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辞是人在社会交流中所产生的一种社会行为，在选用一定语言材料的基础上，采取相应的修辞方式，以期达到最理想的语言表达效果。既然修辞是人们用于交流所产生的一种语言行为必然会受到社会文化心理的影响。 

　　一、 修辞和文化的定义 

　　黄伯荣，廖序东《现代汉语》：“一是指客观存在的修辞现象，二是指修辞知识或修辞学。”“用作动词则是指依据题旨情景运用特定手段，以加强语言表达效果的活动。” 

　　对于文化的定义各家却说法不一，迄今为止文化的定义有数百种之多。许嘉璐在《什么是文化》中给文化下的定义是：广义的文化指的是人类所创造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所有成果。狭义的文化就是人类创造的精神成果。他把文化分为三个层级，第一层是表层文化，又称物质文化。第二层是中层文化，又称制度文化，第三层是底层文化，又称哲学文化。人们的修辞离不开文化这个大背景，修辞具有民族性，因为不同的民族具有不同的文化传统，不同的居住区域，不同的风俗习惯和不同的心理状态，面对同样的客观事物就会运用不同的修辞去描述主观感受。 

　　二、社会文化心理对修辞运用的影响 

　　不同的社会环境塑造了不同的社会文化心理，社会文化心理对于修辞的运用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我们将基于文化的三个层面来研究社会文化心理对修辞运用的影响。 

　　（1）社会物质层面的文化心理对修辞运用的影响 

　　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中小农经济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小农经济低下的生产力导致了人民普遍低下的生活水平，这就制约着人们思想水平的提高，文人士大夫把关注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人民衣、食、住、行上面，这也使其创作的文学作品大都与人民生活疾苦有关，例如唐代诗人杜甫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就运用了对比，夸张等修辞手法描写了老百姓们严酷的生活环境和无助，表达自己对人民苦难的深深同情，对黑暗现实的无限痛心。与小农经济低下生产力水平相适应，孔子提出“食无求饱，居无求安”的思想。“节制饮食”，反对豪饮贪吃的“饕餮”行径的饮食文化深刻影响着后人的创作心理认知。由于古代物质生活缺乏，健康的“胖”只有中上流社会才拥有，于是人們都认为胖的人命运都好，产生了对于胖的向往。唐朝美女杨贵妃由于体态丰腴，人们以此为美，写了不少赞美之词，如“环肥燕瘦”“丰肥浓丽”。这些无不体现着当时的社会文化心理对修辞手法的运用的深刻影响。 

　　（2）社会制度层面的文化心理对修辞手法运用的影响 

　　战国至秦汉之交，战争频繁，社会动荡不安，有序的，规则的修辞形式自然就受到人们的喜爱，如《孟子》《荀子》《吕氏春秋》最为典型。《吕氏春秋·仲夏纪》中“是月也……可以居高明，可以远眺望，可以登山陵，可以处台榭。”运用了排比来写作，而书中这样的修辞方式还有很多，这正是由于秦汉之交频繁惨烈的战争造成的人们对于有序形式的独特爱好，排比高度规则化的形式特征也正好契合人们的心理需要。先秦时期有强烈的种族歧视，作为亡国奴的宋国，与作为蛮族的楚国往往被讥笑与嘲讽。《韩非子·五蠹》中“宋人有耕者，田中有兔，兔走触株，折颈而死，因释其耒而守株，冀复得兔，兔不可复得而身为宋国笑。”就运用了讽喻的修辞手法表达对宋国的人的嘲讽之情。 

　　在唐朝由于生活水平大大提高，社会政治统治者比较清明，人民生活比较安逸于是就产生了大量运用夸张，对称的诗歌。王维《山居秋暝》中“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王之涣《登鹳雀楼》“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李白《望庐山瀑布》“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等都运用对称的修辞手法来描写事物或抒发情感。对称可以产生一种极为轻松的心理反映，满足了人们对于安定，平稳的生活追求，因此对称在唐代诗歌中开始要求十分严格。 

　　明末清初由于政治风云激漩盘转，形成了大量的遗民诗歌，写出来许多“行洁”“志哀”“迹齐”等的诗歌词句。如：夏完淳《别云间》“无限河山泪，谁言天地宽。”顾炎武《精卫》“我愿平东海，心沉志不改。”都运用了不同的修辞手法来表现当时作者的壮志情怀。 

　　在抗战时期各种军阀力量和外国势力盘踞中国，龙争虎斗，诗词风格也深受此时的政治影响。如毛泽东的《沁园春·雪》“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其中毛泽东运用夸张﹑排比﹑比喻等修辞手法来表达自己对时局的所见所感。从上可见社会政治心态对汉语修辞手法的运用影响极为深刻。 

　　（3）社会哲学文化的心理对汉语修辞运用的影响 

　　含蓄是中华民族的显著特征，不仅行为举止含蓄，就连语言表达也追求含蓄，并推崇含而不露，一再言外。中国人含蓄的文化心态深受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的影响。儒家哲学思想文化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的身心发展，行为方式，还对国人的情感和语言表达影响深远。王岩《谈汉民族文化心理对古代诗歌修辞的影响》中指出“‘和’是仁学体系的核心，是儒家所追求的目标。‘和为贵’是中国古代文化中最有影响的人生格言，‘和’成为中华民族人生哲学重要组成部分。”‘和’的精神，‘中庸’的方法表象在言语表达上就是要含蓄，要委婉，不要观点鲜明，言辞激烈，不留余地，不要单刀直入的展示自己的观点，表达自己的好恶，而要迂回曲折，由古及今，由远及近，层层推进，要隐晦，要影射，要‘微言大义’‘言近而旨远’。中国诗歌受儒家哲学思想的影响，形成了注重含蓄的美学传统。如唐朝诗人李商隐《无题》中“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以”丝“谐音”思“表达女子对爱情至死不渝的情感。《刘三姐》中“姓陶不见桃结果，姓李不见李开花，姓罗不见锣鼓响，三个蠢才哪里来？”就以姓联物，指物借意对给财主当帮凶的三个秀才极尽辛辣嘲讽。谐音双关作为汉语中的一种修辞格式，在历史上是变化发展的，但它一直深受中国哲学文化心理的影响。 

　　三﹑结语 

　　话语修辞与人们的生活工作密切相关，因此社会心理对于修辞的运用的影响可见非常深远，值得我们深入的研究。由于文化的定义有很多种，由文化产生的社会心理也有很多，社会文化心理对修辞的影响有很所方面，本篇只从文化的三个层次所形成的社会心理对修辞的运用影响进行了论述，不可能面面俱到，仅以一管窥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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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许嘉璐. 什么是文化[J]. 文化遗产，2006.2. 

　　[3]王岩.谈汉民族文化心理对古代诗歌修辞的影响[J].艺术教育， 2006（7）. 113-114. 

　　[4]郭焰坤.文化修辞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5]黄伯荣，廖序东.现代汉语[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6]白玉寒.论汉民族文化对修辞的影响与制约[D].云南师范大学，2007. 

　　[7]陆稼祥.文化与修辞的关系[J].浙江师大学报.200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