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世纪末，欧洲人掀起了开辟到达东方“新航路”的热潮，其中，葡萄牙人走在了前列。1498年，葡萄牙首次航行到达印度，并在印度购买了大量香料，获利颇丰。此后不久，葡萄牙就垄断了绕过非洲好望角到达印度的航路。其他国家苦于没有发达的航海业，只能干瞪眼。直到16世纪末，荷兰爆发革命，从西班牙的控制下解脱出来，国势开始强盛。他们迫不及待地组织荷兰东印度公司前往亚洲开拓市场，走向和葡萄牙竞争的道路。从此，双方矛盾不断，终于在17世纪初彻底撕破脸，在亚洲很多地方兵戎相见。

　　1603年2月的一天，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人在新加坡东部海岸发现了葡萄牙商船“圣卡特里娜号”，上面载满了各种商品，有来自印度的香料、来自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等。荷兰人当即决定干一票大的，以报复葡萄牙人之前的垄断行为。这场战斗打得十分激烈，最后，葡萄牙人扛不住了，宣布投降。于是，荷兰人高高兴兴地把“圣卡特里娜号”以及上面装载的货物全部运回了阿姆斯特丹。据说，这批货物卖得的巨款比当时荷兰每年的财政收入还要多。

　　葡萄牙人不甘示弱，企图通过外交手段追讨回自己的货物，最起码，要让全世界知道荷兰人干的缺德事。荷兰人得知后坐不住了，毕竟这笔钱来路不正，他们觉得，必須找人来给自己正名，把这笔钱“洗白”，以免被全世界“误会”。找谁来跟葡萄牙人理论呢？他们最终选择了当时只有20岁的荷兰大学者胡果·格劳秀斯。

　　格劳秀斯听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后，马上接了这个任务。于公，这件事有关荷兰的名誉及以后的发展，于私，当时领着荷兰人去抢葡萄牙商船的头领是格劳秀斯的一个亲戚。于是，格劳秀斯开始引经据典，洋洋洒洒地写起了辩护词。他实在太有才了，铆足了劲儿写，结果收不住了，竟然写了15章。格劳秀斯见状，干脆把这些辩护词整理下，出版了一本书《论捕获法》。

　　当然，在辩护词里，格劳秀斯不能明目张胆地替自家亲戚的海盗行为辩护，而是绕着弯儿说。他的辩护词大意是，首先，葡萄牙人太不仗义了，你们凭什么垄断商路，打压其他国家的商队呢？其次，你们针对我们荷兰船队可干了不少坏事！所以，我家亲戚为的是追求海上的正义，根本不是你们说的海盗行为！最后，他提出一个响亮的观点：“海洋那么宽广博大，资源丰富，任哪一国都是无法控制的，因此，海洋应该属于全人类，所有国家都应当享有在海上航行的自由！”葡萄牙人虽然觉得委屈，也没什么好说的，毕竟自己之前的行为也不光彩，只好自认倒霉：“好个小伙子，愣是把海盗行为说得这么高大上，我们不扶墙，就服你！”

　　格劳秀斯还是觉得不过瘾，又把辩护词中最关键的部分抽出来，出了一本书《海洋自由论》，其核心观点后来被学者们概括为“公海自由”，这个观点成了公认的国际法基本原则。在此基础上，后人逐渐建立起了国际法的整个体系。格劳秀斯误打误撞，为现代国际法体系的形成打下了基础，也算大功一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