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英教育管理学文献中开始频繁使用范式一词。我国从20世纪90年代后开始对教育管理研究范式进行探讨，短短10多年的时间，教育管理研究范式对教育管理研究发展的影响和作用也在不断加强。克服单一范式的弊端，选择和发展以复杂科学为哲学基础的综合范式，是教育管理研究范式发展的未来趋势。

　　教育管理就是教育管理者采用一定的手段和措施对管理客体施加积极的影响，实现学校工作目标的活动。从其管理内容来看，涉及学校工作的各个方面，包括教学管理、科技管理、学生管理、人力资源管理、资产管理、后勤管理等。“范式”是美国当代著名的科学史家和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于20世纪60年代提出来的一种哲学思想，库恩坚持强调对“范式”“只有完全从哲学上理解它才合适”。如果从哲学上理解，“范式”在形式上表现为一个科学共同体所使用的符号概括、模型、范例等，其内涵则是这套研究方法、评价标准所秉承的“形而上学承诺”，即对世界本体的基本假定。关于教育管理研究的范式，有的人将其分为类推一演绎的范式、经验一分析的范式、理解一诠释范式、社会一批判的范式。也有人把中国当前的高等教育管理研究范式分为四种类型：经验主义研究范式、学院派理论思辨研究范式、西方体系的研究范式、企业主义的研究范式。但这些分类法只是注重了教育管理研究在“符号概括、模型、范例”等外在形式、方法上的相同性，但这还不能构成真正意义上的范式，“因为范式一定是具有哲学意蕴的，而这些具体的研究方法本身并不意味着何种哲学观念和方法论倾向，所以仅有具体方法构不成范式”。所以我们考察教育管理研究范式，就应上升到哲学层面，从教育研究方法人手分析其哲学基础——实证与诠释。

　　一、实证——西方教育管理研究的主导范式

　　实证与诠释是对事物的两种不同认知方式，发展而为两种不同的哲学思想。伴随社会哲学思潮的发展，西方教育管理研究方法经历了三次转变。第一次是从诠释向实证的转变。西方最早的教育管理研究方法是诠释。远在公元前4世纪，柏拉图在雅典城的阿克德米(Academy)学园从事教学时，就进行了教育管理方面的研究，他在《理想国》中阐述了其理想的教育管理体系。在中世纪的大学，大学教师围绕大学自治、学术自由等发表自己的观点，争取大学的地位和权利。17世纪、18世纪，教育成为公共事业后，产生了近代意义上的教育管理研究，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的《大教学论》和《组织良好的学校的准则》成为近代教育管理研究最早的成果。从总体来说，20世纪以前，教育管理研究很少采取实验、测量等方法，主要通过思辨、解释来探讨教学管理、学生管理、教师管理等教育管理领域涉及的一些问题，从总体上看属于诠释方法论的范畴。20世纪初，以佩恩和哈里斯为代表人物率先详细阐明了新的行政管理所需的新科学原理，他们的研究方法和价值观受思辨哲学的影响，仍然属于诠释的方法。而以教育学家桑代克等为代表的一批研究者，在20世纪初开展了美国规模庞大的学校调查运动，桑代克还认为“人性的真实情况可以成为量化的科学研究的材料”，他们运用调查、统计、教育测量、教育实验等方法对学校管理效率、财务效益、学生成绩等进行以量化为主的研究，揭开实证研究的序幕。而欧美出现的新教育运动和进步主义教育运动，推动了欧美各国教育管理改革的发展，为教育管理实证研究提供了现实需求和生动素材。美国教育家杜威把哲学与教育等同起来，反对传统哲学，主张对社会和教育进行实证研究。他从对学校教育的现实弊端解剖着手，提出了“实用主义”教育观，只相信人的经验，认为有用就是真理。教育管理实证研究范式的代表人物教育学家格林菲斯、哈尔品等认为，教育管理科学只关注和研究纯粹的教育管理事实，而不应关注事实的价值。随着心理学、统计学等科学方法不断引入，教育管理实证研究范式出现繁荣的局面。

　　第二次转变是从实证向诠释的转变。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以格林菲德为代表的解释(诠释)主义范式开始崭露头角。解释主义主张社会是由互动的个人组成的，人们并不机械地对行为做出反应，而是要在交互作用中对彼此的行为进行定义、解释和领悟。他们针对实证研究在教育管理研究中表现出来的不关心人的意识和情感、割裂事实与价值等不足，批判教育管理研究实证主义范式是一种狭隘的科学观，认为不能用数学的和定量的方法来研究和分析教育管理问题，也不能脱离事物的价值判断。还有一些学者试图以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为思想基础，抨击实证主义的事实孤立、价值中立等观点，提倡将教育管理问题置于社会政治文化现实背景中进行研究，进而建构起具有整合性和辩证色彩的教育管理批判理论。

　　第三次转变则是再次由诠释向实证转变。20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80年代后，以院校研究、校本管理等为代表的教育管理实证主义研究范式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院校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美国的学校调查运动。1974年美国发行《院校研究新方向》系列丛书，标志院校研究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是针对美国从精英高等教育走向大众高等教育，再走向普及化高等教育的历程中，美国的高等教育管理系统和高等学校的管理系统所发生的根本性变化，它以具体大学为研究对象，注重解决实际问题。校本管理则是近10年来兴起的学校民主管理、自我管理、效能管理研究，两个流派的研究方法都可以归入实证主义的范畴。

　　西方教育管理研究经历几次转变，出现许多不同范式，形成纷繁复杂的局面，但从研究范式的哲学基础来看，总体上它形成了诠释一实证一诠释一实证的发展脉络，两种范式在论争中交替发展。但综观整个发展过程，西方教育管理研究主要借助以实验为基础产生的科学管理、行为管理等理论和方法来研究教育问题，普遍注重实验与统计等方法的运用，形成了注重客观事实，讲求实证的传统。

　　二、诠释——我国教育管理研究的主导范式

　　我国教育管理研究也有古老的传统。我国的教育发展以儒学的传承为主要线索，在我国伟大的教育家、儒学的鼻祖孔子的经典中，就有许多关于教育管理方面的思想。由于受中国以思辨为主的传统哲学的影响，长期以来对教育管理的研究也以个人思辨和对传统经典的诠释为主，“中国的儒学传统源远流长，自先秦孔门定期规模，历经汉唐诸儒注疏疏解，北宋各家与南宋诸子畅其源流，王门诸子特加发挥，以至20世纪当代新儒家唐、牟、徐赋予新诠，可谓德泽深厚，绵延不绝”。20世纪30年代至20世纪40年代，受西方实证主义教育哲学的影响，中国也曾出现过以实证为特征的教育管理研究，如晏阳初、陶行知等倡导的平民教育运动等，但最终没有形成气候。

　　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国开始了大规模的高等教育改革，许多问题需要从理论上进行探索，从而掀起了教育管理研究的一个高潮，许多高等学校成立教育问题研究机构，对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的理念、性质、类型、培养目标、布局与结构等进行全方位研究，形成了一批研究成果，对迅速恢复被文化大革命所摧毁的教育体系，促进教育改革与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研究的方法主要是以翻译、解释国外教育理论，或以个人的概念、范畴与命题形式揭示教育“规律”，或注解教育政策与预测发展形势，其特征主要是以对文献的分析诠释和发表个人对教育的一般理解与观点，这些研究继承了我国以诠释为特征的教育管理研究传统。“我国在1981年～1997年这17年间共发表的2389篇教育管理论文中，采用实证、调查方式进行研究的文章大约有203篇，占整个文章数的8.49％，其他文章都属于思辨性研究”。2000年以后，我国高等教育从宏观层面的大规模改革转变到微观层面的具体问题，教育管理研究开始重视美国以实证研究为主的院校研究。但目前也是偏重于对院校研究理论和方法的介绍、引进、辨析，对院校研究的范围、内容、功能的探讨等方面，还没有有效运用院校研究的实证范式去研究现实问题，更没有形成新的范式。由于研究范式的单一，使得我国教育管理研究在短暂的辉煌后陷入尴尬境地，研究成果大多是与教育管理现实脱节的理论或空洞说教，教育主管部门不看，学校领导不用，教育管理研究解决不了现实问题而受到冷落，出现了边缘化倾向。

　　三、综合——教育管理研究未来范式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对教育管理研究范式从哲学方法论的视角来看，可以归结为实证与诠释的交替。在长期的博弈中，实证与诠释都显示出了各自的一些不足，也都难以致对方于死地。实证的特点是把研究对象从现实世界中独立出来，假设一种人为设想的理想状况即实验环境来研究，而事实却往往是与教育的各种因素密切相关的，有些事单独看是有效的，但放在更大的环境或背景下看可能就得出相反结果，或者假设的环境条件不可能存在，则由此得出的结论肯定也是错误的。同时，实证研究只重事实而排除价值判断的态度也存在缺陷，因为每个人不可能成为“纯客观”的人，所以在选取样本、设定环境时所谓的“事实”也不是“纯客观”的事实，如果两个价值判断不同的研究者面对同样的“客观事实”就可能得出截然相反的研究结论。所以，自20世纪60年代起，“实证”范式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质疑和批评，内部的因素源于科学哲学的内部革命，波普的证伪主义、库恩的科学范式革命论等直接动摇了建立在逻辑实证主义哲学基础上的方法论原则的基本信念。而外在因素则是20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70年代西方社会出现的一系列诸如反种族运动、越战、石油危机、导弹危机等政治事件使得人们对依靠理想假设建立起来的教育理论感到怀疑。诠释克服了实证的孤立、非价值的缺点，但却容易陷入空泛和抽象。特别是诠释学发展到现在，已经有越来越空灵神秘的倾向，伽达默尔教授说“诠释学是一种幻想力或想象力”，这就使得选用诠释方法来研究教育问题更容易脱离现实，特别是对现实问题缺少定量研究，不能形成有针对性的和令人信服的研究成果。

　　科学革命是一种范式的变换，理论流派之争很多时候也可以归结为范式选用的不同，但范式的背后总是和一定的哲学联系在一起，哲学的发展变化必然带来范式的变化。哲学的发展经历了由混沌到简单，再到复杂的过程，这种复杂是指科学研究领域中与混沌、分形和非线性相关联的“复杂性”，而非指混乱、杂多、反复等意思。以前建立在实证哲学和诠释哲学基础上的教育管理研究范式，经历了思辩诠释、实验实证研究方法的分化后，未来将建立在复杂哲学的基础上，互取其长，逐步走向融合，建立形成一种既重视事实、又重视事实背后的价值，既重视实验和数据、又重视与之相联系的社会环境的综合范式。在这种发展趋势中，特别要注意以下两个问题。

　　一是教育管理研究必须关注现实问题，脱离现实的教育管理研究不会有生命力。目前我国教育管理研究中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理论研究和现实的分离。教育部部长周济在2006年初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年会上就尖锐而又充满期待地指出，他很希望从浩繁的教育管理研究论文中，找到针对当前中国穷国办超大规模教育的现状来改革中国教育管理的具有启发意义的观点或方法，但结果不如人意，很多文章要么是生吞活剥国外理论，要么是对国内现状的归纳总结或对未来的展望，缺乏对现实问题、管理矛盾或困境等的深入研究。所以，在综合范式下，首要的是运用实证方法对现实问题材料的发现、收集、积累和整理，同时充分运用先进理论的指导来进行研究，吸收、借鉴教育管理研究学术成果与相关理论的发展，提高研究的针对性和学术水平，避免就事论事。研究中要敢于提出自己的观点与见解，做到不说大话、套话，避免人云亦云的重复。

　　二是要充分尊重事实的客观价值，坚持论从事(实)出。要从事实分析中得出研究结论与价值判断，不能把领导意图、理论假说当结论。有些研究者通过对教育管理实践的研究得出了自己的结论，但因为结论与其理想的假说或专家权威的观点不符，于是采取削足适履的方法换个说法以证明其假说的成立，或者为了迎合某种时政与时髦的需要，结论在先，而所谓研究只不过是围绕先定的结论或既定政策做注解，找事例，甚至编造数据，假造事实，以虚假的“实证”来“诠释”教育现象或理论。这些都是对实证与诠释的反动。

　　总之，教育管理研究要高度关注其现实性、实践性、应用性，研究者要培养科学的思维方式和哲学观点，学习概念、判断和推理等思辨的规律和规则，掌握分析、综合、抽象等思辨方法，学会运用调查、统计、测量等手段和工具，思辨与实证相结合，通过教育管理实践和实验，运用教育管理理论和其他领域研究成果，研究现实问题，发展教育管理理论，使教育管理研究成为引领教育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

作者：孙孝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