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美活动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呈现不同的形态,美学(史)则随着审美活动的转换形成不同的研究主题。这种汤因比式的挑战—应战文化模式形成了一种时代——审美活动——美学理论的互动关系。应该说,当今中国社会正处于一种传统/现代/后现代、东方/西方/全球化、官方/精英/大众等的相互并峙、交织、冲突、对话和整合的拼贴状态之中。对时代主题和审美活动的不同侧重点,就形成了当今美学界的实践美学、超越美学、生命美学、和谐美学、修辞论美学、生态美学和文化研究美学等美学理论构架。所以,要言说当代美学理论,我们首先面对的问题就是从哪个参照系去定位这个时代的审美特色。
当今时代的审美定位
西方现代美学的出现是与核心家庭和资产阶级作为社会支配阶级的时代特点相关的。美国文化批评家杰姆逊在《后现代主义与消费社会》一文中曾说:“现代主义美学在某方面与独特的自我和私人身份、独特的人格和个性的概念根本相连,这些概念可望产生出它自身独特的、无以雷同的风格。”这种与个体性关联的西方现代美学将审美活动与认识活动、道德实践活动严格分开,并把它从周围世界中独立出来,这样就形成了西方现代美学的重要特征:审美自律(aesthetic autonomy)、为艺术而艺术(art for art’s sake)或审美无利害性(disinterestedness)。自王国维开始经朱光潜一直到现在,这种对审美现代性的追求也一直构成了中国现代美学努力的一个方向。应该说,这种审美现代性的追求对于中国当代美学来说也是极具意义的。然而,事实是残酷的,市场经济的发展进程、世界经济一体化和信息化过程,使得中国在还没有完成这种审美现代性追求时就被拉入了一种与国际接轨的消费社会审美景观之中。消费社会的莅临,就使得我们有必要重新对时代主流审美特征进行一下定位。
对时代的审美定位意味着的是对整个社会多数人即大众群体的审美活动特征的定位。借助全球经济一体化和信息化的浪潮,中国的市场经济得到了纵深发展。随着市场经济的大发展,人们收入的增多,一个庞大的大众群体业已形成。市场经济一方面使个体从集体的认同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又使个体迅速地转化为大众。这种缺乏现代性思想启蒙的个体,他们没有经过主体性/个体性的充分发展就迅速汇入了大众群体。这一特征,决定了当代大众文化的特点。大众作为具有一定经济地位(中产阶层)和文化水准(尤其推崇小资情调)的消费型群体,他们对商品的消费已经不再仅仅是满足实用的需要,而且也要求这些商品体现他们的审美情趣。所以,整个社会的商品(包括文化产品)生产为适应这种大众消费品味就呈现为一种审美化倾向。这种商品的审美化倾向就使得整个社会进入了一个泛审美时代。泛审美可以说是对当今时代的一种审美定位。
泛审美指的是审美不再局限于少数知识精英们的活动范围进入了广泛的社会领域,包括商品生产领域、消费领域和日常生活领域等。这是一种审美活动的泛化。只是,缺乏现代性审美眼光熏陶的大众不可能具有杰姆逊说的“独特的自我和私人身份、独特的人格和个性”,他们的审美情趣更多的是经由文化产业的一种运作形式——媒介文化塑造起来的,他们自身所标榜的个人情调也只不过是一种错觉罢了。
泛审美时代的审美特征
泛审美时代的审美特征与现代性美学的一个最明显区别就是利害性对审美活动的介入。我们可以简单地从审美对象(即消费商品)和审美主体(即大众群体)两个概念来看一下泛审美时代的利害性审美特征。
这种利害性表现在审美对象上就主要体现为形式化法则、虚拟性法则和欲望叙事性法则在审美对象上的运用。首先是形式化法则。消费社会的绝大多数商品都极为注重产品的设计和包装,它们通过诱人的线条、抢眼的色彩等花哨的形式和迎合大众精神要求的内容营造了一个个引人瞩目的消费文本。作为大众的消费者正是在对这种外表形式的迷恋中选择自己的产品。形式化法则的运用,使得审美性与实用性紧密相连。其次是虚拟性法则。虚拟一个情感氛围是商品消费的重要促销手段。消费文本的内容情感、形式情感和冷暖色调等都经由生产程序制造出来,迎合着脆弱而多愁善感的现代都市人。这一点在流行歌曲里体现得尤为明显,我们与其说歌手在倾情于音乐不如说他们在演戏,而当你被他们的表演感动时,你也就完成了对自我情感的虚拟历程。正由于人的情感虚拟需求的持续性,维持了消费社会中生产与消费的二元抵消模式。虚拟性法则的运用,使得审美对象的情感表现性衰微。再次是欲望化叙事法则。消费社会的商品超越了现有的道德准则,它追逐的是一种表达的快乐,强化的是观赏的效果,给大众群体提供了一幅感性满足的全景图画。而大众欲望的满足期待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市场需求,生产和消费在这里完成了市场价值规律的经典之例。流行歌曲里的情爱追逐,各种刊物的明星剧照,影视节目的半裸镜头,广告台词的性影射、小说叙事的性爱描写等都对欲望化场景进行了强有力的表达。欲望叙事法则的运用,使得审美性与生理性紧密关联。
利害性表现在审美主体上就体现为审美个性的丧失、审美意蕴的削平、审美情感的式微等方面。审美个性的丧失,使得杰姆逊所说的的“自身独特的、无以雷同的风格”已经不再具有。中国大众群体由于没有经历审美现代性的洗礼,在消费社会中,他们的审美趣味更多地是由媒介文化决定的。电视、报刊、杂志、广告牌等媒介文化的无孔不入使得大众的审美趣味更多地跟着这些媒介文化在转动而失去了自我的决策力。媒体的炒作和包装使得本来一般的商品也得到了大众的青睐。审美意蕴的削平使得传统的美学深度模式不再具有。泛审美时代的消费品不同于传统美学领域的艺术品,它在展现自己的感性形式的同时,主要是用于消费者占有和消费的。这种时效性使得商品自身的审美性以及大众对商品审美性的注重只可能流于表面。这种表层的审美性必然带来审美深度意蕴的削平。审美情感的式微使得传统意义上的“高峰体验”不再具有。在传统的审美情感满足中,移情冲动可以让心灵得以持久净化,抽象冲动则让心灵得以安定和永恒。而大众情感在商品消费中注重的只是片刻的欢娱。消费商品的平面模式使情感很容易进入也很轻易走出,呈现为一种瞬间化的情感倾注。
泛审美时代,审美性与实用性、生理性、媒介文化、消费文化的紧密相连,使得审美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较为纯粹的活动了,时代特色已经使它成为了一种极具功利性的混合行为。
当代美学的使命
消费社会的这种审美转向,引起了当代美学研究者的极大关注。就中国目前流行的美学流派来说,多数也是建立在对这种审美景观的反思上的。如超越美学、生命美学等就是试图用个体生命性和文化性来抵抗这种审美主体个性的丧失、审美意蕴的削平和审美情感的式微;和谐美学、生态美学则想在消费社会中重建一种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生态和谐;文化研究美学则想在深入审美现象及其背后的经济、政治等因素的研究的同时,对当代审美文化提出相应的宏观性措施。而商品美学、广告美学、科技美学、医学美学等应用美学的滋生更是直接面对时代的泛审美现象而出现的。所以,要辨认采用何种美学策略更符合时代的泛审美转向,就必须对消费社会出现的审美景观带来的积极和消极意义有种清醒的认识。
从积极方面说,一方面,消费时代的泛审美倾向使得审美开始走向了一片广泛的日常生活空间,这一空间为美学的重新繁荣发展提供了一个契机。另一方面,泛审美自身所具有的一些审美特征也拓展了人的审美空间。如形式化法则使人的感性生活更加丰富化,虚拟性法则使人的想象空间更加多样化,欲望叙事法则使人的“力比多”能量找到了一条宣泄的途径。媒体对审美的大量介入也为一种可能的审美导向提供了基础,而用来消费的审美文化也为市场的繁荣和艺术的传播做出了贡献。从消极方面说,泛审美导致的审美个性的丧失、审美意蕴的削平、审美情感的式微等又不利于人的审美能力的全面发展,更使得纯粹的艺术创作边缘化。
鉴于此,美学理论的当代使命就是如何去维持一种泛审美和审美的人文精神向度之间的张力。就目前时代的发展趋势而言,用美学力量去抵抗这种时代的潮流注定是徒劳的。同样,用美学力量去彻底的欢呼这种审美图景也会使得美学的批判力量得以消解。这样的话,以反思审美现象为本性的美学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所以,对泛审美时代持有一种谨慎的批判态度是当代美学最为可取的。具体操作而言,美学工作者不应该加入一种商业运作模式中去为泛审美现象摇旗呐喊,而是应运用自身的知识和感觉去客观的评价这些审美现象,并给大众一种舆论的导向作用。这应该是一种未竟的美学现代性在消费社会里的继续。但这种现代性美学策略的实行是建立在坚实的审美现实基础上的,比学院派精英们所做的美学现代性努力具有更强的操作性和现实性。另外,美学工作者还应该加强对边缘性的纯粹艺术现象、古典美学资源时代化和西方审美资源中国化的研究,使之有一种对主流审美文化的冲击性。这样,就有可能导致一种更高审美层次的消费品和大众趣味的出现。那时,时代的审美景观就会是另一翻天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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