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篇：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中经济增长理论的比较教学

　　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这两门课程当中都有关于经济增长理论的教学内容。一方面，马克思从资本增值的本性和资本家追逐利润的动机出发，理解经济增长。另一方面，西方经济增长理论是从外部现象入手，通过分析的方法认识不同要素对增长的作用。

　　讲授这两门课的教师如何引导学生正确认识这两门课程中的增长理论的差异？笔者尝试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进行讲授，向学生展示两种理论对增长问题不同的解释。通过分析比较，使学生对相关问题能有更深刻理解。

　　一、马克思的经济增长理论

　　马克思在1862—1863年间，仔细研究过法国重农学派代表人物魁奈的《经济表》。他高度赞扬了《经济表》，把它称为“一个极有天才的思想”[1]。后来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的19章强调：“魁奈的《经济表》用几根粗线条表明，国民生产的具有一定价值的年产品怎样通过流通进行分配，才能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使它的简单再生产即原有规模的再生产进行下去。”[2]受到《经济表》的启发，马克思构造和发展了社会资本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理论，这成为马克思的经济增长理论的核心内容。

　　马克思把社会总产品按照使用价值分为两大部类，按价值划分为三个组成部分。这也构成了他研究社会资本再生产的两个理论前提。

　　（一）静态的单一部类经济。社会总产出w可以写成如下形式：w=αc+v+m，其中c代表不变资本，α是折旧率，v是可变资本，m是剩余价值。另外假定全部预付资本一次全转移到商品中去，即α=1。

　　定义如下比例关系：γ=c/（c+v）=c/k，其中k=c+v。γ这一比值测量了资本有机构成，它等于不变资本c比上预付总资本k，其中预付总资本k等于不变资本c加上可变资本v。

　　定义剩余价值率μ等于剩余价值m与可变资本v之比（利润/工资），即：μ=m/v。

　　经济增长率与储蓄率和剩余价值率（或利润率）正相关，与资本有机构成负相关，这在本质上与哈罗德—多马模型是一样的。马克思的增长理论与哈罗德—多马的两部门均衡增长模型非常相似，而马克思的模型比哈罗德—多马模型的提出早了半个多世纪。吴易风[3]指出，马克思在这个领域的科学成就不仅在他自己的时代全然是开创性的，而且在半个多世纪中他开创的这个科学领域几乎无人进入。这不能不说是科学史上一种相当罕见的现象。

　　二、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

　　1936年，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发表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在西方经济学说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该著作的出版标志着现代宏观经济学的诞生。虽然凯恩斯本人的理论具有短期静态分析的性质，但是，他的后继者却把凯恩斯的理论和分析方法进一步动态化和长期化，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当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发端，其标志是哈罗德—多马模型。

　　哈罗德和多马分别在1939年、1946年独立地提出了建立在凯恩斯理论基础上的经济增长理论。由于两个模型的思想基本一致，因此经济学家通常把两个模型联系起来而称为哈罗德—多马模型。这一模型要回答如下问题：经济要如何才能维持持续增长而不会陷入周期性波动的衰退之中？

　　在现实中，哈罗德—多马均衡增长条件很难满足。也就是说，这个模型不具备自我调整的能力，一旦出现不均衡，就只能任其发展。哈罗德-多马模型中的均衡增长的这种不稳定性有一个形象的比喻，即具有“刀锋”性质。为了摆脱这种理论困境，索洛1956年发表了《对经济增长理论的一个贡献》，开始创建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模型。

　　三、索洛增长模型

　　索洛首先认为资本要素和劳动要素之间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替代，同样的产出既可以用资本密集的方式进行生产，又可以用劳动密集的方式进行生产。为了简化推理，假定不考虑技术进步的情况，即A=1，是常数。同时假定生产函数是一个“一阶齐次方程”（HomogeneousDegreeOne），这样的生产函数意味着服从要素规模报酬不变的原则，同比例增加所有投入要素，产出的增长比例与投入要素增长比例相同。即：F（λK，λL）=λF（K，L），λ≥0。

　　通过这些假定，就可以将总量生产函数写成人均生产函数：y=Y/N=F（K/N，1）=f（k）。式中，y表示人均产出，k表示生产过程中的人均资本。于是一个经济体的人均产出水平在一定的技术水平下取决于其掌握的人均资本。再进一步，我们假定方程式具有以下性质，f′（k）>0，f″（k）<0，即随着人均资本的增加，人均产出增加。但是，人均产出增长的比率随人均资本增加而递减，也就是人均资本的边际产出是递减的。

　　这样资本产出比可记为：Y/K=y/k=1/v。它描述了人均产出与人均资本之间的关系。

　　关于人均产出的使用（或者称需求），我们可以将它分成两部分：人均消费c和人均投资i，有y=c+i。人均投资来自于人均储蓄，我们假定人均储蓄率为s（0≤s≤1），那么人均消费就是：c=（1-s）y，从而y=（1-s）y+i。根据上式，人均投资由人均储蓄决定：i=sy，进而i=sf（k）。上式表明，人均投资取决人均储蓄，而人均储蓄又取决于人均产出，进一步地人均产出又取决于人均资本，人均资本又受到人均投资的影响，这些变量和因素就构成了经济的动态循环关系。

　　在现实经济中，生产过程中的资本会有磨损，假定资本折旧率为δ。在一个劳动力没有增长和不存在技术进步的经济里，人均投资i的主要用途就是替代生产过程中被损耗的人均资本δk，以保证人均资本保持不变，维持经济的简单再生产状态。也就是说，当i=δk时，经济中人均资本不变，人均产出不变，由人均储蓄转化的人均投资替代生产过程中被损耗的人均资本，经济处于一种稳定状态。

　　当人均储蓄大于人均资本折旧时，人均资本有可能增长：dk/dt=sf（k）-δk。

　　这一理论以资本积累为核心，以资本收益递减规律为基本假设，能够以简单的、易于处理和计量检验的方式，为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提供基本的分析框架。在索洛模型诞生后，一些学者对其思想进行了进一步扩展，将微观基础引入经济总量的动态分析之中，构建了具有无限期界和代际特征的增长模型，并得出了与索洛模型类似的结论。

　　四、比较与评价

　　（一）关于经济增长的动因。马克思从资本增值的本性和资本家追逐利润的动机出发，理解经济增长，预言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真正找到经济增长的动因和障碍。西方经济增长理论，对增长问题的研究是从外部现象入手的，通过分析的方法认识不同要素对增长的作用。如哈罗德—多马模型从投入角度说明了经济增长的原因，得出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能实现持续稳定增长的结论。新古典增长理论假定资本—产出比是一个变量，资本和劳动可以相互替代，并将技术作为外生变量，部分解释了20世纪中后期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增长，但这种分析无力说明由于资本积累和边际收益递减导致长期增长停滞的现象。

　　马克思将扩大再生产的基础确立在追加投资上，并将生产和消费放在一个对立统一体系中，这一思想对后来的西方经济增长理论产生了重大影响。实质上，从凯恩斯开始，西方经济增长理论也开始触及消费和生产、储蓄和投资的关系。在他们的理论中，也承认了资本品和消费品的区分对分析经济增长的重要意义。

　　（二）关于经济稳定增长的条件。马克思认为，自发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可能满足这种实现条件或平衡条件。资本家阶级生产的动力不是消费，而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占有。生产如果过剩，则其原因不在于需求，而在于增殖。并且，只要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经济危机就无法避免。马克思认为，不改变整个社会的根本经济制度，经济增长是无法持续的，资本主义条件下经济增长只能是间断性的，必须通过强制性的调整，才能使社会资本再生产恢复期均衡条件。

　　西方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增长只是考虑增加投入或提高要素效率，单纯地增强生产能力和增加产量就可以实现，不需要考虑实物补偿问题，价值补偿只是资本品和消费品的补偿，不存在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的区分问题，所以当经济增长无法达到均衡或均衡遭到破坏时，其增长理论无法提供解释，更无法解决问题。他们只能从表面上暂时解决长期增长的均衡条件，但无法从根源上解决经济的长期的可持续增长。只能是强调政策和国家干预，不断强制地使其恢复到长期均衡增长的水平。

　　作者：燕安

　　第2篇：试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现代化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其目的在于研究人类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发展规律，并且侧重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与生产关系的联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剩余价值论和资本主义劳动理论等观点为我国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经济发展指明了道路，它对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然而，时代是在不停发展进步的，现代化社会的发展出现了许多新的政治经济问题和政治经济生产关系，一味地套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已经不能够很好地适应时代发展。与时俱进，跟上时代潮流，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现代化将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方向。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心思想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生产关系是指人们在物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经济关系，如生产资料所有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联系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生产力决定上层建筑，经济的发展是受社会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政策影响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心思想是劳动价值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关于劳动价值论的描述有很多，首先，它强调商品的价值属性，认为价值是商品的社会属性[1]。其次，商品价值是由人类无差别的劳动所形成的，创造价值的唯一要素是人类劳动。最后，商品使用价值不等同于商品的价值。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劳动价值论还指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经济的特点是生产资料私有制，以雇佣劳动力和剥削劳动力为主要生产方式，而共产主义的商品经济是产品经济，生产完全社会化。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除了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进行分析和研究外，它还对人类历史上各个发展时期的经济做了研究。例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分析出人类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形式是自然经济，即自给自足的社会经济形式。同时也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价值形成、市场调节与宏观调控的关系、货币的发展与形成、价格的形成等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作用与成就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中国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有着重要作用。中国首次应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在俄国爆发十月革命之后，十月革命对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发展有很大影响，中国首次将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与中国实践相结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下，我国最终取得了革命胜利，同时也带来了经济的复苏与发展。

　　20世纪60、70年代以来，全球再次掀起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热潮，利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进行思考分析，并解决了当时社会上存在的许多问题。其获得的成就主要有：一是利用数学成果，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进行研究[2]。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数学领域有了快速的发展，数学也有了更加广泛的应用，利用先进的数学方法和理论知识，能够帮助人们更加科学理性地分析出资本主义国家对人类劳动的剥削，也能够更加精准地论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基本经济理论。二是经济危机理论的进一步发展。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再一次论证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矛盾观，资本主义基本政治和经济制度必将导致经济危机的爆发。三是国家关系理论[3]。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经济全球化成为国际经济发展的趋势，资本市场国际化使国际经济关系更加复杂，这需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观点给予正确指导。四是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发展理论成就。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理论观点具有时代进步性，马克思是提出关于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中社会经济调节理论的第一人，这一理论对20世纪和21世纪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三、现时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

　　（一）深入研究，进一步完善基本理论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时代发展的产物，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当时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关系为前提，提出了符合当时社会发展的政治经济理论，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有着完全的适用性和先进意义。然而，时代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任何学科的研究都会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所反映的政治经济观念已经不能很好地解释现代经济现象，也不能完全地解决现代的经济问题。虽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现代化经济发展中不具备完全适用性，我们也不能否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先进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基本理论具有普适性。例如，劳动价值论中的生产规律和生产力之间的关系、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等一般原理，依然适用于现代化的经济发展。但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也有部分观点和原理在现代社会的发展已经不能够完全适用，对于这部分观点和原理应该舍弃。例如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对于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的划分，在现代的经济发展中不能够完全适用。如生产劳动包不包括现代企业所谓的管理劳动和监督劳动？这些劳动是否也属于凝结在商品中无差别的劳动？能否增加商品的价值？另外，关于剩余价值、生产资料等个别原理知识，都是现时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应该修正的理论。

　　（二）适应时代的发展需求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要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首先要认清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本质和规律。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处的年代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对立的年代，两大阶级具有很深的政治矛盾和经济矛盾，而现代社会，工人阶级已经不再是“无产”阶级，他们拥有丰富的生活资料，甚至能够成为商品生产者和股权所有者，两大阶级的关系和矛盾日益缩小。并且在国家政策的扶持下，工人阶级的利益得到了更多的保障，福利待遇也更好，工人阶级推翻无产阶级的罢工斗争基本没有。其次，企业生产发展与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的矛盾得到了极大缓和。企业生产发展与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的矛盾主要是受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社会分工的细化，各个行业的专业性加强，必然导致企业生产的组织计划性更强，同时，企业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而进行的不良竞争将会导致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二者产生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甚至导致了金融危机的爆发。但是经济危机之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纷纷效仿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管理方式，加强了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得到控制，这大大的缓和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矛盾。第三，市场的扩大发展，与生产无限发展相适应。市场的限制性发展，必然导致发生冲突，形成资本主义生产的恶性循环。随着现代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国家纷纷开拓了海外市场和国内市场，这极大地扩大了市场的范围，缓解了市场与生产发展的冲突，避免了资本主义国家周期性的经济危机。

　　（三）打破传统教条主义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行动指南，并不是教条，坚决不能够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盲目地认定为教义，犯教条主义错误。所谓教条主义就是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个别理论与一般理论一样，都具有时代适应性，反对根据实际情况合理应用，反对坚持实事求是。教条主义是与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观相违背的，是不可取的。其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应用不是简单的套用，而是应该根据各国、各个时代的具体情况与发展变化，合力完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般原理，并灵活应用个别原理甚至抛弃个别原理，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保持时代先进性，以促进现代经济的良好发展。照搬硬套也是教条主义的特征之一，即指完全套用教义内容，不做任何改变。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党人的根本目的就是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这句话是在当时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矛盾激化的背景下说的，具有时代性特征。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有所缓和，此时如果不管实际情况，仍然坚持“消灭私有制”，必须对社会经济甚至政治稳定不利，这一理论明显不适合当代的发展。因此，要坚决杜绝照搬硬套，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最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现代化必须要坚持创新与发展。创新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现代化的必要手段，必须坚持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才能够促进国家经济现代化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现代化的共同发展。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般理论和原理具有普遍适用性，但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个别原理在新时代的发展条件下已经过时。因此，实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现代化必须要坚持完善一般原理，修正或抛弃个别原理。只有这样，才能够促进国家经济现代化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现代化的共同发展。

　　作者：马坤

　　第3篇：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三大命题

　　为更好地理解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我们需要回顾总书记近期关于政治经济学的重要论述。2014年7月，在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上，指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自觉认识和更好遵循经济发展规律，不断提高推进改革开放、领导经济社会发展、提高经济社会发展质量和效益的能力和水平。”2015年11月，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2015年12月，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再次强调：“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主线。”

　　学习总书记这些重要论断，及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发展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对三个重大理论命题进行深入思考。

　　命题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

　　经典理论和实践之间的矛盾。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典理论中所预见的未来社会，应该是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率先建立。这一未来社会的生产关系具有如下特征：实行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分配关系上实行按劳分配；经济运行上采用计划经济体制；不存在商品货币关系；人与人之间是自由而平等的联合劳动关系，不存在剥削关系。然而，在实践中，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是在生产力落后的民族国家中率先建立。这些国家包括中国曾试图人为地、直接地按照上述未来社会生产关系的特征来改造当前社会。但历史证明，计划经济体制并没有使得社会主义物质生产得以持续地、极大地发展。人为“拔高”、“冒进”的生产关系严重束缚了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摆在这些社会主义国家面前的，是生产力亟待发展的巨大鸿沟。实际上，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曾讲到，“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以及，未来社会的建立，是“需要有一定的社会物质基础或一系列物质生存条件，而这些条件本身又是长期的、痛苦的发展史的自然产物。”

　　经典理论和实践的主要矛盾，在于“不合格的”社会主义直接把计划体制作为唯一的经济运行机制，并且试图跨越有助于生产力极大发展的商品经济阶段。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以苏联为首的传统社会主义国家，采取了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依赖政府制定计划安排生产，消灭和排斥商品经济和市场机制。这一强化政府、拒绝市场的发展模式，尽管在国家工业化初期显示了积极作用，但这些国家很快陷入了全面的长期性危机，生产无效率、整个社会死气沉沉。这一切最终引发了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引发了理论界对于社会主义向何处去的深刻思考。中国之所以能够从社会主义阵营中脱颖而出，在于我们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最终找到了经典理论和实践之间的矛盾，进而调整了政府（计划）和市场的关系，发展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结合，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必然包括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其结果，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对初级阶段社会主义走向“合格的”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实践过程的理论概括。其主要内容，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指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条件下，可以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利用市场手段来进行资源配置，进而促进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最终实现共同富裕。需要强调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在社会主义前提下的市场经济，离开社会主义空谈市场经济，是对社会主义的背离。所以，我们的市场经济不能够“去社会主义化”，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

　　命题二：公有制为主体和共同富裕是改革开放总过程的根本原则

　　探索公有制为主体的有效实现形式。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同志在十八届三中全会所作《说明》中也强调，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所有制结构逐步调整，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在发展经济、促进就业等方面的比重不断变化，增强了经济社会发展活力。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更好体现和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进一步探索基本经济制度的有效实现形式，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多方面数据显示，非公经济占整个国民经济比重早已超过50%。此种条件下，如何理解和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探索其更为有效的实现形式，这不仅直接关乎国有企业的改革方向问题，而且关乎社会主义的性质问题，这是重大的历史课题。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强调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有利于国有资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竞争力。这是新形势下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的一个有效途径和必然选择。与此同时，要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实现以管企业为主向以管资本为主的转变。然而，如何更好协调“党管干部原则”和“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方向”（例如，增加市场化选聘经理人等举措）之间的关系，是仍需深入研究的重大问题，这实际上集中反映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如何更好结合的问题。

　　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改革开放初期，小平同志经常强调：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的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在晚年小平同志看来，社会主义制度是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的。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更多更复杂。应该说，改革开放的前半程，我们更多强调了“先富起来”，改革开放的后半程则需要突出强调“共同富裕”。一个颇受关注的指标—基尼系数，从我国改革开放之初1978年的0.2左右，到2000年前后突破0.4的国际警戒线，且高位运行至今。另一方面，社会上出现的“农二代”、“农民工二代”、“富二代”、“穷二代”等等问题，说明了当前社会不仅呈现出两极分化现象，而且存在代际传递的固化趋势。此外，农民工的出现，一定程度上支撑了改革开放所需要的劳动力，为我国长期经济增长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资源。然而，随之出现的留守儿童等问题，也同时说明了农村原有家庭制度遭到重构并卷入到整个国家的财富积累过程。

　　社会主义的本质，不仅在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也在于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中央文件从最初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到“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再到“实现两个同步、提高两个比重”，乃至今天我们强调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这说明，党中央已然开始下决心解决这个突出问题。从“先富论”到“共富论”的时代转变，不是要回归平均主义，而是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好坚持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根本原则。

　　命题三：发挥好党总揽全局的能力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根本前提

　　如何界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性，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和思考的重大理论命题。一般来讲，市场经济，包括“政府”和“市场”两大主体，市场内部，则主要包括“劳动”和“资本”两大要素。从这个角度来看，似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没有本质差别。所以，当前理论界经常强调，市场配置资源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这没有错。但需要追问的是，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在哪里体现呢？这是不容回避的理论问题。同志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十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坚持党的领导，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重要特征。党的坚强领导是政府发挥作用的根本保证。在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我们要坚持和发展我们的政治优势，以我们的政治优势来引领和推进改革，调动各方面积极性，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好发展。

　　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两层含义。纵观近百年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历程，特别是从1929年资本主义国家的大萧条以来，政府和市场关系的动态调整与边界的确定，是一条贯穿各国经济改革实践的主线。其结果表现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承认并接受了“政府的作用”；社会主义承认并接受了“市场的作用”，发展了“市场经济”。所以，不论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都面临着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和边界的问题。对于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而言，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就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从而为其创造条件。

　　西方经济学通常以“弥补市场失灵”来界定政府的作用，这里的“政府”是“被动”发挥其作用的。对我们国家而言，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失灵在某种程度上必然会存在，当然也要政府“弥补市场失灵”，然而这远远不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具有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例如市场决定资源配置规律，而且，它也具有特殊规律。我们不仅要从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一般性功能出发，来看待“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一般性”，例如：克服市场机制缺陷与健全宏观调控体系、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保障公平竞争等等；更要从我们的特殊国情出发，来理解和更好发挥社会主义政府作用的“特殊性”。例如：确保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推进市场体系的发育和完善、制定中长期发展战略，实现赶超型经济发展等等。

　　作者：张开

　　第4篇：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当前，全面总结我国经济发展的经验，推动形成系统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说，既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逻辑，更是现实发展的需要。

　　从经济学理论发展的角度来看，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陷入了长时期的低迷萧条状态，充分暴露出了世界经济治理体系以及各国内部经济长期所存在的顽疾，如高度不平衡的世界体系、不断膨胀的金融垄断资本、日益严重的贫富差距、资本逻辑下愈演愈烈的生态危机等问题。面对这些影响世界经济发展的根本性、结构性问题，虽然世界各国采取了纷繁复杂的政策措施，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等各种经济治理政策轮番使用，然而实践却无情地宣告这些经济理论的失败。可以说，当前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已经陷入了范式危机，全球经济发展亟待新的经济学理论。对此，一些有识之士也对西方主流经济学进行了深刻反思。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鲁格曼直言，过去30年的宏观经济学至多是无用的，最坏是有害的。哈佛大学的一些学生甚至通过罢课的方式对西方主流经济学表示不满。著名金融家索罗斯则出资创立“新经济思维研究所”，目的就是要推动经济理论的变革，试图纠正目前西方主流经济学的问题与缺陷。

　　从世界经济发展史来看，一个经济发展成功的国家必然产生基于本国实践经验的经济学理论，同时经济学理论也必然进一步推动一国的经济发展。如18、19世纪英国的繁荣既推动了由亚当·斯密、李嘉图、穆勒等人所建立的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的发展，更重要的是古典经济学为英国铲除封建残余制度、建立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国家，从而推动英国成为“日不落帝国”提供了思想源泉和理论支撑。又如，作为19世纪后起国家的德国，则是李斯特主义经济学理论的创立和成功运用，推动了德国从一个落后国家一举成为具有强大的工业生产能力和创新能力的世界强国。再如，19世纪末美国的崛起，正是美国学派所提出的一整套国民经济学说和政策方针为美国由弱变强并最终赶超英国提供了理论指导。

　　长期以来，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改革和发展的过程中，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下，我国形成了许多重要的理论成果，如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理论、树立和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的理论，等等。正是在这些理论的指导下，我国的经济改革发展之路才避免了犯颠覆性错误，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之路，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然而，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基于我国经济改革发展实践所形成的各种经济理论和学说还显得非常零碎，并没有形成一套系统的、完整的、具有严密逻辑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说。此外，经济建设中的一些成功经验也没有得到系统地总结，没有从理论上加以抽象提炼并形成体系化的学说。这容易使我们丧失理论自信，甚至掉入西方经济学理论和西方话语体系的陷阱之中，误判未来的经济发展方向。

　　理论是行动的先导。当前，我国经济已经进入新常态阶段，经济改革和发展中面临着新的问题和任务。对此，唯有全面总结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经验教训，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才能更好地应对未来的挑战。

　　作者：华明

　　第5篇：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

　　2014年7月，总书记在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时指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自觉认识和更好遵循经济发展规律”。2015年11月，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8次集体学习时，总书记强调，“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到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现了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新要求和新境界，体现了对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理论自信和理论自觉。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们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必修课”，这是总书记在主持政治局学习时提出的重要论断。

　　科学理论是正确行动的指南。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习、研究、运用，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创造性地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理论，在探索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提出的我国经济过渡和经济发展的独创性观点，在改革开放实践中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经济改革和发展的系列重要理论成果，紧紧扣住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不同时期的经济实际，揭示了中国经济社会关系发展的本质，深刻回应广大人民群众不同时期的呼声和期盼，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

　　坚持问题导向，紧密结合中国经济关系发展的实际，倾听人民呼声、回应人民群众诉求和期盼、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铸就了政治经济学“必修课”的本质规定。如总书记所概括的：“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要坚持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部署经济工作、制定经济政策、推动经济发展都要牢牢坚持这个根本立场。”

　　“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为了更好指导我国经济发展实践，既要坚持其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更要同我国经济发展实际相结合，不断形成新的理论成果”，这是总书记主持学习时提出的根本要求。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不仅要坚持问题导向，坚持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而且要在“问题倒逼”中探索中国经济关系的趋势性变化和阶段性特征，提出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和根本举措，注重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就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实现怎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的新回答，也是对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中国经济关系趋势性变化和阶段性特征的新认识，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升华，集中体现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成就。

　　“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这是总书记主持学习时提出的重要任务。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总书记注重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新的实践经验的提炼和规律性成果的总结，对“系统化的经济学说”有着多方面的拓展，可以概括为六个方面：

　　一是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推动各种所有制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同时公有制主体地位不能动摇，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能动摇。

　　二是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分配制度，努力推动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劳动报酬提高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不断健全体制机制和具体政策，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持续增加城乡居民收入，不断缩小收入差距。

　　三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理论，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辩证法、两点论，继续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上下功夫，“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把两方面优势都发挥好。

　　四是关于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理论。新常态下，我国发展的环境、条件、任务、要求等都发生了新的变化。新常态也创造了新的战略机遇，提供了新飞跃的要素、条件、方法和环境。积极推进各个领域的改革，切实完成转方式、调结构的历史任务，实现经济增长保持中高速、产业迈向中高端。

　　五是关于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的理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四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入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四化”同步发展的方向。

　　六是要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善于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利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更加注重推进高水平双向开放。

　　“要深入研究世界经济和我国经济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贡献中国智慧”，这是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基本方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成就，是以中国经济事实和实际为背景和基础的，说的是中国的事情，直面的是中国的问题，提出的是办好中国的事情、解决好中国问题的理论和对策，因而形成的也是符合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和时代特点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2015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主线。”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进程中，在实现“社会发展和解放生产力”根本任务中，在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主线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必将显现其理论自信、理论自觉和理论自强，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当代发展中贡献“中国智慧”。

　　作者：顾海良

　　第6篇：政治经济学研究与人本主义逻辑的解构

　　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形成的过程中，有一个文本即《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以下简称《评李斯特》）起到了重要的过渡作用。然而，在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这一文本却未受到足够的重视和关注。今年正值《评李斯特》写作170周年，重读这一文本，充分挖掘并科学评估这一著作在马克思思想发展史上的历史地位，可以为当下进一步推进对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研究提供有益启示。

　　一

　　1843年《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实现了哲学立场的第一次转变，即由青年黑格尔派的唯心主义转向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而在1844年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实现了政治立场的转变，由原来的革命民主主义转向了哲学共产主义。因此，马克思此时要做的是为无产阶级革命寻找内在依据，这一政治立场决定了马克思第一次经济学研究的目的不是对经济学本身进行理论分析，而是为其政治目的服务。这就决定了，此时马克思必然会站在无产阶级的政治立场上以人本主义的哲学话语来全面批判和否定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这种批判，从实质上来看，就是用费尔巴哈的自然唯物主义来否定古典经济学的社会唯物主义，用前者的人本主义逻辑来否定后者的客观现实逻辑。这一点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和《神圣家族》中得到了明确体现。

　　在《手稿》中，马克思直接以否定私有制为预定前提，批判了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在他看来，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虽然探讨了私有制的各种规律，但对私有制本身的合理性问题却只字未提，而它们的一切论断都是以私有制为前提的，并把它看作是符合人类本性的永恒规律。这种观点必然会遭到马克思的严厉批判和否定，但由于受此时经济学水平的限制，决定了他不可能从经济学本身的内在逻辑来揭示资产阶级社会的内在矛盾，而只能跳到政治经济学之外，援引人性的立场，借助于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逻辑来揭露和批判私有制的反人道本质。这种批判的确体现了他的睿智性，但同时也迷惑了他的双眼，使他无法甄别出古典经济学所蕴含的科学成果，而是把它与资产阶级的狭隘性一同抛弃了。由此可见，古典经济学所蕴含的社会认识论并没有真正影响到当时的马克思。虽然《手稿》中也存在一个客观现实逻辑，但这一逻辑始终作为一种否定性因素屈从于人本主义逻辑的光环之下，无法从总体上改变人本主义逻辑的权力话语的霸权地位。

　　到了《神圣家族》时，马克思也试图在批判鲍威尔等人的自我意识哲学时，阐明一种和唯心主义不同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但由于他仍未真正领悟古典经济学的社会唯物主义思想，历史运动的最终动力还没有归结于历史发展的客观逻辑，而依旧是用人类不变本性（应该）和违反这种本性的外部现实（是）之间的冲突来说明。在这种情况下，对共产主义的论证，归根结底还是像《手稿》中一样诉诸抽象的人性原则。这种认知绝不可能是对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正确总结，而只能是一种脱离历史现实的、带有一种伦理批判的逻辑推论，根本不具有现实性；更重要的是，此时马克思根本无法依据这一理论，为无产阶级革命提供现实可行的道路。

　　为了彻底解决这一问题，马克思又重新回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来，写下了《布鲁塞尔笔记I》《评李斯特》《布鲁塞尔笔记II》。就像他后来描述的那样：“为了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的分析……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我在巴黎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后来因基佐先生下令驱逐移居布鲁塞尔，在那里继续进行研究。”因此，通过对《评李斯特》的深入研究，能够为我们准确把握马克思思想逻辑的转变提供重要启示。

　　具体而言，这种转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对古典经济学认知态度的转变。作为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斯密开启了一种新的社会哲学，即不再像洛克、霍布斯等人那样用政治来注解社会，而是相反，将社会的根基推进到经济的层面，用经济自身的演进来完成对社会的理解，并坚信市民社会的自然演进必然会解决社会中所存在的问题，为事物带来秩序。

　　这是一个极其了不起的贡献。如果说在前期马克思对这种社会唯物主义的思想还是有意拒斥的话，那么现在马克思对这一认知逻辑已经有所领悟，并有意识地承袭了这一思路，为后来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提供了理论资源。其次，前期那条屈从于人本主义逻辑之下的客观现实逻辑已经明确地凸显了出来，成为马克思逻辑布展的主导尺度。在《评李斯特》中，虽然原来的双重逻辑仍然交织在一起，但它们的历史地位已经发生了重要变化：客观现实逻辑已经逐步成为马克思话语布展的理论中轴，而前期的居于主导地位的人本主义逻辑已经开始被解构了，这预示着一个新的格式塔式的转变。它清晰地记录了马克思哲学革命的真实轨迹和动态发展过程，有效填补了从《神圣家族》到《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逻辑缺环，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形成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

　　政治经济学研究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如果说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古典政治经济学是作为批判对象存在的，那么，在《评李斯特》中，这种语境已经发生了重要转变，成为马克思批判李斯特的重要理论支撑。

　　在马克思看来，作为德国资产阶级利益忠实代表的李斯特，是以漫画式的小丑形象登上历史舞台的，他所谓的国民经济学，实质上不过是“在工业的统治造成的对大多数人的奴役已经成为众所周知的事实的”情况下，企图在德国建立资产阶级社会，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时代的反动，所以，他不得不“追求财富而又否定财富”，创造一种“与世俗的法国和英国的经济学完全不同的‘理想化的’经济学，以便向自己和世界证明他也想发财是有道理的”，企图用理想的唯心主义的词句来掩盖资产阶级的真实意图，来为德国资产阶级验明正身，因此，他“必然要反对那种无耻地泄露了财富的秘密并使一切关于财富的性质、倾向和运动的幻影成为泡影的法国和英国的经济学”。结果，“自斯密以来的经济学的全部发展”在李斯特那里丧失了所有的意义。针对李斯特的这种刁难，马克思指出了这种言论的荒谬实质，认为李斯特对英法经济学的这种“否定”，从本质上来讲，就是对现实性的一种否定，即他不愿意承认英法经济学所描述的市民社会已经走向没落的客观事实，而是相反，用一种唯心主义的理想化的词句来予以装点、粉饰这个已经“陈旧腐朽的”市民社会，并把它当作未来美好的社会目标予以欢欣雀跃，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历史的逆流。所以，在马克思看来，这两种经济学的对峙表面上是两种不同的经济主张的对峙，但实际上体现的是两种不同哲学观的对峙，是观念与现实、唯心主义的主观逻辑与社会唯物主义的客观逻辑之间的对峙。

　　在李斯特那里，不是现实高于观念，而是相反，是观念统领现实。他把市民社会自然演进的客观逻辑消融于主观愿望的旋涡之中，结果，“整个国民经济学不外是在研究室中编造出来的体系”，而不是“同社会现实的运动联系在一起的”。对此，马克思非常气愤，对李斯特展开了激烈批判，肯定了古典经济学的理论价值，实现了对古典经济学认知态度的转变。他指出：“如果说亚当·斯密是国民经济学的理论出发点，那么他的实际出发点，他的实际学派就是‘市民社会’，而对这个社会的各个不同发展阶段可以在经济学中准确地加以探讨。”以此来看，此时马克思已经不再把古典经济学作为批判和否定的对象，而是开始有意识地肯定它的认知思路，并借助于这一逻辑来解构李斯特的主观逻辑和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逻辑了。在这里，马克思已经认识到“市民社会”在古典经济学中的积极意义。此时他在批判和否定古典经济学政治立场的同时，积极肯定了它的合理内核，并将后者视为一门科学，以此来建构自己的社会理论。后来在《布鲁塞尔笔记II》中，马克思通过对布阿吉尔贝尔著作的摘录②，进一步肯定了古典经济学的逻辑：经济的逻辑是可以自我扬弃的，“事态即市民社会的自然进程应该给事物带来秩序”。以此来看，此时马克思正是沿着斯密所开创的道路前进的。这是马克思第二次经济学研究的理论成果，也是人本主义逻辑解构的重要原因之一。

　　马克思说：“对这个社会的各个不同发展阶段可以在经济学中准确地加以探讨。”这句话无疑道出了一个更具体的研究思路：从李斯特的观念逻辑回落到古典经济学的市民社会固然重要，但对市民社会这个历史现实本身的分析才是更为关键的，这正是后来历史唯物主义的真实基点。一旦马克思开始着手分析市民社会的演进历史时，一种全新的哲学革命就将到来了，届时，萦绕在他头脑中的人本主义逻辑必然会全面退去，开启一种全新的哲学范式。而这恰恰是在后面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完成的。在后一文本中，马克思指出：“真正的市民社会只是随同资产阶级发展起来的；但是市民社会这一名称始终标志着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这种社会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的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也是由此出发，马克思建立了自己的历史观。然而，此时他显然无法做到这一点，因为他还不具备对市民社会本身进行历史性分析的能力，而只是认识到这一点而已。就此而言，《评李斯特》在总体上只具有过渡性意义。

　　三

　　随着马克思对古典政治经济学认知态度的转变，他的理论布展逻辑也开始发生转变。一开始时，马克思似乎还是像前期那样，用一种人本主义的逻辑来批判资产阶级社会。他指出，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自由劳动”，实际上是一种“间接地自我出卖的奴隶制”，“工人是资本的奴隶，是一种商品，一种交换价值”，“他的活动不是他的人的生命的自由表现，而毋宁说是把他的力量售卖给资本，把他片面发展的能力让渡（售卖）给资本，一句话，他的活动就是‘劳动”’，资产者不是把无产者看作人，而是将无产者变成了物，劳动力仅仅是一种物的生产力，所以，马克思认为，整个资产阶级制度其实就是一种卑鄙的“人为物而牺牲的反人制度”。因此，当他看到李斯特还在空谈那种用爱国主义精神连接成那种脱离现实的理想化劳动时，必然会非常愤怒。他指出，那种“谈论自由的、人的、社会的劳动，谈论没有私有财产的劳动，是一种最大的误解”。这一观点不仅是对李斯特的批判，同时也包含着马克思的自我批判，他在《手稿》中就是以“自由自觉的劳动”为参照系来批判资产阶级社会的异化劳动的。这也表明，此时马克思已经洞悉，在现实中根本不存在所谓的自由劳动，“‘劳动’，按其本质来说，是非自由的、非人的、非社会的、被私有财产决定并且创造私有财产的活动”。此时马克思同样要废除这种非人的劳动，也同样要废除私有财产，但他已经不再运用《手稿》的人本主义逻辑了，而是试图把它建立在现实的逻辑之上。马克思说，要废除非人的奴役状况就要废除私有财产，而要废除私有财产只有被理解为废除“劳动”，并且“这种废除只有通过劳动本身才有可能，就是说，只有通过社会的物质活动才有可能，而决不能把它理解为用一种范畴代替另一种范畴”。

　　在这里，马克思的价值指向是非常明确的，就是为无产阶级革命寻求现实的可行性。在他看来，那种用“一种范畴代替另一种范畴的”思想革命在现实中是根本没有出路的，它不会对现实的生产关系造成任何触动，现实的状况只有通过现实的物质力量来摧毁。此时马克思的思路已经由原来的“应该”回落到现实的“是”了，人本主义的逻辑就此被解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逻辑转换。

　　那么，这个现实的物质力量是什么呢？在马克思看来，就是工业实践。因此，接下来，他紧紧地围绕着工业实践展开了理论分析。他指出，只要人类能够把工业从现实的资产阶级环境中解放出来，就能够为废除这种奴役劳动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一旦这种转变完成，也就意味着，“消除人类不得不作为奴隶来发展自己能力的那种物质条件和社会条件的时刻已经到了。因为一旦人们不再把工业看作买卖利益而是看作人的发展，就会把人而不是把买卖利益当作原则，并向工业中只有同工业本身相矛盾才能发展的东西提供与应该发展的东西相适应的基础”。这样，我们就能把“工业唤起的力量同工业本身即同工业给这种力量所提供的目前的生存条件”区别开来，用工业自身的力量来打破那些束缚工业发展的社会羁绊——资产阶级社会的狭隘限制。

　　此时马克思已经明确地将工业与工业的存在形式区分了开来，要求用工业的自身力量来打破工业的资产阶级形式。他指出：“打破工业的羁绊的第一个步骤，就是摆脱工业力量现在借以活动的那种条件、那种金钱的锁链，并考察这种力量本身。这是向人发出的第一个号召：把他们的工业从买卖利益中解放出来，把目前的工业理解为一个过渡时期。”这是马克思向资产阶级社会所作的一种历史宣判。

　　虽然此时他还在借用“人”的口号，但这里的“人”显然已经不再是《手稿》中那种从未存在过的理想化的“人”了，而是一种从事历史活动的真实主体；同时，对异化劳动的批判也不再是依靠前期的人本主义逻辑，而是转换为工业发展所引起的客观矛盾运动。此时马克思的布展逻辑已经出现了重大转变，即从前期那种对社会主导因素的探讨转向了对社会历史存在基础的探讨，从大写的人学辩证法转向了客观的历史辩证法，实现了从人本主义逻辑向现实客观逻辑的转变。

　　于是，无产阶级革命不再只是一种理论诉求了，而且也是现实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共产主义终于在现实中找到了这个阿基米德点。马克思说：“工业用符咒招引出来（唤起）的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对工业的关系，同无产阶级对工业的关系完全一样。今天，这些力量仍然是资产者的奴隶，资产者无非把它们看作是实现他的自私的（肮脏的）利润欲的工具（承担者）；明天，它们将不断砸碎自身的锁链，表明自己是会把资产者连同只有肮脏外壳（资产者把这个外壳看成是工业的本质）的工业一起炸毁的人类发展的承担者，这时人类的核心也就赢得了足够的力量来炸毁这个外壳并以它自己的形式表现出来。”这已经是在社会历史发展的真实进程中来确认走向共产主义的现实道路了，客观现实逻辑已经不再像前期那样仅仅作为一种否定性因素屈从于人本主义逻辑之下，而是从总体上推翻了后者的主导地位，成为此时马克思逻辑运演的新轴心，这是他迈向历史唯物主义的关键一步。

　　但是，如果仅仅以此为依据就将其指认为新世界观的诞生地，就会走向另一个极端。为什么呢？相对于《手稿》而言，此时的转变无疑是一个重要进步，但我们决不能过分放大这一著作的历史地位，我们必须看到，此时马克思还存在着一些无法克服的难题。他指出：“德国资产者是事后登上历史舞台的，他不可能把英国人和法国人详尽阐发的国民经济学再向前推进，正象后者大概也不可能对德国哲学运动作出什么新的贡献一样。”这表明其时马克思还没有真正领悟古典经济学的哲学意义和黑格尔哲学的经济学意义，市民社会的自然进程和黑格尔哲学的那种历史感还没有真正地结合在一起。这种历史感的缺失，使他对矛盾的理解只能停留在几何平面上，还无法深入到现实历史运动的内在矛盾之中，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而只是停留在用一种脱离生产关系的生产力来批判资产阶级社会的抽象层面。因此，此时马克思所得出的结论绝不是对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客观总结，更不是科学主义的世界观。这一点决定了《评李斯特》不可能是马克思成熟时期的理论著作。但我们决不能因此来贬低这一文本的历史地位，它至少为马克思后面的哲学革命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这正是《评李斯特》一文所具有的理论意义。在此后不久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从物质生产出发，科学诠释了生产力与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运动，准确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建立了自己的历史唯物主义学说，从而实现了哲学史上一次重要革命。这也再次证明，《评李斯特》无疑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过渡性文本。

　　作者：马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