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法学家对宪法没有统一的概念，他们的观点可归纳为三点：（1）是法律和习惯的总和，是国家管理和团结的原则。（2）有形式和实质，广义和狭义的概念。有的学者把宪法的概念分为形式上的特性和实质上的特性。所谓形式上的特性是指宪法的效力高于普通法律，宪法的修改不同于普通法；所谓实质上的特点就是指宪法的内容是规定国家根本组织的法律。所谓广义上的宪法是指一国政府的整个体系，即建制、归范或管理政府的各种法规、惯例的积累；所谓狭义上的宪法则非指一切法规、惯例的的整体，而只是指规范政府的法规、惯例中表现为法律文书或者极有关系的一些法律文书。 (3) 宪法表现了国家权利的授予和限制。
我国宪法学者对宪法的概念大致为：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民主制度的确认和法制化，是阶级力量对比关系的表现，最终决定于统治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
权利，是指国家通过宪法和法律所确认和保障的，公民实现某种愿望或获得某种利益的的可能性。
一． 宪法的产生过程是一个权利争取的过程
我国古书上出现过“宪”字，指一般的法、典章、制度，和近代意义上的宪法不同。欧洲古代与中世
纪时期的宪法也不同于近代宪法。近代意义上的宪法起源于英国、美国和法国等资本主义国家，是伴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制度而产生的，对反对封建专制制度，建立和确认资产阶级民主中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13世纪初英王约翰实行严厉的封建专制引起诸侯和僧侣的不满和武力反抗，战争失败后签订了《大宪章》，虽然这还不同于近代意义上的宪法，但他对国王的权利有了一定限制。17世纪是英国资本主义成长起来，新兴的资产阶级和从贵族中分裂出来的新贵族阶层（主要是属于中小贵族阶层的乡绅）结成同盟，开始了反对封建制度的斗争。1628年查理一世为筹款被迫召开国会，国会向国王提出了《权利请愿书》，这是英国较早的宪法性文件，反映了资产阶级的利益。1688年资产阶级核心贵族发动政变，推翻了詹姆士二士。1689年国会通过了《权利法案》，共13条，规定：未经国会同意，不得以皇权停止法律、废除法律及征收皇室用的费用，不得在国内招收及维持常备军；国会议员的选举必须自由，国会内的讲演、辩论，不得在法院或国会外予以追问或弹劾，定期召开国会；人民有向国王情愿的权利；法院审判案件，不能用非常残酷的刑罚，不得科过多的罚金，定罪前不能科罚金或没收财产，陪审团人员必须选举，审判叛逆罪的陪审官需为有不动产的公民，从此确立资产阶级的君主立宪制。
18世纪后半期，北美殖民地和英国宗主国的矛盾日益激化，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斗争转变为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1776年7月4日通过了《独立宣言》，宣称“人人生而平等，人均由上帝赐予一定的天赋权利，其中有生命的权利、自由的权利以及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此权利，所以才在人们中间成立政府，凡是破坏此种目的时，人民既有权利予以更废，并建立以此原则为基础的新政府。”
1789年巴黎人民起义，攻破巴士底监狱，政权从王室转到制宪议会手中并通过了《人权宣言》，宣称：人生而自由，权利平等，永久不变，自由、财产、生命之安全及对于压迫的反抗是“人类的天赋而不可让与的权利”。“凡属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对公民非依法律“不得加以控告、逮捕或拘禁”，“一切公民除依法律规定，对此自由的滥用应负责任外，均有言论、著作、出版的自由”，“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这个宣言是资产阶级在反封建斗争中的纲领性文件，用法律的形式宣布了资产阶级的平等自由的民主原则，打击了封建专制制度，对人民权利的实现起了积极重大的作用。
我国宪法权利的形成是人民长期斗争和建设的结果。自鸦片战争后，中国人民为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民主自由，进行了前仆后继的英勇斗争。新中国成立后，又经历了严重左的错误思想，直到四人帮被消灭后人民权利才又得以恢复与保障。


二．公民基本权利是包含于宪法中的基本内容
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制定和颁布了1954年宪法、1975年宪法、1978年宪法和1982年宪法。82年宪法关于公民基本权利的规定是以54年宪法为基础，结合我国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和当时的实际情况加以规定的。同前三部宪法相比较82年宪法对权利更加重视，把“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一章放在国家机构一章之前，内容也更加充实具体明确，为权利的保障提供了法律上的依据。

三．宪法救济
宪法之不同于其它法律在于它是根本法，是母法。其含意是宪法在规范意义上具有最高性，一切法律规范都从它那里取得合法的效力，即构成一切法律规范之合法性的来源。它意味着，社会的一切组织和个人都首先必须遵守它，违者将承担违宪的法律责任。宪法救济在西方社会由来已久，尽管存在着司法审查、宪法法院及宪法委员会审查三种模式的差异，但是其对公民权利所起到的强有力的救济作用却是殊途同归的。我国法律目前已明确规定了宪法的审查机关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但其实际所起的作用尚有待努力。值得指出的是，2000年6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183次会议通过的“法释(2001)25号”司法解释（即对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齐玉苓受教育权受侵害案”的请示所作的批复），开创了我国宪法司法救济之先河。该司法解释作了如下的法理阐述：“根据本案事实，陈恒燕等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了齐玉苓依据宪法规定所享有的受教育的基本权利，并造成了具体的损害后果，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据介绍，原名“齐玉玲”的齐玉苓，与对方当事人之一的陈晓琪均系山东省滕州八中1990届应届初中毕业生。陈晓琪中专预选被淘汰，而齐玉苓则通过了统考，被济宁商校录取为财会专业委培生。在陈晓琪之父陈克政的一手策划下，陈晓琪从滕州八中领取了济宁商校给“齐玉玲”的录取通知书，冒名顶替入校就读，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国银行滕州支行。齐玉苓由于没有收到自己应得的中专录取通知书，和陈晓琪相比则是另一番命运：1990年8月，到中学复读；1993年6月，在向有关部门交纳了一大笔城市增容费后，她转为非农业户口，并于同年8月到邹城市劳动技校就读；3年学习期满，她被分配到山东鲁南铁合金总厂工作；1998年7月以来，有相当一段时间下岗待业。据此批复，全国首例侵犯受教育权利案件在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结。被人冒名顶替上学、受教育权利被侵犯的齐玉苓最终胜诉，依法获得了直接、间接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害赔偿近10万元。这个批复在法学界引起了强烈反响，一些媒体对该案的价值和意义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学者们一致认为，最高法院关于此案的批复，首次在司法解释中提出了司法机关应当保护公民依据宪法规定所享有的基本权利这一概念。有学者指出：我国宪法虽然比较全面地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达18项之多），然而，时至今日，其中只有9项基本权利制定了具体的法律加以保障，另9项则长期停留在“宪法”纸张上，缺少成为实践的渠道。这种状况显然不利于对公民宪法权利的保护，也不利于维护宪法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最高尊严和权威。因此，在宪法中公民的许多基本权利缺乏具体法律保障的状况下，最高法院选择了一个看上去并不“典型”的民事案件作出这样的批复，是在当前的社会经济条件下采取的一个社会代价相对较小，对各方面造成的冲击和震荡最弱的实现和保护公民宪法权利的途径。这一批复虽仅寥寥数语，但由于其在民事案件中直接适用宪法的有关规定，最先实现了宪法的司法化，对公民权利实施宪法救济的价值不容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