率成反比。他说:“如果发现了新的更丰富的银矿，因而获得2盎司白银和以前获得1盎司白银同样容易，那么，在其他条件相等的情况下，现在的谷物1蒲式耳售价10先令，和以前1蒲式耳售价5先令，同样低廉。但他又说“土地为财富之母，而劳动为财富之父和能动的要素。尽管“配第已经意识到他的发现的重要性及其在具体应用上的困难。因此，为了达到某些具体的目的，他也试走另一条道路”，即“必须找出土地和劳动之间的自然的等同关系，以便价值可以随意‘在二者之一，或者更好是在这二者之中’表现出来”。 结果，配第认为，“一个成年人平均一天的食物，而不是一天的劳动，乃是衡量价值的共同尺度”，这样，配第在价值探讨中就走人了迷途。其根本原因是配第混同了创造价值的劳动和创造使用价值的劳动，他把生产金银的劳动看做是直接生产交换价值的，把其他劳动看做是生产使用价值的。

亚当·斯密为了回答“什么是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换言之，构成一切商品真实价值的，究竟是什么?”他从劳动分工出发，认为“一个人是贫是富，就看他能在什么程度上享受人生的必需品、便利品或娱乐品。但自分工完全确立以来，各人所需要的物品，仅有极小部分仰给于自己劳动，最大部分却得须给予他人劳动，所以，他是贫是富，要看他能够支配多少劳动，换言之，要看他能够购买多少劳动。一个人占有某货物，但不愿意自己消费，而愿用以交换他物，对他来说，这货物的价值，等于使他能购买或能支配的劳动量。因此，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但他在说明劳动价值论时又提出了两个自相矛盾的价值规定。“任何一个物品的真实价格，即要取得这物品实际上所付出的代价，乃是获得它的辛苦和麻烦。”“在资本积累和土地私有尚未发生以前的初期野蛮社会，获取各种物品所需要的劳动量之间比例，似乎是各种物品相互交换的惟一标准。”“在这种社会状况下，劳动的全部生产物都属于劳动者自己。”在“进步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商品的“真实价格”不再单由生产该商品所耗费的劳动构成，而由工资、利润、地租三者构成。“这三个组成部分各自的真实价值，由各自所能购买或所能支配的劳动量来衡量。劳动不仅衡量价格中分解成为劳动的那一部分价值，而且衡量价格中分解成为地租和利润的那些部分的价值。”无论什么社会，这三者都或多或少地成为绝大部分商品价格的组成部分。“工资、利润和地租，是一切收人和一切可交换价值的三个根本源泉。这就树立了又一种价值规定尺度，脱离了劳动价值论，得出“斯密教条”那样的错误结论。虽然斯密曾试图依靠劳动的两面性作为自己的方法论，描述经济过程的外部形式，反映了具体劳动的不同体现;接近于用抽象劳动的观点去考察经济过程内部联系，但没有成功，其症结在于他不能区分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不明白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于是不懂得资本主义经济过程的外部形式与内在本质的对应关系。马克思指出:“斯密自己后来也抛弃了自己的理论，但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矛盾。而这些矛盾的来源，恰好要到他的科学的起点上去寻找”。

李嘉图始终坚持劳动价值论，说“我的价值尺度是劳动量。”“耗费在一件商品上的劳动……是商品实在价值的尺度。……交换价值是由实在价值来调节的，因而是由耗费的劳动量来调节的。并指出，决定商品价值的是必要劳动，“一切商品，不论是工业制造品、矿产品还是土地产品，规定其交换价值的永远不是在极为有利、并为具有特种生产设施的人所独有的条件下进行生产时已感够用的最小量劳动，而是不享有这种便利的人进行生产时所必须投人的较大量劳动;也就是由那些要继续在最不利的条件下进行生产的人所必须投人的较大量劳动。这里所说的最不利条件，是指所需的产量使人们不得不在其下进行生产的最不利条件。’，困印他是“用劳动时间确定价值的学派领袖”。但李嘉图价值理论也存在缺陷和矛盾。“第一个困难是，资本与劳动的交换如何同价值规律相符合。第二个困难是，等量资本，无论它们的有机构成如何，都提供相等的利润，或者说，提供一般利润率。实际上这是一个没有被意识到的问题:价值如何转化为费用价格。这主要是因为，李嘉图从没有研究过生产商品的劳动的性质，忽略了价值是一种社会关系。马克思曾批评李嘉图只是从“价值”概念出发……只是注意价值量的规定，没有对作为使用价值和价值统一物的商品本身进行考察。

劳动二重性理论在于，马克思比李嘉图更善于运用辩证思维方式来分析创造价值的劳动范畴，对于同一劳动过程，马克思既看到了它的具体性，又看到了它的抽象性。“一切劳动，从一方面看，是人类劳动力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作为相同的或抽象的人类劳动，它形成商品的价值。一切劳动，从另一方面看，是人类劳动力在特殊的有一定目的的形式上的耗费;作为具体的有用劳动，它生产使用价值”。也就是说，商品的二因素是由生产商品的劳动二重性决定的，商品生产者的劳动是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统一，商品二因素不过是劳动二重性的产物和表现形式。这样，使用价值和价值就以商品不同性质的属性而存在，具有各自不同的源泉，从而根本结束了连古典学派的优秀代表人物也经常发生的混淆现象。

二、劳动二重性学说奠定了科学劳动价值论的基础

马克思把劳动二重性引进政治经济学，“第一次确定了什么样的劳动形成价值以及怎样形成价值，并确定了价值不外是这种劳动的凝固”。马克思认为，抽象劳动“是对事实的全部理解的基础”，“是批判的理解问题的全部秘密”，是“我的书最好的地方”和“崭新的因素”。因为抽象劳动的共同性和无差别性决定了各种不同的具体劳动以及各种劳动产品可以比较和交换，第一次从根本上解决了商品价值质的规定性;抽象劳动的抽象性决定了商品价值自身不能表现，马克思说“和商品本身的粗糙性正好相反，在商品体的价值对象中连一个自然物质的原子也没有。因此每一个商品，不管你怎样颠来倒去，它们作为价值是不可捉摸的。抽象劳动是一种“同幽灵一般”的东西，必须在交换中才能表现;抽象劳动的历史性表明了价值是个别劳动者借以表现为社会劳动的一种特定社会形式。劳动具有个别性，又具有社会性，各个商品生产者相互取得对方的产品时，必须计算产品中包含的劳动量，按照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原则进行，商品的价值量不能由生产它的个别劳动时间决定，而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至于复杂劳动，马克思认为，它是简单劳动的倍加，决定商品价值量的劳动是抽象的简单劳动，从而第一次天才地论证了只有人类的抽象劳动形成价值，且只有在商品经济条件下，才形成价值。

资产阶级古典学派的经济学家也认识到，商品价值是劳动创造的，价值量是由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决定的。但古典学家只有一个笼统的“劳动一般”的概念，从来没有明白创造商品使用价值的劳动和形成商品价值的劳动有什么不同，而是把二者混淆，甚至把创造使用价值的具体劳动说成是价值的实体。因此，他们始终不能说明，为什么生产各种不同使用价值的异质的劳动能够成为形成价值的同质的劳动问题;只能纠缠在交换价值的数量上做文章，而不考察它的质量问题，犯下不能从劳动的质和量两方面进行分析的片面性错误，最终成为不彻底的劳动价值论。马克思剖析了这个不彻底的劳动价值论，区分了两种性质不同的劳动，他指出:“经济学家毫不例外地都忽略了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既然商品有二重性一使用价值和价值，那么，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也必然具有二重性，而像斯密、李嘉图等人那样只是简单地分析劳动，就必然处处碰到不能结实的现象。实际上，这就是批判地理解问题的全部秘密”。

李嘉图认为商品的价值只能由耗掉的劳动决定，而价值量的大小则与这种劳动成正比，价值仅包括直接生产该商品时耗费掉的劳动，不包括生产生产资料时所需要的劳动。但他不知道新价值的创造和生产资料旧价值的转移如何进行，最后又回到“斯密的教条”。劳动二重性学说科学地说明了这一问题。新价值的创造和生产资料的价值转移之所以能够同时进行，是由于生产商品的劳动具有二重性。作为具体劳动，它生产使用价值，转移并保存生产资料的旧价值;作为抽象劳动，则创造新价值。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是劳动的两个方面，既对立又统一。只要运用生产工具对劳动对象进行加工，就必须消耗人的体力和脑力;反过来，劳动力只要进行生产性消耗，就必须通过一定的形式。

可见，马克思是根据劳动的功能或质的不同对劳动进行深层分类，概括出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生产性和非生产性劳动等新的劳动类别形式的，他将隐藏在劳动中的内在矛盾即劳动二重性认定为是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据此构建了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石的经济思想大厦。正是由劳动二重性概念，马克思得以揭示劳动生产率的二重结构和决定劳动生产水平的诸要素的二重性。马克思指出:“生产力属于劳动的具体有用形式”，“同时又指出:“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和劳动强度的增加，从一方面来说，起着同样的作用。它们都会增加任何一段时间内所生产的产品总额”。

三、劳动二重性学说是理解政治经济学——《资本论》的枢纽

《资本论》的逻辑力量皆源于劳动二重性理论，这部经济学宏篇巨著屡遭批判而不毁，就在于还没有人对马克思独创的劳动二重性学说提出令人信服的质疑。

任何一种理论体系只要是真正科学的，必须包含三个有机组成部分:一是反映客观现实的一整套范畴及其合乎逻辑的发展;二是内在于这些范畴中的联系，主要是相关范畴之间的矛盾及其发展;三是支配这些联系或其中矛盾运动的规律性。政治经济学就具有这三个有机组成部分。马克思说:“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完成了这些工作之后，就能用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按照历史发展的顺序，把由分析得到的各种范畴、它们之间的矛盾及其发展的规律性系统地叙述出来，从而使原先占有的错综复杂的材料在思维中完整而有条理地重现。《资本论》就是这样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科学地揭露出来的，因而是由科学体系的三个组成部分一一一整套范畴、相关范畴之间的矛盾及其发展、支配这些矛盾发展的规律性—构成的。要了解劳动二重性是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就要按照《资本论》的这三个有机组成部分来进行探讨。

从范畴考察，依据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可以分别看到与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有关联的一系列范畴:具体劳动—使用价值(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劳动过程—不变资本—生产无限扩大;抽象劳动—价值(交换价值)—剩余价值一一价值增殖过程—可变资本—劳动群众的购买力相对缩小;劳动—商品—货币—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剩余价值率—工资—资本积累(扩大再生产)—资本有机构成—相对人口过剩—经济危机。这一整套范畴都是从劳动二重性产生的，不发现劳动二重性就不可能得出反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这一整套的科学范畴，也就不可能理解资本主义的本质。

从相关范畴的矛盾考察，可以看到各对矛盾之间的关联:劳动二重性矛盾—商品二因素矛盾—商品与货币矛盾—劳动与资本矛盾—劳动过程与价值增殖过程矛盾—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占有制的矛盾—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矛盾一一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中一系列矛盾(生产无限扩大与劳动群众购买力相对缩小的矛盾)—经济危机的爆发。这些重要的矛盾都是由劳动二重性矛盾产生的。不发现劳动二重性，就不可能洞察这些矛盾之间的内在联系，也就不可能理解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过程及其灭亡的必然性。

从支配这些矛盾运动的几个重要规律考察:价值规律是商品生产的基本规律，随着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它支配着劳动二重性的矛盾运动，从而支配着商品二因素的矛盾运动;作为价值规律的变形—商品流通规律支配着商品与货币的矛盾运动;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产生的剩余价值规律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规律，支配着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方面和一切过程的矛盾运动;由于剩余价值规律的作用产生了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从而产生了资本主义人口规律。这两个规律又共同支配着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的矛盾运动，支配着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中的一系列矛盾运动，特别是生产无限扩大与劳动群众购买力相对缩小的矛盾运动，最终导致周期性的相对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的爆发。所有这些规律都是与商品的价值密切关联的，而价值则是抽象劳动创造的。如果不区分劳动二重性，不把抽象劳动从劳动中划分出来，就不可能认识上列这些规律，也就不可能理解反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政治经济学。

从资本流通过程及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考察，资本流通过程包含资本循环、资本周转和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其中所分析的范畴、矛盾与规律，无一不与劳动二重性有关;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中，产业资本、商品经营资本、货币经营资本和生息资本，利润、商业利润、利息和地租，利润率、平均利润率规律、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所有这些特殊形式、转化形式等，必然与它们所由产生的各种范畴和规律一样，都与劳动二重性密切相关。马克思正是由于发现了包含在商品中的劳动二重性，才深刻地揭示了商品经济的内在矛盾，说明了商品二因素的关系，阐明了价值的本质、价值实体、价值量以及价值形式和价值规律等问题，从而建立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也正是由于劳动二重性的发现，才找到了破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各种现象的密码，由此为建立剩余价值论奠定了坚实的科学基础，为形成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经济理论准备了理论前提。马克思把劳动二重性视为剖析资本主义关系的方法论，指出:“这就是批判地理解问题的全部秘密”。

四、劳动二重性学说是劳动价值论重获新生的关键

对于马克思对劳动二重性的发现和论证及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历史进程中的劳动二重性矛盾发展的研究，列宁肯定地讲:“为我们揭明了这些矛盾以及这个社会在这个社会的各个部分的总和中，在这个社会的开始直到终结的过程的发展和生长，和运动”。但马克思在概括劳动二重性范畴并对其含义进行论述时，却只是把劳动二重性双方看作是劳动的两个不同特性或是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对劳动所进行的认识，这就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其发现的重要理论价值和意义，甚至又不可避免地使他将其发现与古典学者们的发现相混同了，并使之成为后人深化认识劳动二重性范畴时难以逾越的框框、瓶颈或盲点。马克思劳动价值学说中的这些不完善性对于后人据以进行的社会实践导致诸多挫折、对于之后劳动价值论的发展，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马克思的劳动二重性学说本身也需要进一步完善和发展。惟有如此，劳动价值学说理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才会更具理论的科学性和实践的指导性。劳动二重性范畴不仅应当是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而且更应当是发展和完善劳动价值理论的“枢纽”和突破口。

具体劳动是在一定具体形式下进行的劳动，如学者和农夫的劳动。但马克思认为，不借助知识力的运用，就不能区分两个都在付出体力的劳动者谁在从事复杂劳动。马克思的失误在于他对简单劳动的“过度抽象”。因此，要坚持劳动价值论的一元论，就必须坚持马克思关于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范畴，取消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范畴。因为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只是程度上或量上差别，而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界定则意味着质的差别，是两种性质的劳动。根据上述逻辑推理，具体劳动既非古典学派的个别劳动范畴，即以整体的形态存在、可相对独立地生产或创造出具有某种使用价值的劳动产品或财富的个别劳动现象，也非马克思所说的“人类劳动力在特殊的有一定目的形式的耗费”，只能是劳动内在矛盾中的一个方面，是劳动的前提性条件或可能性的劳动。它在不同情形下有不同的意义，马克思劳动二重性中的具体劳动所具有的意义只适应于这种情形—当它只是作为劳动二重性中与抽象劳动方面相对应的一方存在时。具体劳动诸要素的含义及其具体内容和表现形式是与时俱进的。

抽象劳动是马克思通过辩证逻辑的方法对劳动内在本质矛盾中关于生理学意义上的能量耗费一方的概括。马克思说，没有上述具体劳动方面的抽象劳动方面或能量耗费也非劳动，至多只能是某种娱乐或休闲活动。但马克思关于抽象劳动的定义有失偏颇:他仅把抽象劳动看成是人的体力和脑力的耗费，脑力和听力、视力、手力、脚力一样，都是身体器官的功能，都是体力的一部分，抽象劳动应该是体力和知识力的综合运用;劳动力既属于个人(体力)又属于社会(知识力)，包含在商品中的价值和剩余价值不仅是雇佣工人创造的，而且随着知识力的积累，价值的创造就越来越依赖于社会;相对于具体劳动，抽象劳动作为相同的人类劳动，具有同质性;从不同人的不同抽象劳动来看，又会有劳动复杂程度、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的不同，既可以是不同量的，又可以是不同质的。

深化认识劳动二重性学说，就要把握它们之间对立统一关系。劳动二重性中任何一方相对于一完整的劳动或个别劳动现象，都只是其内在的一个不可或缺、相互依赖的方，在人类社会的不同历史时期，双方在对立统一关系和过程中处于完全不同的地位并起着不同的作用。劳动二重性双方的对立统一体-一一劳动及其成果，既是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方面的表现形式，又完全不是它们双方中的任一方了。马克思指出:劳动产品或商品中所具有的使用价值和价值(即商品二因素)，不过是劳动二重性双方及其关系在前者中的延续或对应。但他却并未进而去揭示这种延续或对应关系中隐藏着的更深层的含义和理论意义。商品二因素的辩证关系，不仅表现在质上，还要通过量的形式体现。比如，商品的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社会必要量是如何形成和计量的、又是通过何种数量关系相对立统一而形成反映商品的交换能力的交换价值量的、如何最终转化为生产价格和价格这些货币表现形式等问题，都既是上述辩证关系的一种自然发展过程及结果，也是必须要从理论上加以解决的，必须相应按前述劳动二重性和商品二因素所具有的辩证关系链，对应地提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二重性，并将其与劳动二重性、商品二因素之间有机地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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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邓小平对外开放思想及其指导意义
实行对外开放是邓小平经济理论的重要内容。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同志在科学总结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根据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客观需要，顺应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趋势和潮流，提出了一系列实行对外开放的方针政策与构想。邓小平同志的这一重要思想，不仅是我国近20年对外开放的指导思想，而且对于我国在新世纪中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提高对外开放的水平，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
一、顺应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确立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
“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64页。）这是邓小平同志对当代世界开放性特征的高度的理论概括。当代世界就其经济内容而言是开放的世界或开放的经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实行对外开放，发展国际间的经济交往，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是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的重要标志。在自给自足占统治地位的自然经济中，经济交往的规模和程度十分有限，交换在经济生活中还不占重要地位。只是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之后，随着机器大工业的出现和生产社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商品经济才居于统治地位。资本主义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促进社会分工的扩大，进而形成突破国家和地区界限的国际分工；国际分工又加深国际间的经济联系，从而形成了世界市场；在国际分工和世界市场形成和发展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了资本的国际化。如同马克思所说：“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6页。）形成了世界性的经济联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科学技术迅猛发展，越来越多的国家纳入现代市场经济体系，社会化大生产的规模空前扩张，生产要素的配置扩大到整个世界范围，世界各国的经济获得了过去任何一个时代都难以想象的大飞跃和大发展，世界进入了一个以国际经济活动为舞台的发展阶段。在这样的国际经济社会背景下，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兴衰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适应世界经济的发展变化，能否面向国际市场，能否积极地发展同世界上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无论哪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在封闭的、与世隔绝的状态下求得经济的繁荣与发展。这是因为，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必然要受到本国的自然资源、产业结构和资金技术等条件的约束。即使是一个资源丰富，实力强大的国家或地区，也不可能拥有本国和本地区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一切资源，世界各国的经济联系和相互依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国际间的商品流动、资本流动、技术流动和劳务流动部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整个世界经济日益成为一个有机的统一体，因此，任何一个国家都必须将自己置身于国际经济格局中来加快发展本国经济。邓小平同志深刻地把握这一历史潮流，明确指出：“现在任何国家要发达起来，闭关自守都不可能。”（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90页。）对外开放是国际分工和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邓小平在总结我国历史上及建国后前30年的闭关自守导致落后的教训的基础上，明确提出，要实现现代化，要赶超发达国家，必须实行对外开放。必须通过对外开放，获取我国现代化建设所需的各种资源，利用好国内外市场，形成自己的优势，确立我国在国际市场上的战略地位，才能加快我们的发展速度。他说：“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要善于学习，大量取得国际上的帮助。要引进国际上的先进技术、先进设备，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3页。）他还说；“对外开放具有重要意义，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17页。）
实行对外开放首先在于利用国外资金，以弥补我国现代化建设资金之不足。我国的现代化是赶超型的现代化，具有明显的高起点、高速度、高目标的特征，引进大量的国外先进技术并加以消化吸收是我国现代化成功的关键，这就需要大量的资金来保证。而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资金除了依靠国内的积累之外，还需要利用国际市场进行积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不仅在引进国外资金方面迈开很大的步伐，通过吸收外商直接投资、间接投资以及利用外国政府贷款等形式，引进巨额的外国资金和海外资金，同时还通过出口大量的劳动密集和劳动技术密集型产品，获得了巨额的外汇，为现代化积累了大量的资金。
其次是利用国外先进技术，加快培植我国的高新技术产业。一个国家竞争力的高低，取决于技术水平的高低和产业结构的高度。作为赶超型现代化的核心内容，就是通过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并加以消化吸收，并以较快的速度赶上世界技术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的步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通过购买技术专利、合资经营、合作经营以及允许外资独资经营等方式，引进了大量的先进技术，培植起许多高新技术产业，增强了这些产业及其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可见，对外开放为我国经济发展节省了时间和资源，加速了我国的现代化进程。
再次是利用国际间的交往以获得更多的经济信息。当今时代是信息的时代，谁掌握了丰富的信息，谁就可以在市场竞争中占据有利的地位，谁就能把握世界经济发展和国际政治的走势。邓小平同志指出：“实行关闭政策的做法对我们极为不利，连信息都不灵通。现在不是讲信息重要吗？确实很重要。做管理工作的人没有信息，就是鼻子不通，耳目不灵。”（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06-307页。）对于政府决策者和企业管理者来说，做出一项重大决策，都必须掌握充分的信息，并以此来判断国际市场的变动和竞争对手的动向。因此，应该通过对外开放，在国际交往中积累、收集和整理世界经济的信息，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和企业参与国际竞争服务。
二、根据经济体制创新的需要，大力推进对外开放
党的十四大确立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发达的商品经济，它不可能在封闭的环境中建立，只能在开放的环境中形成。它不仅要求有统一的国内市场，而且还要求同国际市场相联系，从而使商品、资金、技术、劳务和信息等要素在国际间流动，参与国际分工，并利用国际分工以节约社会劳动，提高经济效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客观上要求我们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实行全方位对外开放政策。
我国是在经济社会比较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的，没有经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阶段，市场的发育程度很低，市场机制还不完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首先要改造我们传统的经济体制并建立与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市场体系。这在客观上要求我们必须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成功经验，了解和掌握资本主义市场机制运行的规律，规避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各种弊端，趋利避害，逐步建设比较完善的国内市场体系。对外开放为我们了解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及其机制运行的规律，尽快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市场体系提供了条件。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吸取世界各国培育市场体系的经验和教训，初步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市场体系，包括比较完善的商品市场和劳务市场，逐步建立包括金融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在内的生产要素市场，并逐步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
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中心任务是按照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改革企业的财产制度和组织形式，从而以规范化的公司制形式对我国国有大中型企业实施根本性的改造，使之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企业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为实现企业改革的这一目标，我们必须通过对内对外开放，逐步地拆除地区间和国际间的各种市场藩篱和贸易壁垒，促使市场机制的作用不断扩大，促进企业进入市场尤其是进入国际市场，参与市场的竞争，以增强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与此同时，改革开放还使我国的很多企业了解和学会了利用国际通用的规则进行生产经营活动，利用国际上通行的法律来保护自己的利益，利用各种国际标准来确立企业的形象，提高企业的信誉，促进了企业的成长和壮大。
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必须学习和借鉴现代市场经济国家管理国民经济、调控市场机制方面的经验，从而创建有中国特色的宏观经济调控体系。市场经济发源于资本主义国家，且已经有数百年的历史。西方国家在对市场机制的作用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和全面的了解的基础上，结合各国的国情来建立政府的宏观调控体系，以缓和市场机制的自发性和盲目性的破坏作用，保证国民经济的平稳有效运行。自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性特大经济危机之后，为了缓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及其破坏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纷纷建立和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宏观调控体系，采取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及其他多种经济政策在内的宏观调控手段，调节国民经济运行，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战后保持了长达1/4世纪的经济长期繁荣。资本主义国家调控市场的各种严密的法规、宏观经济调控方法以及宏观经济调控体系的各种配套措施，对于我们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体系，制定符合中国国情的宏观调控政策和措施，提供了有益借鉴。我们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学习和借鉴西方国家的成功经验，并从实际出发，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宏观经济管理方法。实施了一系列以抑制通货膨胀、保持经济增长为目标的宏观经济政策，取得明显的成效，不仅保证国民经济的平稳运行，同时还保持了国民经济的高增长。
我国在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过程中，必须努力实现整个国民经济的均衡发展。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实行全方位对外开放政策，逐步形成大开放格局。就我国对外开放的总体战略指导思想而言，邓小平同志在一开始就十分明确地提出我们的对外开放是大开放。所谓大开放，就经济方面来说，不仅东部地区要开放，而且中、西部地区也要对外开放；不仅第一产业要对外开放，而且第二、第三产业也要对外开放；不仅要采取贸易的形式，而且要采取技术交流、资金往来以及其他符合国际惯例的方式；不仅要在经济上向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开放，而且要向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开放。总之，我们要把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把整个社会再生产过程，放到世界经济的大格局和国际市场的大背景之下，纳入世界经济的大循环之中。这是因为，世界上各个国家和地区都有自己的特点，不论是大国还是小国，不管是科学技术先进的国家还是落后的国家，都各有所长，都有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东西。在邓小平大开放思想指导下，我们不仅能够汲取各国的长处以弥补自己的短处，加快我们的经济发展，而且还可避免国民经济受一个或某几个国家支配、摆布，确保我们的对外开放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得以继续，保持对外开放政策的长期性。
三、适应经济全球化趋势，发展开放型经济
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对外开放是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面对经济、科技全球化趋势，我们要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走向世界，完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发展开放型经济，增强国际竞争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和国民经济素质提高。”其基本要求就是要实行一系列更为开放的措施，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的水平。随着新世纪的到来，我国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我国面临着引进更多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扩大产品出口等新的发展机遇，也面临着国际激烈竞争的严峻挑战。我们要继续以邓小平对外开放思想为指导，以积极的态度，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发展开放型经济，促进我国的现代化建设。
一是改善投资环境，扩大利用外资，合理引导外资投向，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利用外资是实行对外开放、加速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途径。邓小平同志说：“现在搞建设，门路要多一点，可以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华侨、华裔也可以回来办工厂。”（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56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为改善外商投资环境作了许多努力，为外商投资企业创造了较好的投资环境。并制定实行了一系列为外商投资提供法律保障的法规和政策，利用外资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自1993年以来，我国已连续6年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在新世纪到来的新条件下，我们吸引外商投资的政策还要作进一步调整，扩大利用外资的重点是吸引美、日、欧等发达国家的技术含量高、规模大、管理先进的项目，从而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对外资的优惠政策要由原来的以地区性差别优惠为主转变为以产业差别性优惠为主，重点引导外资流向交通运输、能源、原材料、通信设施、农业开发等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部门，流向汽车、航空、电子、机械、通信设备等支柱产业，流向商贸、金融、保险、信息咨询、旅游服务业等第三产业。从而促进我国的经济结构调整，推进企业技术进步和国民经济整体素质的提高。
二是实施以质取胜和市场多元化出口贸易战略。首先是以质取胜战略。我国是一个人均资源占有量相对不足的国家，人口众多，技术已具一定实力，因此，我们不能长期依赖“价廉质低”的资源密集型产品出口。而是要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牢牢把握好提高经济效益这一中心环节，下大力气提高出口商品的质量和档次，从而发挥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和科技发展水平较高两方面的优势。要重视科技兴贸，优化出口产品结构，努力扩大机电产品和服务领域的出口规模，增加国内急需的技术装备和重要资源的出口，尽快实现出口贸易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由“以量取胜”向“以质取胜”转变。其次是市场多元化战略。90年代初，我国出口产品市场90%以上集中于西方发达国家和港澳地区。市场过分集中，不仅会增加市场风险，而且还可能导致进出口贸易受西方发达国家所控制。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其基本要求是在继续巩固西方国家和港澳市场的同时，加快开拓发展中国家、俄罗斯和东欧国家，特别是周边国家的市场，力争对这些国家市场的出口产品比重逐步有所提高，避免对同一市场的过分依赖，增强防范市场风险的能力。同时，通过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技术合作与交流，还有利于缓解世界经济区域化、集团化对我国发展对外贸易所造成的消极影响。
三是实行均衡开放政策，保障国民经济的均衡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南部和东部沿海地区凭借优越地理区位及良好的经济基础，在对外开放中率先起步，进而由沿海到内地，逐步形成梯度开放格局。这种非均衡对外开放战略，在从封闭型经济走向开放型经济初期，有其合理的一面。但是，随着新世纪的到来，伴随着我国进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步伐，我们的经济政策倾斜重点应该向中西部地区扩大和转移，从而实现我国的对外开放从“倾斜开放”向“均衡开放”的战略转变。在加强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和沿边地区对外开放的同时，根据中西部地区的特点，制定相应的、有别东部地区的政策，加快中西部对外开放步伐，扩大开放区域，进一步加强中西部地区利用外资的扶持力度，扩大审批权限，优化投资环境，增强内地对外资的吸引力。实行均衡开放还要实现对外开放由区域模式向产业模式的转变。原先的区域优惠政策容易造成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及资源配置的扭曲。而实施产业优惠政策，通过政策引导，使外资流向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流向支柱产业，流向第三产业，有利于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此外，我们还要实现从浅层次参与国际经济循环向深层次参与转变，要更有效地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经济循环，使经济循环过程覆盖和辐射各个部门和更加广阔的地域，实现纵深循环，从而提高整个国民经济的外向度，增强经济发展后劲和促进整个国民经济实力的提高。
四、大力发展开放型经济，促进国民经济整体质量的提高。大力发展开放型经济是我国今后相当长时期里的战略任务。欧美等经济发达国家及亚洲“四小龙”等后起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已经实现高度的商品化、社会化和现代化，并且在生产、资本、技术、信息等各方面都趋向国际化和全球化。我国尚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大力发展开放型经济，促进国民经济现代化，改变生产力落后状况，是我们所面临的长期性问题。我们要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建立和发展开放型的经济结构和经济体系，其中包括以制成品出口为主的出口生产体系，对外经济体系、技术引进和推广体系、外经服务和监督体系以及社会信息体系，还包括为它服务的金融、保险、信息、生活、娱乐等第三产业的比重最终应接近发达国家水平。要实施“走出去”的战略，要多方面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到境外投资办厂，带动国内出口或合作开发资源；特别是通过推进投资、贸易一体化，组建工、贸、技、银相结合的大型企业集团进军国际市场，如果我们有十几个或几十个真正的企业集团称雄于国外，我国在世界上的经济地位就会大大提高，外向型经济目标就能更快地达到。
此外，还要加快推进我国贸易自由化进程，应当根据开放型经济的要求来重新审视我们的贸易政策指导思想，逐步建立有中国特色的自由贸易体机制。我们应当尽早实现从外贸企业的审核制度向登记制度的转轨，让国内具有实力的企业尽早进入国际市场。适应贸易自由化的要求，应当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分步骤地把进口关税降低到接近世界平均水平，与此同时，进一步放宽外汇管制，逐步开放外汇市场，把我国经济逐步融入当代世界经济体系。

关于"劳动价值的现实意义"的论文

　　劳动价值论之我见

　　内容提要：价值的源泉只能存在于人类劳动中。劳动概念应扩展为物化劳动与活劳动之和。劳动价值概念不仅具有客观性，而且具有主观效用性。活劳动与物化劳动都应参与价值的分配，并且应体现等量劳动获取等量报酬的原则，这里对活劳动的分配应以活劳动的价值为依据。国家应重视改革的公平性。 关健词：劳动价值论 研究 作者简介：宋圭武，男，甘肃靖远人，1964年10月生，中共党员，现为中共甘肃省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教授，主要从事经济学理论方面的研究，公开发表论文100多篇，主编或参编著作8部，主持完成4项省级课题，获省级以上科研奖10多项。 对劳动价值论的研究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古典政治经济学代表人物配弟、布阿吉尔贝尔、斯密、李嘉图、西斯蒙弟等人都在不同程度上探讨了劳动价值理论，并得出了许多重要成果。马克思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理论进行了批判和继承，并在此基础上创立了自己的劳动价值论范畴体系。但是，随着实践的发展，尤其是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迫切要求我们对劳动价值理论问题需要进行进一步深入研究。目前，我国理论界对劳动价值论及相关问题的研究可以说是成果丰富、观点纷呈。下面笔者就劳动价值论问题提出自己的一些观点及看法，供同仁们参考。 一、“劳动”概念的界定 从逻辑上看，建立科学劳动价值论体系，首先得科学界定“劳动”范畴。马克思认为活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对此他经过了如下三步的逻辑论证。第一，马克思认为，两个不同的商品（作为使用价值）按照一定的比例能够交换（相等），说明两者之中必定存在着某种等量的共通物。“用一个简单的几何学例子就可以说明这一点。为了确定和比较各种直线形的面积，就把他们分成三角形，再把三角形化成与它的外形完全不同的表现——底乘高的一半。各种商品的交换价值也同样要化成一种共同的东西，各自代表这种共同东西的多量或少量”①。第二，马克思认为：“这种共同的东西不可能是商品的、几何的、物理的、化学的或其他的天然属性……作为使用价值，商品首先有质的差别，作为交换价值，商品只能有量的差别，因而不包含任何一个使用价值的原子”②。第三，马克思认为，“如果把商品体的使用价值撇开，商品体就只剩下一个属性，即劳动产品这个属性。可是劳动产品在我们手里已经起了变化。如果我们把劳动产品的使用价值抽去，那么也就是把那些使劳动产品成为使用价值的物质组成部分和形式抽去……随着劳动产品的有用性质的消失，体现在劳动产品中的各种劳动的有用性质也消失了，因而这些劳动的各种具体形式也消失了。各种劳动不再有什么差别，全都化为相同的人类劳动，抽象人类劳动”③。由此马克思得到的结论是只有抽象的劳动或人的体力和脑力的消耗才是价值的源泉，并且是唯一的源泉。 对于上述分析过程，笔者有如下考虑：第一，两种不同的商品相交换，是否一定说明两者之中必定存在着某种等量的共通物？这在逻辑上并不具有必然性。这里交换的成功仅仅是体现了交换双方的平衡，而且这种平衡是体现在双方各自的评价中，这里双方的评价就不一定必然依据于某一共通物。第二，即是承认两者之间必定存在某种等量的共通物，但共通物并不等同于源泉，二者是两个层次的概念，共通物是衡量的尺度，源泉是决定的因素。所以，针对以上情况，笔者认为，马克思关于活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的论述是值得商榷的。这里笔者认为，价值的源泉只能存在于人类劳动中，从总体的和绝对的意义上来说，这是正确的。因为“价值”本身是人类活动的产物，而不是自然界的“固有物”，而人类劳动又是人类活动的一种特殊形式；所以，人类劳动成果的价值只能在人类劳动中去寻找。但这里应将“劳动”的概念重新界定，而不能仅仅局限于活劳动。 1、要将“劳动”扩展为活劳动与物化劳动之和。有些同志认为物化劳动也是价值的源泉，这里笔者也有类似看法。首先，活劳动投入是当期劳动投入。对当期劳动的报酬取决于产生出当期劳动的前期投入。前期投入较高的当期劳动大体属复杂劳动范畴，这时理应得到和其前期投入相对应的较高报酬。前期投入较小的当期劳动大体属简单劳动范畴，当然也就只能得到较低的报酬。其次，物化劳动是前期劳动的产品。从前期看，物化劳动是劳动投入；从本期看，物化劳动是劳动投入的再投入。所以，从根本上看，物化劳动投入最终也是劳动投入，所以也是价值的源泉，理应得到其相应的报酬。前期劳动投入较多的当期物化劳动大体可等同于复杂劳动，所以理应得到较高的报酬。前期劳动投入较少的当期物化劳动大体等同于简单劳动，所以理应得到较低的报酬。这里复杂劳动仍表现为简单劳动的倍加。 2、应当从整体的、长期的、动态的观念出发来界定劳动创造价值中的“劳动”概念。（1）是人类整体的劳动创造了价值，任何价值的形成，是各方劳动的共同结晶。（2）从当期看，价值的源泉应当是前期中各个时期劳动投入的总结果，是长期劳动的结晶，而不能仅仅看作是当期劳动的形成。（3）随着人类社会劳动形式的多样化和复杂化，随着劳动新形式的不断出现，劳动的内涵也应不断充实，从而对创造价值的劳动概念的理解也应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 二、“价值”概念的内涵 单纯从名词上来解释，“价值”概念有多重含义。从哲学的角度看，所谓“价值”，就是客体中所存在的对满足主体需要、实现主体欲望、达成主体目的的具有效用的属性。这里价值实质上被定义为是客体对主体的主观效用。而马克思在劳动价值论中的价值，是指一般人类劳动的凝结，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价值在这里表现为独立于主体的一种客观存在。这里笔者认为： 1、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在不经过市场自由交换的前提下，如果计划者是万能的，并且信息是完全和充分的，这时可使经济系统在运行中体现出这种“客观价值”的必然性。但事实并非如此，一是计划者并非万能；二是信息并非完全；三是劳动如何准确度量。所以，劳动价值论的体现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只能是一种主观上的理想，而在客观上却存在许多问题。 2、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商品要进入市场交换，所以商品价值不可能脱离广大需求主体对商品客体的效用评价。甲商品与乙商品相交换，这里本身就包含两个效用评价，一个是一人对甲商品的效用评价；另一个是另一人对乙商品的效用评价。所以，从社会总体的和平均的意义上来看，商品价值本身就包含了主观的特性，是主观与客观的对立统一。 3、在企业生产过程中形成的商品价值与进入市场后商品的实现价值是不同的。在企业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价值取决于初始的活劳动投入和物化劳动投入以及二者结合的效率。这时形成的商品价值实质上是一种客观价值，没有任何主观的成份，我们不妨称这种价值为商品的企业价值。但是商品在进入市场交换后，也就是经过“惊险的一跳”后，这时商品的企业价值取得了实现形式的地位。我们可称这种商品的企业价值在经过市场交换后所实现的价值为商品的社会价值或实现价值。而这种商品的实现价值则具有主观和客观相统一的特性。一方面，它的基础是商品的企业价值，具有客观性；另一方面，它又要经过社会需求主体的评价认可，所以具有主观性。是主观性与客观性二者对立统一的结果。 三、劳动如何创造价值 劳动创造价值的过程，也就是劳动的投入产出过程。但任何过程并不是仅仅表现为一个独立的过程，而总是要有许多背景条件的制约。劳动创造价值的过程也不例外。在现实中，制约劳动生成价值的背景条件有：（1）产权制度。不同的产权安排会直接影响活劳动与物化劳动以及二者结合的效率问题。（2）市场结构。不同的市场结构会影响价值的实现程度，从而会影响到劳动的流动方向和劳动投入的效率。（3）经济管理体制。这是任何社会都应具备的。不同的国家，同一国家不同的发展阶段都有相应的经济管理体制，其对劳动生成价值的制约是不言而喻的。（4）精神。精神也是制约劳动生成价值效率的重要因素。（5）法律。在法治社会，法律的作用特别明显。（6）政治。在不同的国家，政治所起的作用有所不同，有的大一些，有的小一些。这里关键要看政治与经济的分离程度。经济的运行与政治的运行相对独立的国家，其政治对经济的影响就小，从而对劳动生成价值的经济过程影响也就小。在上述特定的背景条件下，劳动生成价值的过程也就表现为劳动的投入产出过程，并在特定的企业中进行。企业主在生产前,总是要预期一个利润率p(这里利润率应至少等于社会平均利润率p平)，而这里的预期利润率＝预期实现利润÷劳动总投入。而劳动总投入＝活动投入＋物化劳动投入。活劳动投入相当于工资等，而物化劳动投入则表现为资金、设备、材料等方面投入的总和。而企业主对活劳动投入的工资相当于对劳动者本人前期对自身投入的回报；同时，这个回报值应当与社会的平均值看齐。设活劳动的价值为r，这里r表示劳动者对自身前期投入的总和，如教育、培训、锻炼等方面在各个时期支出的总和。又设劳动者得到的工资为w。则对劳动者来说，应至少满足w／r≥p平。又设物化劳动的价值为m，则对企业主和劳动者而言，要满足双方的预期利益必须至少有rp平＋mp平的回报。其中rp平满足了活劳动价值的回报，而rp平＋mp平从总体上满足了企业主的投资回报。当然活劳动投入能否得到rp平，还与分配制度有关系。在自由竞争市场条件下，有可能使活劳动投入能较好实现rp平值。 当然，企业主预期利润率p应大于或等于p平是一回事，而实际能否实现又是一回事。当活劳动与物化劳动结合生产出商品后, 此时商品所具有的价值仅是表现为企业价值形式，即企业自身赋于商品的价值。商品只有经过“惊险的一跳”之后，才会取得社会价值形式，即由社会所承认的价值。这里商品的企业价值形式和商品的社会价值形式在量上并不总是相等，这取决于众多的市场条件。商品的企业价值实际上表现为企业主的预期价值，而商品的社会价值则表现为商品的实现价值。预期价值＝初始投入＋预期利润。而预期价值即商品的企业价值与商品的社会价值的差额构成了企业盈亏的基础。所有实现的社会价值的平均值构成了社会平均价值，即劳动价值的实现形式。没有实现的商品的企业价值仅表现为劳动价值的潜在形式，而不是实现形式。由于价值本身所包含的主观与客观的对立统一，从而并不能保证商品企业价值的总和＝商品的社会价值的总和，即价值流并不满足守恒定理。 上述价值的生成问题可具体表示为三要素形式：一个要素是预期；一个要素是活劳动投入与物化劳动投入的组合进入生产过程；一个要素是由商品的企业价值形式转变为商品的社会价值形式，即实现价值形式。而上述三要素作用的发挥又总是受特定的社会经济体制等若干方面背景条件的制约和约束。 四、价值如何分配 企业主在实现了由商品的企业价值形式向商品的社会价值形式“惊险的一跳”之后，便完成了价值实现的任务，接下来便是对实现价值的分割。一般来说，企业主总是希望能得到预期利润率p，并且有p≥p平。但现实经济并非如此，设企业实际得到的利润率为p实，则p实有可能大于p平，也有可能小于p平。另外，如果企业主本身也参于企业的活动，则企业主的劳动也属于活劳动的范畴。这时的活劳动收入分两块：一块是普通劳动者的收入，其收入一般预先以合同形式固定，并且一般要求满足w／r≥p平；一块为企业主的活劳动收入w主，其中w主表示应付于企业主的工资。设r主表示企业主自身的价值，即企业主以此之前对其自身各种投入的总和，则企业主活劳动收入w主应满足的最低条件为w主／r主≥p平。对于物化劳动投入,企业主一般要求对其分割的值不能小于mp平。在p实≥p平的情况下，企业主的活劳动收入与物化劳动的收入有可能大于社会平均值，这个高于平均值的回报可以归结为对企业主活劳动的一种补偿。因为企业主的活劳动投入相对于一般劳动者的活劳动投入是一种风险较大从而也可以看成是一种相对复杂的活劳动投入（因为风险精神也是前期劳动投入的结果），所以企业主的活劳动收入理应高于一般劳动者的活劳动收入。在p实＜p平的情况下，则企业主的活劳动投入和其物化劳动的投入都将不能得到合理的回报，甚至有可能亏损。但这种现象并不是普遍现象。在正常的社会经济条件下，由于从总体上看，企业主的活劳动和一般劳动者的活劳动相比，风险更大，复杂性更高，从而理应获得较高的价值分配，从而企业主应较一般普通劳动者而言，理应获得更高的收入。另外，对于企业主而言，物化劳动投入也可以看成是对其前期劳动的再投入，所以理应也有个回报率。这样，从总的方面来看，企业主的收入包括两块，一块是对其活劳动的报酬，一块是对其物化劳动的报酬，二者共同构成了企业主劳动投入的总报酬。由于企业主的活劳动价值与其物化劳动价值之和一般会大于单个普通劳动者的活劳动价值；所以，从这方面看，企业主的收入也应高于一般劳动者。 总之，对于实现价值的分配，其依据只能是实现了的价值量，而不能以商品企业价值为根据；其所遵循的原则应是等量劳动获取等量报酬。由于所有的投入都可以看成是活劳动与物化劳动投入之和，所以等量资本获取等量利润也就变成了等量劳动获取等报酬。等量劳动获取等量报酬也就成了分配中最为公平的一个原则。当然现实中的分配是复杂的，但合理的分配制度应体现等量劳动获取等量报酬这一原则。在这方面，国家应加大干预力度。 当然，上述问题中有一个劳动度量的问题。对于活劳动投入，其价值表现为对活劳动自身前期各种投入的总和，如教育等方面的投资，这里也就相当于人力资本投资。对于人力资本投资多的活劳动，其价值也就高，从而其活劳动投入也就表现为一种复杂劳动投入，在分配上也就应得到与其人力资本投资相适应的报酬。反之，则反之。对于物化劳动，其价值也就表现为市场的购进价格，在这个价格里，已经包含了前期各种投入的总和；所以对物化劳动的分配，也只能以购进价格为依据进行分配。由于现实经济的复杂性，事实上的分配并不能很好地与其价值相对应。 五、一些建议 为使劳动价值原则得到合理体现，国家和政府应做好如下几方面工作： 1、要重视改革的公平性。改革实质上是利益格局的再调整，从而会使不同的人占有不同的劳动量，而不同劳动量的再投入会有不同的价值分配量；所以，改革成功的第一要件应体现公平原则。这里也体现了起始公平的含义。 2、要重视经济规则合理性的建设。合理的经济运行规则应体现效率和等量劳动获取等量报酬原则。为此，应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在规则建设中，应体现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这里规则的合理性体现了过程公平的含义。 3、要重视分配制度的建设。国家应加大对分配领域的干预，使分配原则尽可能体现等量劳动获取等量报酬。这里分配制度的建设体现了结果公平的含义。 4、要重视产权制度的改革。产权制度建设对劳动生成价值和价值分配有重要影响。在产权制度建设中，应体现初始公平和运行中的公正与效率两大原则。 5、要重视社会经济环境的稳定建设。稳定的社会经济环境是形成经济上良好预期的前提，也是劳动价值生成和顺利实现的保证条件。 6、要改善市场结构。要尽可能消除垄断，因垄断本身会导致分配上的不合理。 7、要重视精神建设。有人写文章说技术重于制度，也有人说制度重于技术。其实，单从二者上进行比较，制度应重于技术，因为良好的制度是产生良好技术的前题条件，也是技术发挥作用的保证条件。但是，在制度后面有一个更为重要的方面，这就是精神。同一制度在不同的精神条件下会导致不同的经济结果。同一精神在不同的制度条件下也会导致不同的结果。关键是制度和精神应相适应。目前，在中国，一方面引进了一些西方的制度，但另一方面缺乏与之相适应的精神，从而导致了制度的无效率和低效率，甚至是负效率，使劳动生成价值过程和价值分配过程更远离理性化。 8、尽可能使政治与经济相分离。政治有政治运行的规律，经济有经济运行的规律。政治与经济的关系应是政治要保证经济能按经济规律运行，而不是违背经济规律运行。只有经济能按照自身的规律合理运行，才能保证劳动生成价值过程和分配过程合理性的有效实现。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7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0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0—51页。 通讯地址：中共甘肃省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 邮编：730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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