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始于2007年的金融危机，使全球经济遭到了历史罕见的巨大冲击。世界经济的各种力量对比开始发生此消彼长的变化，世界经济格局处于动态转换之中：世界经济结构加快调整，全球经济治理机制深刻变革，科技创新和产业转型孕育突破，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整体实力步入上升期，世界多极化深入发展。我国应科学认识世界经济格局变化特点，准确把握经济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加快实施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争取在未来的全球经济合作竞争中建立更大的比较优势。
　　[关键词]金融危机；世界经济格局；动态转换
　　　　
　　“十二五”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从国际看，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和平、发展、合作仍是时代潮流。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深远，世界经济结构加快调整，全球经济治理机制深刻变革，科技创新和产业转型孕育突破，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整体实力步入上升期，世界多极化深入发展。如何把握大变局中的大趋势、应对大调整中的大挑战、抓住大变革中的大机遇，成为站在新起点上的中国必须深入思考和着力破解的重大课题。笔者认为，世界经济格局是世界各国间经济实力对比和经济影响强弱的一种结构性体系和势能状态，对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格局变化的认识和判断需要深入到世界经济的各个领域，并从各大经济活动的主体、环境和运动方向上对其变化特征及其变化程度给予细致分析，才能有效把握主流趋势。
　　
　　一、世界经济结构进行深刻调整
　　
　　自2007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进而]变成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结构进入新的调整时期。西方发达国家负债消费、新兴经济体出口拉动、资源输出国依赖资源出口的世界经济发展模式被打破，全球产业结构、需求结构、生产结构、贸易结构随之发生重大变化，处于深刻调整之中。
　　（一）全球产业结构开始新一轮调整升级
　　20世纪80年代后期，全球经历了二战以来第四次国际产业转移，美、日、欧等发达国家大力发展信息、新材料、新能源等高技术产业，把劳动、资本密集型产业和部分低附加值的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到海外。我国成为这轮国际产业转移的主战场并跃升为世界制造业大国。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各国把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作为应对危机的重要举措，第五次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序幕已经拉开。[1]新一轮的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将表现出以下特征。一是发达国家进入一轮“再工业化”过程。金融危机可能会使发达国家服务业过于超前发展、工业发展相对薄弱的格局得到一定程度的回调，发达国家在高端消费品、投资品方面的生产能力将会增强，这对发达国家改善产业“空心化”现象以及国际收支不平衡状况将起到积极作用，但在短期内对外贸依存度较高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将产生一定不利影响。二是产业分工向产品内分工方向发展。产品内分工是指将一体化生产过程分为若干独立生产工序，并安排在不同国家完成，形成全球生产网络。在产品内分工不断深化的过程中，国际产业分工将进一步细化，一国可能仅负责一道生产工序；产业转移链条将向两端延伸，从传统生产环节转移转变为生产、流通、服务等多环节转移；产品生命周期急剧缩短，一开始就转移最先进的技术和生产方式。三是产业转移的服务化特征日趋明显。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服务业转移加快，目前服务业占跨国直接投资比重已超过制造业。随着新一轮全球产业结构调整，金融、电信等行业跨国并购正成为跨国投资的主要领域，汽车、电子、医药、化工等传统制造业的转移在更大程度上依赖于相关服务业的发展。
　　（二）全球需求结构出现新的动向
　　世界经济结构深刻调整的一个重要表现是，世界需求结构发生新变化。在2009年的世界经济增量中，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贡献超过50%，改写了发达国家主导世界经济增长的历史。在世界经济结构调整阶段，与发达经济体消费需求和经济增长恢复缓慢形成对照的是，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增长较快，进入新的需求高峰期。这不仅产生商品和服务需求，而且产生对投资和各类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的更大需求。比如，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我国不仅具备了海外投资的外汇资金实力，而且工程建设企业竞争力不断增强，具备了参与国际竞争的条件和优势。工程建设企业对外承包业务的发展，将带动出口贸易和实体投资的同步发展，成为我国与新兴市场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开展经济贸易合作的新纽带。
　　（三）全球生产供应链区位导向发生变化
　　金融危机后，从纠正世界经济失衡出发，一些发达国家提出再工业化战略，不少国家限于就业压力，出台了一些不允许获补贴企业投资流出、承诺最低国内采购额度，或通过调整税收措施吸引本国企业投资回流和留住国际投资者的应急性投资保护政策。但跨国巨头们并未放弃全球生产网建设和全球价值链布局的整体战略。应急或暂时的收缩与回归发达地区的产业规模有限，从企业生存及赢利出发，将战略重心从传统市场转向新兴市场仍是大势所趋。[2]危机后全球生产网络呈现三大新趋势：一是行业重组引发全球跨境产业转移加速。危机中行业领先企业的能力削减为行业整合、形成新的行业领袖提供了市场契机，在本行业内寻求合适的并购对象，借势壮大成为重要的策略。二是区域性供应链地位上升。由于碳关税、物流、法规的变化和自贸区谈判的盛行，一些跨国公司更倾向于在区域上形成一个完整的供应链。比如，以往日本将欧美作为其主要海外市场，目前由于欧洲和北美市场的收益很不乐观，则加强在东南亚的区域整合。三是随着核心市场转移，相对于成本型供应链，目前市场导向型的供应链地位趋于上升。比如随着中国本土市场的发展，更多的跨国公司意识到中国同时作为其内销市场和出口平台的双重角色，大多对在华投资不减反增，与其在欧美市场撤资关厂的举动形成截然相反之势。新一轮全球生产网建设不仅带动全球制造重心向新兴国家转移，更将推动从设计、研发、物流运输直到售后服务等服务业全球分工体系向新兴国家的加速布局。
　　（四）全球贸易结构逆全球化趋势凶猛
　　“北方”国家转向“南方”寻求贸易出路成为国际贸易格局变化的新特征。受金融危机影响，2009年全球贸易量减少了12.2%，是70年来下滑幅度最大的一次。危机中发达国家贸易下降尤为显著，与2008年的水平相比，2009年美国的出口缩减了17.9%，进口缩减了25.9%。相形之下，新兴和未来市场作用显著上升。1985年，发展中国家占美国出口总额的32.8%，占进口总额的34.5%。到2009年，发展中国家占美国出口总额的51.6%，占美国进口总额的59.8%。[3]新兴市场的崛起对美、欧、日市场主导全球贸易流向的传统格局形成显著影响和挑战。2003年~2008年的5年间，金砖四国出口额占全球出口额的比重从9.7%增长为14.5%，四国进口额占比从8.0%升至11.5%。2009年，中国超越德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商品出口国，约占全世界出口额的10%；同时，中国还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商品进口国，进口额占全球的8%。正是在2009年，中国超越美国成为巴西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印度的第二大贸易伙伴。据印度商工部统计，2008~2009财年，印中贸易额达360亿美元，同比增长7%，而同期印美贸易额为340亿美元，同比下降7.5%；2009年，印中贸易额突破500亿美元，增长幅度更接近40%。[4]危机后，贸易保护主义卷土重来和逆全球化的双边及区域自由贸易协定数目激增，从两个方向上改变着wto倡导的多边自由化贸易体系。据世界银行统计，危机以来至2010年，g-20国家中有17个国家共出台了78项贸易保护措施，其中有47项已付诸实施。经合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的联合报告则称，至2010年上半年已出台了250项具有贸易保护倾向的政策。日益盛行的双边和区域贸易谈判显然对推进多哈谈判具有反向作用。一方面是因为这些协定各成一体，有的非常全面，不仅包括商品贸易，而且包括服务贸易、外国投资、知识产权保护、劳动权利和环境保护；有的则范围有限，甚至把一些敏感部门（如农业贸易）排除在外；另一方面，这些协定采用不同的原产地规则，直接挑战wto规则。

　二、全球经济治理机制艰难变革
　　
　　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世界贸易组织和世界银行这三大多边经济协调机构的缺陷和困境越加凸显，尤其是imf未能有效预见和监管国际金融领域的失序与风险，wto多哈回合谈判难达成果，令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分离思潮趋于上升。尽管发达国家仍把持全球治理主导权，却又担心传统多边协调机制因新兴大国另辟平台而被边缘化，比如新兴经济体，尤其是新兴亚洲各国依靠强大的外汇储备，抵御金融不稳定局面，而不再向imf求助；发展中国家间探索出多种对外援助和捐款机制，而削弱了世界银行的传统角色；一些国家转向缔结双边或区域投资贸易协定，而不再热衷于加入wto。危机后，相对于全球经济主体多元化，特别是新兴经济体崛起为世界经济增长重要引擎的发展格局，现行国际经济协调中的非多元化倾向和发达国家主导倾向遭遇严重挑战。[5]
　　世界经济治理机制变革的着力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①构建多层次世界经济治理架构和机制安排，发挥各种机制在世界经济治理中的综合效用。一是全球多边层面的治理机制，如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二十国集团等。二是同类国家、跨地区层面的治理机制，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西方七国（八国）首脑会议、“金砖国家”等。三是区域层面的治理机制，如欧盟、亚太经合组织、北美自由贸易区、上海合作组织等。四是双边合作、协调的治理机制，如“中非合作论坛”、“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等平台和机制。在多层次的世界经济治理机制中，应着力推动二十国集团成为世界经济治理机制的主要平台，确保其在促进国际经济合作和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核心作用，同时处理好二十国集团机制同其他治理机制的关系，发挥各种机制在世界经济治理中的作用。②推动建立均衡、普惠、共赢的多边贸易体制，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世界贸易组织作为全球多边贸易机构，是世界经济治理机制的重要支柱之一，其框架内的多哈回合谈判即将进入密集谈判的关键期，当前应继续推动多哈回合谈判早日取得全面均衡的成果。同时，应坚定不移地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坚持平等对话协商，妥善应对和处理贸易摩擦与分歧，推动形成自由开放、公平公正的全球贸易环境和全球贸易体制。③推动国际经济体系改革，促进国际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全球经济治理的根本目标是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均衡、普惠、共赢方向发展，建立一个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国际经济秩序。这就需要坚持全面性、均衡性、渐进性、实效性原则，继续深化改革，不断健全和完善现有国际经济组织机构，形成一个更有利于兼顾公平和效率的国际经济体系和全球经济治理体系。
　　世界经济治理体系在对以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三大支柱所组成的组织架构进行调整和改革的同时，将会以更加灵活和多元的机制进行框架外协调，这也将成为金融危机带给世界经济治理体系的一个重要变化。
　　
　　三、科学技术创新孕育产业突破
　　
　　每一轮科技革命催生的新产业都有生命周期，经济危机及其引发的经济衰退也往往与产业缺乏进一步的创新、没有新的科技和产业革命及时跟上有关。现在，世界经济正在恢复增长，虽然复苏较为缓慢，但正在孕育的新的科技革命必将带来新的产业革命，进而推动世界经济进入新的增长周期。
　　从20世纪中后期起，在世界范围内出现的新科技革命使科学技术成为生产力的作用和过程发生了质的变化，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现代经济增长主要由科学技术的进步来推动，经济增长速度主要由科学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速度来决定。与此相关，科技与经济的联系越来越紧密，新科技革命的突破常常立即带来新产业革命，科技创新几乎与产业创新同时进行。因此，产业转型升级依赖于科技创新并以科技创新为先导，是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的结合。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新兴科技和新兴产业的深度融合。一方面，科技创新是驱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根本动力；另一方面，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体现了科技创新的方向。19世纪，电磁学发展成为电气革命的知识基础，使电力、化工等工业部门得到迅猛发展。20世纪初，半导体物理和材料的发展、现代计算机理论和模型的突破等成为电子革命的知识基础，使电子、信息等新兴产业得到快速发展。未来科技创新将为生产力发展打开新空间，引发新一轮产业变革，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主导和支柱产业，引领人类进入绿色、低碳、智能时代。由于新兴产业能够带动整个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因而一个国家和地区在某一时期的竞争力和竞争优势关键在于有没有发展起在这个时代处于领先地位的新兴产业，形成具有自主创新能力的现代产业体系。因此，目前，世界主要国家纷纷进行战略部署，推动节能环保、新能源、信息、生物等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努力抢占新一轮发展的战略制高点。美国十分强调新能源、航空航天、宽带网络的技术开发和产业发展，积极推行“绿色经济复苏计划”，期待实现“绿色技术”革命；日本把重点放在信息技术应用、新型汽车、低碳产业、新能源（太阳能）等新兴行业；欧盟着力提高“绿色技术”和其他高技术水平，推动“绿色经济”发展。
　　国际金融危机虽然在虚拟经济层面上爆发，但深层次问题还在实体经济层面，在新一代主导产业的选择上。在这种背景下，我国需要准确把握创新和产业转型处于孕育期的特点，通过加快推进科技创新，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努力抢占未来科技和产业发展的战略制高点，并以此来带动整个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
　　
　　四、新兴市场国家整体性崛起
　　
　　整体性崛起壮大是发展中国家新一轮经济增长浪潮的标志性特征。所谓整体性是指新一轮浪潮涉及了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覆盖了亚洲、拉美及非洲的大多数国家。“新兴市场”这一概念，代表了发达国家及其企业看待发展中国家的一种[光或者视角。当前我们所谈的新兴市场国家，是在20世纪80年代~90年代以后兴起的一批国家，它们普遍具有经济增长速度快和市场潜力大的特点，而且正力图通过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逐步融入全球经济体系。新兴市场国家是一个群体，具体的数量有不同的说法。其中，特别令人瞩目的除了“金砖国家”[6]合作机制内的中国、巴西、俄罗斯、印度、南非，还有“新钻十一国”（巴基斯坦、埃及、印度尼西亚、伊朗、韩国、菲律宾、墨西哥、孟加拉国、尼日利亚、土耳其、越南）以及“展望五国”（越南、印尼、南非、土耳其和阿根廷）。
　　新兴市场国家的鲜明特点，就是经济发展正在步入上升期。这种势头不仅表现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而且在危机之前就已初露端倪。首先，近20年来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快速增长。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明显高于发达国家，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又高于一般发展中国家。其次，国际金融危机后新兴市场国家经济率先复苏。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10年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将达到7.1%，“金砖国家”的增长更为强劲，远高于发达国家。2010年，全球经济增速将超过4.5%，其中新兴市场国家的贡献达到60%左右。根据加拿大国际治理创新中心cigi的预测， 2025年新兴市场国家在全球gdp的占比将从目前的11%提高到20%，其中巴西、南非、俄罗斯和墨西哥四国的占比保持在4%左右，而中国和印度将提高到14%。2050年，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全球经济总量中的份额将各占50%。[7]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增长率的对比表明：国际经济力量正在调整和转移，新兴市场国家力量正在步入上升期，将在一段时间内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和源泉。

新兴市场国家的崛起，不仅从经济总量上而且更重要的是从制度结构上对于世界经济格局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新兴市场国家的群体性崛起，正在改变经济要素流动和经济存量的历史格局，给世界经济发展和全球化的深入推进注入了活力。[8]发达国家的一些传统产业面临来自新兴市场国家不断上升的竞争压力，其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绝对优势地位受到挑战。为了应对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发达国家寄希望于充分利用其在全球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将发展中国家的崛起纳入一个符合西方利益的轨道和制度框架中，这样既可以分享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又能在一定程度上控制这些国家经济实力增长的方式和速度，从而达到维持其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传统优势地位这一根本目的。对于新兴市场国家未来的发展而言，如何与发达国家以及由其掌控的全球经济体系形成良性互动，争取更多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成为现有国际格局调整中的一个重要变量。
　　
　　五、中国应对世界经济格局变化的政策建议
　　
　　后危机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国际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我国经济中多年积累的“结构性”问题也随之更加突出。变革经济发展方式的内外部压力，使我国的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战略机遇期。我们要紧紧抓住世界经济格局大调整的良好契机，不断解放思想，加快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争取在未来的全球经济合作竞争中建立更大的比较优势，最终实现经济的跨越式发展。
　　1.努力增强参与世界经济治理机制变革能力
　　发达国家在自身实力遭国际金融危机重创、深陷经济衰退泥潭不可自拔之时，一方面要求我国承担更多的责任，希望我国拯救世界经济于水火之中；另一方面又不愿在全球事务和国际组织中给予我国更多应得之权利。在此情形下，我们要坚持从国情实际出发，不承担于我无益的责任，不做超出自身能力的承诺，积极推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朝着科学、合理的方向发展，朝着于我有利的方向发展。总的来说，在新一轮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改革中，必须要消除原有发展模式下积累的矛盾，既要继续发挥全球化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方面的积极作用，又要避免出现利益分配严重失衡的结果；既要继续保持国际分工带来的提高效率的正面作用，又要避免需求失衡产生的负面影响；既要发挥金融市场便利资金流通的积极作用，又要避免金融市场过度波动对世界经济造成冲击。
　　2.大力实施扩大内需战略
　　世界经济格局调整孕育我国加速培育国内消费市场的新优势。立足于扩大内需，是我国适应世界经济格局调整的长期战略方针。在扩大内需中，释放城乡居民消费能力、扩大消费规模具有很大空间和潜力。2010年我国最终消费支出仅占全球消费市场的11%左右，而美国和欧元区的消费市场占全球消费的3/4左右。2010年我国人均gdp将突破4,000美元，扩大国内消费需求的条件日趋成熟。应加快把国内消费培育成为拉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形成以国内市场为支撑的我国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的新优势。
　　3.积极推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当前，新一轮的产业革命正在酝酿，全球范围内的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正在进行。在新的形势下，要立足当前，着[长远，用世界[光观察问题，从国情出发统筹谋划，抢抓有利时机，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力度，推动产业发展方式转变。[9]为此，一方面，要积极做好准备，承接发达国家在下一轮产业调整中转移而来的先进产业；另一方面，要下大力气推进自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