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全球金融危机的持续发展，使国际社会清晰认识到世界金融动荡的根源在于现行国际金融体系的弊端，这同时也构成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严重桎梏。危机是挑战，也是机遇，中国应充分利用世界大多数国家强烈呼吁改革当前金融体系，化危为机，改变在现行金融体系下的困境，通过必要的策略性选择，实现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成功破局。
　　关键词　国际金融体系　改革　金融危机　困局　破局
　　
　　体系改革一直是国际金融领域的热门话题。从金本位制到布雷顿森林体系再到现行的牙买加体系，由于其本质的缺陷无一能够适应国际金融的发展趋势。20世纪90年代频频发生的金融危机已将当前国际金融体系的弊端暴露无遗。此次危机进一步揭示了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长期占据垄断地位，发展中国家话语权的缺失和影响力的弱化导致全球金融系统中的一方独大现象。由于发达国家与世界金融体系的高度相关性，以及其国内金融监管的“失位”和金融衍生产品的无限放大，导致这些国家的金融或经济运行出现问题后，不仅对本国的金融经济运行造成严重破坏，而且迅速传导到世界上其他国家，引发全面的金融经济危机。本次危机的源头即美国次贷危机的本质就是由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脱节造成的，并通过金融系统、汇率波动和外贸波动等传导到世界其他国家。作为世界最大的新兴经济体，中国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发展，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国际地位日益提高，世界各国对中国参与国际金融体系重新安排的呼声日益强烈。为了保持经济的平稳较快增长，防范和化解金融经济波动对社会经济发展造成的影响，中国自身也应积极主动地全面参与国际金融事务，改变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弱势地位，这也是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新的国际货币体系中赢得更多主导权和代表性的历史机遇。
　　
　　一、国际金融体系的演进与中国地位的发展
　　
　　国际金融体系是指国际间的货币安排，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一系列规则、惯例以及相关组织机构的总称。20世纪以来，国际金融体系先后经历了三个阶段，最终确立了现有的牙买加体系。
　　
　　(一)国际金本位制(the in-ternational gold standard)
　　在国际金本位制下，由于黄金可以自由输出入，大卫·休谟的物价——现金流动机制得以实现，汇价稳定有力地推动了当时国际贸易和投资的发展，以至于1870-1914年这段古典金本位时期被称为金本位制的黄金时代(golden age)。一战的爆发破坏了金本位制的基础：黄金的自由铸造、自由兑换和自由输出入均难以实现，最终于1914年走到了尽头。一战后各国又试图对金本位制进行恢复，但因缺乏稳定性而难以维持。1931年9月英格兰银行停止英镑和黄金的兑换，标志着金本位制的彻底破产。
　　这一阶段的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内忧外患，各阶层正忙于救亡图存：对外要推翻帝国主义侵略，求得民族独立；对内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统治，实现人民自主。在国际金融格局中，中国处于被人遗忘的角落。
　　
　　(二)布雷顿森林体系(bret-ton woods system)
　　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美国成为世界霸主。1944年联合国货币金融会议上通过的布雷顿森林协议，标志着以美国为核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这是一种以美元为关键货币的金汇兑本位制，美元和黄金挂钩，各国货币和美元挂钩。60年代中期美国陷入越南战争泥潭，财政赤字日益增大，美元再也不能维持35:1的黄金官价，在1971年和1973年先后两次贬值。石油危机爆发后，双挂钩的解除宣告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
　　这段时间内的中国正遭受西方列强的封锁和包围。尽管70年代初中国国际地位开始有所提高(1971年联合国席位恢复)，但在国际金融棋盘上，中国只是一颗在不自觉下棋的棋子。中国是1mf的创始国之一，但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的合法席位被台湾所占据，再加上市场开放程度不高，以至于在当时的国际金融框架内经常被动行事。
　　
　　(三)牙买加体系(jamaica system)
　　布雷顿森林体系终结后，国际社会又开始了新国际金融体系的筹建。1976年1月imf临时委员会在牙买加首都金斯顿举行的会议上达成了《牙买加协定》，同年4月imf理事会又通过了《imf协定第二次修正案》，从此国际金融体系进入了一个动荡调整的时代，即现行的牙买加体系。该体系有三个基本特征，即浮动汇率制度合法化、储备货币多元化和调节机制多样化。90年代五次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将这种“无体系的体系(no-system)”弊端暴露无遗，要求对其改革的呼声愈强，终于在本次危机爆发后达到了顶峰。
　　牙买加体系运行期间，中国在1978年做出了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开创了一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也得到改善，1980年imf和wb批准了中国合法席位恢复的申请，国际金融的区域合作也得到加强。但在当前的国际金融体系下，中国的地位和所占份额并未体现其经济和政治实力。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和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第二的国家，中国在imf和wb中的投票权却仅为3.7％，还不如荷兰、比利时等国，这显然和中国世界经济大国的地位不相称。
　　
　　二、缺陷的显现和困境的产生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任何时期国际金融秩序都是以当时的世界经济现实为依据来进行安排。随着时间的推移、世界经济的发展，以往的体系弊端必然日益暴露，并最终以危机的形式表现出来。为了维持黄金本位，逆差国首选的赤字扭转机制是紧缩而不是贬值，即外部均衡高于内部均衡。英国最先遵守了金本位制的这一游戏规则并最终导演了30年代大危机的国际蔓延。布雷顿森林体系因为特里芬难题这个天生无法克服的缺陷而导致美元持续走低，石油输出国不满所持有的美元外汇不断缩水进而引发了石油危机。牙买加体系下各国可以自由安排汇率制度，欧共体选择了可调整的固定汇率制。为了攀升德国马克的高汇率，其他各国人为地选择了高估汇率的行为。由于不具有马克上浮背后德国经济实力的支撑，最终导致了1992年欧洲货币危机的爆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为了避免汇率波动给经济发展造成不利影响而倾向于钉住发达国家的某种或者某一篮子货币，其中多以选择美元作为“名义锚”(nominal anchor)。但这种钉住汇率制具有不可持续性，不但不能有效降低钉住国的汇率波动，反而会使钉住国散失货币政策独立性，招致不稳定性投机以及非对称性冲击。1994年墨西哥比索危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俄罗斯金融危机以及1999年巴西金融危机无不说明了这一点。
　　
　　(一)次贷危机暴露的国际金融体系深层次缺陷
　　“最少的监管就是最好的监管”，在这一信条的指导下，美联储过分依赖金融机构内部纪律和自身创新，对投资银行的监管不到位，对金融衍生工具的监管过于宽松，对信用评级机构的操守过分相信。发达国家内部有效金融监管的缺失和国际社会对发达国家金融监管的真空，这是次贷危机爆发并迅速蔓延至全球的表因。
　　长期以来，不合理、不公平是现行国际金融体系最大的缺陷。美国由于具有国际清偿力的美元而处于绝对优势地位，其他国家(主要指发展中国家)则陷于不利境地。作为一个巨额净负债国，美国仍然可以开动印钞机向全世界透支消费，藏在美元背后的已不再是黄金，而是各种各样的债券和金融衍生品。经济的过度虚拟化是这次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美国捅了篓子，处于弱势地位的发展中国家备受牵连。
　　
　　(二)中国现有困境的产生与危机下的暴露
　　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美元本位货币的地位虽然受到动摇，但其国际主导货币的地位并没有改变，而且处于一种更“安逸”的地位。美国不断滥发美元向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大量进口，使得这些国家的经常项目积累了大量的美元外汇储备。截止2009年第一季度，中国外汇储备总额为19537亿美元，居世界之首，其中美元是主要的储备资产，比重约占70％。美联储面对日积月累的巨额赤字，随时有贬值的冲动。以至于世界最大债权国和债务国的供求关系发生变化，特别是在当前金融危机下，中国的困境显露无遗。
　　首先是中国承担了维系美元汇率稳定的任务。由于中国严重依赖美国市场以及储备货币的单一，为避免美元下跌的汇率风险，被迫承担起了维持美元汇率稳定的任务，辛苦换得的美元储备通过资本市场回流到美国(图1)。近年来美国三大产业失衡，这些资金被引向了房地产和其他非生产领域，投机助长、泡沫滋生，引发美元更大的潜在贬值危机，为此中国需要购买更多的美国国债，陷入了美元霸权金融体系设置的连环困局中。而这仍然未能阻止美元贬值的趋势。2005年汇改以来，人民币对美元累计升值20％左右，中国海量美元储备持续缩水。这一现状在危机爆发后仍未得到有效改善，2008年末美国发行1.5万亿国债应对危机，中国被迫大量购买，持有的美元债券比例有增无减；2009年5月31日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中国之行的一个最大目的也是希望中国政府继续购买美元资产。事实上，中国也不得不买，如果现行体系不改变，中国已无计可施。
　　
　　其次是中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相对弱势地位使其无法有效维护自身利益。中国一直处于“贸易大国、货币小国”的尴尬境地，2008年贸易额约占全球总量的10％，但人民币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比重却近乎于零。中国以消耗大量资源能源为代价向国外输出廉价产品赚取微薄利润，外贸量庞大却不能以本币结算而饱受汇率波动之苦，经济发展和资源环境的矛盾日益突出。中国作为规则的接受者处于国际价值链的最低端，自身正当利益难以得到切实维护。

　　再者是发达国家凭借既有世界经济格局和在金融机构中的垄断优势百般阻扰中国地位的提升。发达国家在现行国际货币金融格局中居于主导地位，并对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崛起予以阻挠破坏，尤其是对于中国的崛起。以泛美开发银行为例，作为观察员身份的中国在1993年首次申请加入ibd，由于害怕中国的加入会削弱其对拉美国家经济上的控制力，占有30％股份的美国予以拒绝(新会员需经过80％的股东投票通过)。2004年当中国再次希望加入时又遭到美日两国的阻挠。最后由于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影响力的不断扩大，终于在2009年批准中国加入ibd。
　　
　　三、危机下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中国效应”扩展
　　
　　危机爆发前，中国的困局表现为一种既有形式，各国各司其职，无力也无机会靠单方去改变这一体系。20世纪90年代的五次国际金融危机均未撼动和影响美国的经济金融霸主地位，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在这几次危机中反而得到加强。而本次危机严重威胁到美国经济和美元信誉，世界各国对牙买加体系的内在矛盾有了更深刻的认识，纷纷要求对现行国际金融体系进行重新洗牌，从源头上防止金融失序。国际金融体系的调整，目前还处于探讨和摸索阶段，但总的来说，主要包括储备货币的改变、金融机构国家份额的变化、国际金融监管的改变和新的国际金融机构的诞生。当然，任何一种模式的改变，必有其两面性。因此，需要对国际金融体系的调整进行优劣分析，以便取长补短，实现中国的“破局”之路。
　　
　　(一)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对中国的正面效应
　　一是储备货币的变化使中国能够改变单一的外汇储备格局，减少外汇损失。中国是目前持有美元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储备货币多元化可以摆脱捆绑美元所带来的损失。二是防止汇率大幅波动，促进外贸平稳快速增长。美元与人民币兑换过程中的汇率变动是外贸企业面临的最大损失。资料显示若使用人民币结算，可节约3-5％的成本，并可以规避汇率风险。三是有利于实现人民币的区域化，进而迈出人民币国际化的坚实一步。国际经验表明，一国货币国际化需具备两个条件，包括强大经济实力后盾以及原有货币失去信任，本次危机后的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给人民币区域化乃至国际化提供了一个较佳的机遇。四是能够对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金融运行进行有效预警，防范和化解这些国家金融波动的传导。五是改变中国在国际金融分工中的格局，扩大中国的影响力和发言权，实现大国崛起之路，由贸易大国向金融经济大国迈进。
　　
　　(二)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对中国的负面效应
　　一是人民币区域化的发展必将使宏观调控面临更大挑战，我国将从债权国向债务国转变。一国货币欲成为世界货币，必须大量输出被其他国家持有，国内货币政策的执行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国外人民币持有额的限制，货币政策独立性被削弱，本币的输出也会使中国背上沉重的债务负担。二是部分国家借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为名，行打压中国经济之实。如少数西方大国，将本次危机归罪于中国的高储蓄率，还抛出了金融飞地说、碳币论等攻击中国，妄图打压中国经济的又好又快发展。三是中国国际金融地位的提升将带来更大的国际责任，世界经济和政治的变化均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高度相关，其结果具有不可预测性。如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以后，必然受到国外货币需求偏好转移的影响，汇率的频繁波动将会不可避免。
　　
　　四、勇于出招，实现中国金融的“破局”之道
　　
　　变革是各方利益重新分化组合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新兴力量必然会受到原有势力的顽抗、破坏，也必然需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这是中国所必须面对的。保持中国经济平稳快速增长。办好自己的事是中国在应对全球危机时的最大贡献。此外，中国还积极自觉承担大国责任。4万亿投资计划的出台、十大产业振兴规划的公布、不抛售美元债券的庄严承诺以及大量注资积极救市等措施，无不展现了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面对国际金融体系变革这一重大战略机遇期，中国应拿出前所未有的勇气与魄力，充分利用正面效应，积极应对负面效应，增加以中国为核心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在国际金融新秩序中的发言权和代表性，这不仅是中国的客观要求，也反映了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共同心声。
　　
　　(一)坚持倡导建立超主权国家货币
　　创造一种不依附于主权国家的世界货币，有利于体现公平原则，保持世界经济稳定，这一直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目标，并得到大多数经济学家的认同。马克思认为，世界货币必须脱去铸币的地方性外衣；凯恩斯在《货币论》中提出了一种超主权国家货币“bancor”，以包括黄金在内的30种有代表性的商品组成的货币篮子来确定币值；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设计者罗伯特·特里芬也一直积极倡导储备货币国际化。在伦敦金融峰会前后，我国多次倡导建立一种超主权国家货币以改变目前单一的美元国际储备格局，包括以sdr作为核心等。当然，这一货币体系的变化不是一蹴而就的，是一个长期而缓慢的变革过程。不能因为发达国家对现行体系的维护就转而放弃，而是要联合其余广大国家对这一体系逐渐加以改变。
　　
　　(二)完善国际金融组织
　　对imf进行改革被认为是国际金融制度重新安排最容易达成的一项内容，这主要归因于其不足之处的繁多和明显。首先，作为世界三大经济组织之一，imf承担着稳定世界经济、协调各国经济金融政策、促进货币合作的任务，然而其在关键时刻资金显得捉襟见肘。本次g20峰会将imf的现有资金2500亿美元提高两倍至7500亿美元以补充这个“弹药匣”。此外，imf的缺陷还表现在于贷款的条件性(condi-tionality)以及份额和投票权分配的不合理，这些情况在伦敦峰会上都有所改善，降低imf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贷款条件性的要求得以做出，欧盟和澳大利亚也都提出要增加中国等新兴大国的份额及投票权，imf也主动提出要加快份额改革进程，以便使中国等新兴经济体获得更大发言权。但是，这一进程的速度和份额增加的额度，至今仍不明确，需要我国进一步加以推动。
　　
　　(三)健全国际金融安全体系
　　经williamson对1990-1995年发生过金融危机的国家全部有关数据的卡方测试(chi-squared)发现，金融危机和金融监管有着高度密切关系，危机往往发生在监管较松的国家。本次华尔街金融危机正是在美国有效监管的缺位下逐步酿成的。结合本次危机，我国应从以下几方面加强金融监管：混业经营模式必须要建立统一的监管规则、重整信用评级机构、加强对金融衍生品市场的监管、完善信息披露制度、实行国际通行的会计规则、启动全球金融危机应急处理机制等等。
　　
　　(四)增强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援助
　　根据木桶效应，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是那根最短的木条，一旦世界经济发生异常，其往往首先沦为“牺牲者”。受金融风暴的冲击，自身实力有限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资源价格戏剧性下降、贸易量急剧萎缩、失业队伍迅速膨胀。世行报告显示，金融危机造成发展中国家的资金融通缺口增大，2009年将会达到2700亿美元到7000亿美元。
　　世界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中国经济的发展同样离不开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长期以来，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合作一直是南南合作的典范。扩大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投资，增加对它们的援助，一方面有利于保持它们国内经济的稳定，防止其经济波动通过第三方渠道传导到我国；另一方面也有利于缓解我国外汇储备激增的情况，减少由此带来的储备成本压力和本币发行压力。
　　
　　(五)构建区域货币联盟
　　当前，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和中国日益增长的经济实力极不对称，中国经济的发展呼唤人民币的国际化。应通过逐步建立以人民币为核心的区域货币联盟、加强双边／多边经济合作、扩大人民币的结算范围来推进人民币区域化、国际化，促进中国投资贸易的发展、增强人民币在亚洲乃至国际金融领域的影响力。年初以来，中国和阿根廷签署的双边货币互换协议以及上海、广州、深圳、珠海、东莞五市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的开展标志着人民币国际化步伐的加快。2010年即将建成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将会为单一区域货币的启动提供有利的条件。在“催化剂”得以加强的情况下，人民币的国际化速度将日益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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