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经济思想在中国的传播，既有推进中国政治经济学多元发展积极的一面，又有排斥阻碍发展的消极影响。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的去意识形态论、鼓吹自由化和私有化等思想严重冲击了中国政治经济学;凯恩斯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的国家干预、福利国家、经济制度等思想对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一、引言

　　在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进程中，面临着经济社会发展与意识形态发展的双重挑战。经济基础的发展，必然会对意识形态产生重要影响，而意识形态的变化，会反作用于社会经济制度与经济观念。如何认识当代西方经济思想流派的发展嬗变对我国政治经济学的影响，坚持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是当前学界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二、西方经济思想对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影响

　　(一)西方经济思想促进我国政治经济学的多元发展

　　西方经济思想在我国的传播，必然会带来价值观的多样化，使我国意识形态呈现出多元化趋势。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政治经济学的多元发展。

　　1.西方经济思想的传播，为我国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创新提供了机会。西方经济思想中的科学理性精神、现代人文精神与人道主义、现代市场经济理论、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和战略都值得我们认真学习与借鉴。只要我们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大胆地接纳吸收人类思想和经济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即使是差别迥异的西方经济思想，我们也能从中吸取养分，为发展政治经济学汲取丰富的素材。

　　2.西方经济思想的传播，为我国政治经济学的开放发展提供了条件。任何特定的意识形态都不可能离开世界文明大道固步自封、僵化不变，都需要在同其他文化的相互交流中提升自身。特别是经济全球化中新现象、新问题层出不穷，各种社会思潮也层出不穷，各国不以意识形态为主要划界标志，这给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主动走向世界文化舞台，与当代各种思潮开展平等对话、交流并论证自己提供了机会。

　　(二)西方经济思想动摇我国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理论

　　西方经济思想从本质上而言，隶属于西方意识形态，它是专属于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的反映，它是为维护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和巩固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而服务的。因此，其发展与传播不仅有可能造成社会主义国家信仰危机的出现，还有可能否定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选择。

　　一方面，我国的政治经济学由于意识形态的根本属性，包含了对马克思理论正确性、正义性以及必然性的坚信与敬仰，马克思主义思想对其重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西方经济思想直接强化对马克思主义的排斥，他们抓住社会主义在发展和改革中的一些失误，攻击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主张意识形态多元化，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造成了社会意识形态的混乱，在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域内出现的不和谐声音，如"马克思主义过时论"、"淡化主流意识形态论"等等，就来自于西方经济思想的侵蚀，其在我国的泛滥势必威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在我国的主导地位，从而导致马克思主义对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影响日益减弱。

　　另一方面，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必然之举，是在社会主义指导思想下所选择的正确道路，也是我国政治经济学所坚持的基本出发点。但西方经济思想认为，社会主义之于中国是一种错误选择，同时，西方经济思想还企图鼓动在中国实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在经济上，他们主张中国应废除社会主义公有制，建立与其如出一辙的市场经济模式，实现经济的私有化、自由化;在政治上，提倡阶级斗争自由化，反对中国共产党执政，企图推进中国与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接轨;文化上，否定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指导地位，全方位抨击我国社会文化政策。

　　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对我国政治经济学的渗透

　　西方经济思想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相遇注定会发生摩擦与碰撞，这对我国政治经济学而言，也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冲击，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为例，其渗透的影响可略窥一斑。

　　(一)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基本观点

　　新自由主义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正如罗伯特·W·麦克杰斯尼所言："新自由主义是我们这个时代明确的政治、经济范式"。新自由主义由古典自由主义发展而来，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70年代末以来流行于西方世界，1990年的"华盛顿共识"标志着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化的初步完成[2]。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是当前西方世界的主流经济学，也是全球绝大多数政党所采取的政治和经济趋向[3]。

　　1.宣扬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过时论。就理论主张和意识形态而言，新自由主义大肆宣扬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失败论。他们认为，20世纪80年代末的苏东剧变以后，社会主义阵营力量削弱，社会主义已经失去生命力。比如美国学者福山就提出"历史的终结"和"意识形态的终结"[4]。新自由主义在政治理论方面主张"三个否定"：否定公有制、否定社会主义、否定国家干预。在国际战略和政策方面极力鼓吹资本主义全球化。

　　财经理论与实践(双月刊)2014年第3期2014年第3期(总第189期)刘新庚，肖继军:当代西方经济思想流派对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影响

　　2.鼓吹经济研究的去意识形态化。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主张以实证主义为研究范式，强调价值中立，宣扬摒弃意识形态，其代表人物弗里德曼就坚持用实证方法来研究经济现象，在西方的宏观与微观经济学教材中，基本上所有内容都被科学化、数学化。这种在经济学研究中去意识形态化的倾向，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重视意识形态作用的思想大相径庭[5]。

　　3.鼓吹私有制，抨击公有制。在新自由主义看来，私有化是一切经济活动得以进行的前提，并据此反对公有制，视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死敌。这种思潮影响到了我国一部分改革者的观念与决策，认为国企改革就是民营化或私有化，有的主张应迅速把公有资产低价卖出甚至送给私人，一些地方出现了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

　　4.主张经济全球化，推行国际垄断主义。张才国指出，"新自由主义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一轮全球化运动的国际大背景下形成的。这一轮全球化是以信息革命为主要技术特征，以国际垄断资本为主导力量的全球化运动。新自由主义从本质上说是为国际垄断资本全球流动服务的。也可以说，新自由主义是国际垄断资本全球扩张的产物"[6]。

　　(二)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对我国政治经济学的影响

　　新自由主义西方经济思想对我国政治经济学的不断冲击，可能会带来与社会主义背道而驰思想的产生，这也对我国政治经济学的发展造成不良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1.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抨击。新自由主义认为由全球化导致的"全球意识"是一种超越阶级、国家与党派的意识同化，必将带来意识形态界限的消除。"那些试图以某种思想文化为主和出发点，来进行所谓新的思想文化的整合，其实，其本身就是意识形态的一种表现"[7]。而实质上，正如我国学者姜迎春认为"意识形态终结论"存在着方法论上的谬误，是"精神分析哲学和社会学方法的僭越"和"历史辩证法的缺场"[8]。

　　2.对市场自由化的追捧。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一直以市场自由主义和去意识形态化的自我标榜，大肆宣扬中国的国有企业应该退出一切竞争性领域，积极鼓吹股份制，故意混淆视听，企图将股份制和公有制概念混同，用股份制来取代公有制。西方经济思想的这一政策主张在我国政治经济学界已经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在理论界和学术界造成了混乱，也影响了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正如季小江所说，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和学者们"在建设市场经济中应避免过多地受自由主义经济学意识形态的侵扰"[9]。

　　3.对中国经济公有化的批判。西方新自由主义思潮从自身利益出发，一方面，在其本国以竭力主张国家对经济的主动干预;另一方面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大力宣扬自由化的经济政策和运营模式，批判公共权力对经济活动的协调。把矛头指向以国家为主体的管理机制，旨在迫使其开放国内市场。"其目的无非是要在发展中国家复辟殖民主义统治，在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演变为资本主义或外围资本主义"[10]。

　　四、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对我国政治经济学的借鉴与发展

　　西方经济思想的传播对于我国政治经济学来说无疑是一种冲击，同时也为我国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就是两个很好的例证。

　　(一)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对我国政治经济学的影响

　　1936年，凯恩斯的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问世，新理论的产生意味着经济领域"凯恩斯革命"的开始，并对日后的资本主义世界产生了重要影响。

　　1.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基本主张。

　　一是强调对经济的国家干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认为，自由放任的观点会扩大经济运行和社会生活当中的不平等，进而导致国家在政治治理和民主制度下发生危机。国家不应当仅仅局限于市场经济的"守夜人"这一角色，应当发挥国家在经济社会当中的积极作用，对经济和社会生活予以必要的干预，通过政府的宏观调控，进而避免"市场失灵"[11]。

　　二是主张建设福利国家。在正统的凯恩斯主义者看来，完全的市场机制根本就不具备自我调节与修复的功能，这种机制在某种程度上是盲目且混乱无序的，自由放任主义无法避免导致贫困产生的失业与低福利问题。因此，应当扩大福利政策所涵盖的范围，由政府为促进民众的共同幸福而提供公共福利，建立起福利国家，从而避免经济危机的产生，保证资本主义制度的平稳运行[12]。

　　三是主张建立混合经济体制。凯恩斯主张在维护私人资本和私有产权的前提下，发展由国家或政府进行调节干预的公私合作的经济，新凯恩斯主流经济学进一步宣扬私人经济(市场经济)和国家调节(控制经济)相结合的混合经济制度，认为混合体制能够把市场决定与政府决定、个人福利和社会福利完美地结合起来，从而能够保证充分就业和经济持续增长[13]。

　　2.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对我国政治经济学的影响。

　　随着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在我国的传播，引发了我国政治经济学的相关讨论及思考，从而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我国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与前进。

　　一是关于国家干预主义的意识形态。黄新华认为，凯恩斯主义把消灭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责任完全赋予国家或政府，这种倾向值得批判，国家对经济与市场的干预不是万能的[14]。李爱民、刘晓林认为，公有制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体，基于这一基础，国有经济的制度势必需要国家在经济活动中仍居于核心地位，政府应发挥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决策导向作用，承担起公共管理和社会事务的职责[15]。

　　二是关于福利国家的意识形态。黄丽蓉认为，凯恩斯思想中的国家干预主义，"总体而言是一种相对和谐的体制形式，这种体制形式在保护西方国家社会经济和效率的同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保证社会公正，保持社会稳定，保证人与人之间和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及和谐社会的意识形态建设有参考与借鉴意义[16]。

　　三是关于混合经济的意识形态。陈招顺认为，"所谓39;混合经济39;并不是一种什么新的社会制度，而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垄断阶段继续发展所必然产生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17]，垄断组织与国家干预的不断发展，只会增加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不稳定性。蒋敦福认为，"混合经济在减轻资本主义经济周期性震荡等方面的确起了一定的作用"，但绝不是解决资本主义经济固有矛盾的灵丹妙药[18]。

　　(二)新制度经济学对我国政治经济学的影响

　　1.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理论。

　　1937年科斯在其论文《企业的性质》中提出交易费用思想以后，新制度经济学思潮在西方经济学界迅速发展，这一学派对我国政治经济学的影响尤为明显。

　　该学派提倡以意识形态促进经济发展。新制度经济学主要是研究经济制度，区别于其他流派，其尤为重视作为非正式制度存在的意识形态对经济发展的影响，重视集体主义对经济创新的推动。诺斯认为，"大集体行动确实存在并且是导致社会变革的基本力量"[18]，并且指出，个人利益与意识形态对个人行为的共同作用，构成了集团行动的基础。格雷夫则将制度因素内生化，强调集体行动的重要作用[19]。奥斯特罗姆则从博弈论的角度进一步发展了集体行动的理论，针对"公地悲剧"、"集体行动困难"等公共行动的困境，提出了利益相关者合约理论[20]。

　　2.新制度经济学对我国政治经济学的影响。

　　新制度经济学传入我国后，国内学术界开展了广泛的讨论，厉以宁、林毅夫等经济学者也开始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中国政治经济制度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其必将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一是新制度经济学意识形态理论在中国语境的运用。新制度经济学思潮的意识形态理论，为我国学者讨论意识形态与经济社会发展实践提供了分析工具。孙凤仪对于意识形态影响在日益渐长的竞争与挑战中逐渐弱化的现象作出了自己的分析，而姚洋则以"国有企业改制"这个中央与地方相互作用为例，展现了意识形态和民营化的多重均衡博弈[21]。

　　二是新制度经济学的集体主义在中国的讨论。徐晓海认为，"个人的力量与行动是受集体行动制约的，也即是受制度制约的，需要集体主义来指导集体行动"，是一种意识形态[22]。卢现祥指出，与其他社会科学一样，经济学不能超脱于集体行动和社会组织之外，经济学的研究目标应当首先是社会群体，而不是仅仅对个人行为进行解释与预测[23]。

　　三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与国家学说在中国的运用。曾宏志认为，必须坚持我国国有企业产权制度的改革，实行政企分开[24]。黄少安认为，科斯定理本身并没有揭示公有产权和私有产权谁更有效率的问题，它只是提供了一个评价的标准。实际上私有产权并不一定比公有产权效率高，20世纪80年代我国农村分田包干就是例证[25]。

　　作者：刘新庚 肖继军 来源：财经理论与实践 2014年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