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建立一种既符合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同时又适合中国传统文化的新文化体系、新价值体系、新道德体系。2010年12月，蔡洪滨被任命为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时，他刚刚度过43岁生日不久。作为一位年轻的院长，蔡洪滨教授一直非常低调和务实。有着丰富留美经验的他曾表示“我个人更喜欢做研究”。日前，《中国经济报告》记者就广泛的话题对他作了专访。

　　中国经济报告：你有在中西方求学的不同经历，在你看来，中国和美国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区别在哪？你如何看待现在国内的经济学研究？

　　蔡洪滨：在我看来，中国的情况可能并不完全适用所有的西方经济学理论。中国的市场经济与西方非常不一样。在中国，一个简单的现象，你都很难概括。光华管理学院的大多数老师都是从海外回来的，他们对中国的经济问题都非常感兴趣。我跟这些年轻的老师说，你们研究中国的问题，一定要到地方和企业多看看。但在国外不一样，在国外做经济学研究是没有调研这一说的。为什么国外就不害怕脱离实际的问题呢？这就是中国与国外的区别。

　　具体来说就是，首先，国内的研究还没有达到分工的层面，系统性的数据也不是那么多，也没有那么多人去收集；有了数据以后，也没有那么多的专家去分析。第二，美国的经济和中国经济不同。在美国，研究一个政策问题，这个政策一出，联邦法案一旦成为法律，各个地方都得执行，不执行就会有人来起诉你。而中国出一个经济政策，在沿海地区是一个执行结果，在中西部又是另外一个执行结果。这么大一个国家，这么多不同的情况，各个地方的执行结果五花八门。根据这些情况，收集一个全国的数据，你根本不知道数据背后的故事是什么。只有到各地了解实际情况，才知道收集到的数据是什么。所以，国外的经济学家不主张调研，但是回到中国一定要做调研。

　　以国际贸易理论为例，最新的贸易理论认为一个国家的出口应该是有效率的企业出口，在中国做一些实证研究会发现，这个结论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形式完全不一样，和现有的贸易理论也完全不一样。不能简单说这些理论不对，应该思考，这些理论在中国为什么会不对，不对的原因是它的假设和中国的现实不一样。它的假设是说，一个企业要出口到海外，比开发国内市场要难。但是，中国的现实情况是，如果你是一家广东、上海的制造企业，你去开发国际市场，比开发成都和西安的市场可能还要容易。所以，不同的理论，在中国的适应程度不同，研究中国问题，就一定要对实际情况非常了解。

　　20世纪80年代，市场机制的理念被引入，对推动当时中国的经济改革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90年代，中国开始引进系统的教学体系和研究方法。一批从海外留学回来的学者建立了一些学术机构，如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也采取了新的研究和教学方法。21世纪以来，经济学研究进一步扩展，逐渐形成研究中国问题的氛围，研究成果持续增多，水平日益提高。可以说，一方面，经济学研究在中国发展良好，另一方面，现代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还有很大提升空间。比如，中国的整体研究水平还有待提高，经济学研究人员从数量到质量都还非常不足，经济学研究社区建设还不成熟，学术评价体系和人才市场有待完善，很多领域的研究还只是刚刚开始，等等。当然，也要看到，在中国经济发展的新阶段，经济学研究正在变得日益重要起来。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现阶段改革进入了深水区，重要经济问题的解决需要严谨细致深入的经济学分析。讨论和制定重大经济政策的需求对于中国的经济学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中国经济报告：国外经济学研究一直非常注重模型分析，近年来国内的研究也越来越模型化，你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蔡洪滨：国外经济学的分工非常细。有专门出具数据的，有专门分析数据的，还有各个层次的分析。在美国做研究，你拿到一份数字，它说的是什么，那么我们相信这背后就是什么。所以，即使一辈子在学校里做理论，当你碰到一个具体的问题，把不同的文章和研究报告拿过来，基本上就可以掌握比较全面的事实。在别人已经分析出来的很多事实基础上，你可以就这个现象深入挖掘，最终按照自己的理论维度，朝着有意思的方向去探索。

　　任何一种社会现象、经济现象都是很复杂的，没有一个模型可以客观、完美地描述清楚现象。模型不是来描述现实的，而是抽象化之后用来发现原来没有发现的东西。模型不是试图更真实地描述现象，而是帮助我们理解真实。

　　中国经济报告：那么，在你看来，如何才能把西方经济学理论与中国实践相结合？中国经济理论研究应如何创新？

　　蔡洪滨：中国经济理论的创新，从研究方法来讲，我个人认为应该走国际化和本土化相结合的道路，做有世界水平的中国学问。应该说，国际学术界有一些非常好的研究方法，比如在大样本的数据基础上，怎样提炼出有意义的因果关系。这是很好的工具，我们可以很好地利用。有一种看法是，现在要建立中国的经济学，要把经济学研究大本营放在中国来。有些人为此拼凑一些概念，拼凑一些方法，这些是站不住脚或者经不起实践检验的。还有另外一种看法：中国在搞市场经济，西方经济学模型是不是搬到中国来就可以用？我认为这也是非常不对的。我觉得我们需要掌握好方法，只要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好用的分析方法都可以用，但要确实了解中国的情况，把这种好方法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这样才能做出有意义、有创新性的理论成果。

　　经济学的主要功能并非为了取悦大众

　　中国经济报告：你认为，经济学家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里面，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或者说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蔡洪滨：经济学家当然应该扮演经济学家的角色。经济学的主要功能并非为了取悦大众，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的一部分，它的最终目标是“ofthepeople，fromthepeopleandforthepeople”（属于人民，源自人民，并服务于人民）。经济学在当今中国，好像是一个所谓的显学，大家都在讨论，大家都觉得经济学家很重要。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我是反对这种说法的。说经济学是经世济民的工具，这把经济学太过工具化了。经济学如果能起到这个作用当然好，但是，我认为经济学首先是一种社会科学。我想强调的是它的科学性，经济学跟社会学、心理学及其他社会科学一样，对所研究问题的分析框架，它的前提条件，需要比较清楚，要在一个比较科学的体系下讨论我们所关注的社会经济现象。本文来自《人民政坛》杂志