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教育学是各级各类师范院校学生的必修课程，公共课教育学的改革应深入到教育学知识结构的优化中，为此，必须确定公共课教育学合理的课程目标，运用科学的方法和程序来选择和组织该学科的知识，更新观念和内容，使其知识组合结构化。

　　[关键词] 教育学; 知识结构; 优化; 思考

　　引言

　　建国50多年高师公共课教育学的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的一些研究成果开始涉及公共课教育学的课程属性与目标，并将公共课教育学改造放在其课程的系统改革的背景中进行探讨。但是，这些研究成果还没有完全体现在该学科的知识结构的设计与编写之中，教师厌教、学生厌学的现状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大量的公共课教育学改革的研究脱离了该课程教材的教材本性和课程本性。公共课教育学首要的基本的问题是“什么知识最有价值”，与之相关的是“以什么样最有效的方式呈现最有价值的知识”。公共课教育学改革应深入到教育知识的选择与组织方面。要集中回答“什么教育学知识对高师学生最有价值”，这才是公共课教育学建设的根本出路。

　　课程的编订和实施必须选择最精华最典型的人类文化遗产和最先进最稳定的当代知识财富，并按照知识的内在联系和学习者身心发展的特点，适当筹划、适当安排，使教学内容结构合理，使师生花费最少的精力获得最大的教学效益。这被称为是课程的优化组合原理。[公共课教育学知识结构也要追求优化组合的效果.从系统的观点来看，知识结构的优化组合既包含过程——结果的优化，也包含要素——结构——功能的优化。过程的优化涉及到知识选择的依据——课程目标和知识选择的方法与程序的优化，结果优化表现为相对静态的一面，也就是要素——结构——功能的优化。功能是结构的整体效应，实质上取决于要素的质量与排列组合的方式。

　　一、合理的课程目标

　　对公共课教育学知识结构的现状分析必须正视公共课教育学的现实能力，不能把由整个教育课程完成的目标作为公共课教育学的目标。认为公共课教育“既能解释教育现象，说明教育是什么，又能指导教育实践活动，说明如何进行教育”，还要“培养学生热爱教育事业，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和从事教育教学的基本技能”的观点，过高估计了公共课教育学的能力，公共课教育学难负其重，这种目标显然很难

　　对课程的实际工作(内容的选择与组织、实施与评价等)产生什么实在意义，从而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因而必须廓清公共课教育学的课程目标。而这取决于对以下三个问题的认识:

　　1. 预测未来教师必需的教育学(理论)修养

　　这是解决公共课教育学课程目标的来源或依据的问题。一般认为，课程目标的依据主要来自三个方面:(1)对学生的研究;(2)对社会的研究;(3)对学科的研究。通过这三个方面获取的信息可能会提供大量的尝试性目标，再经过一定的“筛子”的筛选，最后达成确定性目标。在公共课教育学课程的工作中，就是对教师工作(工作分析)的研究，对师范学生(需要和兴趣)的研究，对作为公共教育学课程资源的有关教育学科的研究，即必须确认在这门学科和经过教师工作分析得出的职业技能之间，到底可以达成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我国公共课教育学知识结构的分析还缺乏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的意识。目前，关于教师教育学修养的研究大多散见于一些关于教师素质、教师修养等有关研究之中。随着教师专业化的发展，在关于教师专业的研究包括教学专业研究中对教师的教育学修养研究有逐渐增多的趋势。

　　概括相关研究结果，未来教师的教育学修养包括:

　　(1)具有体现时代精神的教育理论，并以此作为自己专业的基本理性支点。教育理念是指教师在对教育工作本质理解上形成的关于教育的观念和理性信念。叶澜教授认为，未来中小学教师的教育理念，主要是在认识基础教育的未来性、生命性和社会性的基础上，形成新的教育观、学生观和教育活动观;[2]

　　(2)知晓教学规律，能创造性地进行教学设计，灵活运用教学方法和现代教学技术手段，将学科专业知识深入浅出地讲解给学生，教会学生学习，具体包括:一般教学法知识，指不依赖于特定学科内容的课堂管理与组织的一般性原则的策略;课程知识，是指教学媒体与教学计划的熟练掌握;教学法——内容知识，是教学内容与教学法的结合，是指教学领域内的专门知识;

　　(3)具有关于学生及其特点的知识，包括个体发展与个体差异方面的知识;

　　(4)具有教育情境的知识，包括小组或班级的活动状况、学区管理与资助、社区与地域文化的特点等知识。[3]此外，相当多的文献也谈到了未来教师的教育研究能力，国际上也提倡教师成为研究者。我国近几年大力推广教育行动研究，也反映了这一趋势。教师参与教育研究有助教育理论同教育实践相结合，有助于教育质量的提高，因此，教育科研能力应是公共课教育学的目标之一。

　　2.教育学合理定位于教育类课程体系之中

　　我国高等师范院校课程设置上可以分为三大类:普通文化类课程、学科专业类课程和教育类课程。按照知识掌握和技能训练的先行后续关系依次设置三大块课程:公共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呈现—种“三层楼”式构架。教育课程在“三层楼”中是分开设置的，公共教育学和心理学从属公共基础课。学科教学法或学科教学论课程和教育实习(践)则从属专业课程。从课程设置内容体系看，主要按照某一学科的知识体系来设置，形成以学术性课程(指学科专业课程)为主体的课程体系，师范性课程(指教育课程)处于“边缘”地位。

　　当代关于教师素质的研究突出了教师的能力结构，尤其是教师的专业技能和能力，更被认为是教师职业不可替代性的象征和保证。教师的专业技能和能力主要包括:在特定情景中自觉地撮取教育相关知识以解决教育问题的能力;教学能力，包括教学准备能力(教材分析、研究学生、选择教法、准备教学工具等)、教学表达能力(语言表达、体态语运用、书面表达、教学仪器、设备操作等)、课堂组织管理能力;教育能力，包括自我教育和对学生的教育能力;适应与交往能力，即适应各种工作条件、处理各种人际关系(与学生、领导、同事)的能力。这意味着必须首先改革师范教育的课程设置，增加教育类课程的门类和教学时效。

　　如果以现在“老三门”模式来应对时代的新需求，必然导致教育类课程内容空泛，目标宽纵，造成“既要解释现象，又要培养技能和能力”的三栖学科现象。要在极有限的学时里把有关教育、教学的知识与技能的内容都面面俱到地挤在一本《普通教育学》里来讲授，其内容只能是从简从略，最终给人的印象是空洞无物，笼统抽象，大而无用，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都没有兴趣，对实际教育能力形成有促动作用的内容十分有限。因而，必须把当前的“老三门”模式改革为“新三类”模式。所谓“新三类”模式是指教育类课程应由教育理论类课程、教育技能类课程和教育实践类课程递次构成。

　　教育理论类课程处于基础地位，是对后两个层面课程的知识铺垫和理论指导，目的是使学生从深层次上理解教育思想的来龙去脉，拓宽教育视野，提高对教育对象、教育实际的认识，初步掌握教育规律和特点，从而树立科学的教育理念，以便能从较高的角度明了教育的真谛、价值与意义。具体可开设如下课程:青少年心理学、教育心理学、教育原理、学科教学论、中外教育改革理论与实践。教育技能类课程在教育课程中属于核心地位，是直接为高师学生未来从教服务的，因此有很强的技术性、操作性和应用性。

　　此类课程是以具体的教育教学方法的掌握，必要的教育教学技能的训练为己任。具体可开设:教师教学技能、班主任工作技能、现代教育技术等。教育实践类课程包括教育见习和实习，在教育类课程中占有特殊地位，它是高师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途径，是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技能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也是逐渐培养其教师的职业意识、职业情感、职业形象、职业技能及职业能力的过程。这一模式已为发达国家的师范教育改革采用。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可采取必修课与选修课的形式，必修课要精选，是核心课程，比如心理学、教育学(原理)、班主任技能、学科教学论、现代教育技术等，选修课是拓展课，要体现广度和深度。

　　由此观之，高师公共课教育学应是教育理论课程。由于教育理论本身并非是“纯粹理论”，而是一种实践性理论，主要目的是“改进”和“指导”实践活动，其所关心的是掌握教育理论的主体作出合乎理性的行动。而从教育系专业课教育学和作为公共课的教育学的区别来看，公共课教育学又带一定的综合性、应用性。所以公共课教育学的性质是带有综合性、应用性的基础理论。这里所讲的基础是作为教育技能类课程和教育实践类课程的理论基础。因此，高师公共课教育学合理的课程目标应当是:主要向高师学生传授教育学的基本概念、范畴、原理和法则，以澄清纠正一些教育观念，由此树立正确的、先进的教育理念，培养学生积极的教育情感。公共课教育学不应当培养学生具体的教育教学技能，或者说这不是其主要任务。

　　二、科学的方法和程序

　　公共课教育学知识结构的形成过程要具科学性，就必须要考虑运用科学的方法和程序来选择和组织教材知识内容的问题。

　　1. 科学地分析和评估现行教材

　　公共课教育学教材建设问题在新中国成立不久就提上了议事日程，在批判凯洛夫教育学思想的时候，教育理论界和教育行政部门就希望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学，反映中国实际、解决中国的教育问题，但是直到今天这个任务也没有完成。50多年来教育学教材出版了一本又一本，真正有特点有质量的却不太多，大多数教材有雷同之嫌，公共课教育学教材整体上并没有表现出一种“超越的态势”。原因固然很多，但是后来者在编写教材时是否对先前的教材作了系统分析，如先前教材在哪一方面有问题，在教材编写中是否可能克服、如何克服，恐怕没有。众多的公共课教育学教材、教学改革的认识仅停留在一般性评论上，较多的是感受，经验分析多，缺乏一套科学的分析和评估方法，因而定性描述多，定量分析少，这样无法为教材编写提供具有诊断性价值的信息和资料。

　　2. 运用先进的课程教材编制理论与方法

　　理论指导实践，课程教材编制的理论指导教材编制的实践。公共课教育学教材编写质量的提高，必须摆脱经验式编写模式。首先要获取课程目标的信息并经过教育哲学和学习理论两把“筛子”的筛选，并用正确的方式陈述目标，最好能把课程目标进行分解以建立目标层级系统。

　　R.M.加涅的教育设计理论就进行过这种探索，加涅的课程层级系统如下:

　　(1)终身目标，该目标是指课程结束时所学知识将来要继续使用(成为后继学习的基础);

　　(2)教程终极目标，该目标陈述教程教学刚结束时的预期行为;

　　(3)单元目标，该目标指对一组目标所预期的行为规定，这组目标在组织教程方面有共同的目的;

　　(4)具体的作业目标(建立性能动词系统)，是在某一教学阶段中所获的具体结果，而且很可能处于任务分析的适当水平;

　　(5)使能目标(确定行动动词)，即对具体终点目标来说是必要的或具有支持作用的先决条件。[4]这样对确定课程目标进行由上向下逐层分解。落实到具体的行为目标上，以此确定具体的知识点，再以反方向顺序把各知识点组合起来，构成节、单元(目)、章、篇而形成教材体系。公共课教育学要运用这种方法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3.开展广泛的教学试验

　　实验法被公认为是课程设计的科学方法。公共课教育学教材要取得理想效果就应深入开展教育实验、要在实验的过程中收集各种信息，包括来自任课教师的、来自学生的、来自在中小学任教的教师、来自教育行政部门的各种意见，在这个过程中应设计科学的调查问卷，制定切实可行的评估量表，然后根据反馈的信息，进行修改，然后再实验、再修改直至比较满意为止。

　　三、更新的观念和内容

　　知识要素是构成教材知识结构的基础，时代的发展和研究水平的不断提高使得这些知识要素发生相应的变化。公共课教育学以基础理论为主，要保持一定的稳定性，事实上不光是公共课教育学，就是专业教育学教材也是围绕教育基本问题(本质、目的、教育主体，内容、方法过程、组织领导等)展开的，但是这些基本问题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看法和认识，教育学要及时反映教育实践、教育改革和教育发展的新趋势，及时吸收相关的新的研究成果，而且其本身要渗透符合时候要求和未来趋势的教育观念，这就必须使公共课教育学知识要素现代化。

　　1.公共课教育学要体现现代教育观念

　　教育观念，也称教育观，是人们在教育实践上对教育的系统的理性认识，可以分为广义的教育观和狭义的教育观。狭义教育观是对整个教育或不同教育的一些共同问题或基本问题的认识而产生的教育观，分为教育本质观——对教育是什么的认识，教育价值观——教育的作用问题，教育实践观——教育怎样发挥作用(直接干预/指导服务)，教育质量观——对教育结果的认识。这四种观念之间存在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关系。从实然的事实逻辑来看，教育的价值观影响教育本质观，从而影响教育实践观与教育质量观，但是从应然的事实逻辑来看，有什么样的教育本质观，就有什么样的教育价值观，从而有什么样的教育实践观和教育质量观，故教育本质观具有中心地位、支配地位。[5]教育本质观是通过教育的定义体现的，公共课教育学教材对教育的定义可以归结为教育即培养，这说明公共课教育学反映的是一种教育活动的园丁模式。崔相录认为，教育活动的方式在历史上共有三类，[6]一类是教工模式，教师相当于工人，学生相当于材料，学校相当于工厂，教育相当于制造，教育目的就是造就人;二类是园丁模式，教师相当于农民、牧民、饲养员、园丁，学生相当于田地里的幼苗、草原上的羊羔、花园里的花草，教育相当于种植、饲养、养育，教育目的在于培养“新一代”或“接班人”。

　　园丁模式教育，本质上依赖于有机体的自然成长，依赖于有机体对环境的适应本性，简言之，是“法自然”的教育。这种模式是有机论在教育中的反映，也是人类行为的农业模式的体现;三类是指导模式，这种模式认为教育活动是人与人间的交往活动，教育的目的在于个体和谐而充实的成长与发展。

　　在这里，教育者只是一个对个人具体发展过程的帮助者、指导者，而受教育者是自主发展的主体.可以选择自己的发展目标，设计自己的未来。这种教育模式在欧洲教育运动和美国的进步教育中就有相当的酝酿和明显的表述，但到了二战以后，才被很多教育家所承认。这是人论(个体本位)思考的结果。显然，公共课教育学知识内容渗透的教育观念必须现代化，要把教育理解为一种交往过程，突出教育主体的主体性和主体间性。

　　在公共课教育学中体现这种观念，需要更新四大外围观念，即“生命”观念、“需要”及“社会需要”观念，“生产”观念，关于“成长”和“发展”的观念，[7]从而使课堂焕发出生命活力。由于交往是教育活动的特点，因而教师活动方式、学生活动方式与交互作用的方式在具体的教育过程中就十分重要。

　　2. 加强“教育”概念的解析

　　教育是什么——教育本质观在教育观念中具有核心的支配的地位，公共课教育学应该加强对这一概念的解析。因为“教育”是教育理论的核心概念，也是树立正确教育理论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所以对这一概念应从内涵与外延方面作较为详细的分析。对教育概念的分析要扩展其视野，首先要分析教育的发生机制，要从人类学、社会学、脑科学、心理学等多学科角度分析教育发生的可能性，提示人具有可教性，要从文化传承的角度提示教育发生的必要性，区分教育与自我教育，以澄清教育史上“内论”与“外塑论”的论争，明确教育的师授性，他控性特点。教育是一个外因作用内因的活动与过程，从根本上说是改变人的身心发展状态的行为。其次要分析教育现象、教育问题、教育活动、教育事实、教育价值、教育规律等常见的概念，要区分出教育的不同表现形态。胡德海教授曾经指出:“翻开国内出版的教育学书，几乎都少不了教育本质一章，而教育现象则往往付之厥如，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陷，值得我们为之补正。”[8]之所以提出分析这些概念，是因为每一本教材在定义教育学学科的概念的时候，都要涉及这些概念，在结构安排上，许多教材在绪论中讲教育学的定义、任务、发展简史与研究方法，然后在第一章讲教育概念或本质，这种安排是不符合人的认识规律的。教育现象或教育问题等已先在绪论中出现但又没进行解释，这个概念是作为一个给定的概念出现的。较好的处理办法是把教育与教育学作为一章加以处理，在这一章内容中较为详细地解析教育概念，特别要分析教育的不同形态。此外，许多教材在分析教育与社会发展和教育与人的发展时，“教育”一词的含义并不一致[9]，前者中“教育”乃是从一种事业、一种“机构”的角度使用的，这使学生在学习时感到困惑，因为我们关于“教育”的分析都是从教育活动的角度进行的。

　　事实上如果在“教育与教育学”部分就指明“教育”概念的一词多义，基本上可以避免这个问题。法国学者米阿拉雷较好地分析了“教育”的四种含义:

　　(1)作为一种机构的教育，含有教育制度的成分;

　　(2)作为活动的教育，包括经常说的几个方面:目的方面、方法和技术方面以及所涉及的心理过程方面;

　　(3)作为内容的教育，有教养的人(或译受过教育的人)。[10]此外，作为活动的教育其构成要素的分解实际上构成了“普通教育学”研究的基本问题。公共课教育学涉及到的知识也在这个范围之内，这样分析有助于高师学生整体把握“教育学”的框架。

　　3.指明教育与创造(新)、教育与人的创造能力的关系

　　《学会生存》中说:“教育的未来在于设计一种教育机构，这种机构要利用工业与技术上的效率去获得知识，而同时又要培养集体的创造力以促进人类关系的发展”，[11]“如果我们能在批评、民主地参加活动和创造性的想象，同在行动的、科学的、理性的组织中享有权力结合起来，以激发蕴藏在人民深处的潜在资源和潜在能力，那么，未来就属于我们。”[12]的确培养人的创造性应成为教育的目的之一。在当代，知识经济和多元文化成为社会发展的两个重要特征，无论保存和发展民族文化还是发展经济，人们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即人的创新素质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时代呼唤教育培养创新人才，但是教育能完成这个任务吗?怎样的教育才能完成这个任务?围绕这些问题有许多争论，教育学理论必须回答。实际上，“教育既有培养创造精神的力量，也有压抑创造精神的力量。教育在这个范围内有它复杂的任务。这些任务有:保持一个人的首创精神和创造力量而不放弃把它放在真实生活中的需要;传递文化而不用现在的模式去压抑他;鼓励他发挥他的天才能力和个人的表达方式，而不助长他个人主义;密切注意每一个人的独特性，而不忽视创造也是一种集体活动。”[13]在教育与创造这个主题之下，个性教育、主体性教育、个别化教育等内容都可包含进去。

　　4. 补充学习理论的有关内容

　　我们正处于一个学习化的时代，终身学习终身教育是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学会学习就是这个生活方式的基础，这不仅是作为一般的教育任务体现在学校教育中，也作为一般目的体现在一切教育形式之中。要学会学习首先就要了解人类如何学习，人的学习有什么规律，这是关心人的素质形成和必然要解决的问题。当今时代我们极力推行素质教育，但关于人的素质的形成和发展的机制并没有引起太多的关注。

　　R.M.加涅在《教育设计原理》一书中对人的素质结构作了分析，把人的素质分成三类:先天素质基础，主要指一个人的神经解剖学基础，与我们所说的遗传素质相同;在发展中形成的素质、能力和人格特质，其特点是稳定性;后天习得的素质即言语信息、智慧技能、认知策略、动作技能和态度五种习得的性能，其特点是累积性。[14]这几类素质形成机制是不一样的，后天素质与性能是经验类化的结果，即形成和发展的机制是类化经验。这种经验类化具有一定的规律，这些规律反映的是学习的内部条件、外部条件与学习结果之间的内在联系统称学习规律，这是学习理论的核心知识。据冯姬研究，学习规律可以分为两类五种，其中一类为一般规律，即学习的动机及积极性形成的规律与迁移规律，另一类为特殊规律，即知识、技能的形成规律与社会规范的接受规律。[15]这五种规律直接制约知识、技能与社会规范的学习以及能力与品德的形成、发展，是提高人的素质的重要依据。 因为“教”与“学”的关系是教育关系的基本特征，“教”的法子要根据“学”的法子，故教育规律应建立在学习规律之上。如果这样，就可以避免传统的公共课教育学甚至教育理论中德、智、体、美、劳各育都讲本育的目的、意义、内容、过程、原则、方法诸多内容重复，又缺乏各自意义的比较(即各育都大讲自己重要，合在一起就什么也不重要)的老毛病。

　　四、知识组合结构化

　　“我们不能希望通过填鸭式地把更多的科学事实塞到人的脑子里并把那些过时的学科从课程计划中删掉的办法去吸收迅速猛增的知识。”[16]的确，在学科不断分化与综合、知识爆炸、知识老化与知识更新异常迅速的大趋势下，教学内容的合理取舍是教材编写中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这就必然要精选基本的、基础性的知识，而基本知识应当贯通于不同层次、知识单元的结构化的教材，这样才能渐次扩大学习深度与广度。因此必须摒弃百科全书式的、网罗式知识的倾向。公共课教育学知识结构也应当如此，必须精选知识要素，并使知识要素之间形成有机的结构，以增强公共课教育学理论知识的应用性。

　　1. 走出知识体系建构的误区

　　所谓知识体系建构乃是运用概念，变量、陈述及经验论证而得到一个进行逻辑推演的分析框架，一个演绎系统。在我国研究和建构教育教学体系由来已久。新中国成立后不久(1955年)教育部就提出要创建和发展新中国教育学的主张，1958年又提出“教育学中国化”的口号，60年代初教育界展开了有关“教育学体系”的学术讨论，并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学知识体系作出了努力，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并未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70年代末刚等人重新提出教育学体系问题。80年代初教育学界关于教育学教材编写成为一个研究热点，人们发现教育学教材水平不高，问题较多，其中一点就是教育学缺乏一整套从逻辑起点到沿逻辑展开到逻辑终点的相互关联的概念、术语、范畴和命题的严密体系。于是人们提出要建构教育学体系，并提出多种多样的框架设想。探索教育学体系的努力是必须的，但前提应当是在正视教育学分化成为教育学科群的基础，进行更高程度的综合，应超越近代来的传统教育学范式。问题是公共课教育学课程不应当追求这种严密的理论体系。

　　因此，体系建构的误区在这里实际指的把体系建构任务作为公共课教育学的任务之一。之所以认为这是一个误区，实在是因为作为教材不仅仅要反映学科逻辑。还要反映心理逻辑。教材应该体现出逻辑性但逻辑性不等于学科体系，教材所体现的应该是教材体系，一味追求严密的学科体系，就会混淆专业课教材的知识体系和公共课教材的知识体系。公共课教育学教材的知识体系根本任务是为了建构教师的教育学修养。

　　从比较的角度来看，国外用于师资培训的教材(教育学、教育原理)也是不追求学科逻辑体系的。陈桂生教授对此进行了分析和比较，他考察了美国、日本、法国、葡萄牙、德国、英国的几种有代表性的用于师资培训的教育基础理论教材，发现这些教材是以师资培训需要为出发点，不讲求“理论体系”，内容往往比中国教育学教材更广泛，主要以“教育事实”研究为主，而不象中国教育学注重正规教育的结构与规范，实际上主要去说明“应有”的教育是什么，因此中国教育学容易发生版本雷同现象。[17]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教育理论界对教育学反思进一步系统化，在这个过程中人们认识到教育理论中同时具有多种成分、描述性成分、形而上学成分、价值成分、经验成分，或者有教育科学成分、教育技术成分、教育价值成分、教育规范成分。于是相应地教育理论应分为教育科学、教育哲学和实践教育学。陈桂生教授则提出教育学理论、教育技术理论、教育规范理论和教育价值理论。

　　同时，人们认为公共课教育学的目的在于指导未来实践活动，而这种指导是在科学基础之上提出的各种建议，以规范教师的教育行为(教育应当做什么，不应当做什么)，故人们认为高师公共课教育学应当是“实践教育学”。[18]实际上这里面仍有体系建构的影子，同时又把实践教育学等同于教育研究中的应用研究，这一点反映了人们期待教育理论的技术化心态。高师公共课教育学能不能以实践教育学作为追求?这个问题尚须深入研究。

　　2.实现教育理论知识的整合

　　公共课教育学要吸收现代教育科学研究新成果，又要避免无所不包的“大教育学”模式，就必须对教育理论知识进行整合。实现整合首先就得转换理论的视角。比如在公共课教育学中最为常见的教学论与德育论并列，课程与教学等经常发生逻辑混乱，如果把教育目的(目标)转换成学习结果，就可把德、智、体、美、劳转化为知识的学习、技能的学习、态度的学习，从探讨学习条件、学习规律到建立新的教学论体系。而最重要的视角转换乃是把“教育=培养”转向“教育是特殊的人类交往活动”，建立交往的教育模式，以师生的共同活动来阐述教育过程、组织形式及教育方法技术，从而贯通各育的有关问题。这也符合奥苏贝尔教材组织与编写的综合贯通原则。叶澜教授主编的《新编教育学教程》就把目的、制度、课程整合起来，以学校教育模式的方式展现，这是代表未来发展方向的探索。

　　3.以“人的素质形成发展”为主线

　　公共课教育学也具有逻辑性，这个逻辑性反映在各章、节的组织线索上。公共课教育学常见的组织线索有“教育”主线，“老师工作”主线。我们认为教育学是研究如何更好地提高人的素质的学问，应突出“人的素质形成发展”的主题，以此线索，公共课教育学可以“串联”各部分知识，如把全面发展的教育转换成知识学习、技能学习、态度学习，从人类的习得性能这一后天素质的发展来安排有关内容就体现了这一主线。

　　4.以范例方式实现教材结构化在学科课程中，教材内容的组织总的来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按学科结构组织，一类按范例方式组织。以学科结构方式组织内容是J.S.布鲁纳所提倡的结构主义课程的方式。该理论强调学科的基本结构，布鲁纳说:“不论我们教什么学科，务必使学生理解该学科的基本结构”，[19]教学，“与其说是单纯地掌握事实和技巧，不如说是教授和学习结构。为什么要学习和教授学科的基本结构呢?是因为:第一，懂得基本原理可以使得学科更容易理解;第二，可以更好地记忆知识;第三，促进知识技能的迁移;第四，能够缩小高级知识与低级知识之间的差距。不仅如此，掌握一门学科的基本结构不仅要掌握其一般原理，而且还包括这门学科的态度和方法。”[20]布鲁纳提出了两条教材编写的原则:第一，给予哪些和基础有关的普遍的和强有力的观念和态度以中心地位;第二，怎样把这些教材分成不同的水平使不同学校里不同年级、不同水平的学生的接受能力配合起来。

　　学科结构曾被认为是课程内容现代化运动中的标志性流派，在60年代的美国十分盛行，但是由于该理论对教师素质要求太高而失败，况且这种理论在科学教育课程中取得了效果而在社会学科的尝试却不太成功，很难找到能概括全部内容的“基本结构”，同时这种课程要求使用发现学习的教学模式，与学生的学习模式(有意义接受学习为主)不相吻合，故在实践中确实难以实施。其过分偏重学术性学科也与公共课教育学的实用理论色彩不符，所以按学科结构的方式来组织公共教育学的知识也是不太可取的。

　　组织教材内容的范例方式来源于前西德20世纪50年代提出的范例教学理论。它的基本思想是:按学科结构方式组织教材往往造成教材过剩，这是因为这种方式受到学科系统性、完整性的限制，教材知识内容很难精简。范例教学理论产生的缘起正是要克服当时西德为适应“知识爆炸”的形势所搞的百科全书式教育的弊端。百科全书式教育导致知识庞杂臃肿，增加了学生学习的负担，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受到了严重摧残。在1951年的图宾根会议上与会代表指出，为了培养有真才实学的人，必须改革教材，加强该学科知识的基本性、基础性，并通过范例的接触，训练学生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独立工作的能力，马丁瓦根舍因系统地阐述了这一思想，这就是“范例教学”理论，后来克拉夫基又对“范例教学”进行了深入探讨。 当然，范例教学也有其历史渊源，最早可追溯到苏格拉底的“产婆术”，在近代则有裴斯泰洛齐的“要素教育”的主张。范例教学中的“范例”这个词来源于拉丁语，它是“exemplum”这个名词的形容词，意思就是“例子”，或者说是“好”的例子、“言简意赅(特别清楚)的例子”、“典型的例子”，所以范例教学就是根据一个问题领域或一门学科的一个或一些例子掌握一般，更正确些说，或多或少可作广泛概括的知识、能力、态度，换言之，让他们获得本质的、结构性的、原则性的、典型的东西以及规律性、跨学科的关系等等。借助知识、能力、态度，就够能理解并解决一些结构相同或类似的单个现象与问题。

　　因此，以范例方式组织教材的知识结构就是主张从整个课程资源中选取最基础、最本质的部分知识作为范例，以供给学生学习。“它不仅要把握个别知识，而且要把握同类型的教材，研究科学认识的本质，甚至明了人类的意义。”德博拉夫认为，范例方式有四个特点:

　　(1)专题性——不同于作为系统科学知识的教材，而是选择专题性的教材。

　　(2)发现性——摒弃接受现成知识的教案，学生通过自身活动去解决课题。

　　(3)发生性——不是蜻蜒点水式的涉猎累积的全部知识内容，而是返回问题的原点。

　　(4)基础性——“基础教育功能”。[21]因此，范例方式不强调教材知识内容的系统性和完整性，在教材上“敢于跳跃”，范例方式作为精选教材、克服教材过剩化的手段而提出是理所当然的。

　　以范例方式来组织公共课教育学的知识结构是较为适当的。20世纪以来教育学科分化发展的结果，是教育理论知识的迅速增长，一些交叉学科、边缘学科不断涌现、成长，早已突破一本教育学的格局，教育理论也被划分成两大不同类型，一是以教育活动为研究对象的各门学科，二是以教育理论(研究)本身作为研究对象的元教育学。“而公共课教育学在分类体系中并没有独立的位置。当教育学作为一门师资训练的必修教学科目时，具有概论性质，就像普通物理学、普通心理学一样。它更多地以教材体系表现其内容，是一门教学科目(subject)很难说是科学体系中的一门学科(discipline)。”[22]故公共课教育学本身就没有一个可作为学科结构编排的学科体系存在，同时它也不应该是各门教育学科知识的缩编，而应以教师所需的教育学修养为根据，组织专题性、基础性、范例性的教材。在我国公共课教育学教材中，《新编教育学教程》和“案例式”教材具有范例式教材的色彩，我们当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

　　[参考文献]

　　[ 1 ]陈侠.再论课程原理[J].课程教材教法，1989，(4):15.

　　[ 2 ]叶澜.新世纪教师专业修养初探[J].教育研究与实验，1998，(1):43.

　　[ 3 ]胡宜.专家教师的教学专长的知识观、技能观与成长观[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0，(2):58-59.

　　[ 4 ] (美)R M加涅等著，皮连生等译.教学设计原理[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195.

　　[ 5 ]孙锦涛.关于教育观的思考[J].教育理论与实践，1999，(4):3.

　　[ 6 ]崔相录.教育理论中悖论的研究[J].教育理论与实践，1989，(4):8-9.

　　[ 7 ]张进峰.发展教育理论需要革新四大外围观念[J].教育理论与实践，1994，(4):5-10.

　　[ 8 ]胡德海.论教育现象[J].教育研究与实践，1991，(1):1.

　　[ 9 ]余逸群.论教育学教材的层次性、科学性和民族性[J].教育评论，1988，(1):9.

　　[10]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编著，华东师范大学比较教育研究所译.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R].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182.

　　[11]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编著，华东师范大学比较教育研究所译.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R].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188.

　　[12]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编著，华东师范大学比较教育研究所译.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R].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188.

　　[13]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华东师范大学比较教育研究所译.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R].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188.

　　[14]张振新.加涅的学生素质结构观及其对素质教育的启示[J].课程教材教法，2000，(4):16-19.

　　[15]冯姬.概述人的素质及其形成发展途径[J].教育研究与实践，2000，(1):56-60.

　　[16]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编著，华东师范大学比较教育研究所译.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R].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186.

　　[17]陈桂生.略论外国的“教育学”现象[J].比较教育研究，1995，(2):29-30.

　　[18]陈桂生.“实践教育学”问对[J].高等师范教育研究，1995，(5):28-30.

　　[19] (美)布鲁纳著，邵瑞珍译.教育过程[M].北京:文化教育出版社，1982.31.

　　[20]丁之奇.布鲁纳的“课程论”初探[A].瞿葆奎.教育学文集课程与教材[C].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8.192-194.

　　[21] (日)井上弘著，钟言译.教材结构化的逻辑和策略[J].外国教育资料，1991，(2):13.

　　[22]唐莹，瞿葆奎.教育科学分类:问题与框架[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3，(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