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篇：硕士论文—戏剧以及中学戏剧教育现状

　　接受美学理论强调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的主体能动性，打破了过去阅读教学中的“教材中心论”和“作者中心论”，完成了由作家、作品向读者的转变，赋予学生参与文本意义生成的权利，为学生进行个性化阅读和探究性阅读提供了理论支撑和可性行。本论文试图从接受美学理论的角度来看中学语文中的戏剧教学，在接受美学理论观下提出三条戏剧教学的原则，即：对话教学的原则、审美性原则、非指导性原则。

　　一、戏剧以及中学戏剧教育现状

　　初中语文九年级下册附录对戏剧的定义是：“戏剧是一种综合舞台艺术，借助文学、表演、音乐、舞蹈、美术等艺术手段塑造舞台艺术形象，揭示社会矛盾，反映社会生活。”但是伟大的戏剧往往以其不朽的文学性而显示艺术生命力。那么，毫无疑问，戏剧解读理论的研究也是以剧本即戏剧文学为基础和依据。戏剧和教育从本质上有着密切的联系。教育的本质是培养人，而戏剧是通过表演的形式让学生在实践中体验学习，提高对他人、历史、社会的认识，培养适合社会需要的人才。戏剧教学主要通过以戏剧学习的方式对学生的思想进行启迪，实现学生的自身素质的提高，增强学生的社会活动能力。

　　从总体上来看，戏剧文学教学在中学语文教学与研究领域都是一个相对薄弱的环节，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戏剧文学的教学在课堂上可有可无，形同虚设。学生对戏剧作品学习的兴趣不高，甚至是排斥。戏剧文学教学研究数量比较少，而且多数停留在课堂教学的单一层面，缺少理论上的指导和理念上的更新，因此，显得深度不够。

　　第一，从教材选文上看

　　本论文以人教版中学语文必修教材作为研究的基础：

　　（1）现行人教版初中语文九年级下册第四单元：《威尼斯商人（节选）》、《变脸（节选）》、《枣儿》、《音乐之声（节选）》。

　　（2）现行人教版高中语文必修四第一单元：《雷雨（节选）》、《窦娥冤》、《哈姆雷特》。

　　从上面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出，我国现行的人教版教材中戏剧的篇数与诗歌、小说、散文等文体的篇数相比，戏剧的篇幅是比较少的。并且，戏剧学习也相对集中于各个学段的高年级，而不是每个学年都有，这似乎也是不合理的。

　　第二，从教师教学上看

　　由于教材选文的安排，与戏剧教学相关的教学辅助材料严重缺乏，导致教师在进行戏剧教学时候，缺乏相关的资料和辅助。因为戏剧作品篇幅较长，内容也是包罗万象，而我们的教师缺乏相关教学辅助资料和现代教学理念下驾驭戏剧作品的能力和专业素养，因此冷落了戏剧教学。虽然大家都热爱戏剧，但是在整个戏剧教学不景气的大环境下，也不得不在日常的戏剧教学工作中采用简单而又随意的教学方法。他们或让学生自己简单读读，再蜻蜓点水般的提示一下；或者完全照搬教学参考书，按照老套路讲：讲背景、讲剧情、讲人物形象、讲主题思想、讲人物语言等等，将完整的剧本完全割裂开来；或者让学生欣赏话剧演出或者由剧本改编的电影；或者让学生扮演剧中人物，分角色演戏；或者将中学课堂当作戏剧学院的讲堂，大讲什么是戏剧、戏剧的分类、戏剧的要素、戏剧的矛盾冲突等等专业的戏剧知识，而对于戏剧情境和戏剧意象等内容少有涉及，忽视了学生对戏剧的艺术性和审美性体验，更有甚者，直接放弃不讲。

　　第三，从学生学习和考试制度上看

　　高考压力和考试分数的功利心态造成了学生和戏剧文学作品之间的距离感。在高考的“指挥棒”下和繁重的课业负担下，对于考试范围几乎不涉及的戏剧是学生不会去主动触及的领域，甚至认为没用，而忽略戏剧阅读的学习。甚至，有的学生对戏剧感兴趣，想去学习，但是他们由于能力的限制，因为没有掌握正确的戏剧阅读方法和鉴赏戏剧的有效途径往往也是一知半解，。即使学生阅读戏剧作品，也是以诗歌、小说的阅读方法去体验，抓不到戏剧文学的基本特点，这就造成了阅读的困难，更不用说去发现戏剧艺术的美感。于是学生就产生了厌学的情绪，认为戏剧文学作品枯燥乏味，这种学习只能被动的接受或者盲目的排斥。

　　二、接受美学理论下的戏剧教学原则

　　接受美学理论重视读者在阅读活动中的作用。接受美学认为，作品是由作者和读者共同创造的，作品的意义是在阅读活动中建构的。在接受美学思想的指导下，在实现戏剧教学主要遵循以下几点原则：

　　第一，对话交流原则

　　戏剧阅读教学应该是一个生生之间、生本之间、师生之间平等对话交流的过程。一部作品之所以能够获得意义，依赖于读者的参与，只有读者参与其中，作品的意义才得以实现。在这个过程里学生是教材选编的戏剧作品的特殊读者，是戏剧文本意义的创造者，是戏剧阅读教学过程中的评价者，更是戏剧教学结果的体现者；教师则是戏剧文本的批判性读者，是戏剧教学情境的营造着，是戏剧阅读教学过程中的平等对话者，又是戏剧阅读教学的反思者。这样教师与学生在课堂上形成的是从“人”到“人”的平等关系，这种关系就体现了戏剧阅读教学的自由、独特、平等、互动的特点。从中可以看出，在阅读教学中，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是多么重要。

　　第二，审美情感性原则

　　在接受美学的理论里，读者在阅读文本之前大脑不是空空如也，而是有一定的阅读准备的，这就是接受美学中的“审美经验期待视界”。文本中的空白和未定性，召唤读者调动已有的认知结构，发挥想象和联想顺应或同化原有的期待视界，填补文本中的空白，在文本和读者的平等对话中达到视界融合，生成文本意义。戏剧文学作品是优美的读物，其本质就是美的集合，阅读则是享受美的过程。审美情感性原则注重的是阅读认知功能之外的美感陶冶功能。教师在实现戏剧教学时，最重要的就是用戏剧的灵魂去唤醒读者的灵魂，学生在这个过程之中所感受与体验到的，会对其审美观以及良好的品质有着潜移默化的作用，会为学生形成良好的审美提供准则，使学生明辨是非真伪。这样既提高了审美能力和审美素质，又能实现学生的全面发展，促进其心智和谐发展。

　　例如戏剧文学中的悲剧作品的力量更是激励人心，锤炼思想意志。教材选入了古希腊索福克勒斯的悲剧《俄狄浦斯王》和文艺复兴时期莎士比亚的悲剧《哈姆莱特》、《罗密欧与朱丽叶》的节选，这三部作品都是悲剧中的经典之作，带给人震撼的心灵体验。我们从俄狄浦斯王的不幸遭遇里领会的不仅仅是造化弄人的痛苦，更是在命运的摆布下个人的反抗和追求自由的精神，也能感受到“一个人可以被毁灭但绝不能被打败”的精神；从哈姆莱特的复仇故事中，大段的心理独白召唤我们陷入哈姆莱特思想斗争的痛苦，展现一个比宇宙还要广阔，比大海还要深邃的人的复杂的心灵；从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爱情悲剧中，我们会感动于那超越生死、化解仇恨的永恒的爱情……无论是命运悲剧，性格悲剧还是爱情悲剧，这些悲剧的目的不是在于让学生体验痛苦，产生盲目的消极悲观的情绪，悲剧的力量更在于让人清醒头脑，磨练心性，识尽戏剧人生的愁滋味，方能更积极的面对现实中的坎坷。

　　第三，非指导性原则

　　在传统语文阅读教学中，阅读教学受应试教育的影响，带有很强的功利性。教师是教学中的“权威”，教参是“圣旨”，教师把自己看成了知识的“布道者”，掌控着课堂的话语霸权。学生被边缘化，屈居于从属地位。教师采取“满堂灌”的教学方式，教学方法机械、生硬，追求文本意义的客观性和唯一性。学生只是被动地接受知识，对教师的讲解没有质疑或不敢质疑，阅读兴趣被消磨殆尽。长期以来，语文阅读教学标榜“作者中心论”和“作品中心论”，在文本解读中，不尊重文本，偏离文本的现象比比皆是。

　　接受美学理论认为，作品的意义是在读者的阅读活动中建构的。在实现阅读的整个过程之中，读者不是被动地、消极地接受来自文本的信息，而是积极地、主动地参与文本意义的生成。接受美学理论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沟通了文学与社会的关系，把接受理论引入语文阅读教学，可以突破过去语文课堂阅读教学模式，变教师中心为学生主体，变文本意义的单一阐释为多元解读，注重学生的个性化阅读，并且实现对学生自我独有的体验的尊重。

　　既然文本具有未定性，存在“可能”的、“未知的空白”，留给读者的将是无穷的填补空间，为读者提供了无限的再创造的可能性，这是文本对读者的一种召唤和等待。所以，“非指示性”的“学习目标的自主性和差异性”实际上是在尊重学生的阅读主体性和个人体验的。同时，承认了文本意义的“未定性”，这与接受美学理论的阅读观念不谋而合。“未定性与意义空白在任何情况下都给予读者如下可能：把作品与自身的经验以及自己对世界的想象联系起来，产生意义反思。这种反思是歧义百出的。从这种意义上说，接受过程是一种再创造的过程。”文本的这种“不确定性”与“意义空白”的“召唤结构”，为读者阅读文本时提供“自主性”和“理解的多元性”的可能，同时也决定了文本阅读的“非标准化”。既然，接受美学对于作品的定义是不定的、发展的、创造的；意义的一半决定权在文本，一半在读者。那么，“非指示性”语文教育，让学生立刻就能明白自己具有意义的决定权，这对调动学生的阅读兴趣无疑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三、结语

　　在新课程标准所引入的新理念的推动下，中学语文阅读教学领域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接受美学理论作为阅读教学领域所普遍关注的理论，也逐渐引起了教学实践者的注意，但他们苦于理论与实践的脱节而无法更好地把握。特别是戏剧研究与戏剧教学更是脱离很严重，所以笔者写这篇论文目的就是想通过贡献自己的一点微薄之力，能为中学语文戏剧教学尽一份心意。

　　在本篇论文，笔者通过对中学语文戏剧存在的问题的分析，结合接受美学理论的观点，给现在的中学语文戏剧教学提出了三条原则，分别是：对话交流原则、审美性原则、非指导性原则。接受美学理论视野下的中学语文戏剧教学研究的领域很广，可以挖掘的深度远没有止境。笔者试图打通“理论与实践”的界限，实现两者最佳结合，从而使接受美学理论更好地指导戏剧教学。

　　作者：李珂来源：西江文艺2016年9期

　　第2篇：硕士论文—论女作家朱天文

　　女作家朱天文是台湾近年来最重要的作家、编剧之一。大陆对朱天文的小说研究开始于1990年代，至今已在女性主义、同性恋主题、《巫言》研究、张派小说传承、眷村主题等方面取得了不少成就。反思十几年来的研究状况，可以看到，大陆接受、认可朱天文的过程逐渐与台湾同步，同时在研究思路和视野、研究水准、研究空白等方面也有一些不足。


　　女作家朱天文（1956-）是台湾近年来最重要的作家、编剧之一。大陆正逐渐接受并关注她的作品，上海译文出版社于2001年出版了她的系列作品，包括《传说》、《炎夏之都》、《世纪末的华丽》、《有所思，乃在大海南》。2008年，朱天文近作《巫言》在香港浸会大学主办的红楼梦奖：世界华文长篇小说奖中进入终审，其成就被评审者认为与莫言的《生死疲劳》“等量齐观”。朱天文的作品中有强烈的个人风格，她下笔华丽而颓靡，透漏着宗教般哲理的思索，她关注台湾社会在急剧的现代化转型中发生的变化，也关注独立的个体经历的情感波澜、孤独苦痛。大陆对朱天文的小说研究开始于九十年代，至今为止，已经在女性主义、同性恋主题、《巫言》研究、张派小说传承、眷村主题等方面取得了不少成就，公开发表论文32篇、硕士论文6篇、博士论文4篇，大陆媒体发表的访谈6篇。然而反思二十余年大陆朱天文小说研究，仍然存在着诸多不足。

　　一、女性主义书写与情欲主题

　　1995年，朱双一的论文《近年来台湾文学中的新人文主义倾向》在《台湾研究集刊》上发表，他首先向大陆简单介绍了朱天文小说，认为其创作可说是人文主义脉流在80年代延续的典型例子之一。1997年，朱双一在论文《近年来的台湾小说创作》中提及朱天文小说，他将朱天文代表作品《荒人手记》定义为触及了女性主义论题的“情欲写作”，认为它“重在描写情和欲的诸般面貌”。尽管没有对《荒人手记》进行专门的深层分析和细读，但是朱双一这篇资料总结式论文的出现昭示着大陆对朱天文小说的关注，并引导了早期朱天文小说研究的方向：对女性主义书写的讨论与对情欲主题的关注。随后，朱艳于2000年发表论文《台湾后现代社会和女性真我的展现——评朱氏姐妹的小说集〈世纪末的华丽〉、〈威尼斯之死〉》，从主题、人物、艺术特色三方面对朱氏姐妹的小说集《世纪末的华丽》、《威尼斯之死》进行了评析，认为她们的两部小说集具有独特的视角、强烈的女性意识、苍凉的艺术风格，认为其作品“对这些女性内在自我的挖掘和呈现，大胆触及社会现实，对束缚人性、特别是压抑女性自我的一些传统理念提出质疑。她们既琐碎细致、又磅礴精确的书写摆脱了父权阴影，率性真诚地披露女性不同于男性的真实内心世界，重新确认和强调女性自身的价值，体现了女性意识的自觉。”2001年刘红林的论文《试论台湾女性主义文学对身体自主的追求》中，作者认为荒人“他无法肯定同性恋作为另一种生活方式的正面意义，虽然不得不接受了自己的情欲现实，但始终受困于自悔自恨的负面情意结。”“荒人咏赞婚姻契约的稳固，以对照男同性恋圈子‘残酷’的情欲生态”，因此情欲主题下的《荒人手记》实际上具有政治隐喻的特性。2007年，李晨的《论朱天文创作中的阴性书写方式》作为首篇单独探讨朱天文小说中阴性书写的论文出现，文章从感官书写和细节书写两个层面入手，以《世纪末的华丽》和《荒人手记》为主要分析范本，呈现朱天文创作中阴性书写方式的主要特征。并认为朱天文“阴性书写意识的生成一方面是朱天文早期受到张爱玲和胡兰成的影响，而另一方面更与当下社会生活中理想丧失、意志瓦解、商品繁复、物质鼎盛休戚相关。”2009年，王宇在《21世纪初年台湾女性小说的文化描述》中讨论了朱天文长篇小说《巫言》的女性主义意味，认为“朱天文公然以‘巫’自居，正是以‘非理性’、‘感觉’、‘经验’来反抗、颠覆技术理性、现代逻格斯中心世界。”“《巫言》对“逻格斯中心”的反抗突出地表现在时间上。”同年，白杨在论文《流失在历史洪流中的“台北人”——从白先勇的〈台北人〉到朱天文的〈世纪末的华丽〉》中以朱天文小说集《世纪末的华丽》为考察对象，将《带我去吧，月光》中的佳玮与白先勇《一把青》中的朱青对读，将《世纪末的华丽》中的米亚与白先勇《永远的尹雪艳》中的尹雪艳对读，认为，白先勇与朱天文不约而同地采取苍凉、悲情的笔调书写芸芸众生的世相，他们笔下的女性人物相互印证，把当下的、时代性的精神体验扩大为对世纪人的历史心态的写照。

　　至此，朱天文全部重要作品都在女性主义语境下得到了讨论。而孙晓红2007年的博士论文《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华语电影女编剧创作论》从较为宏阔的视野考察了华语电影女编剧的创作情况，张向辉的博士论文《守望、逃离、追寻》则认为作为当代海峡两岸颇有影响的实力派作家，王安忆和朱天文朱天心姐妹在家庭背景、个人经历及创作上有很多相似的倾向，也各有一己的风貌，无疑具有可比性，并在女性主义书写方面有独特的建树。尽管朱天文并不是这两篇博士论文唯一的探讨对象，但朱天文小说的女性主义书写方式无疑得到了更深、更细、更具体的挖掘。

　　二、同性恋小说主题

　　台湾小说中的“酷儿书写”（同性恋小说）始于20世纪60年代白先勇等作家，到了20世纪90年代，以邱妙津、朱天文等为代表的新世代“酷儿”作家一反传统“酷儿”书写的悲情和自恨，改以昂扬自信的笔调探索“酷儿”情欲和性别的游移流动。朱天文的长篇小说《荒人手记》1994年获得第一届中国时报文学百万小说奖并且入选当年中国时报开卷版年度十大好书，小说不仅是朱天文的代表作品，也以隐喻式的书写在台湾同性恋小说里占据了独特的地位。在对这篇小说的研究论文中，有两篇论文值得一提，它们是：郑国庆的《荒人手记与朱天文的警示寓言》、罗显勇的《论20世纪90年代台湾小说中“酷儿书写”的现代性》。郑国庆的《荒人手记与朱天文的警示寓言》对《荒人手记》进行了细读，认为“朱天文将叙述、描写、说明、议论的界限打破，将所有材料熔为一炉，举凡李维史陀（大陆译为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福柯的性史，小津安二郎的电影访谈，城市店招、美容配方、红绿色素周期表等等，无不化为朱天文“感”的材料，旁征博引，滔滔而出，铸造为朱天文的神巫之舞，警世寓言。”《荒人手记》是“后现代女巫的谶语视作对现代父系文明不满的女性宣言”。其分析结论指出“《荒人手记》的叙事表层是荒人所身处的城市色相、同性恋化的文明，深层的结构动力则是凌驾于‘荒人’之上的隐含作者朱天文超强敏锐的‘感’。”并提出关于同性恋主题下隐藏的寓言的质疑：“问题再度回到：一个经后现代资本主义消费文明污染的‘感’如何与生命原发的‘感’区别开来？‘感’是被塑造的还是天启的呢？罗显勇的《论20世纪90年代台湾小说中“酷儿书写”的现代性》则在更为广阔的语境下探讨了《荒人手记》的现代性内涵与意义。他认为在《荒人手记》“透过小昭歌咏阴性美学，以‘耽美’来理解男性酷儿圈‘残酷’的情欲生态，虽然对此生态小昭颇不以为然，但它彰显了男性酷儿的爱情游戏，绝不同于主流社会中的男、女的权力和宰制关系，同时以此挑战主流社会对于阴性、女性的贬抑，并为男性酷儿的正当性伸张、正名。”而这体现了《荒人手记“异端书写”的特质：它“在对强权社会的翻转、嘲谑，以及在情欲政治上的玩弄、批判，都比之前更加挑衅与挑逗。”“冲击了理性规约下的性别藩篱，并以女性主义的立场在文本中呈现各种‘酷异’的情欲状态的组合和迷乱的身份认同，在充分开放的情欲场域中，凸显出汉语写作中自‘五四’文学革命以来长期潜伏着的、被压抑的‘现代性’特质。”值得一提的是，罗显勇把朱天文的《荒人手记》放在20世纪90年代台湾同性恋小说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并梳理了从白先勇《月梦》《青春》《满天里亮晶晶的星星》等小说开始的台湾同性恋小说发展过程，并认为《荒人手记》等小说的接受过程与社会文化背景有着密切联系：“‘酷儿’小说在官方所设的文学奖中频频获奖，暗示了一种新的创作风潮——对主流价值观的颠覆挑衅的禁忌性书写、对‘酷儿’自身主体性存在的边缘化情欲书写——得到了主流文学的承认与接纳。”，这无疑是一种可贵的尝试。

　　三、小说《巫言》研究

　　2008年，朱天文耗时七年的长篇小说《巫言》终于问世，自2007年台北NK印刻出版公司全文出齐，到2009年上海人民文学出版社简体版问世，台湾、香港、大陆两岸三地读者已尽悉获阅，一时之间，作家同好如阿城、虹影、舞鹤，评论界亲友如唐诺、王德威悉数推崇备至，2008年末《巫言》获得香港浸会大学文学院主办的第二届“红楼梦奖”评审团奖，坊间更冠之于朱天文“巅峰力作”之誉。目前，大陆对长篇小说《巫言》的研究在深度、广度上都超越了以往朱天文小说研究。2009年，王颖写成大陆第一篇单独讨论《巫言》的论文《为谁惆怅为谁颦——读朱天文最新长篇〈巫言〉》。在这篇论文中，作者从时间和死亡、物之迷情、站在左边的巫三个方面对《巫言》做了扫描式的解读，向大陆读者隆重推荐了“自由深沉的、在大破坏的同时亦大建立的，一派巫言。”与这篇论文相似的是2011年陈建芳发表的《神圣之书：多主题变奏下的建构与解构——评朱天文的小说〈巫言〉》，本文从眼界、时间、文字三个角度对《巫言》进行了梳理，从主题、结构两个方面对《巫言》进行了介绍和解读。《巫言》文本的复杂性决定了随后大陆研究论文的多种维度，主要有以下三种类别：

　　（一）体物学视角。2010年，周行在《书城》上发表论文《朱天文的体物学》，认为“朱天文以表象的琐碎枝蔓开挖掘发纵向的人性景深”，而“《巫言》错综复杂的博物世界，看似散漫零落、缺乏章法，实则是一套迥异现实世界的话语录。”是“回归了中国文学传统中的‘观物体物’的传统。”《朱天文的体物学》所提出的“体物学”概念是对朱天文小说内在思辨方式的总结，也是对朱天文叙事方式的总结，具有较高的学术创新意识。2011年，崔晓霞发表论文《如何“恋物”，怎样叙事——〈巫言〉“拜物教”之形式探讨》，认为“朱天文运用女性独有的精锐感官，以写实的手法，记录了一个时代包括物质与内心在内的种种景象，全书充斥着繁芜庞杂的人类文明碎片式的细节。”她认为《巫言》的问世，是其创作巅峰，亦把“恋物癖”发挥至极致，体现出鲜明的“物的情迷”特征，并对叙事与“物质情迷“的关系进行了探讨。

　　（二）“知识人”身份视角。2011年，王小平发表论文《台湾知识人身份的自我界定——论朱天文〈巫言〉的智性书写》，文章认为：“朱天文的《巫言》延续了以往作品中自觉的‘边缘人’意识，并在对‘物’的铺陈、叙事中展开‘离题’式写作，探索知识与个体存在之间的关系。《巫言》以当代台湾社会为背景，建构了独特的个人经验世界，体现出作者对知识人身份意义的思考与认知。”在论文结尾，作者提出质疑：“那么，‘巫者’对‘知识’的执念是否真正能够成为‘巫者’自身存在的意义证明？最后，面对现代社会各式各样或显或隐的强势的‘群’们，个体所凭恃之物究竟为何？要言之，如何真正拥有强大且足以对抗外界变动的内在世界？这是《巫言》留给人类的另一个智性疑问。”

　　（三）叙事与文化视角。张艳艳于2010年发表论文《书写何为——论朱天文《巫言》书写本位意识与美学救赎实践的可能》文章对朱天文力作《巫言》进行症候式解读，揭示小说家独特叙事策略背后的主题诉求，认为小说文本在表达对技术时代强烈疏离感的情绪表征背后，隐含着朱天文对台湾综艺化时代景观的美学批判，由此展开以艺术拯救碎片化生存现状的文化努力。在对文本细致分析的基础上，文章强调《巫言》作为美学救赎存在的社会意义，并对作家的苦心沦为“自说自话”提出担忧。这种由封闭文本走向社会的研究无疑具有珍贵的创新性。

　　四、现有硕士论文总结

　　现有的以朱天文为专门研究对象的硕士论文有以下六篇：谢晨燕，《万象之都的魔幻游戏》，2007；李丹舟，《台北无故事》，2010；安镜伊，《从青春书写到世纪末观照》，2011；李莹莹，《论朱天文笔下的“时间”》，2011；康凤丽，《〈巫言〉的叙述丛林》，2011；赵晓霞，《朱天文小说论》，2011。其中格外值得关注的是李丹舟的《台北无故事》、李莹莹的《论朱天文笔下的“时间”》、康凤丽的《〈巫言〉的叙述丛林》、赵晓霞的《朱天文小说论》。李丹舟的《台北无故事》认为：在现代中国城市书写里，无论是传统日渐衰微的古都北京，还是新上海的繁华旧梦，都努力通过都市文化心理和日常生活的呈现来寻回失落的文化记忆和独特的地域意识。台北，在历史演进过程里面临了传统与现代、殖民与半殖民、族群融合等等一系列更为尖锐的冲突，这就使得对针对台北书写的研究兼具复杂性与丰富性。因此，她选取台湾女作家朱天文的台北书写为个案研究对象，通过对朱天文文本——台北记忆三部曲的分析，探讨朱天文的台北书写是如何完成小说现代性建构的，并通过将朱天文与张爱玲、白先勇以及眷村作家创作群体的对比来开掘其台北叙述性建构的美学呈现形式，并从更深层面探讨身处历史创伤记忆和全球化新浪潮的现代城市如何凭借集体文化心理来重建城市文学。本文不仅是大陆出现的最早的朱天文研究硕士论文，也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准和开阔的学术视野。李莹莹的《论朱天文笔下的“时间”》则试图以朱天文创作中的时间问题为切入点，分析朱天文各个时期作品中所体现出来的时间观，并推演这一时间观念背后作者的深层精神关怀以及书写策略。随后，康凤丽的《〈巫言〉的叙述丛林》成为大陆第一篇专门讨论朱天文长篇代表作《巫言》的硕士论文，提出历时八年的《巫言》一方面展现了小说文本的实验性：离题结构、博物式写法和通篇概述等，另一方面是技艺上的新成就：幽默和电影感。文章认为，《巫言》通过不断分杈的叙述丛林，从四个方面：视角，结构，语言，电影手法建立了新的形式美学，同时，形式上的新变也参与建构了小说对现代性的表达。赵晓霞的《朱天文小说论》则将研究中心放在朱天文的小说创作、尤其是90年代以来的都市小说创作领域，从作家主体身份特征和所处时代地域环境出发，研究朱天文小说题材、风格、内涵的生成和流变。本论文分上下两篇，上篇从身份与写作的互动关系入手，研究作家的文化身份、文化立场对小说创作的影响及其在作品中的具体体现。

　　五、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大陆的朱天文研究在十几年的时间里，无论在量上还是质上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然而反思研究的过程和成果，不难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和缺憾。从总体看，这些问题主要存在于以下方面：

　　（一）一些研究成果在思路和视野上，存在着狭隘和雷同。比如不少研究成果都将朱天文小说视为对张爱玲的继承，把朱天文小说中对现代人性的拷问、对物质世界的情迷和行文的华丽风格进行文本整理和简单罗列，扣上张派的帽子。这些研究成果在一些方面涉及了朱天文小说研究的基本特征，但忽视了朱天文小说历时性的变化发展，也缺乏对朱天文独特书写空间的认识和挖掘。事实上，不少研究方式仅仅停留在朱天文小说文本的表面，并未走出王德威《落地的麦子不死》中对台湾当代张氏谱系的梳理，缺乏更深、更细的发掘。

　　（二）在朱天文小说所关涉到的重大问题，仍然缺乏高水准的研究成果。比如，尽管已经有不少研究者简单介绍过朱天文是台湾新电影编剧中是最突出、最优秀的一个，但并未出现对朱天文剧本与小说互文关系的研究。朱天文的电影剧作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根据小说改编的作品，其中既有根据她自己小说改编的，也有根据别人小说改编的。其中最有研究价值的，应当是《小毕的故事》、《安安的假期》、《尼罗河的女儿》等与电影剧本同根同源的小说。这类小说的底本与台湾当代社会现象有紧密的联系，这符合电影的市场化需求，而其对戏剧性的淡化和叙事的风格又具有纯文学的特质。散文的笔触和戏剧的张力在朱天文的这类小说中共存，作为矛盾的样本，它们在文学领域、电影领域、文化领域都具有细读的价值和可能。

　　（三）在大陆的朱天文小说的研究中，尚有一些领域并未出现研究。举例而言，朱天文是现代主义美学观成熟的继承者，她没有被现代派的文学技巧所拘束、囚禁，而是驱使技巧与主题配合，使作品的笔触、结构、主题体现出真正和谐的美与独特的魅力，无论从《世纪末的华丽》、《柴师傅》等短篇小说，或从《荒人手记》、《巫言》这样的长篇作品中都能看到她对台湾现代派的继承和超越、对西方现代派的学习和贯通。而至今为止，大陆尚未出现专门研究朱天文所受外来影响的论文。

　　反思朱天文研究在大陆十几年来从无到有的经过，我们可以看到一位当代台湾作家在大陆被接受、认可的过程逐渐与台湾同步。朱天文创作于1990年的作品在1997年才第一次得到讨论，而如今，2007年在台湾出版的小说《巫言》同年就出现了多种专门研究的论文。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大陆学界的视野日益开阔，不再为政治的局限阻碍视野。然而同时，我们也仍需注意到：大陆的朱天文小说研究存在诸多不足，没有出现唐诺、詹宏志、袁琼琼等独具慧眼、一针见血的评注，也尚未出现王德威《狂言流言，巫言莫言——〈生死疲劳〉与〈巫言〉所引起的反思》或张诵圣《朱天文与台湾文化及文学的新动向》、纪大伟《〈荒人手记〉的酷儿阅读》这样高水准的论述。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时间，但我们期待更加细致、深入的挖掘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