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农业农村现代化是新时代党在农村工作的战略部署。农业农村现代化是由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两个方面构成的有机整体。农业现代化与农村现代化共同联系的是生产方式的两个方面，农业现代化联结的是农村的生产力，农村现代化联结的是农村的生产关系，农业现代化与农村现代化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交互作用规律支配下历史演进。一体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是新时代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现实进路，要在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一体设计上系统谋划，在补齐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短板方面集中发力，在一体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上夯实基础，充分释放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耦合互促的乘数效应。

　　关键词：农业现代化；农村现代化；政治经济学

　　DOI编码：23-1070/c.2021.01.009

　　“三农”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首次提出了“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这一重大命题，并将其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总目标。把农村现代化与农业现代化并列推进，这是遵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做出的科学判断，也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选择。农业农村现代化构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发展。新时代一体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必须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科学运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基本原理，正确处理农业现代化与农村现代化的内在逻辑关系，在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征程上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绩。

　　一、农业现代化与农村现代化的生产方式分野

　　现代化代表着先进和进步。实现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世界各国的共同选择，这种选择的必然性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所判断的那样，“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今天，现代化已成为一个被广泛使用的政治主张、学术术语和社会话语，现代化的广泛应用反映了现代化本身的张力。关于现代化的内涵，理论界主流观点通常是从“化”的维度进行把握，即“某种状态逐渐地变化为某种状态，它所具有的机能是在变化着的一种动态的过程”。比较接近这一界定的是C.E.布莱克，他指出，“‘现代化’一词指的是近几个世纪以来，由于知识的爆炸性增长导致源远流长的改革过程所呈现的动态形式。现代化的特殊意义在于它的动态特征以及它对人类事务影响的普遍性”。这种普遍性的影响直接“导致了一场影响各种人际关系的世界性转变”。

　　现代化是党在农村工作的目标。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的提出，是现代化理论在农业、农村领域的具体展开和应用。农业农村现代化虽然是作为独立概念提出的，但在内容上，它是由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两个方面构成的有机整体。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域看，农业现代化与农村现代化所联系的是生产力和生产方式两个方面。其中，农业现代化指向的是农村的生产力问题，农村现代化指向的是农村的生产关系问题。

　　农业现代化的生产力旨向。农业现代化不是抽象的，而是通过农业生产力来体现和展示的，农业生产力是衡量和反映农业现代化的关键指标。马克思早就科学预判到，“科学终于也将大规模地、像在工业中一样彻底地应用于农业”。列宁指出，“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只能是同时也能改造农业的大机器工业”，“要在立足于现代科学技术、立足于电力的现代技术基础上使农业和工业都得到改造和恢复”。毛泽东也提出了“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的重要论断。这里的科学、电力、机器、机械化等都是农业生产力的构成要素。关于农业生产力的范畴，日本学者祖田修作出了比较全面的界定，即农业生产力是“农学各领域——包括农业生物学、育种学、生命科学、农艺化学、土壤学、农药学、农业机械学、水利工学、农业土木工程学、畜产学、农业经济学等——的众多研究成果汇聚的结果”。今天，我们在衡量农业现代化水平时，也主要是基于农业生产力维度进行测算。

　　农村现代化的生产关系旨向。农村现代化的要素构成天然规定了其生产关系的要义。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农村的生产关系建立在农村一定发展阶段的生产力基础之上并与之相适应，而所谓的农村现代化，其实是农村生产关系“现代化”的现实表征，它是农业现代化发展推动的必然结果。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在农业现代化过程中，传统的农村也演变为现代农村，这个演变过程可称为农村现代化。”换言之，现代化在联系农业现代化这一端的同时，也一定联系着农村现代化的那一端，两者理论上是同步并进的过程。从党内文献看，也是从生产关系的向度来理解农村现代化的。比如，《中央宣传部、农业部关于深入开展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活动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把“部分农民思想观念和科学文化素质与农村现代化建设的要求不相适应”列为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过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之一，这里的“农民思想观念和科学文化素质”就构成了农村现代化的要义，是农村生产关系的重要内容。

　　从生产方式维度来把握农业现代化与农村现代化的科学内涵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认识方式，但并不是全部。也有学者从社会学等其他视域进行界定。比如，王立胜以“社会基础”为分析框架对农村现代化的理论原型进行了勾勒，认为农村宗族与文化、村民自治、人民公社、乡村秩序与乡村治理、农民合作化与组织化等五个方面构成了农村现代化的核心命题。由于界定标准和向度的异质性，导致理论界关于农业现代化与农村现代化关系的认知存在模糊和混乱问题，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种是把农业现代化与农村现代化等同处理，认为二者之间是同一件事。第二种观点认为广义的农业现代化还应包括农村现代化和农民现代化，是“三农”的现代化。第三种观点基于城乡二元结构的视角，认为“农村现代化的提法更能清楚反映农业、农民、农村问题的主要方面。農村现代化是一个有机整体，它比农业现代化有更丰富的内涵，农业现代化只是农村现代化的一个方面而已”。农业现代化与农村现代化之所以存在等同、包含、包含于等边界不清晰的问题，根本上在于没有基于共识的、统一的划分标准。

　　关于对农业现代化与农村现代化的认识，我们可以从学理的角度进行探讨，但不能局限于理论上的探讨，还要立足于现代化的实践，从政治话语的文本向度进行解构，归纳、总结、提炼农村现代化的内涵。自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农村现代化目标后，总书记先后在座谈、调研等多个场合就农村现代化问题发表系列重要论述，这些重要论述是我们理解农村现代化内涵的重要文本支撑。综合这些重要论述，其核心要义概括起来就是“要坚持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一体设计、一并推进”，显然，在操作层面是把农业现代化与农村现代化并列开来推进的，而不是农业现代化从属于农村现代化或者反之。这就意味着，理论界关于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的认识差异与新时代正在进行的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不相匹配，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为一体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设置了理论障碍。因此，从理论指导实践的向度看，还是要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视域来理解和把握农业农村现代化，唯此才能实现理论与实践的内在一致和有机统一。

　　二、农业现代化与农村现代化的历史演进

　　我国在20世纪30年代前后形成现代化的概念，并开始零星地出现在党内话语中。此后，现代化一词开始逐渐在党内使用起来。这一时期的现代化通常与军队、装备等联系起来。农业与现代化的首次联系是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百分之九十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是可能和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的”。这其实已经提出了农业现代化的要求，但还没有上升到战略的高度。正式提出农业现代化的奋斗目标是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提出“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由此，我国农业现代化被纳入了战略的框架，进入了重点建设阶段。此后，“四个现代化”的内容构成部分发生了调整，但农业现代化始终没有缺位。

　　农业现代化是一个相对的、动态的历史进程，在不同历史时期，农业现代化的构成也在发生着变化。中國共产党关于农业现代化的认识概括起来表现为两个向度：一个是内容论，主要体现为农业生产力水平低下条件下的农业现代化认识。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一般把农业现代化等同为农业的“机械化、电气化、水利化和化学化”四个方面内容。后来又进一步细化为“操作机械化、农田水利化、品种优良化、栽培科学化、饲养标准化、大地园林化和公社工业化”七个方面。改革开放之初，农业现代化被明确为“机械化、科学化、社会化和商品化”四个方面的内容。农业现代化内容的具体化，在一定程度上为当时低下的农业生产力水平做了注脚。正是基于这一逻辑，这一时期的农业现代化被定义为“用现代化科学技术武装农业，实行高度集约化经营和高度社会化生产”。另一个是过程论。到了20世纪90年代，伴随着农业生产力水平的提升，农业现代化的内涵逐渐多元丰富，过去的内容论已经无法涵括现代化的全部要义，现实倒逼农业现代化转向过程论，即认为“农业现代化的过程就是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过程，也是对传统农业的改造过程，是不断发展农业综合生产力和不断提升农业生产力水平的过程，同时也是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促进农业又好又快发展并实现与资源、生态、环境相协调的过程”。过程论反映和体现了农业现代化的动态性，契合了农业现代化的“化”的要义，适应了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实际。

　　农村现代化作为独立概念提出，还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事情。与农业现代化相比，农村现代化不是高频词，零星地散落于党内文件中。比如，在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把“开创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农村现代化道路”作为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历史性巨变的具体表征。胡锦涛同志在2003年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把“开创了中国特色的农村现代化道路”明确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伟大成就之一。虽然党内没有把农村现代化明确为战略目标，但农村现代化的实践却是一直在进行着。比如，早在《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中就对发展和改善农村生产关系做出了部署。改革开放后，随着农村生产力水平的大幅度提升，党中央更加重视农村现代化建设。21世纪初开展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五个要求中，农村现代化方面的内容就占了三个，即“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这期间，我们拿出一批扎实举措，先后开展了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农村电影放映工程、“农家书屋”工程、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农村厕所革命等一系列旨在促进农村现代化的国家级工程。特别是长周期的农村扶贫开发建设，成功地使8亿多贫困人口摆脱贫困，走在全球减贫事业前列。农村现代化发展到今天，不仅覆盖的内容越来越全面，而且标准和要求也越来越高，“既包括‘物’的现代化，也包括‘人’的现代化，还包括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这些体现农村现代化的具体举措，在实践层面推动了农村现代化事业的发展，在一定意义上适应了农业现代化的现实需要。

　　事实上，早在党的十三届八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决定》中，就明确提出了“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的概念，这可以看作是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前身，只不过当时并不是作为目标设定的。把农村现代化纳入战略高度，还是新时代以来的事情。总书记指出，“没有农业现代化，没有农村繁荣富强，没有农民安居乐业，国家现代化是不完整、不全面、不牢固的”。这一论断虽然是在强调农村地区现代化之于国家现代化的重要地位和意义，但同时也指出了农村地区推进现代化的范畴，即农业现代化只是农村地区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不是农村地区现代化的全部内容，它还应该包括“农村繁荣富强，农民安居乐业”。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扎实推进美丽乡村建设，统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的建设进程取得重大进展。特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后，中国将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发展阶段。在现代化新征程中，“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在农村，最大的潜力和后劲也在农村”。从这个意义上看，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的水平，决定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色和质量。因此，新时代“三农”工作必须围绕农业农村现代化这个总目标来推进。《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中对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目标任务做出战略部署，明确提出到2035年，乡村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到2050年，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全面实现。这实质上同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分两个阶段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战略安排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三、农业农村现代化一体推进的政治经济学解释

　　关于农业农村现代化，杜润生曾作出明确判断，他指出，“在这个巨大的变化过程中，农村将会出现什么变化？我想，最主要的变化，是推进农村的经济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这里的“农村的经济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其实就是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内容构成。农业现代化与农村现代化一体推进，本质上是农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交互作用规律的具体运用。

　　农业现代化是“农村现代化的基础和前提条件，只有农业的日益现代化，农村其他现代化才成为客观需要和可能”。所以，新中国成立后，我们提出农业现代化设想，明确农业现代化为奋斗目标，甚至一度把农业现代化列为“四个现代化”之首予以推进。改革开放后，“集中主要精力把农业尽快搞上去”成为当时全党的重要任务。围绕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这个目标，我们深化农村体制改革，实施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确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度，终结人民公社制度，构建起新时期农村发展的体制框架。农村生产关系的调整和优化，基本上符合了当时中国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大大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力，推动了农村生产力的快速释放，农业现代化建设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农业现代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必然对农村的生产关系提出新的要求。马克思指出，“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具体到农村领域，“当农村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与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相适应时，农村现代化就有力推动农业现代化进程；反之，将会阻碍农业现代化进程”。在农村生产力快速释放（农业现代化）的前提条件下，如果农村的生产关系不进行相应的调整，那么农村的生产关系就会反过来制约农村生产力发展，这是农村现代化出场的必然逻辑。也就是说，把农村现代化纳入战略目标、提出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农业现代化长期推进的必然结果，本质上是适应农村生产力发展做出的生产关系的调整。農村生产关系的调整过程即为农村的现代化推进过程。

　　中国农业现代化水平客观上要求农村现代化必须出场。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中国农业现代化建设取得重要进展，成绩显著。根据何传启的测算，“1960年以来，中国农业现代化水平有较大提高。在1960—2008年期间，中国第一次农业现代化指数提高了42个百分点”，“中国已经从农业欠发达国家升级为农业初等发达国家，2008年农业现代化指数世界排名为第70位左右”。按2010年不变价格美元计算，2018年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农业增加值/农业劳动力）是1990年的5.36倍，年平均增长率达9.2%。农业劳动力比例（农业劳动力/就业劳动力总数）由1960年的82.1下降到2018年的26.8。农民从农业中逐渐解放出来。具体来说，从农业技术进度的维度看，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从“一五”时期的20%增至“十三五”时期的60%，平均增长率达8.82%（详见图1）。从农业生产动机维度看，全国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超过65%，农业机械总动力由1978年的11749.9万千瓦增至2018年的100371.74万千瓦，年均增长率达19.33%。农用大中型拖拉机数量、小型拖拉机数量、联合收割机数量和机动脱粒机数量分别由1978年的557.358千台、1373千台、18.987千台、2106千台增至2018年的4219.893千台、18182.601千台、2059.2千台和10395.177千台，年均增长率分别达16.85%、31.39%、275.52%和10.09%（详见下页图2）。从农业生产终端看，粮食总产从1978年的3.05亿吨增长到2018年的6.58亿吨，年均增长1.89%。人均粮食占有量从1978年的316.6公斤提高到2018年的472.38公斤，增长了1.492倍。主要农产品人均占有量均超过世界平均水平，农产品供给极大丰富。总而言之，我们用全球9%的耕地、6%的淡水资源，生产了全球1/4的粮食，养活了全球近1/5的人口。但是，与高水平的农业现代化水平相比较，“农村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社会治理等方面差距相当大”，农村现代化已经成为制约农业现代化的短板和瓶颈，不解决农村现代化这个问题，农业现代化的进程就会受到阻滞。

　　当然，也要看到，农村现代化作为战略目标出场，也是现代化的内在规定决定的。现代化不仅是生产力维度的现代化，还是生产关系维度的现代化。亨廷顿认为“现代化是一个多层面的进程，它涉及人类思想和行为所有领域里的变革”。罗荣渠在《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一书中指出，现代化的过程有若干不同的层面：经济发展是物质的层面；政治发展是制度的层面；而思想与行为模式则是社会的深度层面。发展经济学奠基人张培刚指出，“现代化”的含义及其内容，包含非常广泛。概括地说，所谓现代化，首要的也是最本质的，必须包括工业化的基本内容；但除此以外，它还要包括其他如政治思想、生活观念、文化修养等方面许多新的内容。这些重要论述表明，现代化是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内的现代化。而且，在实践层面，我们也是这样观瞻现代化的理论要义。邓小平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中指出，“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也一再强调，“我们所说的四个现代化是实现现代化的四个主要方面，并不是说现代化事业只以这四个方面为限”。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都表明，中国的现代化是全面的现代化，这也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内在要求。农村地区只有农业现代化是不完整、不全面的。农村现代化作为现代化的内在要义始终是客观存在着的，理论上必然出场，而且实践上顺势出场。把农村纳入现代化的范畴，在一定意义上是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反映了农业现代化与农村现代化的整体性和完备性。

　　农村现代化是实现我国从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跨越的战略步骤。农村现代化不可替代的重要性和推进农村现代化建设的紧迫性是中央实施农业农村现代化战略的逻辑所在。关于农村现代化的重要性，陆学艺早就指出，“农村现代化如何，是中国现代化前途所系，反过来也可以说，中国现代化的关键在农村现代化，其难点也在农村现代化”。在不断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农村现代化作为重要课题日益凸显。因此，必须不断提高农村现代化水平，使发展着的农村现代化不断适应农业现代化的进程，实现农业现代化与农村现代化协同推进、相得益彰。

　　四、坚持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一体设计、一体推进

　　“我国农村、农业、农民如何进入现代化，需要根据本国情况，走自己的路。”经过长期不懈的探索，我们找到了农业现代化与农村现代化一体设计、一体推进这条路径。这条路径是综合运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基本规律的结果，不仅指出了新时代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工作方法，也为推进党在农村的现代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在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一体设计上系统谋划。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是个有机整体，要从战略高度做好顶层设计和部署规划。从国家层面看，国务院印发了《全国农业现代化规划（2016—2020年）》，对农业现代化的战略要求、基本原则、发展目标等进行了整体部署，这是利好的一面。但是也要看到，农村现代化還没有被提到规划的战略高度，目前还没有就农村现代化做出专门的目标设计。这样一个“有”一个“无”的安排显然不利于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一体推进。而且，当前的农业现代化规划的设计初衷也仅是为贯彻落实“十三五”规划纲要编制的，总体上缺少更为长远、更为全面系统的战略擘画。接下来的工作不是把缺失的农村现代化规划补上，而是把农村现代化与农业现代化置于整体性的视域中通盘考量、一体规划、统筹设计，不仅要编制中长期规划，明确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时间表和路线图，还要进行任务分解，编制阶段性规划，科学设计约束性指标和预期性指标。同时，还要完善与规划相配套的保障体系建设，特别是构建一套全面反映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规律的考核体系，倒逼农村现代化朝着预期目标推进。地方层面，有的现代化水平高于国家要求，有的现代化水平低于国家要求，要结合国家总体安排和地方实际情况，做好相应的战略规划，做到上下贯通、有序衔接，共同推动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向更高水平迈进。

　　在补齐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短板方面集中发力。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新时代以来，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建设都得到了长足发展，积累了很好的基础。但总体上农村现代化建设步伐滞后于农业现代化，且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匹配上存在不平衡、不协调的问题。必须做好补短板、强弱项工作。一是围绕粮食安全这个主题做好农业现代化这篇大文章，解决好“物”的现代化问题。要做好土地休养生息、退耕还林还草工作，守护好耕地红线，把过去长期透支的土壤肥力补回来，落实好藏粮于地战略。要加大农业技术研发投入力度，提高农业物质技术装备水平，大力发展生物农业，给农业插上科技翅膀，落实好藏粮于技战略。要及时扭转粗放农业发展方式的路径依赖，大力发展循环农业、绿色农业、有机农业、智慧农业，推动农业永续发展。要强化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提升高标准农田覆盖面，增强农业抗风险能力。要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畅通农地流转机制，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适度规模经营。二是围绕新时代农民这个主体做好农村现代化这篇大文章，解决好“人”的现代化的问题。要探索送文化下乡的常态化机制，探索农家书屋工程的知识转化途径，完善农民职业技能培训体系，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争取在“富脑袋”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深化农村思想道德建设和公共文化建设，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净化农村社会空气，改善农民精神风貌，推进新时代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呈现新气象。要打通农村公共品供给最后一公里，深入推进农村饮水工程、人居环境整治工程等重大民生工程，完善基础设施、改善村容村貌，不断提升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在一体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上夯实基础。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关键是要有与之相适应的现代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从而为农业农村现代化有序开展提供保障。要坚持党对“三农”工作的领导，坚持党管农村工作的原则，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全面彻底整顿软弱涣散农村基层党组织，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公共管理和社会服务能力，夯实农村党支部的群众基础，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切实提高农民的组织化水平。要探索农村基层民主的有效实现形式，发挥好选举民主的优势，把那些愿意为村民办事、能为村民办事的优秀人才选到组织中来、充实到党的队伍中，杜绝贿选、“轮流坐庄”等现象的发生。要健全基层民主管理制度，完善村务公开制度、村务监督制度，把农村工作置于制度化轨道推进，着力打造阳光乡村，抑制群众身边“微腐败”现象发生。要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用好协商民主这个法宝，发挥村规民约的积极作用，完善建立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制，走乡村善治发展道路。要构建农村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推进平安村庄建设，提高预防和化解农村社会矛盾的能力和水平，加大对黄赌毒、封建迷信等违法犯罪活动的整治力度，为有序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赢得稳定的发展环境。要发挥好耕读文明的文化软实力优势，整合乡村文化资源，深入挖掘优秀传统乡土文化，推动优秀乡村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振兴乡村文化。需要指出的是，一体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不是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之间的简单相加，也不是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各自独立推进，而是二者之间互促互进，相互耦合、相互支撑，形成合力，生成化学反应。总书记指出，“没有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整个国家的现代化”。我们要在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在本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必须把农业农村现代化置于国家现代化的战略高度予以部署，紧紧抓住乡村振兴战略这一重要机遇期，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