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隐性负债的认定、摸底和控制是近年来国家防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重点。长期以来，受地方政府债务不规范发展的影响，我国地方政府隐性负债形成路径隐蔽，种类繁多，统计口径混乱，难以采取有效对策进行衡量和控制。因此，应该梳理地方政府隐性负债的形成路径并进行分类。根据政府会计逻辑和债务管理理论提出对违规形成的隐性负债予以全面清理，对政府运营管理中形成的正常的隐性负债分为直接负债和或有负债予以确认、计量和报告，旨在将所有隐性负债信息纳入会计信息系统的报告和披露体系，有效控制隐性负债的结构与规模。

　　【关键词】地方政府隐性负债；直接负债；或有负债；会计控制

　　一、引言

　　截至目前，由于统计口径不同和隐性负债的不透明，我国地方政府隐性负债统计数据存在较大差异，各个机构与学者估算值不尽相同。国际清算银行显示2017年底政府债务余额约为38.8万亿元，减去官方数据显性负债29.9万亿元，可以估计隐性负债约为8.9万亿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报告显示2017年底增扩概念的债务、预算内政府债务（官方数据，仅包含中央政府债务、地方政府债券和显性负债）分别为54.8万亿元、29.9万亿元，可以推出2017年底隐性负债约为两者之差24.9万亿元。中国社会科学院张晓晶等在《中国去杠杆进程报告（2017年度）》中指出，2017年地方融资平台债务约30万亿元，是地方政府或有债务的最大部分。一方面，大量的隐性负债客观存在，隐含着巨大的风险；另一方面，对这部分负债不能有效衡量和披露，也就不能有效控制。因此，借助政府会计改革的契机，全面梳理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形成路径，进而找到有效控制的策略成为亟需研究的问题。

　　学术界对隐性负债的研究思想主要包括：一是隐性负债的界定与识别问题。学者们普遍基于世界银行经济学家Polackova的财务风险矩阵[1]，从经济学视角进行定义和研究。隐性负债指的是虽然法律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但在政府职能中隐含着应当承担的“道义”责任，或者出于现实的政治压力而不得不去清偿全部或部分已经发生的债务[2]。它主要来源于地方政府违法违规形成和迫于政府职责承担两个方面[3]。由于隐性负债举债方式的多样性和隐蔽性，识别其不能仅考虑融资主体和方式等合同及法律规定，其认定的核心在于法定债务限额之外，即是否以财政资金作为还款来源，或推定构成财政兜底[4]。

　　二是隐性负债风险来源和后果问题。一些学者对目前隐性负债风险来源进行分析。新《预算法》颁布后，融资平台逐渐被清理或谋求转型，隐性负债风险来源发生改变。债券举债规模的限制和稳增长的需要，促使地方政府借助PPP项目、政府投资基金或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继续变相融资[4]。由于此类融资仍然是地方政府引导，且较大部分不会表现在地方政府或者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上，会带来较大的隐性债务风险[5]。虽然部分融资平台触碰到了“防风险”的监管底线，但是地方融资平台在PPP、地方政府专项债券、专项建设基金等政府公共投资项目实施过程中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整体依旧有生存空间[6]。故地方政府风险区不局限于投融资平台，来源呈现多元化的特征。另一些学者根据政府负债引发的风险后果分类型进行研究，大体分为三类：长期资不抵债造成的规模风险[7-8]；短期的偿债压力造成的流动性结构风险[9-10]；债务增长过快导致的增量风险[11]。

　　三是政府负债信息披露问题。政府会计改革对地方政府负债增长有抑制作用[12]，但目前的政府负债相关准则仍有较多不完善之处，特别是未置换的政府存量负债、具有担保和救助责任的或有负债、政府的社会保险责任等尚未规范如何进行核算和反映[13]。为了反映负债资金的全貌，应该对地方政府债务按照“多元会计主体”进行重分类，形成含有项目负债、运营负债、承诺负债的债务信息体系，进而划分流动负债和非流动负债[14]。为了规范负债信息报告与披露，可以将流动负债和非流动负债根据负债形成原因按照金融负债、运营负债和承诺负债进一步科学分类，然后细化到列报科目[15]。由于政府债务信息存在承债主体和会计核算主体的错位，建议拓展政府债务主体至部门会计主体、项目会计主体、基金会计主体、地方政府合并主体，建立地方政府独立的债务报告制度[16]。在获取政府负债信息后，针对三类信息需求者的不同需求，分别从负债决策阶段、借用还阶段和评价阶段构建政府负债信息分析体系，以便管理政府负债的全过程[17]。

　　现有研究成果对我国地方政府隐性负债的客观存在予以肯定，对隐性负债导致的风险分析与防控都基于不同的研究视角给出了建设性的对策。但是，现有研究也存在一定局限性：第一，采用经济学视角研究更加侧重于政府隐性负债总量和结构研究与风险计量研究，难以基于政府主体的运营和管理视角研究隐性负债的分类和管理问题；第二，现有研究存在概念界定不清晰的问题，隐性负债、显性负债和或有负债等概念在不同学科的研究中存在概念交叉和混淆的状况，需要进一步厘清；第三，隐性负债的风险控制不是只估计出一个金额就可以做到，而是需要全面梳理隐性负债的形成路径，针对不同的路径采取不同的措施予以控制，才能有效地控制风险；第四，罗伯特·卡普兰曾经说过“没有衡量就没有管理”，梳理隐性负债的形成路径仅仅是第一步，全面有效地衡量隐性负债才是控制的前提。

　　二、隐性负债的概念界定

　　隐性负债是涉及政府的道德义务或预期责任的负债，这些债务并非法律或合同规定，而是基于公众的期望、政治压力以及社会对其理解的国家的整体作用而由政府承担的义务[1]。隐性负债是没有统计披露出来的政府义务，是和显性负债相对应的概念，是经济学范畴的概念。从管理学范畴来认识负债是基于一个主体研究义务的承担与偿还，这不是隐性和显性的问题，而是确定与不确定的问题。确定的负债是一个主体应该承担的偿还义务，不确定的负债是一个主体不一定要承担的债务。负债是一个会计要素，其信息由特定主体的会计信息系统予以确认计量和报告。确定的负债是按照其确认的标准以确定的金额在相应的会计期间中确认和报告，不确定的负债按照导致负债不确定的因素进行分析，以当期负债发生的可能性为判断依据确认为预计负债或作为或有负债予以披露。隐性负债和或有负债既有联系也有区别。一是从两者的定义内涵来说，“隐性”强调的是没有显露出来的政府应该承担的道义责任或其他义务，或有负债是会计学的概念，“或有”强调的是负债发生的不确定性，一个主体是否要确认一项债务需要根据未来某个条件发生与否才能确定。二是从两者的范围来说，隐性负债既包括政府确定承担的负债也包括政府可能承担的负债，可以划分为“直接负债”和“或有负债”两部分，在范围上二者具有部分重叠性。三是信息披露不同。隐性负债的“隐性”是指由于种种原因导致的、没有在相关信息系统中出现的负债，也包括没有在会计信息系统中确认和报告。“或有负债”部分可以根据其发生的概率确认为预计负债或在政府财务报告中披露，“直接负债”部分在满足了会计确认三个条件之后，即可确认为当期负债。考虑到隐性负债和或有负债存在既相互包含又相互区别的关系，从管理学视角研究隐性负债，一是根据负债发生的确定性和不确定性，将隐性负债划分为“直接负债”和“或有负债”部分，更有利于对隐性负债进行完整的信息披露和流程管理；二是对确定和不确定的负债按照会计标准进行报告并纳入政府负债信息系统，可以为经济学视角研究隐性负债的风险和控制提供信息依据，或者说为经济学视角的隐性负债显性化提供方案。

　　三、我国地方政府隐性负债形成路径的梳理

　　新《预算法》规定地方政府只能通过发行债券举借债务，基于限额控制省级（包括计划单列市）政府的债券融资规模、融资平台公司置换和清理存量债务，不得新增政府债务，导致大批融资平台转型或者被关闭。由于法律法规等制度的制约和地方政府资金需求的内在驱动力，目前地方政府隐性负债来源已不局限于原来的投融资平台，呈现出更加多元化的特征。主要包括以下路径：

　　（一）社会保障基金缺口、农村社会保障缺口等形成隐性直接负债

　　社会保障基金缺口、农村社会保障缺口等途径形成的政府负债，由于政策原因没有纳入相关信息系统进行核算或披露。以养老金为例，2019年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的《中国养老金精算报告2019—2050年》，通过精算预测了养老金“大口径”当期结余（包括财政补助）将于2028年出现赤字-1181.3亿元并不断扩大，累计结余将于2017年达到峰值并在2035年耗尽。对于养老金耗尽之后的缺口，势必形成政府隐性直接负债，增大了财政压力。从管理学视角来说，“统筹+个人账户”的养老金制度客观上已经形成了地方政府应该支付未付的养老金，而现金制的核算方式没有在会计信息系统中反映该项负债，从而形成政府受托和运营管理养老金过程中的隐性负债。

　　（二）投融资平台违规举债形成隐性或有负债

　　根据新《预算法》和国务院43号文《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的限制，投融资平台需要进行分类转型为国有企业、剥离政府融资职能或者撤销，其产生的存量负债也在2014—2018年逐渐置换完毕。从2015年开始，全国1.2万家地方融资平台要转型，但目前转型较慢，且部分转型后的融资平台仍然存在违法违规举债现象，形成地方政府隐性负债。如财政部查处巴中市政府2014—2015年为支持四川巴中新城投资建设有限公司借款融资，由市政府、市财政局向相关单位出具承诺函，共涉及合同金额23.12亿元，其中14.13亿元在2015年新《预算法》实施后继续到位；驻马店市政府2015年9月通过政府常务会议纪要，承诺将驻马店市公共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贷款本息列入市财政中长期规划和政府购买服务预算，涉及资金6.4亿元。尽管融资平台会随着转型管理力度的增加而逐步减少政府融资额，但是目前为止仍然是政府隐性负债的形成路径之一。

　　（三）利用政府与社会力量、社会资本合作方式形成隐性或有负债

　　随着政府融资平台的逐步转型，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提供公共产品的方式也不断多样化，主要包括PPP、政府购买服务、政府投资基金等方式。一方面转变政府财政资金管理模式，通过合作治理缓解政府财政压力；另一方面通过吸引或撬动社会资本在公共领域的投资而增加公共产品的供给数量，提高公共产品的供给质量，进而拓展社会资本在公共领域的投资渠道。然而，政府与社会资本的合作也在形成不同形式的隐性负债。

　　1.利用假PPP项目形成隐性或有负债

　　PPP的兴起与规范源于2015年国务院转发的《关于在公共服务领域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的指导意见》，该文件明确了在多个公共服务领域里推广PPP模式，但PPP在迅速发展中也埋下了隐患。根据财政部PPP中心的全国PPP综合信息平台项目管理库2018年年报，2018年12月管理库中的PPP项目比2017年12月净增1517个、投资额净增2.4万亿元，截至2018年12月末，管理库项目累计8654个、投资额13.2万亿元。与此同时，财政部等部委也因为PPP项目存在的多种问题对入库项目进行全面清理，清退项目个数和投资额分别为2557个、3.0万亿元，通过清退不合规PPP项目来减少地方政府隐性负债的形成。

　　2016年财政部、发改委《关于进一步共同做好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有关工作的通知》，要求地方政府坚决杜绝PPP项目各种非理性担保或承诺、过高补贴或定价，避免通过固定回报承诺、明股实债等方式进行变相融资；2017年财政部《关于规范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综合信息平台项目库管理的通知》，要求集中清理已入库项目，警惕运用PPP违法违规举债担保，规范PPP项目运作。可以说，这些政策都是对PPP项目实际运营中导致的隐性负债问题的回应。

　　2.利用假政府购买服务形成隐性或有负债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推广政府购买服务作为重要改革任务，政府购买服务的基本理念在于有效利用市场主体和社会非营利组织主体运营管理的优势，在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领域政府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与之进行合作。政府购买服务的领域非常广泛，科技、养老、教育和医疗等领域都有涉及，好的合作可以有效促进相关领域的发展和繁荣。然而实践中，存在大量合作不规范形成隐性负债的问题。2017年财政部发布《关于坚决制止地方以政府购买服务名义违法违规融资的通知》，要求地方政府不能利用政府购买服务合同为建设工程变相举债，不得向金融机构、融资租赁公司等非金融机构进行融资，不得虚构或越权签订合同帮助融资平台公司等企业融资。

　　3.建立承诺回购、明股实债的政府投资基金形成隐性或有负债

　　《政府投资基金暂行管理办法》（2015年）和《政府投资条例》（2019年）的颁布与实施，旨在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发挥好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规范政府投资行为。实践中随着政府投资基金规模的扩大，也存在产生隐性负债的隐患。以政府引导基金为例，根据投中研究院数据，截至2018年6月底，国内共成立1171只政府引导基金，总规模达到5.85万亿元（含引导基金规模和子基金规模），政府引导基金本身总规模约1.46万亿元～1.76万亿元。高速增长的政府投资基金也隐藏着较大地方政府隐性负债风险，其主要通过承诺回购、明股实债的形式，形成了地方政府隐性或有负债。

　　（四）政府隐性担保形成隐性或有负债

　　此路径主要包括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国有企业未弥补亏损、行政事业单位无法偿还需要兜底的负债、其他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国有银行掌握着大量居民存贷款业务而不能倒闭，国有企业与国民经济发展息息相关，事业单位为国家教育、卫生、市政管理等方面的正常运行提供支持，这些机构一旦出现巨额负债无法偿还，可能转变成政府的隐性负债。如2018年5月，天津最大的国有房企天房集团爆出信托兑付风险，在四大行等多个机构负债总计1830多亿元，这些负债政府并没有承诺和担保，一般需要企业自己偿还，属于个体风险。但个体风险将会影响公共风险，如果最终确实无法偿还，政府基于风险、公共责任的考量很难不兜底，此时属于其他主体的负债就转化成了政府隐性负债。由于此途径负债是否转化、转化多少形成政府隐性负债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因而清理难度很大。

　　（五）其他违规举债项目形成隐性或有负债

　　此路径主要包括地方政府利用融资租赁、违规承诺、信托理财产品、信托贷款、私募债等渠道违规融资，形成隐性或有负债。与路径（四）相区别，此类含有地方政府违规担保形成的隐性负债。以财政部专项查处案为例，2013—2015年成都市新都区政府批准其区属国有公司利用银行贷款、信托产品、私募债等形式融资23.22亿元，2015年将其中22亿元继续划拨给街道办、行政事业单位等；2017年3月，来宾市人民政府同意该市交通投资有限公司通过签订融资租赁协议，利用售后回租方式将没有收益的市政道路、防洪堤等公益性资产融资15亿元。

　　四、按照形成路径对隐性负债进行重分类

　　由于隐性负债覆盖的范围很广，将隐性负债划分为直接负债和或有负债两部分后，直接负债对应着一条形成路径，或有负债对应着四条形成路径。后者涉及投融资平台违规举债形成的、政府与社会合作形成的等，每条路径形成的隐性负债类似，但是各路径之间隐性负债差异很大，难以采用相同会计控制策略进行四条路径的隐性负债控制。按照形成路径对隐性负债重分类：一是根据各个路径采集隐性负债信息，可以覆盖几乎所有隐性负债，有利于会计信息系统初始数据的完整收集；二是隐性负债按照形成路径重分类后，可以根据路径划分为运营管理过程形成和违法违规形成两大类，对于前者应该纳入以会计信息系统为主的信息披露体系，对于后者应该全面清理使得负债显性化，形成路径决定着隐性负债形成的合规性，进而对应了该路径负债会计控制的总体策略；三是隐性负债形成的路径不同，负债的运营管理过程不同，导致了信息披露难点也不一样，需要分路径确定。

　　在将地方政府隐性负债按照管理学视角分类为直接负债和或有负债两部分基础上，根据隐性负债的形成路径对隐性负债进行再次分类。直接负债部分形成路径即为政府中长期政策形成的社会保障缺口等，或有负债部分形成路径即为投融资平台产生、与社会机构进行项目合作产生、隐性担保产生和其他违规举债产生。在此基础上设计总体会计控制策略。隐性负债并不都是违法违规形成的，仍然有政府运营管理过程中正常形成的隐性负债。对于政府中长期政策形成的社会保障缺口和政府隐性担保形成的隐性负债，需要分为直接负债和或有负债予以确认、计量和报告，纳入信息系统；而对于违法违规形成的隐性负债，属于投融资平台违规举债和其他违规举债形成，不属于政府正常运营管理形成的负债，应建立清理和问责机制，并完善后续的监督评价制度。

　　五、我国地方政府隐性负债的会计控制策略

　　（一）分路径设计隐性负债具体控制策略

　　解决我国地方政府隐性负债控制的方案就是建立可以纳入几乎所有形成路径隐性负债的、以政府会计信息系统为主体的信息披露体系。明确了控制各路径隐性负债总体会计策略之后，需要根据各路径隐性负债具体情况，确定负债清理或信息披露策略，如图1。

　　1.设置基金主体核算政府中长期政策形成的隐性负债

　　此类隐性负债为政府运营管理过程中形成的，如养老保险基金缺口。此类负债长期存在，应该为此类隐性负债按照基金类型设置基金主体核算，如养老保险基金主体，按照权责发生制完整核算负债资金运动过程。负债信息通过报告和附注披露进入个别主体财务报告，一级地方政府作为会计主体合并自身负债和托管负债，形成本级政府负债报表，最终纳入政府综合债务报告体系。

　　2.全面清理不属于政府职能范围的隐性负债

　　此类隐性负债为违法违规产生的，是不属于政府职能范围内的负债，需要清理。主要由两条路径产生，一是投融资平台未清理完成的存量隐性负债或者投融资平台新增的隐性负债，二是利用融资租赁、违规承诺、信托理财产品、信托贷款、私募债等渠道违规融资，形成隐性或有负债。对于这两条路径产生的负债，如果是2014年之前形成的，应该通过债务置换使其显性化，确认为政府直接负债中的应付长期政府债券、应付短期政府债券等项目，通过报告和附注披露纳入政府主体财务报告，最终纳入政府综合债务报告体系；如果是2015年及之后形成的，应该进行隐性负债清理和违规情况问责，要求清除所有违规的隐性负债，如通过融资平台违规融资的需退回所有资金，违规出具承诺函的需撤回承诺函并提前兑付本息，并倒查相关责任人予以问责。

　　3.与社会机构合作形成的隐性负债项目化核算

　　由于此路径隐性负债的隐蔽性和复杂性，目前财政部查处问责的此类违规融资形成隐性负债案例较少。根据海通证券2018年9月底统计结果，目前审计署和财政部披露违规原因的举债案例有33笔，其中违规承诺案例17笔，通过融资平台举债6笔，与社会机构合作形成隐性负债的案例较少，主要涉及财政部披露依托政府购买服务协议违规融资案例。

　　即使此路径隐性负债隐蔽监管难度大，但是出于信息公开的需要，如果不纳入信息系统，将会造成更严重的违规举债问题。应先将与社会机构合作产生的所有负债项目化核算，纳入信息系统，如果发现违法违规情况，再进行隐性负债全面清理和对相关责任人予以问责，如政府投资基金签订回购协议的，终止协议，不再回购。具体会计控制策略如下：

　　（1）PPP形成的隐性负债，由于债务决策主体、承债主体、资金使用主体和资金运营主体的不一致，无法仅通过政府会计主体进行全过程全方位的负债信息报告与披露，虽然财政部的全国PPP综合信息平台可以预警PPP项目财政支出责任，但这种预警系统是通过计算本级财政承受能力占比是否超过红线10%来粗放地判断，无法给出PPP融资形成的负债规模与负债结构详细信息，也无法反映PPP项目负债资金的使用情况和所形成的资产情况等。在此情况下，建议进行项目化核算，考虑引入项目会计主体，形成项目负债，在个别主体财务报告上详细报告与披露此路径形成的隐性负债信息。（2）政府购买服务形成的隐性负债等，运用部门会计主体核算，形成运营负债。（3）政府投资基金形成的隐性负债，运用基金会计主体核算，形成承诺负债。虽然变成了多元主体，但各个主体都通过政府会计准则的规范进行负债核算，之后可以进行报表合并。一级地方政府作为会计主体合并自身负债和托管负债，形成本级政府负债报表，最终纳入政府综合债务报告体系。

　　4.分类揭示政府担保形成的隐性负债

　　此路径负债只有得到足够证据判断已转化成政府隐性负债，才能确认为政府主体的负债，故确认时点问题较为关键。对于未披露能否偿还或者没有足够证据表明不能偿还的，不能纳入政府会计信息系统，应该通过国有银行年报、上市公司财务报告、行政事业单位年度报告及其他分析报告加以揭示负债规模、结构和风险等情况，通过此类分析报告纳入其他债务报告体系。

　　对于有足够证据表明不能偿还的，应该分类揭示：符合预计负债确认条件的，确认为预计负债，进而报告和披露；不符合预计负债确认条件的，应在政府主体财务报告中进行披露。通过报告与附注披露，负债信息进入政府主体财务报告，最终纳入政府综合债务报告体系。

　　其中，对于国有企业未弥补亏损纳入政府报表的问题，政府会计准则有一定涉及和规范。根据《关于〈政府会计准则第X号——财务报表编制和列报（征求意见稿）〉的说明》，政府合并财务报表主要以预算领拨关系，辅之以行政隶属关系判断合并主体范围。那么财政总预算、行政单位和事业单位属于合并主体范围入表，不论是独资、控股还是参股的国有企业，不需要考虑控制概念来判断是否进入政府财务报告的合并主体范围，应该将国有股权对应的净资产价值作为“长期股权投资”项目入表[18]。那么，国有企业未弥补亏损正常情况就可以通过报表“长期股权投资”项目监控。如果未弥补亏损过大，导致国有企业自身无法偿还，政府若选择救助，未弥补亏损就转化成了政府的承诺负债。

　　（二）完善隐性负债的会计核算和信息披露体系

　　2018年颁布的《政府会计准则第8号——负债》要求进行预计负债的确认和或有负债的披露。2018年，《政府综合财务报告编制操作指南（试行）》和《政府部门财务报告编制操作指南（试行）》发布，将逐步形成并完善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和政府部门财务报告。因此，权责发生制的政府会计改革为隐性负债的“显性化”提供了条件。但是，目前的政府会计准则和制度存在两个局限：一是权责发生制的确认基础尚未涵盖政府资金运营管理的全部，比如社会保障基金的会计核算尚未实行权责发生制，也就无法全面确认和计量政府所承担的相应负债；二是以部门为主体的政府会计核算系统尚无法对政府合作事项所形成的或有债务进行确认和报告。这两个局限致使多条路径形成的隐性负债无法显性化。因此，为全面客观地反映政府负债信息，政府会计的后续改革策略包括：

　　第一，拓展权责发生制会计确认基础。所有社会保险基金的会计核算都应采用权责发生制，一方面清晰地反映社会保险基金所形成的资产和负债情况，另一方面形成基金会计主体的个别财务报告，进而在政府层面进行报表合并形成一级政府负债报表。统一采用权责发生制的会计基础，将社会保险基金会计信息纳入统一的会计核算框架，一级地方政府得以运用基金会计主体的资产负债表信息，合并所有自身负债和托管负债如社会保险基金缺口，最终才能正确衡量隐性负债的总规模，将此部分隐性负债信息纳入政府综合债务报告体系。

　　第二，拓展会计核算主体。将政府会计主体拓展至多元会计主体，通过部门会计主体、项目会计主体、基金会计主体归集地方政府隐性负债信息，形成个别主体财务报告，完整反映各个主体隐性负债资金的融资与运用情况，最后通过一级地方政府予以合并，形成一级政府的债务报告，纳入政府综合债务报告体系。

　　第三，拓展政府会计信息披露范畴。将所有路径形成的隐性负债纳入负债信息披露体系之后，需要新增相应的信息披露规范来完善负债信息系统。信息披露上至少要包括以下内容：隐性负债基础信息，举债初期就需要加以披露，包括举债目的、融资计划、负债资金偿还计划等；隐性负债资金运用情况信息，运行期间加以披露，反映资金的来龙去脉，包括资金使用情况和占用形态、项目建设情况、实际还款情况、形成资产情况等；隐性负债风险监控和使用绩效评价模块，通过指标监控负债风险，在负债资金使用结束后评价绩效。

　　（三）建立政府隐性负债的监督问责机制

　　将地方政府隐性负债信息纳入以会计信息系统为主的报告与披露体系，使隐性负债显性化，为该类负债监督问责提供可能。隐性负债最终仍需要财政资金进行偿还，故也需要将隐性负债违规情况纳入绩效管理，以便评价受托责任的履行情况。绩效管理下监督问责机制的建立主要在于两个方面：一是明确隐性负债责任主体。对于违规融资形成隐性负债问题，地方各级政府和各部门各单位是隐性负债违规情况的责任主体。具体来说，地方各级政府对本级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违规融资负责，发展改革委员会和财政部门等对本地区PPP项目违规融资负责，各部门各单位对本部门本单位政府购买服务违规融资负责，债务单位行业主管部门对本单位托管的政府投资基金违规融资负责。明确了责任主体之后，出现违规融资形成隐性负债问题，倒查直接责任人和领导责任人，要求清除形成的所有隐性负债，并对相关责任人进行处罚，重大项目应该对责任人进行绩效终身责任追究制。二是加强隐性负债绩效管理的工作考核。各级政府应该将隐性负债违规情况纳入绩效管理，政府绩效和干部政绩考核体系参考此绩效管理结果，使得隐性负债违规情况影响领导干部的升迁和处罚。同时，将绩效结果进行公示，对不存在隐性负债违规情况的地区和部门给予表彰，对隐性负债违规情况严重的地区和部门进行约谈并责令限期整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