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关于中国是否应该取消以控制人口增长为特征的计划生育，争议很大。主张取消计划生育的论者认为，“37万平方公里的日本拥有1.28亿人口，96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拥有13亿人口，日本的人口密度是中国的几倍，却在推行以鼓励人口增长为特征的生育政策，为何中国却要实行限制人口增长的计划生育呢？”当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除美国保持着稳定的出生率和人口增长而对生育政策采取中性立场外，其他国家的人口出生率多在平衡点以下，人口保持着零增长或负增长，因而都很关注生育，鼓励生育。俄罗斯甚至将婚龄降到14岁，提倡每个妇女生育孩子3个以上，将人口生育提到种族存亡的高度。当今发展中国家，人口出生率较高，人口增长较快，多推行以控制人口增长为特征的计划生育。中国的人口政策迥异于发达国家而类似于发展中国家。毋庸置疑，中国在经济上仍是发展中国家，但中国的人口状况既别于发展中国家又异于发达国家，也就是说，就人口出生率之低和老年化程度之高，中国已经类似于发达国家，比发达国家还突出；而就人口增长的绝对数，中国又类似于发展中国家，比发展中国家还突出。从前一个指标来看，中国应该完全放开计划生育；而从后一个指标来看，中国还应该严格执行计划生育。如果把这两个指标中和平衡，我们在理论思维上应该是“在两极之中把握中庸之道”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这是对若干省市已经试点实行的“双独”夫妇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可以生育二胎）政策的进一步调整；十八届五中全会又作出全面放开二孩的决定，目的是使人口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

　　章美锦先生在《读书》2013年第8期发表了《人口问题能否以日为鉴？》一文，文中认为，中国和日本一样进人低生育水平国家之列，却不能以日本为鉴，在日本鼓励生育的同时，中国却要限制生育，她还提出了中国和日本的四大不同，在笔者看来是值得商榷的。

　　一、是否“日本比中国更有能力负担较多的人口”？

　　理由是“二零一二年日本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四万五千七百七十四美元，中国五千四百三十二美元，日本人均财富是中国的8.43倍”|:。这似乎是说，国家越穷越应该搞计划生育；中国2012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5432美元，相比较日本是很穷的，所以应该计划生育。这个逻辑是没有根据的，从历史纵向来看，无论日本还是美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低于5432美元可以说是很长的阶段，并没有听说这些国家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低于5432美元的时候搞过计划生育。

　　章先生还说“如果日本人宁愿承受与中国国民一样的生活水平，它的总人口可以膨胀到十亿。”1:这个论说等于说因为日本人不想和中国人一样穷，所以不愿生育，如果他们想和中国人一样穷，那立即也能达到10亿人口。这论说把贫富与人口关系的方向说反了。在日本经济发展史上，二战后到20世纪80年代，经济增长和人口增长同步，20世纪90年代后，经济下滑和人口下滑也同步，因此日本人凭经验也知道，如果他们不想和巾国一样穷，那他们应该是多生产人口而不是少生产人口。如果日本像目前这样人口持续减少，人口降至5000万以下，作为一个岛国的日本就没有可靠的国内市场，经济必然凋敝，随之带来贫穷。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重不断下降，经济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也随之不断下降，在日本人口下降的同时，日本不是越变越富而是越变越穷。1987年，日本超过苏联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经济总量超过美国，1995年日本经济总量为美国的70%，占世界经济总量的17%，经济和人口都达到峰值，可谓是如日巾天。但是到了2011年，日本人口连续每年下降100万，巾峰值的1.3亿以上降为1.28亿；世界GDP为69.66万亿美兀，日本GDP为5.87万亿美兀，日本占世界GDP的比重约为8.43%，2011年美国GDP总额为15.09万亿美兀，日本的经济总量巾1987年占美国的70%降为不到40%。1995年，美巾日三国GDP按美兀计算分别为7.4万亿、0.73万亿、5.3万亿，2015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2014年各国GDP，美巾日分别为17.4万亿、10.4万亿、4.6万亿:2:，按美兀汇率计算，日本的经济总量巳经不到美国的三分之一和巾国的二分之一了。人口下降不仅把日本带人老年社会，还带给日本长达二十余年的经济衰退。实际上，对于日本，经济富裕和人口增长是正相关的，因此，为了避免有可能贫穷的结局，他们拼命地鼓励人口增长，确保人口不至于在下降的轨道上失控。至于“总人口可以膨胀到十亿”的说法，没有一个日本人会相信的，因为他们正担心的是人口数量的下滑，膨胀到十亿的增长方向可能只是一个奢望。

　　今天的蒙古、埃塞俄比亚等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远远低于巾国，也没有搞计划生育。论者乂说，“人口不加节制地增加下去会加重人与自然的矛盾，带来社会问题”，这虽然没错，却是老生常谈。更何况，巾国虽然每年增长的人口绝对数多，但人口出生率却在降低，人口的零增长十几年后就到，然后是负增长；现在中国的维持人口均衡数巳经降到每对火妻生育2.1个小孩以下，目前大概为每对火妻生育1.6个小孩左右，还谈什么人口尤节制地增长呢？当今中国，乡村小学早就大量撤并，自然村也在大量消失，尚未消失的也处在挣扎线上，一些自然村只有区区几位走不出去的贫穷老人。2013年5月8日的《东方今报》报道：脉结坪是河南偃师市府店镇安乐村的一个海拔800米的山顶村庄，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山上的人陆续下山，如今只剩下5位老人:3:“5人村庄”并非个案，从某个侧面说明，当下巾国的农村文明正在被势不可当的城市文明所湮没，自然村落正在以令人咋舌的速度消失。

　　二、是否“日本面临劳动人口枯竭的危机，而中国长时期内劳动力供给仍然过剩”？

　　论者认为，“目前巾国二十至五十儿岁年龄组劳动人口为八亿三千儿百万，三十年内仍将维持在七亿至八亿之间，在数量上相当于所有发达国家劳动力资源的总和。这还未考虑生产力水平因素，除非生产力水平踏步不前，正常情形下伴随着生产力水平特别是农业生产力的提高，人口巾还将释放出源源不断的剩余劳动力，因此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巾国根本不会缺乏劳动力，劳动力人口总体上仍然是严重过剩的，就业压力还将长期存在”。

　　以上说法值得再考虑。我国的人口按照目前的出生率在2030年前后就实现零增长，也就是说，到了2030年，即使超过现在的13亿人口，但巾于这十多年的低生育率，老年人口将达到惊人的比重，劳动力人口比重大幅下降，劳动力人口很难达到7到8亿了。据2010年统计，巾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重巾改革开放初期的22%降为19%，仍然接近世界的五分之一，与此同时，中国儿竟人口数量占世界儿童的比重为11.9%，才十分之一多一点，这是一个反差较大的数据。

　　表一2010年中囯、印度人口总数、儿童人口总数及世界占比

　　根据表一，尽管我国的人口多于印度，但儿童人口数量只有印度的60%，这是我国的人口出生率远远低于印度所致。根据图1,2014年我国0-14岁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只有16.5%，相比较2010年的16.6%乂下降0.1%，巳经处于严重少子化，大大低于世界27%的平均水平。按照目前的人口出生率推算，十几年后，巾国的人口总数将会低于现有水平。巾于老龄化的加剧，14岁以下的儿童降到15%以下，60岁以上的非劳动力老龄人口将达到33%左右，20岁以下的非劳动力人口约为18%左右，非劳动力人口占总数的50%，那时的总劳动力人口数将降到5亿以下，而非“三十年内仍将维持在七亿至八亿之间”。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2年和2013年，巾国劳动年龄人口分别比上一年下降了345万、244万；2014年，16周岁以上至60周岁以下（不含60周岁）的劳动年龄人口91583万人，比上年末减少371万人，占总人口比重为67.0%，较上年下降0.6个百分点①。我们所面临的不是人口过剩引起的失业而是劳动力短缺的压力和因劳动力短缺所引起的结构性失业。

　　说“生产力发展释放出剩余劳动力”可以从经济学层面进行探讨。我们现在去银行取款多在取款机前进行，由于生产力的发展，有丫取款机，银行窗口的职员减少丫，但别忘记丫，正是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又诞生丫新的制造取款机的产业，又会吸纳劳动力。生产力的发展，能够使第_二产业劳动力减少，却又创造丫第三产业，吸收更多的劳动力。现在的生产力是百年前的数十上百倍，按照论者的推断，现在的剩余劳动力和失业率是百年前的数十倍，但恰恰相反，现在的失业率甚至比百年前还低丫。虽然现在的大学生就业难，但是蓝领工人特别是技术工人已经十分短缺，现在也不能断定中国已经出现劳动力过剩丫。至于失业，主要与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结构有关，而与生产力高低、人口的多寡关系不大。纵使是人口快速下滑的经济发达国家，也面临着严重的失业问题。小城市、小城镇的的劳动人口相对较少，但并不比北京、上海等人口稠密的特大城市的失业率低。今天的生产能力大大提高，.早就告别丫过去排队买东西的“短缺经济”时代，市场已经由卖方转变为买方决定，每_-个人都是买方都是消费者，都是潜在地给对方提供就业机会，而不是抢夺对方的就业饭碗。只要你_-走进市场，就会发现现在的儿童市场很发达，家长为丫小孩的发展和成长舍得大把花钱，每_-个新生婴儿都对儿童消费市场做出贡献，如果出生率太低、新生儿太少，必然会使儿童市场萎缩，使原来从事儿童市场工作的_-部分人丧失工作，反而提高而不是降低失业率。那种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早就退出经济竞争的舞台，人口数量多只要产业结构合理是利于就业的，论者把缓解就业压力当作计划生育的理由，是需要我们注意的。

　　三、是否“日本鼓励生育可以缓解人口老龄化，而中国不节制生育却只会加剧老龄化的社会负担”？

　　论者_-方面承认日本的老龄化严重，又认为“就算将来三人行必有老者，也构不成日本人口毁火性的灾难。”1:实际上，当今日本想方设法鼓励人口生育，就是对出生率下降所导致的人口毁火性的担忧；论者还退_-步提出“就算将来三人行必有老者”按照日本目前的趋势，两人行必有老者也是可能的。老龄化并不是指老年人的绝对数，而是指老年人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出生率越低，意味着年轻人口在总人口比重越小，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比重越大。章先生既然承认日本鼓励生育可以缓解人口老龄化，那中国为仆么不是这样而是相反呢？她所列举的.-二三理由有些自相矛盾，_-方面说“中国人口老龄化提前到来，确系计划生育所致”1:，同时又说“试图通过多生人口来缓解中国人口老龄化，无异于饮鸩止渴”1:。如果承认老龄化的到来是控制人口的计划生育所致，那么解铃还须系铃人，改变原先的计划生育政策当然是避免老龄化的良策而不是毒酒，是对症下药而不是饮鸩止渴。如果执行严格的计划生育，人口呈倒金字塔结构，怎么能够避免老龄化的命运呢“不节制生育”和“老龄化”是_-对矛盾关系而非因果关系，“老龄化”正是由于“过于节制生育”引起的。从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来看，除美国之外的其他国家，20世纪90年代后在经济发展上遇到极大的挑战，原因在于他们步人老年化。为仆么老年化的社会会导致经济和社会发展的_-系列问题呢？因为资源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而资源又包括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在这两种资源中，人力资源更为重要，更起决定性作用。人力资源包括劳动者数量、劳动者素质和劳动者年龄三个要素，老年人由于年龄过大、精力衰退、体力不济等因素已经不是人力资源至少不是优质人力资源，老年化社会必然是人力资源祜竭的社会，其危险性甚于自然资源祜竭，老龄化意味着人力资源的退化、经济社会发展的弱化和人类生存环境的恶化。

　　学者易贤富在《中国需正视人口危机要果断停止计划生育》.-文中指出“年轻人跳得高（经济增速高），也转得快(产业转型、升级快）；而老年人不但跳不高，转身也可能会闪腰。中国东北喊了这么多年产业转型、升级，不但没有转过来，反而率先出现经济衰退，因为东北的人口老年化程度最严峻”6:。东北无论人口出生率还是自然增长率在全国都是最低的，短短三十年间，东北从中国经济发达的地区变为相对落后的地区。据最新统计，人口出生率最后的5个省级单位是北京（0.707)、上海（0.737)、辽宁（0.741)、黑龙江(0.751)、吉林（0.760):7:，但北京上海是直辖市，东北三省是除此二直辖市外人口出生率最低的省级单位。

　　易贤富还认为“这还可以用另外_-个人口学参数进行佐证。20岁一64岁劳动力与65岁及以上老人之比代表经济活力。日本的劳动人口与老年人口比在1994年开始低于美国，GDP增长率在1992年开始低于美国。中国的劳动人口与老年人口比在2035年开始低于美国，GDP增长率可能在2033年开始低于美国。”:6:我认为这个观点是有_-定根据的，也在警示我们，人口低出生率如果延续甚至进.-步恶化，那么我们的人口红利老本在未来的十几年就会消耗殆尽，在我们的劳动人口与老年人口比低于美国时，经济增长率数倍于美国的时代恐怕_-去不复返，而是相应地也随之低于美国，经济上赶超美国恐怕就很难丫。那种认为2050年中国经济总量是美国三倍的乐观观点建立在忽视对那时候两国的劳动人口与老年人口比的科学预测上。

　　论者又说“中国不节制生育”这也有些欠根据，因为大部分研究者只是主张放开二胎，政策层面上还是主张节制生育的，只不过是程度的问题。即使有部分全面放开的主张，也是基于对国人出生欲望降低、丁克家庭涌现的担忧。在外在政策之外，国人也走向内在的节育，因此“不节制生育”的结论在理论、政策和实践中都是不存在的。近年来，人口政策从“双独”到“单独”再到“全面放开二孩”说明生育是个逐渐有限放开的过程，根本不是不节制的生育。四、是否“中国人口自我约束机制弱于日本，一旦放开生育，后果不堪设想”？

　　论者认为“人口再生产具备了自我约束的机制，即使政府鼓励生育也不致总人口膨胀到失控的地步”:1:。说日本“即使政府鼓励生育也不致总人口膨胀到失控的地步”是事实，却是转移视线的论辩，现在的日本即使鼓励生育也不会出现人口膨胀失控的局面，却会出现人口下滑失控的局面，这是日本拼命鼓励生育的原因之所在。论者还说：“中国的人口问题，从根本上说，既不是过去生的太多，也不是现在生的太少，而始终是人口太多。人口超载始终是制约这个社会发展的主要因素。”:1:这个论述是不符合逻辑的，因为“人口太多”正是因为“过去生的太多”这二者间有逻辑必然关系；反过来说，如果现在“生的太少”那么终究有一天，中国人口也会变少，而不可能“始终是人口太多”人口超载也不是“始终的”问题，而是“暂时的”问题，这二者之间也有逻辑必然关系。环顾中外，只要是经济发展并步人城市化的国家，人口的发展规律几乎是一样的：在经济快速发展的阶段，人口迅速增长，一些国家和地区实行限制人口的计划生育政策；随后经济发展到相对高级的阶段，人口的增长率迅速逆转，对人口膨胀失控的担忧很快转为对人口下滑失控的担忧，转而实行鼓励人口的计划生育政策，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的这种转变都不过短短的十几年时间。美国虽是例外，但也遵循这一趋势，美国的人口从独立战争时期的300万，发展到90年后南北战争时期的3000万，1915年达到1亿.1967年达到2亿，2006年达到3亿:8:，2013年4月止为3.15亿多②，美国虽然人口增长，但增长率也在不断下降。由于中国人口增长率已经很低，人口增长失控的局面不会出现；又由于中国的人口多，每年保持着稳定的人口增长，人口下滑失控的局面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也不会出现。中国的人口出生状况正好处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中间地带，所以对计生问题有很大的争论；但既然处在这种中间地带，我们为什么不采取“执两用中”的相应中性的政策呢？

　　一些放开二胎的试点单位，也并没出现出生率暴涨的现象。在现在的北京、上海等发达地区，人们的生育愿望低，妇女的生育年龄已经接近30岁，相对于20岁的育龄延缓了50%。例如一个家庭，60年内，20岁的育龄是增加三个新人口，而30岁的育龄是增加两个新人口，从而加速人口的下降，而育龄的推迟是由于城市化的各种因素造成的，连计划生育法也没有规定。计划生育，既有外在层面，主要由政策、法律强制规定；也有内在层面，也就是经济发展所引发的人们的生育意愿和养育能力的变化。在经济落后的地区，如建国初的农村，在落后的经济条件下，人们没有任何娱乐和自由发展，生孩子是业余时间的主要作为；再加上孩子被当做“猪”养，虽穷，但养育孩子的成本较低。还有落后观念以及社会保障没有的情况下所必然产生的“养儿防老”的心理，等等，导致出生大量人口。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中，这些促进高生育的内在因素都不存在了，年轻的父母要自己的发展时间、高额的孩子抚养费、社会保障对“防老”意图的消解，都导致人们的生育愿望快速降低，这种内在因素比政策等外在因素起到了更大的作用，这就是经济和城市化发展所导致出生率下降的原因之所在。城乡不同的社会和生育环境，导致城乡人口增长率之间的巨大差距：经济落后以农村为主的发展阶段，农民生育愿望高，面临着人口增长过快的压力；而经济发展以城市为主的发展阶段，市民的生育愿望低，面临着人口下滑过快的压力。对于这两种极端，都应该实行计划生育，只是方向相反。伴随着城市化的提升，人们的婚龄推后、育龄提高、生育愿望下降，最终导致出生率的下降和人口下滑。上海若不是外来人口，单凭当地的出生率也许早就出现人口下降并导致城市竞争力的下滑。当然，单单上海本地人口下降不可怕，还可由全国其他地方补充，如果每个地方都像上海这样高度城市化导致人口下降，那又怎么可能从其他地方补充人口呢？这是一个可能会发生的严峻问题。论者所言的“一旦放开生育，后果不堪设想”:1:，目前来看似乎还不会发生。目前一些可以生育二胎的家庭反而不愿意生二胎，因为社会的发展对父母提出太高的要求，养育一个孩子的成本太高了，经济投人和时间限制使那些企望做父母的年轻伴侣望而却步。

　　据报道，已实行多年的双独二胎政策对人口结构的影响很小，上海的两百多万有资格申请生二胎的双独家庭，五年来实际申请户数仅一万三千多例，实际生育数更降至七千多户，仅占0.35%③。北京市城市双独家庭受访者中，选择了“不愿意”与“愿意”生二胎的比例是44.16%和26.13%。实行单独政策后，实际申请生育的家庭所占比例不到四成，有的地方连两成也不到。“根据北京卫计委统计，去年全市申请数三万余例，有28778例申请通过审批。根据此前的官方预测，单独二孩政策将使北京市五年累计新增出生人口27.07万人，平均每年新增出生人口约5.42万人。从全年获批人数不足三万来看，2015年北京市实际出生的单独二孩将大大低于预期。”:（2014年全国全国实行“单独”生育政策，全年出生人口为1687万:1°:，相比2013年出生人口1640万仅仅增加了47万。这就说明，决定生育率的是经济发展水平和人们的生活方式及生育意愿，国家的政策和法律所起到的作用并不大。以中部一个农业县为例，公务员的年工资3万元，双职工不过6万元，而一个上私立初中的孩子学费1万元，再加上其他开支约两万元，如果两个小孩上初中就是4万元的开支，是全年收人的三分之二，这是大部分家庭无力承担的。更不用计算孩子上大学、结婚、买房等费用了。当下，中国人口的自我约束机制已经很强了，在北京、上海等地不要小孩的“丁克”家庭已经不是个别现象，这是人们的生育观念所致，与计划生育政策放开不放开没有关系。

　　五、结语：节制还是鼓励生育，参考指标既是人口总数更是出生率所显示的人口发展趋势

　　日本人口从1945年到1973年，增加了51%；日本人口在1973年突破1亿后，到2013年，增加到1.28亿。日本总人口从2007年开始下降。日本厚生劳动省推算，2029年后日本年均人口减少量将突破100万，2036年后日本人口总数将减至1亿以下，到2060年日本人口总数将下降至8674万:||:。章先生显然忽视了，是鼓励还是限制人口增长，主要不是取决于人口的绝对数，而是人口的出生率，日本人口在1948年突破8000万，但出生率超过30如，所以出台《优生保护法》，实行少生优育。韩国人口在停战后暴增，20世纪80年代人口突破4000万，当时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提出“一个好女儿十个儿子也不换”，类似于中国的一胎制，生育控制不是个人权利，而是“国民的义务”，但是到了1990年代，出生率进一步下滑，1996年韩国放弃了控制人口的计划生育转向鼓励人口的生育政策，但为时已晚，生育率于2005年下降至1.08。日本在人口8000万时节制生育，却在现在人口1.3亿时鼓励生育；韩国在20世纪60年代人口2500万时节制生育，却在现在人口5000万时鼓励生育，这绝不是巧合，而是说明，节制还是鼓励生育，参考指标既是人口总数更是出生率所显示的人口发展趋势。日本、韩国、我国台湾地区都经历了经济高速发展所带来的人口激增和节制生育，随后人口出生率大幅下降，又转而采取鼓励生育政策。

　　还有一种现象是，在人口出生率迅速下滑的同时，日本的经济增长率也迅速下滑，经济滞胀长达20年，由经济发展的排头兵变为落后兵；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比日本的情况好一些，但也是风光不再。这种现象是一种巧合还是经济和人口发展的规律使然，王张节制生育的论者会竭力回避这一现象。在他们看来，只有巾国减少人口.把H亿减至8亿甚至5亿才更有利于经济发展。他们更不愿意看得更远一些，二战后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与人口出生率是正相关的，也就是说，20世纪奶年代前.经济增长快，人口出生率相对较高；而进人90年代后，人口出生率和经济增长率双双进人下滑线。美国是唯一的例外。从二战后到80年代中叶，美国的经济在资本主义世界中不断下降，日本处于上升趋势。但自进人90年代以来，美国在西方发达国家中一枝独秀，今天，美国的人均产值大大领先于日本，2014年的经济总量是日本的3倍以上，这是不是因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是经济发达国家中唯一保持人口稳定增长的国家呢。当然，美国的人口增长得益于移民、黑人和少数民族，美国的白人出生率和其他发达国家一样也是较低的，导致白人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不断下降。

　　纵使美国的人口整体增长，但个别地区人口也出现下降，而人口下降的地方，经济也随之下滑。在20世纪50年代的鼎盛期，底特律位列美国第五大城市，全城拥有将近两百万人口。2013年2月，底特律被《福布斯》杂志评为2012年美国最悲惨城市。曾经有200万人口的底特律，现在只剩下70万人口。大量白人中产阶层离开这座城市，街道上空无一人，甚至在底特律的市中心，也到处可见废弃的宾馆、游泳池、各种商业中心、电影院、教堂和学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00年到2010年间，有25万居民搬出了底特律。底特律周边的郊县还是一片祥和，但是市区治安恶化，抢劫、盗窃、劫车、枪击频繁发生。目前城区里83%的人口为非洲裔，其中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失业率高达18.2%，是全美平均水平7.7%的两倍多。2013年7月18日，素有“汽车之城”美誉的底特律市负债超过180亿美元，正式申请破产保护，并于2013年12月4日获得批准，成为美国迄今为止最大的破产城市。

　　人口的快速增长对经济增长、就业压力和环境破坏等方面的影响显而易见，所以控制人口的快速增长是政府的明智政策。实际上，我国如果20世纪50年代就实行计划生育，那肯定具有前瞻性的战略意义，可惜我们错过了。但如果认为人口快速下滑就能解决经济增长、就业压力和环境破坏等问题，那无疑也是错误的药方。我们以日本和美国的底特律为例，人口一旦大幅下降，建筑业将停止，房子将一钱不值，国民财冨将大幅缩水；工厂也将减产或停产，失业工人剧增；在经济下滑的同时，对改善环境的投人也将停止，环境也将恶化。这就是经济和人口发展内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如果我们无视这种客观规律，想当然开出药方，最终留给我们的只可能是后悔的眼泪。我们不能笼统地说人口是“多”好还是“少”好，关键是人口生产和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正如通货紧缩的危害性不亚于通货膨胀一样，人口趋少、劳动力不足的危害性不亚于人口和劳动力过剩，一个缺乏年轻人的国家是没有发展动力和前途的。正如易贤富指出“有人认为人口红利消失后，可通过产业升级，用‘中国智造’护驾‘中国制造39;其实‘制造’和‘智造’都依赖年轻的体力和智力。”:(1:“我们要吸取西欧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人口教训，未雨绸缪，及早规划和适时调整我国的人口政策，争取主动。”:12:人是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兴旺的重要指标，连人都没有，还谈什么繁荣发展？凡事有“度”，人口数量的过多或过少、人口增长过快或下滑过快，都是社会发展的大忌，都给予我们警示。

　　当然，章美锦在随后的文章，对计划生育的立场有所松动，提出“如果将计划生育的着眼点，从直接限制家庭生育数量，转变到以鼓励少生优育为核心，辅之以细致而完善的法律法规，借此去影响和改变个人理性预期，那么，家庭生育行为向有利于适度人口的方向转变，还是可以期待的。”:13:这个观点有一定的建设性意义。但可以说，这种转变只是细节上的，这表现在她对计划生育贡献的夸大和放开二孩后“口子只会越开越大”的忧虑。就前者而言，她认为如果不实行计划生育，那么“我国总人口势必在进人二十一世纪时或已突破二十亿大关”:13:。这个说法有失偏颇，因为即使原来的计生委也只是说计划生育使中国少生4亿人，加上现在的13亿多人也就是17亿多人，何来20亿？何况计生委所报的少生4亿也有夸大之嫌，章美锦把1982年后的18年人口增长率大大低于1982年以前的32年人口增长率的功劳，几乎全部归于严厉的计划生育是不科学的，实际上正是社会经济发展和城市化所引起人们生活方式和生育观念的变化，才是中国人口增长率降下来的最主要功臣。至于“口子只会越开越大”的忧虑，还是由于其对计划生育的前见导致的。事实是，2014年单独放开后，只比上年增加47万婴儿；全面放开二孩，目前也没有出现婴儿数量的暴增。

　　在人口问题上，要抛弃教条和先人之见，着力分析当前的问题并稍带_-下前瞻性的考虑，与时倶进，根据人口现状和经济发展要求、资源承受力等因素调整人口政策。人口政策调整要不失时机，当机立断，前车之鉴是“韩国和台湾地区在生育率为1.6与1.8时开始转为中立，到1.1左右进人超低生育水平后数年才开始鼓励生育。它们与日本转向鼓励生育政策的指标显示出.-些共同的特征：都是在经济相对发达的情况下进行政策调整，妇女普遍受到高中以上的教育，平均初婚年龄在25岁以上；当时人口已经进人了老龄化，出生率在10%。以下，人口预期寿命在75岁以上，少儿比在16%-19%之间。也就是说，它们选择在其他方面较为接近，而生育率比日本低得多的情况下转向鼓励生育。这也许预示着，这两地政策调整的预期不容乐观。”有人认为，人口普查有漏报现象，导致统计数字偏低，对此，有研究指出“笔者并不否定六普生育数据存在.-定的漏报瞒报现象，但本文分析揭示出六普生育率极低具有人口发展自身的内在原因，而通过递进生育率和终身生育率的分析也足以反映中国人口生育水平已经过低的现实。我国目前的人口出生率是1.6-1.8之间的中立阶段，还没到1.1一1.3之间的低水平，但有这个趋势，并已经在上海等地变为现实，其他地方也可能相继出现。这就要求我们现在要有心理准备，并做好防患于未然的工作，决不让“趋势”变为“现实”不能步日本、韩国等国人口发展状况之后尘。

　　聂长建\中南民族大学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