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来，金融危机发生的频繁性、广泛性、蔓延性和严重性，使得金融危机越来越成为各国尤其是国际金融领域关注的中心问题。2007年下半年以来，美国的次贷危机愈演愈烈，最终在2008年9月引发了美国严重的金融危机。从危机波及的国家和地区来说，此次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都是世界性的;金融危机形成和发展的态势以及从相关国家的反应及做法来看，金融危机的影响又是长期的和深远的——金融危机的影响不可能马上得以消除;治理金融危机过程当中，还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因素，国际社会应对金融危机的政策效果也就难以保证;未来的世界经济形势，更是充满了不确定性。世界经济危机，使当代资本主义发展模式所包含的各种矛盾得以充分暴露，深化有关认识更为必要。

　　一、新自由主义模式的内在矛盾

　　新自由主义模式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经济全球化是其形成背景。经济全球化，是一个自然的历史发展过程，也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在世界范围内不断扩大和深化的过程。从相当程度上讲，新自由主义既是资本主义克服20世纪70年代初滞胀危机与全球化生存和发展战略的现实选择，也是资本主义全球化意识形态的理论化。新自由主义模式的根本特点和表现形式在于资本主义经济的金融化。资本主义金融化的内在矛盾在于：一方面，金融化加速了全球范围内的资本运动，推动了世界贸易和投资的发展，实现了国际垄断资本利润的最大化;另一方面，金融化导致金融膨胀，使得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进一步分离，从而为更严重的金融危机埋下了隐患。当前的金融和经济危机所充分暴露的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模式的内在矛盾，集中表现为该发展模式在经济运行、经济结构和社会制度各个层面上的不可持续性。

　　从经济运行层面来说，新自由主义模式实际上就是金融风险扩大与加深的根源所在。美国次贷危机是此次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的导火索;次贷危机又是美国秉承新自由主义原则、放宽金融管制的必然结果。2003年以来，美国金融机构为增加金融企业利润采取减轻贷款前期负担的办法来吸引贷款客户，放宽或实际上取消了贷款标准，以便为购房者提供便捷的抵押贷款。大量信用记录较差的低收入家庭进入房贷市场。而美国的银行和债券评级机构则完全放弃监管责任。金融衍生产品，特别是抵押债务证券化使次贷市场风险加大。金融衍生产品的杠杆率越来越高，在创新过程中使债务链条不断延长，导致市场风险向信用风险及流动性风险转化，进而造成整个金融市场的不稳定。美国政府的货币政策和美国房地产行情变化也是次贷危机的重要因素。本世纪初，美联储为了推迟新经济泡沫的破裂，连续减息，而2004年6月至2006年6月，美联储为遏制通货膨胀又连续17次加息，使联邦基金利率从1%升到5.25%。这种情况下，2006年初房地产开始降温，房价逐渐由升转跌。许多靠过度借贷的购房者既无力偿付房贷到期本息，又无法再融资。次贷市场违约率大幅上升，大量房贷机构特别是与美国次贷市场相关的基金陷入困境或破产。据不完全统计，从2006年11月至2007年8月中旬，全美80多家次贷机构停业或破产，损失高达千亿美元。英国、德国、法国、瑞士、荷兰、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家50多家银行、对冲基金等受到波及，损失上百亿美元，国际金融市场出现剧烈动荡。

　　从经济结构来说，新自由主义模式在美国首先表现为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严重失衡。美国的金融市场中的次级贷款约为2万亿美元;普通房贷，约为 10亿美元;企业债，包括企业之间各种债券，约为60万亿美元;各种金融衍生品，约为340万亿美元。2007年，美国的GDP将近14万亿美元，同金融衍生品的比例为1：29;其中的实物经济与金融衍生品的比例为1：68。有学者指出，美国经济结构的失衡完全是人为的，是美国资本家阶级、企业高级经理和金融机构结成的利益集团为实现资本即股东收益的最大化造成的恶果。经济结构的失衡导致美国的生产资本即非金融企业的资本积累逐步减少，因此，此次危机不仅是管理危机，也是积累危机。与此同时，工人的实际工资和社会福利也不断减少，因而出现了金融资本的高收益和大众负债消费并存的矛盾现象。从国家层面来看，生产资本积累危机导致国民经济发展严重依赖外部投资和进口贸易，为了支持对美国本土企业的需求，美国不得不扩大世界范围的需求。这种巨大的需求本来会引起严重通货膨胀的，但是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这种风险会按照外贸增长的比例分散到世界各国，其中包括美国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美国依靠自己的经济霸权和金融霸权，特别是美元的霸权制造了世界范围的生产过剩和经济泡沫，一旦泡沫破裂，世界各国都要付出惨重代价。杜梅尼尔认为，美国的经济危机转嫁机制早在危机发生之前就建立了，但是以金融资本占主导地位的世界积累制度并不能保证资本主义生产的持续性，而只能推迟危机的到来，此次危机就是对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和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的巨大冲击。

　　从社会制度层面说，新自由主义作为资本主义上层建筑，自然延续着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根本矛盾。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度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是生产相对过剩。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过剩危机不是偶然现象，而是社会制度本身的必然结果。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明确指出：“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资本主义经济在社会化生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这一基本矛盾的支配下，一方面是生产和商品供给出现无限增长的趋势，另一方面是资本剥削日益加重，广大劳动者的贫困不断加深，有支付能力的社会购买力增长缓慢甚至停滞，这种状况必然导致经济危机周期性地发生。近二三十年来，在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影响下，美国劳动大众日益贫困化，社会两极分化不断加剧。贫富两极分化使美国普通民众不得不靠增加借贷维持日常消费水平。如此发展模式显然难以持久。

　　二、凯恩斯主义模式的内在矛盾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区分为盎格鲁萨克森模式和莱茵模式的说法广为接受。所谓盎格鲁萨克森模式，就是新自由主义主导的美英模式，而莱茵模式则是凯恩斯主义主导的欧洲模式。事实上，新自由主义与凯恩斯主义两者之间有对立的方面，也存在共同点和联系的方面。本质上讲，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都无法解决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微观经济基础和宏观经济目标之间的矛盾。凯恩斯主义承认，如果要利用全部现有生产资源就有必要进行国家干预，这与微观经济学的核心观点发生了矛盾：新古典学派的微观经济学认为，不受控制的价格机制，自由市场，足以生产性地、有效地使用全部可得到的投入。古典自由主义、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内在矛盾以及作为它们共同基础的私有制经济学决定了相互之间不可能完全排斥，而只能互相补充。

　　从政治的角度来说，新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也有共同之处。为了资本主义的长治久安，两者都主张阶级调和。所不同的是，凯恩斯主义在战后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兼顾了经济的增长和工人的利益，同时培育出一个资本主义社会的保护层“中产阶级”。而新自由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的危机中则无法维持这一局面，在阶级力量对比明显地有利于大垄断资产阶级的情况下，只能牺牲工人阶级的利益而保全大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从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的内在矛盾来看，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既不能实行纯自由经营政策，也不能实行纯政府干预政策。可能的情况是，在这一时期强调自由经营，在另一时期看重国家干预。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彻底改变之前，自由经营与国家干预这两种思潮相互交替，会反复出现。不过，无论哪一种经济思潮得势，都不能从根本上消除经济危机、失业、通货膨胀等种种资本主义的痼疾，而只能暂时缓和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

　　应对当前的金融危机，凯恩斯理论和政策同样难以确保适用性：其一，凯恩斯主义只适用于封闭的经济，即商品和资本的流通受到国界限制的经济，因为凯恩斯的时代正是1914—1945年非全球化的时代，而当今的危机则发生在开放的全球化时代;其二，凯恩斯的需求管理政策的前提是，在失业率上升的情况下，名义工资仍然是刚性的(这种刚性是由于工会的强大压力造成的)，并不下降，这样扩大消费需求才能增加就业，而如今工资已经按照消费物价的变动指数化了，扩大消费需求，未必增加就业;其三，全球化背景下，国内外市场相互影响，劳动力市场、生产要素市场和资本市场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复杂多变的情况，例如现在的劳动力成本上升快，生产要素价格变动大，金融市场变数多，仅仅靠扩大财政支出，并不能实现市场的平衡和充分就业;其四，凯恩斯危机面临的问题是缺少流动性，而当今危机面临的问题是流动性过剩。此外，由于社会支出庞大，发达国家财政普遍偏紧，美国财政赤字尤甚(2009财政年度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10%)，有些欧盟国家也出现财政危机，扩大财政支出无异于使经济雪上加霜。上述单是从经济现象层面的分析，足见凯恩斯主义模式同样无法挽救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

　　三、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调整与演化

　　资本主义虽然有不可克服的矛盾，但也具有自我调节、自我更新、自我发展的能力。资本主义发展模式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外在表现，因此，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调整无非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调整。调整的动因一方面是资本主义发展规律自身的要求;另一方面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人民反对资本主义，特别是反对新自由主义斗争的压力。有关调整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首先，加强货币金融体制改革与金融监管。这次危机的突出表现是金融危机。而且这次金融危机又具有国际性和先发性的特点。因此，世界主要国家都把整顿和恢复金融秩序作为优先考虑的问题，美国作为危机的策源地和中心国更是如此。2009年6月17日，美国总统奥巴马提出了自上个世纪30年代以来最重要的金融监管改革计划，其目标是把金融领域置于公共权力机构的监督之下。根据这项计划，美国所有的大金融机构：银行、投资基金、保险公司等等都将受到美联储的监管。此外，美国还计划成立独立于中央银行的金融服务监督委员会，负责评估威胁金融体系安全的风险并协调各个监管机构的行动。最后，美国还将成立一个新的保障金融消费的机构负责保护消费者和投资者的利益。它将监管不动产和消费贷款的发放。2010年1月21日，奥巴马又宣布了美国加强对华尔街大银行监管的新规定，限制银行的规模和交易活动。禁止所有接受存款保险、能够从中央银行获得紧急援助资金的银行拥有或投资私募基金、对冲基金以及从事自营交易。此外还提出征收“金融危机责任费”等多项措施。很多西方学者对这些监管计划能否真正实施持怀疑态度，理由是这些计划损害了金融资本集团的利益，它们会以捍卫市场原则的名义加以反对，而那些靠各自财团支持的政客们迟早会做出妥协和让步。

　　其次，加大经济结构调整力度。在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的影响下，西方国家不同程度地出现了经济结构失衡，即所谓产业结构的空心化。有西方学者认为，纠正这种失衡非常困难，因为西方国家在这个问题上，处于两难之中。例如，美国正是通过国内的产业向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转移受益。如果美国调整经济结构，回到本土生产，那将与金融垄断资本主要通过全球化进行积累相冲突，并违背金融资本攫取超额垄断利润的本性。但是如果不调整，美国国内产业将进一步空心化，那么美国国内的失业危机和贫富差距将愈演愈烈，最终导致美国国内反对大垄断资本的政治危机更加严重，这也不符合大垄断资本的利益。

　　再次，优化产业结构。其基本做法有：一是通过市场的作用，推动企业并购，实现产业重组，淘汰落后产能，优化产业结构;二是由国家指导和投资，大力开展数字化、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环保、机器人等领域的科技革命，占领科学技术的制高点，大力发展新兴产业。就目前情况来看，发达国家在科技革命方面占有绝对优势，资本主义仍然肩负着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历史使命。产业结构不断升级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规律。它一方面使大垄断资产阶级能够获得超额垄断利润;另一方面，可使发达国家早日走出经济危机。

　　最后，进行经济政策的调整。新自由主义在主导世界经济期间，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经济政策，包括宏观微观经济政策、国内国际经济政策、各专项经济政策等诸多方面。许多政策已经以法律和法规的形式固定下来。这些政策的核心是自由化、市场化和私有化，其本质是保护资本的利益和损害劳动者的利益。它们造成的严重后果是社会的不平等和两极分化。目前，已经有西方学者对西方经济政策调整的重点作了排序，依次为：国家作用的回归、货币主权的回归或中央银行地位的改革、放宽管制政策的改革、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或国际贸易政策的改革、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的改革、税收政策的改革(征收资本税和巨富税)等等。

　　综上所述，在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的沉重打击和资本主义自我调节的双重作用下，新自由主义模式的主导地位将遭到极大削弱，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开始发生一系列重要转变，尽管其演变方向还不确定，但很可能呈现出多元化的格局。

　　作者：赵宗博 来源：社科纵横 2011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