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日本经济文化崛起与其对待西方文明的方式有着密切关系，本文从日本对待西方经济文明的态度出发探究这种态度导致的后果。

　　要想了解近代日本在经济方面对待西方文明的态度和后果，就必须先界定一下“近代日本”一词。日本究竟是什么时候进入近代的?这个问题的答案众说纷纭。常见的有两个版本。第一个，也是最常见的，认为1853年的“黑船事件”是日本近代的开端，第二个则是将1868年开始的明治维新作为日本近代的开端，而不少学者在编写日本近代经济史时又往往从幕末社会的经济状况开始写起。这样复杂的情况使得我们要确定研究的时间段十分困难。由于本文的研究对象是近代日本与西方文明，我们将近代定义为从1853年“黑船事件”到1945年日本战败这一段时间，以便更有针对性地进行研究。

　　日本对待西方文明的态度并非始终如一，其变化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时期。

　　一、近代以前：排斥与恐惧

　　在“黑船事件”以前，日本曾经历了两个多世纪的孤立。为防范西方对日本的渗透，进而对幕府统治产生危害，德川幕府在1640年前后先后5次颁布“锁国令”，统制贸易，严禁日本人的对外交往，取缔基督教和驱逐外国人，仅开放长崎一地，允许荷兰、中国和朝鲜进行有限的来往。因此在近代以前日本对西方的一切文明非常排斥。这种排斥源自他们对于西方文明的不了解，而人对未知世界总是充满恐惧的，因此这种排斥中又带有一丝恐惧的意味。

　　二、明治维新以前：恐惧与好奇

　　“黑船事件”后，日本被强行拖入了近代化的浪潮中。德川幕府与欧美列强缔结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甚至在明治政府成立后，为了得到列强的支持和承认，不得不满足列强的要求，在旧条约的基础上继续追加对日本更为不利的新条款。洋人在日本也和在中国一样，处于“上大人”的地位，这些情况不仅严重地威胁了日本民族工商业的发展，更使日本民族深受外来的压迫。此时的日本人在自卑的同时，对西方文明感到既害怕又好奇。

　　三、明治维新后：自卑的学习、狂热的崇拜

　　幸运的是，日本作为次文明国家向来擅长靠吸收别国文明来发展自我。明治维新后，日本意识到自己的落后，开始主动地学习西方先进文明。为了“求知于世界”，效法西方走资本主义道路，在日本推行近代化改革，岩仓使节团访问欧美。这次意义重大的出访活动主要的收获在于找到了日本发展资本主义的“楷模”。考察团以经济发展为重点，决心以英国为典范发展工商业，大力推行“殖产兴业”政策;以德国为师发展集权主义，大力发展军工、重工业;先“内治”后“外交”，逐步实现富强平等的愿望。从此开始，日本政府大刀阔斧地改革，其中工业化成为重头戏。迅速地开展产业革命，最终发展成战前的垄断资本主义，一跃成为了亚洲的经济强国，实现了后发国经济赶超的奇迹。

　　作为一个“好学生”，大和民族从不吝惜对于强者的崇拜。明治维新开始后，日本对于西方的艳羡和向往之情达到了顶峰，甚至有全盘西化的倾向。明治时代的日本，从1876年开始在中学里开设英语课，并允许建立基督教教堂和学校;日本领导人和知识分子对美国及美国生活方式公开表示强烈的好感。美国被描述为“人间天堂”，并因为它结束了日本的闭关状态而被视为“恩人”，美国的自由被赞美成既令人羡慕又值得仿效的东西。也许从来没有哪个民族像明治时代的日本人那样，给自己灌输了如此之多的西方生活方式。[2]167这种关系不对等的学习态度，可谓是“自卑的学习”，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

　　四、产业革命后：矛盾

　　改革后，尽管日本的经济发展速度第一，但面对欧美列强，它在经济上依旧处于相对弱势。这对于日本看待西方的文明的态度产生了微妙的影响。日本人看待西方，“就如身无分文的穷小子看待腰缠万贯的大富翁一样……表面上他们讲大话，说他们是人，我们也是人，但是在内心深处，他们害怕西方的能力、强权和知识，并听天由命地认为他们不可能与西方抗衡。”日本人在明治维新时对西方的洞悉，一方面使日本人感到自惭形秽，另一方面也引发出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这种情绪时常被日本人自己看成是一种心理上的补偿，甚至在明治后期开始出现极端民族主义、传统主义以及军国主义。而1895年打败中国、1905年打败俄国的事实更令日本人自我膨胀，他们不再向过去那样狂热地崇拜西方文明。时至1899年，日本信心十足地收回了当初让给西方国家的治外法权，并在20世纪初作好了向俄国挑战的准备。这种态度上的变化某种程度上正是日本矛盾心理的反映。

　　这些态度的变化产生了一系列后果。

　　第一，日本积极地向西方学习，很快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实现了经济的腾飞，步入了强国的行列。学习本是一件好事，但是日本求好心切，为了能以最快速度赶超欧美，日本在经济改革上走向了极端。日本的产业革命具有国家主导、军工优先、财阀垄断、依赖欧美、剥削弱者的特点。这些特点可谓经济发展的双刃剑，既能快速提高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又给日后的崩盘埋下了隐患。时至“一战”，日本进入经济的“黄金时代”，企业盈利惊人，股市暴涨，对外贸易扩张，财政大为改善，可谓一片繁荣景象。然而这种过快的、异常的发展模式最终导致了慢性萧条、经济危机、金融危机和“昭和危机”，最终日本政府只能靠战争转移国内矛盾、刺激生产需求，实施了侵华的计划。

　　第二，日本在对西方的狂热崇拜中，民族心理愈发不健康，游走在自卑与自大中。经济实力上的飞跃并没有带给日本人足够的自信心，因为他们依然能清楚地看到自己与西方国家存在的巨大差异。明治维新时，在日本出版物中，妄自菲薄和妄自尊大常常是两大并行主题。19世纪80年代，一位日本作家直率地断言，日本人“没有能力”;另一位作家写道：“日本国民的理解力迟钝，体格弱小。”与此针锋相对的是极端民族主义、传统主义以及军国主义的膨胀。明治后期日本人开始把天皇奉为大和民族的神圣领袖，到了“二战”时对天皇的崇拜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比起经济上的挫折，这种病态的矛盾心理才是西方文明留给日本最深刻、最痛苦的印记。

　　作者：章珞佳 来源：速读·下旬 2015年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