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保守主义革命之后，资本主义成为了完全可计算的(computational)。马克斯■韦伯曾在1905年指出，一方面，资本主义起初与一种无限性形式联系在一起，这种无限性的象征是作为新教伦理之基石的基督，后者建构了资本主义精神。但他也指出，另一方面，建基于这种“精神”之上的社会，在其运转中包含着世俗化和理性化，这又不可避免地会危及其自身一我们可以称之为资本主义的难题。应当看到，随着当代资本主义成为完全可计算的，在所谓的数据经济中得到具体化，这一难题被进一步加重了，这种矛盾被“实现了”，而通过这种方式，资本主义成功地实现了尼采所提到的那种没有未来的虚无主义。

　　2014年3月13日，比尔?盖茨在华盛顿宣称，通过软件的替换，也就是说，随着逻辑和算法的机器人不断扩展对物理的机器人的控制一从“智慧城市”到亚马逊网站，包括梅赛德斯工厂、地铁系统和派往超市的货运车，在那里，收银和称重人员正在消失一在未来二十年中，即使消费者-雇佣制还没被彻底淘汰，也会沦为特例，不再占据常规性的地位。这一在过去多年来被深入探索的论题，近来引起了欧洲报纸的注意。首先是比利时的《晚报》(LeSoir)在2014年7月发出警告，全国的工作岗位将“在十到二十年之内”存在减半的风险。然后是法国的《星期日报（Journaldudimanche)在2014年10月发文声称，根据报纸受罗兰?贝格公司委托所做的一项研究，到2025年，将有三百万个工作岗位消失，影响波及中产阶层、管理人员、自由职业和手工贸易。

　　在由全球数字网络所带来的完全的、普遍化的自动化(automatization)进程中，一个不一样的未来，一个新的开始，是可能的吗？

　　这一问题必须被置于这样一个进程中，即从人类纪(Anthropocene)走向出禽这一时期。我们将这种出禽称为负人类纪(Neganthropocene)。在18世纪末，人类纪为普遍化的无产阶级化(这是亚当?斯密本人已经理解的东西)创造了条件。在这一时期，人类学化(anthropization)已经成为一个“地质学因素”。从人类纪的逃禽划定了当前的诸多课题的总的边界。这些课题设定了一个首要原则，即必须把自动化所节省下来的时间用于培养新的非自动化(dis-automatization)的能力，也就是说，用于负熵(negentropy)的生产。分析家们预言雇佣劳动的终结已达数十年之久。从美国的诺伯特?维纳，到法国的乔治?弗里德曼，在此之前，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也预示过雇佣劳动将在不久之后消失。马克思也在《大纲》的一个着名的片断中深入探讨过这一设想，它被称为“机器论片断”或者“关于自动化的。

　　这种可能性将在未来十年中结出现实的果实。在未来十年的历程中，为了充分利用这一巨大转变，我们应该做什么？

　　比尔?盖茨本人曾警示过这种雇佣的削减，而他的建议包括降低工资、废除繁多的相关税费。但是，如果把那些仍有工作的工作者的工资再度降低，只能加剧资本主义系统在全球范围内的破产。真正的挑战不在于此:被工作的终结所解放出来的时间，必须投人到这样一种自动机制(automatons)的塑造中，从而能够生产新的价值，发明新的工作。这种由于自动化而成为可能的非自动化的塑造，就是能够、而且必须生产出负熵价值的东西一而这又需要我以往提到过的所谓人的闲暇(otium)。

　　自泰勒制以来所推行的自动化导致了熵的巨量增长，以致在今天、在全世界范围内，人类已经对其未来产生了根本性的怀疑。

　　人类纪，它的历史与资本主义的历史同时发生，将其自身表现为一个以器官学的(organological)工业化为开端的过程(包括在那些被认为是“反资本主义”的国家），换句话说，这是一个工业革命的过程-这种革命必须相应地被理解为器官学的革命。人类纪的时代是工业资本主义的时代，这是一个计算(calculation)战胜了其他一切而成为决策准则的时代，在这里，算法的和机械的东西被具体化、物质化为逻辑的自动化与自动主义，进而催生了虚无主义的降临。同时，可计算的社会成了一个自动的、远程控制的社会。

　　作为这一事件的结果，一个被哲学以结构化的方式拒斥了数千年的问题现在变得清晰起来，那就是，人工物(artefact)正是人类化(hominization)的主因、条件与宿命。对任何人来说，否认这一现实都不再可能了: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际，由保尔?瓦雷里、埃德蒙德?胡塞尔和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为人类的一个新时代所提出的东西，作为对“世界精神”的药理学的(pharmacological)意识与无意识，如今已经成为一种公共的、混杂的、令人痛苦的意识与无意识。这就是当代的人类纪的病症(ill-heing[mal-etre])。伴随着网络的出现，从1993年起，人类纪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在这个时期，网络在今天对我们而言，就像铁路对人类纪的初期而言那样的意义重大。

　　我们必须同尼采一道思考人类纪，这是个包含着一切价值的贬值的地质学时代:正是在人类纪中，而且作为人类纪的核心问题，所有思维知识(noeticknowledge)的任务都成为价值的重估。这发生在这样的时刻，伴随虚无主义的完成，思维的灵魂通过其自身遭遇了器官学的自我设问(putting-it-self-in-question)，在这已经具体化为全球(planetarizing)资本主义的人类纪，这是对我们的时代的特殊考验。

　　正是伴随尼采，在人类纪事件之后，我们必须思考负人类纪的到来，而这必须被理解为对走向未来的重估。这又意味着，必须伴随马克思来阅读尼采，前者在1857年思考了知识在资本主义中的新的地位以及工作的未来，这些思考体现在《大纲》中“论机器”或“论自动化”的段落，在那里他还讨论了一般智力(generalintellect)的问题。将马克思和尼采放在一起阅读，是为了一种新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在这里，经济已经成为一种(宇宙维度中的)局部比例(localscale)的宇宙性(cosmic)兀素，因而成为了一种生态学。这种阅读必将带来一个重估的过程，以至经济的价值和那些由作为消费主义而出现的虚无主义所导致的道德的贬值，都通过一种新的一切价值的价值而得到“重估”，也就是说，通过负熵或者说，通过负面的熵(negativeentropy)、通过反熵(anti-entropy)而得到“重估”。

　　如果确实熵/负熵的关系是核心问题，那么，熵的理论重新定义了价值问题。这一理论源自工业技术出现和器官学革命开始大约三十年之后的热力学，而器官学革命来自人类纪的起源。工业技术和器官学革命都是与最初的工业自动化所带来的动作的语法化(grammatization)以及蒸汽机相伴而生的。我们必须基于这一视角来思考，而且是以器官学和药理学的方式思考。不论是对于我们所谓的熵类纪(entropocene)还是我们所谓的负人类学(neganthropology)。

　　热力学机器的出现，标志着人类的世界有一个根本的断裂。它在物理学自身的核心处刻画了生成的进程性、不可逆性以及包括所有这一切的均势的脆弱性。由此，思维和行动的一切原则都被推翻了。热力学机器在物理学中提出了新的、关于能量耗费的特殊问题，也成为一个在根本上中断了社会组织的工业技术客体，从而彻底地改变了“对此在如其所在的理解”指海德格尔对此在的理解，译者注），开启了被称为“技科学(technoscience)”的时代。这种技术客体，由于其本质在于燃烧(combus?tion)，其中的飞球调节器(flyballgovernor)成为控制论设想之核心的关键要素，它同时在天体物理学层面(它取代了宇宙论)上和人类生态学的层面上引入了关于火及其药理学的问题。因此，对火的问题-也就是燃烧的问题一的理解，不仅是从物理学出发，而且从人类学的生态的视角出发，其核心是将宇宙(casmas)作为宇宙来重新思考(从而超越康德那种“理性宇宙论”的思考）:只在那一时刻，关于宇宙自身的问题成为了热力学与天体物理学中的燃烧问题，人类纪时期才能出现。

　　作为物理学问题，对火的技术性征服把人类起源学(anthropogenesis)也就是说，不仅是有机的(organic)、而且是器官学的(organological)器官起源学(organogenesis)置于怀特海所说的共生(concrescence)的核心之中，并将之作为宇宙的局部技术化(localtechnicization)。这种局部技术化是相对的，但它带来了以这一位置为基础的对宇宙的总体性构想。这种总体性也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局部打开(localopening)了火的问题，火成了我们必须小心(takecare)的药(pharmakon)在这里，火(还有光)所包含的关于能量(energy)以及活动(energeia)的问题，奠定了热力学的器官学与认识论的革命的基础，正如薛定谔所重新思考的那样，它建构起了思考生命与信息的母体(matrix)，以熵与负熵的方式发挥作用。

　　技术(technics)在人类中间构建出熵与负熵的问题，这一问题对人类日常生活以及一般生命来说是决定性的难题，并最终普遍地、在总体上成为每一种形式的生命的难题。技术建构了关于居所(oikos)、住地及其法则的一切思考的母体。在人类纪时期，从中尽快地逃禽已经成为一个问题，必须基于这里所论证的器官学视角来重新定义由达尔文和薛定谔所提出的生命与负熵的问题，其核心要点有：

　　1.自然选择为人工(artificial)选择开辟道路；

　　2.从有机性向器官学的转变取代了熵与负熵的作用。

　　技术是负熵的强化(accentuation)。它是增长了的差异化(differentiation)的中介:它是“通过手段而非生命所实现的生命追求”。但是技术同样也是一种熵的加速(acceleration)，不仅因为它总是以某种方式燃烧和消耗能量的过程，而且因为工业的标准化似乎正在将当前的人类纪带向如下可能性。它消解了作为差异而萌芽与滋生的生命一这种差异作为生物多样性、社会多样性“文化多样性”和独特个体的精神多样性，是由作为精神个体化与集体个体化的缺省(default)所引发的。社会多样性的消解是由工业标准化所强制的跨个体化(transindividuation)过程的失效所导致的。被理解为熵类学(entropology)的人类学是这样一个问题，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成功地指认了它，但没有成功地思考它-他并未成功地把它当作“负人类学”的问题，换言之，当作一个知识的新时代的问题，这种知识具体化为迈人“负人类纪”的任务。正是这一点使列维-斯特劳斯放弃了任何一种人类学中所包含的政治性向度。

　　人类纪是一个独特的器官学时期，它引发了器官学的问题本身。以这种方式，人类纪被回溯性地通过认识自身而建构起来，它所提出的问题就是如何出禽人类纪的毒性的(toxic)阶段，以进入药性的(curative)、细致的在这一意义上节省的(economizing)负人类纪时期。在实践方面，这意味着

　　在负人类纪，在经济的层面上，价值积累的发生必须以完全尊重这样一种投资为前提，我们可称之为负人类学的(neganthropic)投资。以负熵的标准，我们将那种被明确地、指令性地控制了的通过跨个体化过程而落实的，这是持存系统(retentionalsystems)所建立起来的准贝I牀系的结果人类活动称为负人类学的。世界的负人类学化(neganthropization)打破了无心而粗放的人类学化的熵效应-也就是说，打破了人类纪的本质特征。这样的断裂，需要用一种全然有待详述的负人类学，超越列维-斯特劳斯学派的人类学构想。

　　负载着对其自身的超越，负载着一个愿景的结构，人类纪的问题在这样的时亥lj凸显出来。另一方面，我们正在见证一种由于网状的数字痕迹(reticulateddigitaltraces)的工业而成为可能的全面的、普遍的自动化的建立，而后者似乎使这一愿景变得难以维系了。想要紧紧抓住、或者说为了好好抓住这一愿景，就要严格地、从那些由自动化本身所开启的负人类学的可能性开始:要将这种网状组织(re?ticulation)的工业理解为工作的一个新的时代，理解为“雇佣制”时代的终结，要考虑到的是，后者已经根本地、永久地让位于全面的、普遍的自动化。而且，要将这种工业理解为价值的“重估39;从而“劳动时间就不再是，而且必然不再是财富的尺度，因而交换价值也必然不再是使用价值的尺度”(参见马克思《大纲》，译者注），在这里，价值的价值变成了负人类(neganthropy)。只有以这种方式，从人类纪向负人类纪的转变才能够而且必然实现。

　　自1993年以来，一个新的全球化的技术系统出现了。它建基于数字化的第三持存(tertiaryreten?tion)，构成了将来的自动化社会的基础设施。我们被告知，数据经济是将来的这种自动化社会的宿命，看起来，数据经济已经具体化为了由这种基础设施所引发的经济动力学过程。恰恰相反，这种超级控制(hyper-control)的社会的“宿命”并不是一个终点:它只能导向虚无主义，即是说，导向对知识自身的否定。通过乔纳森?克拉里对“24/7资本主义”的分析，以及托马斯?伯恩斯和安东尼?鲁弗鲁瓦对算法治理体系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这种将来的自动化社会可以构建一个未来一换言之，一种这样的宿命，其中负熵的终点将是负人类纪一这只能以超越“数据经济”为前提，这在现实中就是一个“非社会(dis-society)”的非经济(diseconomy)。当前对模型化、数字化痕迹的工业开发的系统已经促发了熵的灾难，这是人类纪无路可走的宿命。作为“24/7资本主义”与算法治理体系，它支配性地服务于一种超级熵(hyper-entropic)的运作，这种运作加快了对世界的消费主义解体的节奏，同时带来了一种结构性的、无力支撑的破产。这种破产建基于一种普遍化了的麻木和功能性的愚蠢，它摧毁了知识本来具有的负人类学能力:与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的单纯的能力不同，知识是一种宇宙性元素，它自在地就是负熵的。

　　简言之，支撑着数据经济的网状数字化基础设施在1993年通过万维网实现，它建构了人类纪的最近时期。我们能够而且必须将其颠倒为一种负人类学的基础设施，它建立在解释学的(hermeneu?tic)数字科技的基础上，服务于非自动化。换言之，它建基于对一种来源于自动化的生产力(productiv?ity)的集体投资(collectiveinvestment)，只要知识是在本质上是负人类学的，它将教会我们如何去行动、生活和思考，并且同样创造新的价值。这种价值能够独自建立起一个新的时代，这就是负载着一种新的包容性的、被我们称之为负人类纪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